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简述清代中前期小说的发展概况。
答：清代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全面成熟期，也是清代文学辉煌的标志。清代文言小说在明代传奇复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了巨大成功。清代初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使花妖狐魅人格化，幽冥世界现实化，大大拓展了文言小说的叙事功能与表现功能。成为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艺术典范。清代中期，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有意与《聊斋》相抗衡，尚质黜华，追踪晋宋，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是清代笔记体小说的代表作品；袁枚的《子不语》记述简略，行文洒脱，表现出向六朝志怪回归的趋势。自此以后的文言小说便以摹仿为能事而渐趋没落。清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不能与明代的三言二拍相匹敌，但在局部方面亦有所创新。清代初年，拟话本小说由改编转向独创，自主性大大增强，《醉醒石》、《照世杯》、《豆棚闲话》等各展风姿，争奇斗妍，其中李渔的《无声戏》、《十二楼》最具特色。清代中叶，拟话本的创作已开始衰落，说教色彩日益浓厚，较有影响的只有杜纲的《娱目醒心篇》。至于长篇章回体小说，更是清代文学的骄傲。清代初年，英雄传奇小说有新的收获，产生了《水浒后传》、《说岳全传》等寄托民族意识，具有时代特征的作品；才子佳人小说风行一时，《好逑传》、《平山冷燕》等超越世俗情欲，抒写落魄文人婚恋梦想的作品不断问世；在学步《金瓶梅》的基础上，还产生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以家庭及社会生活为题材，描写现实人生的世情小说。清代中叶，《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著把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推到了顶峰。《儒林外史》既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又是讽刺小说的典范，“戚而能谐．婉而多讽”，将讽刺艺术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楼梦》的出现，更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不仅是古代小说的最高艺术典范，而且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镜花缘》、《歧路灯》等长篇小说也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3．为什么钱谦益被称为清诗的开山宗匠？
答：钱谦益自觉地致力于清诗建设，嗤点前贤，对明代复古派和反复古派进行尖锐的批判，也各有所取，对复古派取其借鉴古人精神，但不囿于“汉魏盛唐”，剔除模仿形似；对反复古派“取其申写性灵”，摒弃其“师心而妄”，“轻才寡学”。他强调时代、遭遇和学问的重要性，建立起“诗有本”的真情论，确立了有清一代诗风。
在诗歌创作上，钱谦益的诗歌在体制上有明显的特点，就是以七言律诗见长。《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等诗集，大约两千余首诗中，七律占一半以上。他的七律不仅以量胜，而且以质胜，朱庭珍在《筱园诗话》中说：“钱牧斋诗，以七律为最胜，沉雄博丽，佳句最多，梅村较之，不逮远矣。”清初的大诗人各以一体见长，如吴伟业的歌行体，吴嘉纪的七古，钱澄之的五古，而钱谦益自是七言律诗的作手。七律在初唐只用于应制酬答，杜甫以他集大成的才力学问对这一诗体开疆拓宇，使之可以容纳广泛题材，尤长于抒发政治内容，形成七律定型后题材的一变；宋人以他们横放杰出的才能，议论风生的特点把七律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七律题材的再变；钱谦益用七言律诗纪史和纪传，可以说是七律诗体在题材上的第三变。钱谦益以他博古通今的学问，淹唐浸宋的气度，资质超人的天分，在宋明人的基础上，把明清易代之际个人命运的荣辱悲喜山河易主沧桑之变的历史内容注入七言律诗，又为这一已呈衰象的诗体开辟了一片新的表现领域。著名学者叶嘉莹认为我国文学史上七律诗体的演变是由几个天才人物来完成的，始而张衡，继而曹丕，终由杜甫完成，而钱谦益也堪称七律诗体演变史上最好的殿军。
钱谦益在广泛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出奇，故能笼罩百家，肇开风气。他又延引后进，奖掖新人，王士禛、施闰章、宋琬、冯班等人都是由他提携成名。由于他在诗歌领域的重要地位，被称为清诗的开山宗匠。
4．回答钱谦益的《投笔集》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答：《投笔集》是钱谦益最后一个诗集和最重要的代表作品，取班超“投笔从戎”之意以命名。全集共108首诗，均为七律，其中104首分为十三叠，每叠八首．均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构成有清一代绝大之组诗。《投笔集》的创作始于顺治十六年，终于康熙二年，历时五载，其内容都与复明水师进取东南和永历政权的形势有关，其中也贯穿了他和柳如是抗清复明的心迹和踪迹。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对这组诗评价极高：“谱诗摹拟少陵，人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身所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
《投笔集》以七律组诗的形式纪传记史，内容博大宏厚，不仅开拓了七言律诗题材的范围，而且在艺术手法上也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意象的创造上，突出的体现了意象成系列的特点。诗中集中体现了三个意象系列：诗人自我，复明武装，永历皂帝。在诗人自我这个系列里，作者从两方面刻画自我形象和他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在结构上，联章诗要求“和观之，联章若一章；分观之，各章又自成章，其先后次第，自有一定不紊之条理”。《投笔集》为了使结构严密，采取了多种手法，其中有纵横交叉的贯通方式。《投笔集》次杜甫《秋兴八首》的韵，从纵的看，是十三叠以八首为单位的组诗；把十三叠排列起来，押同韵的诗又是八组，各组十三首，这样，利用同韵，每叠一首，反复申写一个意象，赋物抒怀，随韵写志，十三叠诗一组有一组之意境，一韵有一韵的情怀。因此．尽管《投笔集》是七律诗体的最大组诗，仍然是大而有物，丰富中有秩序，体现了诗歌史上少有的宏大典丽而布局有致的美感力量。
5．清初吴伟业的“梅村体”诗歌有何艺术特色？
答：吴伟业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官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凋。”他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它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具体艺术特色如下：
首先，以历史事件为叙事框架。如《雁门尚书行》、《松山哀》、《圆圆曲》等，以潼关大战、松山败绩、清兵入关等决定明朝生死存亡的几件大事为经，以孙传庭、洪成畴、吴三桂个人遭际为纬，构成明朝灭亡的三部曲。诗人有意识地运用诗歌形式表现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反映广阔的时代面貌、社会心理，具有充分的征实性的现实主义特点。

其次，通过人物命运反映社会变迁。在历史事件的记叙中，吴伟业创造性地运用“以人系事”的传统，从人物的荣辱悲欢里引出兴亡感触，表现历史洪流无法逆转的时代趋势。如《圆圆曲》中的名妓陈圆圆，《楚两生行》中的说书艺人柳敬亭、苏昆生等等。他们是地位地下、无法主宰个人命运的一个群体，可是，由于他们与上层人物的种种联系，如陈圆圆与吴三桂，柳敬亭、苏昆生与左良玉等等，因此，他们的命运也就同明清政局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司马迁在说到《史记》材料取舍时有一句话：“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吴伟业选择写什么人物时实际上遵循了太史公的这一条标准，其笔下的人物的命运总是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联。正是这些人物的活动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部分，串联起一段鲜活生动的兴亡史。
再次，博采众长自具一格。梅村体吸收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诗的敷演情节，重在叙事，又摆脱元轻白俗之不足，辅以初唐四杰的精工博丽，晚唐李商隐的婉转流丽，在艺术上创新出奇，形成叙事诗中自具一格的体制，在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方面都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袁枚评论说：“用元、白叙事之体．拟王、骆用事之法，调既流转，语复奇丽，千古高唱矣。”吴伟业把近体歌行“骈、谐、丽、绵”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骈”，指用对偶。吴伟业的歌行对偶用的多而且工巧，有时一连几句十几句都用对偶．给人整饬、匀称的美感。“谐”指声律。吴伟业的歌行大量使用律句，又运用又规律的转韵法，造成和谐悦耳的音响效果。“丽”指讲文采。吴伟业的歌行用语丰富，色彩亮丽，每一首诗都修饰得花团锦簇，华艳动人。“绵”，指重风神。吴伟业的歌行讲究寓意深厚，韵味隽永，总体风貌缠绵含蓄．摇曳多姿。而且，吴伟业写诗时典故随手拈来，更使其歌行古奥典雅．余味无穷。
6．如何理解“梅村体”为中国古典叙事诗开拓疆宇？
答：“梅村体”诗歌，突出显示了吴伟业的艺术创造力，奠定了他在清初诗坛上的和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钱仲联说：“梅村体”体制“为古典叙事诗开拓疆宇”，这个评论是精当的。
我国最早的叙事作品可以追溯到《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五篇是比较完整的叙述周民族的史诗。《国风》中的《十月》、《氓》、《谷风》等也是叙事性强的诗歌。但它们的情节极为原始简单，叙述方式只是略加形象化的排比，不能算是纯粹的叙事文学作品，只能说是我国叙事诗的萌芽。汉代乐府诗，继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叙述作品占了很大比例。《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作为我国诗歌史上叙事诗的“双璧”，标志着我国的叙事诗已经高度成熟了。这之后，我国叙事诗却衰竭了，抒情诗一统诗坛。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写下了《哀江头》、《北征》、“三吏”、“三别”等一批杰出的叙事诗，开了唐代叙事诗的先声。到中唐，李绅、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诗人继承杜甫的诗歌精神，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叙事诗的创作更加繁盛。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尤其显示出超凡的创造力，树立了我国叙事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宋、金、元、明几代叙事诗不够发达，没有出色的叙事诗人，是我国叙事诗发展的低潮期。
从清初开始，叙事诗的境界大开。吴伟业以不同凡响的创作开辟出清初叙事诗发展的全新局面，以往还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写下过像他这么多的以重大时事为题材的叙事诗，包括白居易，包括杜甫。吴伟业的诗歌的主要内容是感慨兴亡和悲叹失节，围绕黍离之痛，吴伟业以明末清初的历史现实为题材。反映山河易主、物是人非的社会变故，描写动荡岁月的人生图画，志在以诗存史。这类诗歌约有四种：一种以宫廷为中心，写帝王嫔妃的恩宠悲欢，引出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如《水和宫词》、《洛阳行》等。第二种以明清战争和农民起义斗争为中心。通过重大事件的记述，揭示明朝走向灭亡的趋势，如《临江参军》、《雁门尚书行》等。第三种以歌伎艺人为中心，从见证者的角度，叙述南明小朝廷的衰败覆灭，如《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最后还有一种以平民百姓为中心，揭露清初统治者暴虐和下层民众的痛苦，类似杜甫的“三吏”、“三别”，如《捉船行》、《芦洲行》等。此外还有一些感愤国事，长歌当哭的作品，如《鸳湖曲》等，几乎可备一代史实。这种以“诗史”自勉的精神，使他放开眼界，在形象地反映社会历史的真实上，取得突出的成绩。梅村体勾画了明亡前后的社会面貌，包含了广阔的历史容量，被誉为“诗史”。
“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吴兆骞的《榆关老翁行》、《白头宫女行》步吴梅村，是梅村体的继响。到了清末，梅村体的写作蔚为高潮。这种影响，确立了吴伟业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梅村体诗歌，既是中国古代叙事诗长期发展的结果，又把中国古典叙事诗推到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7．结合作品分析有“清初三大家”之称的侯方域、魏禧和汪琬在散文写作上有何不同之处。
答：“清初三大家”中魏禧以观点卓越、析理透辟见长，汪琬则写人状物笔墨生动，侯方域的影响最大，继承韩、欧传统，融入小说笔法，流畅恣肆，委曲详尽，推为第一。
侯方域少有才名，早期为文流于华藻，功力欠深，后学八大家，转益多师，臻于成熟。他的散文体裁多样，内容广泛，议论而指斥权贵的如《答田中丞书》等．抒情而抒写怀抱的如《与方密之书》等，评说而论功罪的如《太子丹论》等，或义正词严，酣畅饱满，或缠绵悱恻，声情并茂．或雄辩汪洋，纵横奔放，有唐宋八大家的遗风。敢于打破文体壁垒，以小说为文．则是写掾吏、伶人、名伎等下层人物的作品，《李姬传》是其代表性作品，再现了风尘女子李香君识大义、辨是非的品德和节操，所选的三个典型事件，精择对话组成，切合身份与心境，曲折生动，使人物个性鲜明，堪称性格化的语言，突破陈规，具有短篇小说的特点。
魏禧怀抱遗民思想，关心天下时务，论文以有用于世为目的，反对模拟。人物传记表彰抗清殉国和坚守志节之士，如《许秀才传》、《哭莱阳姜公昆山归君文》等，感慨激昂，低回往复，兼有欧、苏之长。《大铁椎传》是其名篇，叙事如状，写身怀绝技的剑侠的遭际和愤懑，神情毕现，豪爽照人，篇末寄意不为世用的感慨，耐人寻味。《宗子发文集序》纠正模拟剽古之弊，识见精当，行文酣畅，凌厉雄杰，表现出善于议论的个性和明理致用的文章风格。
汪琬散文偏于保守。所作原本六经，叙事有法。碑传尤为擅长，受到后世正统文士的推崇。《陈处士墓表》、《申甫传》、《书沈通明事》等记事简当：不繁，代表碑传文的水平。记叙苏州市民反暴政的《周忠介公遗事》，为世称道，文以周顺昌事迹为主线，写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斗争，突出周被逮时苏州市民仗义执言和群情激愤的热烈场面，有些描写如魏忠贤爪牙被打而“升木登屋”，抱头鼠窜，真实生动，称得上散文中的优秀作品。
8．简答桐城派的文学主张。
答：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槐、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他们在散文理论上前后相承，发展了明代“唐宋派”的散文传统，形成了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
桐城派的开山祖师是方苞，他继承了归有光“唐宋派”的古文传统，提出了古文的“义法”说。所谓“义”，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他说：“义即《易》之‘言有物’也。”这里的“言有物”是要求把儒家思想作为文章的基本思想。所谓“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所运用的形式和方法，包括结构、材料、语言等，所以他说：“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言有序，包括古文写作上的章法、语言、技巧方面的问题。
刘大櫆对方苞的古文理论作了进一步的补充。他认为“义理、书卷、经济者”，是“行文之实”，是文章的内容，如同“匠人之材料”，而“神、气、音节者”，是“匠人之能事”，也就是写作方法与技巧。到了姚鼐，对方苞、刘大櫆的古文理论又有进一步的发挥和补充。他认为应把“义理”、“考据”、“词章”合而为一，才能写出好：艾章。他又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主张把属于思想内容范畴的“神、理、气、味”和属于语言表现艺术范畴的“格、律、声、色”统一起来。姚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散文理论，这比刘大槐又大大进了一步。
桐城派是清代散文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他们的理论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在创作实践上多宣扬封建道统思想。但个别篇章，也能反映一些社会现实，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写人写事，都极真切；姚鼐的《登泰山记》，写登山观日之景，也极生动。这些文章大都简洁平淡，语言洗练，有其独特风格。
9．简介清初到清中叶主要诗派的理论主张。
答：从清初到清中叶出现了许多诗派。清初有钱谦益为首的“江左三家”，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但值得重视的诗学理论有王士禛的“神韵说”，清代中叶则有沈德潜的“格调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袁枚的“性灵说”。
王士禛是清初继钱谦益之后的诗坛盟主。他论诗以“神韵为宗”。“神韵”本于唐司空图的“自然”、“冲淡”之说，而又发挥了宋严羽的“妙悟”、“兴趣”之说，而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最高境界。用较通俗的话解释“神韵”，是指“神彩韵味”而言，就是写诗要境界清远。意味含蓄，不露人工雕琢的痕迹；往往也把那些风致清新、明丽工稳、音节自然流利的小诗所表现出来诗情画意叫做“神韵”。王士禛反对学习盛唐激昂慷慨、豪荡雄壮、浪漫狂放的诗，认为那是自为“高华”、“壮丽”、“大帽子”。他所推崇的是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一派的作品。其理论的真正社会意义是不大的，对诗歌反映现实生活有很大束缚性。他本人的创作实践表明，“神韵说”的提出，标志着清初诗风从现实主义到形式主义的转变。
沈德潜是康熙到乾隆年间诗坛上影响较大的诗人。他论诗标榜“格调说”。他认为诗人“立言”要“怨而不怒”，“温柔敦厚”，而在方法上则要讲求比兴，要蕴蓄不露。这就是要求诗人不要揭露社会矛盾，这就脱离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格调说”是康、乾盛世的产物，是一种助长脱离现实主义的诗风的理论。
袁枚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诗论家和诗人。他论诗主张“性灵说”，主张在创作中提倡写个人的“性情遭际”，写个人的灵感。根据这一标准，袁枚对各种形式的诗风进行了大胆的批判。他反对盲目的拟古，认为是应以“工”、“拙”为标准，不应以“占”“今”为标准；他批判“格调说”所宣扬的“温柔敦厚”的诗教是不可信的谬论；他讽刺“学问诗”是“填书塞典，满纸死气”的僵化物；他批判王士禛的“神韵说”，认为追求虚无缥缈的“神韵”必然脱离“真性情”，是“假诗”。袁枚的诗论，显然深受明术公安派的影响，但他的理论比公安派要具体、系统得多。
翁方纲论诗主张“肌理说”，他是嘉庆年间诗坛上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宗法宋诗，是在考据学盛行下的一个诗派，他认为“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即肌理之理”。他认为把“义理”、“文理”、“肌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够写出好诗。这一诗派是当时的考据学派统治之下的产物，这派诗人所写的诗人，大都是一些学问诗。

10．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称誉纳兰性德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答：纳兰性德在他三十一年的短暂生涯里，留下了三百多首婉丽秀隽，清新超逸的小令长调，字里行间灼灼真情天然流动，用情至深而又用情至真，天然清新不加雕饰，以清水芙蓉之姿荡涤清初词坛，并以自然真切之风卓立于世。况周颐认为纳兰词“一洗雕虫篆刻之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同样论词重真切的王国维更是对纳兰词激赏不已，认为“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视纳兰词为清词之冠冕。虽不免有过誉之嫌，但却准确抓住了纳兰词的特点。
纳兰性德善用白描笔法，平常地道眼前景，真率地抒胸中情，以情节、形象的细致传神带动情感的深沉热烈。他写与情人相遇：“蓦地一相逢，心事眼波难定”，“相逢不语，一朵芙蓉著秋雨”；他悼念妻子：“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缸。忆生来，胆小怯空房”，“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完全不事雕饰，只是流露内心的一片真情。运笔如行云流水，毫不沾滞，任由真纯充沛的感情在笔端自然流露，出色地用自己的感受感动读者。
纳兰词以意境哀婉取胜，纳兰以纤柔善感之词心来感受人间万物，使凄婉欲绝的愁情抒写成为其词之主旋律。其追念亡妻的悼亡之作哀感缠绵，沉痛欲绝自不必说，即使其他的写情之作，也常常夹杂着失恋或离别的痛苦，充满吞吐掩抑，悱恻伤感的气氛，其咏怀词或叹繁华易逝，或伤飘零无着，多陈黯淡的身世之感；出塞诸作，虽写得悲壮苍凉，但情绪低沉，包含了缠绵伤感的思家之苦和世事无常的兴亡之叹；赠友诸作也常抒发人生的失意之感，饱含酸楚之味。当然纳兰词中也偶有意气横溢的“银河亲挽，普天一洗”，慷慨豪迈的“大笑拂衣归矣”，或是“德也狂生耳”、“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的狂放与不平。但通观《饮水词》却是万种凄婉汇聚，偶尔的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只带来更深的惆怅与失落，让人愈发感到词人的一生有诸多的失意与缺憾，锦衣华服下包裹的却是一颗落寞与孤寂的心灵。纳兰词以哀婉动人，以至情感人，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纳兰性德随着清词中兴之势而登上词坛，与陈维崧、朱彝尊鼎足而立，用短暂的生命发一声长叹，道尽世间多少凄凉多少失意，在太平盛世里吟唱着一曲曲末世悲歌，将清代词的创作推向繁荣与鼎盛，以“别样清幽，自然标格”之词风独树一帜，诚无愧为满洲第一大词人之称号。
11．以李玉为代表分析苏州派剧作家的创作在明亡前后有何不同。
答：以李玉为代表的苏州剧作家大都是与舞台表演紧密联系的专门编剧的剧作家。他们在明末已经开始了编剧生涯，并有作品广泛演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入清以后仍然活跃在剧坛上，随着社会的变化，创作也发生了转变，创作出有影响的作品。
李玉早年的剧作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为最著名。《一捧雪》突出了仆人莫诚代主人莫怀古受戮，莫怀古小妾雪艳娘刺死负义小人汤裱褙殉节的内容。《人兽关》以桂薪忘恩负义为主干，还先后写了别的人负桂薪的情节，强化了谴责忘恩负义的主题。《永团圆》演一个嫌贫爱富的故事：江纳开始主动与重臣蔡家攀亲，蔡家败落便翻脸悔亲，后来蔡子中试，又极尽趋从之能事。《占花魁》演《醒世恒言》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添入了莘瑶琴被拐卖沦落为妓的情节。这四种传奇表现的是社会下层的世态人情，着重嘲讽鞭挞的是唯利是图、忘恩负义的卑劣行径，道德高尚者倒是出自微贱中人，这种情形近乎“三言”小说的世界，而道德意识又更重了些。
入清以后，李玉由于受到明亡清兴的刺激，便由关注世态人情而转向关注朝政军国之事，并以此种心态去反观历史，编出许多历史题材的剧作。李玉晚期的代表作是《清忠谱》，而且苏州剧作家群的主要人物都参与了此剧的创作，表明他们很重视这个剧作。《清忠谱》表现的是晚明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迫害东林党人周顺昌等人，引发了苏州市民暴动的政治事件。作者以周顺昌为主脑，牵合杨涟、魏大中、左光斗等遇难的事迹，反映了阉党恃权横行的黑暗政治，更着重表现的是周顺昌等人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精神。特别是剧中写进了市井细民颜佩韦、马杰、周文元、杨念如、沈扬五人急公好义，聚众请愿，对抗官府，以及最后苏州百姓捣毁魏忠贤生祠的场面，突出地塑造了颜佩韦的高大形象，反映了晚明社会市民阶层的壮大，并初步显示出成为一种力量的历史特征。《清忠谱》的成功还在于将纷繁的历史事件，经过艺术的选择、提炼，着意于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精神，构成了谨严有序、形象鲜明又有激情贯注于其中的艺术世界。
12．为什么说《长生殿》是一部热闹的《牡丹亭》？
答：洪昇在《长生殿例言》中写道“念情之所钟，在帝王家罕有”；“专写钗合情缘，以《长生殿》题名”。可以说此剧的成功，正在于作者对“情”字的选择。此剧的开头，副末唱道：“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哪论生与死。”这段唱词使我们想到了汤显祖的《牡丹亭》。毫无疑问，洪昇继承了汤显祖的人文主义精神，尤其是那种反叛传统、张扬人性的文化精神。在《例言》中，作者又对有人称此剧“乃一部闹热《牡丹亭》”的说法表示赞同，这表明《长生殿》对情的赞美是受到《牡丹亭》很大影响并且与之相似的。但《长生殿》所写皇帝与妃子的情，在当时的道德观中是无可非议的，这和《牡丹亭》所写根本违逆礼教精神的情，性质完全不同。如果说《牡丹亭》的主旨是呼唤、是抗争，那么《长生殿》的立意则是在反思、在自省。反思不为别的，正在“情”本身。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国运衰退，生灵涂炭之后，爱情还有意义和价值吗？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它正是此剧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