最后，《水浒传》的语言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水浒传》的语言是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加以提炼、净化了的文学语言。这不但标志着我国古代运用白话语体创作小说已经成熟，而且对整个白话文学的发展也具有深远的意义。由于它从话本发展而来的，因此先天就有口语化的特点。施耐庵又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艺术加工，使其成为优秀的文学语言。小说的语言特色之一，在于明快、洗练，无论叙述事件或刻画人物，常常是寥寥几笔，就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其次在于它的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书中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一些次要人物的语言也表现得很出色，像阎婆惜语言的刁钻泼辣，王婆语言的老练圆滑，都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20．以《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为例，说明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异同。
答：历史演义小说与英雄传奇小说相同之处在于都来源于“说话”艺术中的讲史，在民间流传的基础上由文人加工而成，都有一定的历史因素，也都表现出作者的政治理想和思想倾向。它们的成书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说和演变的过程。两者又有相异点：前者一般是由“讲史”话本演化而成，而后者是从宋元小说话本中的“说公案”或“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前者着眼于全面地描写一代兴废，而后者以塑造一个或几个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为重点；前者比较注重依傍史实，后者的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
历史演义小说是根据史实，敷演大义，在叙事中融进作者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并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政治的和道德的评价的小说。“演义”一词很好地概括了历史演义小说的特点，这就是既有史实的依据，又进行了艺术的加工和创造；既有纪实的成分，又有艺术的想象和虚构。如《三国志演义》就是以三国时期的历史为内容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既不同于历史著作，也不同于纯出于虚构的一般的小说。《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描写的是相当长的一个历史阶段，其基本的历史发展轮廓，重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人物的重要活动，都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只是在具体的情节、细节、人物的思想性格方面，有较多的加工和虚构。
英雄传奇小说以历史英雄人物为讲说对象，更多来自历史传说，虚构的成分比较大，如《水浒传》描写的时期并不长，它是横向扩展，不注重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拘泥于历史事件本身，而广泛地反映某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这类小说，可称之为“英雄传奇”。其特点是由历史上的一时故事生发开来，反映的生活内容，从纵向看不如历史演义那么长，但从横向来看，却比历史演义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几乎涉及到各个阶层的人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描写了市井细民的生活，在描写中又有较多的艺术创造和虚构。如《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位领袖人物，就绝大多数是虚构的，只有宋江、杨志等十几个人物能找到历史的依据，而且活动也不尽相同。
21．简要分析明代中期的三大传奇。
答：明代传奇在嘉靖时期成为剧坛上的主流艺术，出现了被称为“明代中期三大传奇”的《宝剑记》、《浣纱记》和《鸣凤记》。
李开先的《宝剑记》取材于小说《水浒传》，写林冲落草的故事，系李开先及其友人的集体创作。与小说中被动反抗的林冲不同，剧作中的林冲基本上是一位主动出击型的英雄。他与高俅、童贯的斗争，都是清醒、自觉而坚毅的。借宋人之事，演出明代政坛上的一些新场面，《宝剑记》以其充满战斗激情的烈烈雄风．强悍地掠过明代开国后近两个世纪的沉闷剧苑。
梁辰鱼的《浣纱记》在戏剧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通常被认为是第一部用改革后的昆山腔谱曲并演出的传奇剧本。《浣纱记》首先是一出极为崇高而苦涩的爱情悲剧，又是一出沉重的政治悲剧。这部剧本体现出作者对明中叶内忧外患及其根源的担忧，饱含着作者对于历史变幻在哲学上的深沉思考。
传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的《鸣凤记》几乎是与时事同步的政治活报剧，剧中皆是铺陈当朝首辅严嵩的罪恶，这种对现实的及时表现与积极参与使得《鸣风记》成为传奇作品中时事戏的先锋，从而开拓了政治悲剧现实化的道路。
在明代中叶的三大戏剧中，《宝剑记》和《浣纱记》都或多或少地对现实作了曲折的反映，而《鸣凤记》则堪称戏曲史上较早、较完整地反映当时政治事变的悲剧现代戏。
22．论述汤显祖的“至情”论。
答：汤显祖的“至情”论主要是源于泰州学派，同时也渗透着佛道的因缘。业师罗汝芳、亦师亦友的达观和尚、素所服膺的李卓吾先生，对汤显祖确立以戏曲救世、用至情悟人的观念都影响至深。徘徊出入在儒、释、道之问，使得汤显祖更加洞彻事理，更能从容构建自己的“至情”世界观，并在戏剧创作中予以淋漓尽致的演绎和张扬。
汤显祖的“至情”论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
从宏观上看，世界是有情世界，人生是有情人生。“世总为情”，“人生而有情”，“情”与生俱来并始终伴随着生命进程。思欢怒愁等表象、感伤宣泄等渠道，都是情感流程中的不同环节。世间之事，非理所能尽释，但一定都伴随着情感的旋律。
从程度上看，有情人生的最高境界是“至情”，《牡丹亭》便是“至情”的演绎，汤显祖在该剧《题词》中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种贯通于生死虚实之间、如影随形的“至情”，呼唤着精神的自由与个性的解放。
从途径上看，最有效的“至情”感悟方式是借戏剧之道来表达。汤显祖借梨园小天地展现人生大舞台的瑰丽画面，在戏剧艺术中畅快恣意地演绎出无情、有情和至情的三大层面和多元境界。他甚至把戏剧的情感教化作用自由铺张、无限放大，最终把戏剧看成是一种可与儒、释、道并列的极为神圣的精神文化活动。
23．简述《牡丹亭》的题材来源和主题提炼。
答：《牡丹亭》是明代作家汤显祖“临川四梦”中的一部传奇，它取材于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汤显祖以点石成金的圣手，将话本的认识意义与审美价值擢升到新的高度。话本原是两个太守、一双儿女，门当户对，终偕连理的喜剧框架，剧本有意强调了双方门第的差异，将男主人公的社会地位下移为穷秀才身份，就连科学的盘缠都要靠他人资助。话本中的双方父母承认儿女婚姻何等爽快，而剧中的杜大人要认可女婿则比登天还难。话本里的杜丽娘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作者在剧中则淡化这种淑女色彩，突出她的叛逆性格。话本中正反两方面冲突的阵营十分单薄，剧本中则创造了陈最良、花神、判官等一系列新的角色。话本仓促地讲完一个言情故事，剧本则舒缓从容地演述出一个个如诗如画的抒情场面。经过作者的一番改造和提炼，传统的还魂故事具备了强烈的时代气息，突出了明代后期人性解放的鲜明旗帜，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情”与“理”的尖锐冲突。
24．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到《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人物形象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杜丽娘和崔莺莺都是贵族千金，教养和经历颇为相似，《西厢记》通过崔莺莺的叛逆爱情，表达了“反对包办婚姻”这个主题思想。莺莺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郑恒，可是这种包办的婚姻毫无感情基础，她渴望“男欢女爱、一见倾心”的自由爱情，要求郎才女貌的结合，对封建家长表示强烈的不满，最后终于非礼而行，与张生私自结成夫妻。王实甫通过莺莺“以情抗礼”的爱情历程，批判了阻挠青年男女爱情的封建家长，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理想。
《西厢记》中最主要的矛盾发生在崔莺莺和崔老夫人之间，表面上是家庭内部的母女冲突，实质上是礼教卫道者和追求自由爱情的反礼教青年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个外在的“情”、“礼”矛盾，与崔莺莺内在的“情”、“礼”矛盾——青年女子内心的情感要求与无形的礼教藩篱之间的矛盾——内外交流，相辅相成。在《牡丹亭》中．似乎并不存在与杜丽娘相对立的反面人物，然而作品又确确实实写出了封建意识作为一种社会势力对杜丽娘的压制，使人感受到她在一张看不见的罗网中挣扎。杜丽娘所处的环境更为令人窒息，她根本不能像崔莺莺那样邂逅青年男子。因此，杜丽娘的爱情只能靠自己的本能觉醒，靠自己灵与肉的不懈追求，因而，她的反抗比崔莺莺更加主动、坚决、彻底，性格也更为坚强。杜丽娘这个有情的人与无情的世界就这样无形而尖锐地对立着。而进一步抗争的结果，这种人与环境的矛盾便必然转化为“情”与“理”的矛盾，在明代理学思想强化的特定时代，“理”具有制约性，而“情”具有活跃性，两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汤显祖“以情抗理”的理想，即杜丽娘所追求的“天然之情”，追求人性与人的本能被体认。因此，杜丽娘的现实结局只能是含恨而死，但汤显祖托之于浪漫的虚构，给了“情”以神力，能起死回生。于是，一切现实中不能实现的理想都在虚幻的世界中寻得了寄托。“情”终于战胜了灭绝人性的“理”，个性解放的潮流终于战胜了程朱理学。肯定人的欲望存在和存在的合理性，是《牡丹亭》空前的时代特点，也是杜丽娘形象独特性和进步性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从崔莺莺到杜丽娘，在礼教因袭的重负下，她们走出了一条从自发到自觉，由单一反抗到多元反抗的坎坷历程。
25．试述《牡丹亭》浪漫主义的艺术成就。
答：《牡丹亭》在艺术上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绚丽色彩。奇幻与现实的紧密结合，强烈的主观精神追求，浓郁的抒情场面，典雅绚丽的曲文铺排，都显示出其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
首先表现在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作品的非现实题材及其“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决定了它必然采用充满理想色彩的艺术手法。该剧在情节结构上充满了离奇跌宕的幻想色彩，如“惊梦”、“冥判”、“魂游”、“回生”等情节，荒诞离奇，而正是这一系列富于幻想的艺术构思，构成了此剧结构的骨架和支柱，为表达主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汤显祖使人物故事虚到极点，但有时却又落脚到真切的实处，如杜丽娘还阳后必须遵循人间的礼法，受种种无奈的束缚。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将理想与现实融会贯通起来。
其次表现在以一系列抒情场次表现主人公强烈的追求，使其主观精神外化，并在此基础上令戏剧冲突持续升级。《牡丹亭》的重点在于表现杜丽娘心中被压抑的情怀，她内心世界的丰富，她的青春的觉醒。汤显祖以惊人的笔力，揭示出杜丽娘的内心世界，揭示出那个跟她的身份和所处的环境极不和谐的灵魂深处的隐秘。
再次是全剧具有浓郁的抒情诗的色彩，许多曲词能够将抒情、写景和人物塑造融为一体。如“惊梦”中[皂罗袍]一曲，写自然，暗写人生，在清秀婉丽的语言中蕴涵着深切动人的意境。这是杜丽娘由喜转悲、由叹为怨的转折点，写得哀婉缠绵，情景交融，使读者既读到杜丽娘的深情，又无损其大家闺秀的身份。
最后，《牡丹亭》又是一部兼悲剧、喜剧、趣剧和闹剧因素于一体的复合戏．为了争取爱的权利，便不得不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既是杜丽娘本人的青春悲剧，也是家庭与社会的悲剧，“闹殇”、“魂游”等出戏都极其悲凉凄婉；而“闺塾”等出戏则极寓喜剧色彩。这种悲喜交融、彼此映衬的戏曲风格，正是富有中国戏曲特色的浪漫精神的具体呈现。
26．分析《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艺术形象。
答：《牡丹亭》的杜丽娘是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人物画廊中难得的典型形象，汤显祖通过塑造杜丽娘的形象，写出了现实中女性的困境，也表达了自已的至情观。
杜丽娘出于富贵之家，才貌端妍，聪慧过人，对父母无比孝顺，对老师十分尊敬。她自幼受到封建文化教育和严格管束，但她有着对美与爱的强烈追求，强烈渴望冲出牢笼，并为此苦闷忧郁。在“游园”中杜丽娘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美好l与}春与明媚春光的吻合，萌发了对幸福人生的憧憬和对理想异性的渴望。在生存环境没能给她的理想的实现提供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她只能到梦中寻找自己的理想。然而寻梦的失败使她由梦境的喜悦而徒然转为无限的悲怆，但她又不甘心就此死去，死前将自己的画像放在太湖石上等待梦中情人。由唯唯诺诺的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发展到勇于决裂、敢于献身的深情女郎，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一度发展。
杜丽娘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能为情而死，还表现在死后面对阎罗王据理力争。表现在身为鬼魂而对情人柳梦梅一往情深，最终历尽艰阻为情而复生，与柳梦梅在十分简陋的仪式下称意成婚。这是杜丽娘性格的第二度发展与升华，所谓“一灵咬住”，决不放松，“生生死死为情多”。
杜丽娘性格的第三度发展表现在她还阳后对历经劫难的胜利成果的保护与捍卫。面对父亲的淫威和狠心，杜丽娘在朝堂之上，把一部为情而死生的追求史演述得那般动人，就连皇上也为之感动，甚至亲自主婚，敕赐团圆。
总之，杜丽娘作为“情”的代表和化身战胜了作为“天理”化身的封建礼教，这一生动的艺术形象完全体现了作者“理之所必无”，而“情之所必有”的创作主旨。
27．分析比较汤显祖的“临川四梦”。
答：“临川四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四部剧作的合称。《紫钗记》是作者对个人旧作《紫箫记》的加工、改写，表现霍小玉在爱情上的坚贞；《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热情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和强烈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南柯记》、《邯郸记》是汤显祖的晚年作品，分别取材于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写人生无常、宦海风波。综观“临川四梦”，我们可以大致作一些比较。
从题材内容上看，《紫钗记》和《牡丹亭》属于儿女风情戏，《南柯记》和《邯郸记》属于官场现形戏或日政治问题戏。儿女风情戏主要以单向型或双向型的爱情中人为描摹对象，例如霍小玉对李益是十分强烈的单向恋爱，杜丽娘与柳梦梅则是奇幻而又统一的双向恋爱。在风情戏中，女性是占主体地位的，男子则相对处于从属的地位。在政治戏中，男子则是占主要和绝对的位置。尽管淳于棼和卢生都是扯着老婆的裙带往上爬的，但裙带也只不过是男性中心世界的引线而已。
从审美倾向上看，风情戏的主要基点是对人物发自内心地肯定，充满热情地赞颂。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生死恋，有若金童玉女的般配，堪称青春的偶像、挚爱的化身。而政治戏的基点在于对主要人物及其所处环境的整体否定。《邯郸记》中自上而下，权贵者无一不贪婪，发迹者无一不腐败，所以政治戏始终以揭露和批判作为审丑手段。风情戏中的儿女情往往是真善爱的体现，政治戏中的官僚行径则无一不是假恶丑的典型。前者寄寓着作者对人生的肯定与期望，后者则表现了对生存环境无可救药的痛心疾首。
从哲学主张和理想皈依上看，汤显祖的风情戏时刻高举真情、至情的旗帜，而政治戏则反映出矫情、无情的可憎可恶。风情戏不仅在主要人物身上体现出充沛的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和最后权威的裁决是一致的。霍、李的团圆最后还是借助圣旨的权威才得以成就，杜丽娘亦是让皇上充当了证婚人的角色。这说明汤显祖对最高统治者还抱有一定幻想。政治戏中的官僚社会整体腐败不洁，汤显祖便在很大程度上把仙佛两家的出世理想与终极权威联系了起来。
从曲词风格上看，汤显祖的风情戏妙在艳丽多姿，政治戏则显得尖锐深刻。将“四梦”作比较，各有千秋，但“四梦”之翘楚，还是汤显祖自己的评价较准确：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
28．回答《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答：《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相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但两者演化的特征并不一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是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加以生发与虚构，是“实”与“虚”的结合而以“真”的假象问世；而《西游记》的演化过程则是将历史的真实不断地神化、幻化，最终以“幻”的形态定型。
玄奘取经原是唐代的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这一非凡的壮举，本身就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归国后，他奉诏口述所见所闻，由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后由其弟子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赞颂师父、弘扬佛法的过程中，也不时地用夸张神化的笔调去穿插一些离奇的故事。于是，取经的故事在社会上越传越神，唐代末年的一些笔记如《大唐新语》等，就记录了玄奘取经的神奇故事。
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致勾画了《西游记》的基本框架，并开始将取经的历史故事文学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雏形。取经队伍中加入了猴行者，这在《诗话》流传后逐步被社会认可，这在《西游记》故事的神化过程中关系重大。取经故事中的猴行者，以及后来的孙悟空，其形其神，是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融合了历代民间艺人的爱憎和想象后演化而成的。
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取经故事在元代渐趋定型。作为文学作品，猪八戒首次出现是在元末明初人杨景贤所作的杂剧《西游记》中。在此剧中，深沙神也改称了沙和尚。至迟在元末明初，有一部故事比较完整的《西游记》问世。这部《西游记》的故事已相当复杂，主要人物、情节和结构已大体定型，特别是有关孙悟空的描写，已与百回本《西游记》基本一致，这为后来作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的成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9．举例谈谈《西游记》充满谐趣的艺术风格。
答：诙谐幽默，充满奇趣，是《西游记》艺术风格的特色。作者吸收了传统俳谐、民间笑话的成功经验，涉笔成趣，笑料丛生。夸张时，锋芒毕露，使人捧腹喷饭；含蓄时，旨微语婉，令人会心微笑，其中既有对世态风俗的讽刺调侃，也有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悉心体察。
小说的“奇趣”，既跟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有关，也与作者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结合起来表现有关。如孙悟空的热爱自由、不受拘束、勇于反抗等特点，体现着人性的欲求；而他的神通广大、变化无穷，则是人们自由幻想的产物；他的机灵好动、淘气捣蛋，又是猴类特征和人性的混合。而那些庄严尊贵的神佛，在作者笔下也时常显出滑稽可笑的面貌，如玉皇大帝的怯懦无能；太白金星的迂腐且故作聪明；观音菩萨在欲借净瓶给孙悟空时，还怕他骗去不还，要他拔出脑后的救命毫毛作抵押，这些情节不禁令人发噱，而且表现出世俗欲念无所不在，人所难免的意识。其实就是小说中的诸多妖魔鬼怪，也并不尽是丑恶恐怖的，好些妖魔原本是从天界逃脱出来，到了人间逍遥上一阵，做些恶事，或完成其风流宿缘，仍又回天界勤修苦炼，这与沙僧、猪八戒的经历并无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些妖魔鬼怪的故事，也让人读得饶有趣味。
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峻的批判艺术地结合起来，使不少章回妙趣横生，完满地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鲜明爱憎。如在猪八戒的塑造上，其好吃懒做，贪财爱色，弄巧进谗，都受到轻重不同的嘲讽。对唐僧的无能，作者只是讥笑；但当他无情地诵念紧箍咒时，作者却通过行者的无辜受苦，八戒的幸灾乐祸，妖精的逞威行暴，以及唐僧本人的自己造遇险难，毫不容情地进行尖锐的批判。即使对孙悟空“秉性高傲”的特点，作者也不时安排一些局部的失败，给予善意的嘲讽。例如“二借芭蕉扇”时，作者故意让他没学到缩小扇子的口诀，结果就出现这样一副姿态：一个身长不满三尺的汉子，竟趾高气扬地扛着把一丈二尺的大扇，这种不成比例的形体对比，艺术地讥讽了孙猴子的自满。
30．试简析孙悟空“强者为尊”思想的时代特色。
答：孙悟空是个强者。凭本事慑服众猴，被尊为“千岁大王”；也因为他神通广大，就想要夺取玉帝的宝座。孙悟空出世不久，在花果山就不想“受老天之气”，从表面上看来，他“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但当他想到暗中还有个“阎王老子管着”，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忽然忧恼，堕下泪来”，于是他想方设法，打到阴司，将生死簿上的猴属名字一概勾掉，向十殿阎王宣告：“今番不伏你管了!”后来他大闹天宫。原由是：“玉帝轻贤”。“这般渺视老孙!”第一次请他上天，只安排他做一个未人流的“弼马温”，他深感到自己这个“天生圣人”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个人的尊严受到了侮辱，于是打出南天门而去。第二次请他上天，虽然依着他给了个“齐天大圣”的头衔，却是“有官无禄”，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尊重，于是他先偷桃，后偷酒，搅乱了蟠桃大会，又窃了老君仙丹，反出天门。他说“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甚至说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都是顺着强调自我的思路而发出的比较鲜明和极端的声音。这种希望凭借个人的能力去自由地实现自我价值的强烈愿望，正是明代个性思潮涌动、人生价值观念转向的生动反映。然而，作者并不赞成孙悟空“只为心高图罔极，不分上下乱规箴”，不希望否定整个宗法等级制度，作者就让如来佛易如反掌地将他压在五行山下。这形象地反映了封建的等级社会还是不可动摇，维护这个社会的思想也是根深蒂固的。不论你叫嚷“强者为尊”，还是追求“自由自在”，都只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总之，从孙悟空出世到大闹天宫，作品通过刻画一个恣意“放心”的“大圣”，有限度而不自觉地赞颂了一种与明代文化思潮相合拍的追求个性和自由的精神。
“强者为尊”的思想是同封建等级观念相对立的，特别是同以天命论和血统论为基础的君权神授的封建专制思想相对立的，这明显的是带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市民意识的表现。不能忍受屈辱，要求对人和对人的才能的尊重，有强烈的自尊意识也是孙悟空不同于其他英雄人物的重要特点。他的两次大闹天宫，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尊严受到了侮辱。参加取经以后，这种自尊意识也时常有所流露。这种要求“重贤”的思想，虽然与中国封建时代下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联系，但也与当时开始出现的对人的个体价值与人格的肯定这样的自觉意识有关。
31．试述《西游记》的原型精神。
答：《西游记》在生动有趣的动物神话背后。隐含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以不自觉的方式缓慢形成的民族集体无意识——即原型精神。作品前后两个部分，正好构成具有人类普遍精神的两大母题：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不畏艰险的追求探索精神。
原型一：桀骜不驯的个性自由精神。向往和追求个性的自由是人类共有的天性。而《西游记》前半部分的孙悟空形象正是一个神通广大而又遭受镇压的不幸角色。有关这一母题的各种传说通过各种方法流入到孙悟空的形象中来，就自然而然了。孙悟空的这种个性张扬得到作者的充分肯定。这体现在《西游记》的前半部分“大闹天宫”的精彩描写里，在后半部分的取经故事中也得到了极好的展现。我们正是通过孙悟空这个充满原始意象的原型，看出了它隐含的集中了人类向往自由和个性精神的集体无意识。直到明代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童心说”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对这种桀骜不驯的个性的评价有了明显的转变。而孙悟空从桀骜不驯到循规蹈矩的转变，是宋明理学将伦理道德自律上升为本体这一最高目的的鲜明而具体的体现。
原型二：以造福人类为目的的探索追求精神。在《西游记》的后半部分作者对孙悟空仍然持肯定的态度。与前一原型相比这里的探索追求精神具有造福人类的目的，所以是容易被社会所接受的。菩萨要他们取的经是大乘之经，以“普济众生”为目的。因而取经也就成了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精神的象征，成了正义而壮丽的事业。取经的过程中要经历艰难险阻，取经人不仅要战胜来自自然和社会方面的阻碍，更要战胜自己内心的私欲，才能以清净无欲之心去完成“普济众生”的使命。艰难险阻是一种象征，他们交相出现，使得人们不难找出它与不畏艰险的探索追求精神的对应关系。
作者把这两对矛盾统一到一部作品、统一到一个人物身上有深层的意蕴。《西游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于这种矛盾提出了新的看法。如观音对孙悟空使用紧箍咒，目的不是想将其置于死地，而是在对其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孙悟空的一技之长来造福人类和社会。两大原型还有十分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即它对困扰在人们头脑中的个人自由和社会意志这一难题做了解答。对个性而言，它既肯定了个性自由的价值，又指出了它得以升化的价值和途径；对社会而言，它则指出了社会限制和规范过分的个性自由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