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不仅继承了唐传奇的手法，而且还超越了它。具体表现是：首先，从故事体到人物体，《聊斋志异》在人物描写方面发生了质的飞跃。人物形象鲜明牛动，性格复杂，它已经从唐传奇以叙述故事为主，发展到刻画人物为主。其次，唐传奇中的环境描写比较少，《聊斋志异》发展了环境描写，并使之与刻画人物相互表里。如《田七郎》中环境描写对成功塑造人物形象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第三是心理描写。唐传奇中像《红线》写红线取金盒归来的喜悦心情是唐传奇中少见的心理描写，而《聊斋志异》中却不乏见到，如《青凤》写青风追求爱情而又羞涩胆怯的心理颇有惟妙惟肖之妙，而《聂小倩》写男主人公宁采臣对鬼魂聂小倩在几个不同场合相遇，所产生的不同想法和心理变化．表现了他们关系的进展等，都较好地以心理描写的方式达到了艺术表现的目的。
21．试论《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答：在以志怪传奇为特征的文言小说中，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是清初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它直承晋唐小说的传统，“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仅一书而兼二体，而且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的志怪传奇体小说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因此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它不仅标志着志怪传奇体小说的中兴，而且代表了我国文言小说的最高成就。
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聊斋志异》不仅是我国文言小说中反映现实生活最为广泛和深刻的一部作品，而且是我国小说史上第一个广泛接触到腐朽的封建科举制度的作品。《聊斋志异》虽为志怪传奇体小说，但在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一点上，都超出了他以前和同时代的一切同类作品。《聊斋志异》在鞭挞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劳动人民的愿望和疾苦方面，作品的数量更多，内容也更集中，反映和揭露的程度也更深刻。著名的作品有《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公孙九娘》等篇。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聊斋志异》对于封建科举制度的各种弊端的揭露和抨击，是它以前和同时代的作品从未有过的。《叶生》、《司文郎》、《贾奉雉》等篇，矛头仅指向科场，虽然还不够深刻，但也表达出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愤懑心情。
其次，在创作方法方面。《聊斋志异》继承了六朝志怪小说的浪漫主义传统，又吸收了唐人传奇的现实主义手法，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所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之为“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聊斋志异》所写虽多为花妖狐魅和幽冥世界，但作者却善于巧妙地把这些非现实的事物组织到现实社会中来，使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人鬼相杂、幽冥相间、“出入幻域、顿入人间”的生活画面；同时在具体描写这些非现实的事物时，又擅长把幽冥世界世俗化，把狐媚精怪人格化，是以人的形神性情为主体，只是将异类的某种属性特征融入或附加在其身上。例如花姑子是獐子精，所以让她身上有香气；绿衣女“绿衣长裙、婉妙无比”，“腰细殆不容掬”，是根据蜜蜂的特征写出的。而所有异类形象又多是在故事进展中或行将结束时，才显示一下其来由和属性，形成“偶见鹘突，知复非人”的艺术情趣。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像《聊斋志异》这样既反映现实，又充满幻想；既十分真实，又极其荒诞的作品，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
再次，《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聊斋志异》中精心撰结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曲折有跌宕起伏之致取胜．但也有不少不重故事情节，乃至无故事情节的小说。例如《婴宁》一篇作者倾力展示的是婴宁的性格，可称作性格小说。有的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只是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断，写出一种情态、心理，如《王子安》。而《金和尚》没有事件．只是零星地写出一僧侣地主的房舍构造，室内陈设、出行等方面的情况，更像是一篇人物特写。《聊斋志异》里作品内容的多样化，既表明作者仍然因袭了旧的内涵无明确界定的小说观念，所以其中也有简单记事的短篇，但也表明作者又有探索性的创造，增添了不专注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
最后，在文学语言方面。六朝和明清以来的志怪群书大抵过于简略，只讲叙事，不讲描写，故而文学性不强，缺乏艺术感染力。而《聊斋志异》取法于传奇，重视文采藻绘，描写委曲详尽，在叙事状物写人诸方面达到了真切晓畅而有意味的境界。《聊斋志异》的语言保持了文言体式的基本规范，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文的传统，在描写中、尤其是在人物对话中吸收和融会了大量经过加工提炼的民间口语，形成了一种既典雅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极大地丰富了古文语言的表现力。同时蒲松龄还是一位擅长创造文学语言的卓越大师，他所创造的大量生动、优美的文学语汇．极大地丰富了我国语言艺术的宝库。
《聊斋志异》不仅标志了我国传统志怪及传奇文的中兴，而且代表了作为我国小说一支的文言小说的高峰，它在我国小说史上正起到了对文言小说进行一次历史总结的作用。
22．结合作品论述《儒林外史》的叙事艺术。
答：《儒林外史》是有着思想家气质的文化小说，是有着高雅品位的艺术精品。它与通俗小说有不同的文体特征，因而其叙事方法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古代小说多以传奇故事为题材，可以说都是“传奇型”的。到了明代中叶，从《金瓶梅》开始，才以凡人为主角，描写世俗生活。而真正完成这种转变的。则是《儒林外史》。它既没有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也没有情意绵绵的动人故事，而是当时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展示了一幅幅社会风俗画。
《儒林外史》摆脱r传统小说的传奇性，淡化故事情节，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刻画人物，而是尊重客观再现，用寻常细事，通过精细的白描来再现生活，塑造人物。马二先生游西湖，没有惊奇的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只是按照马二先生游西湖的路线，所见所闻，淡淡地写去。这平淡无奇的描写却把这个八股选家的愚昧、迂腐的性格写活了。写匡超人回家．“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见他穿着极厚的棉袄，方才放心”。通过这样平常的细节，把母亲对他的爱以“摹神之笔”刻骨铭心地写了出来。
《儒林外史》所写的人物更切近人的真实面貌，通过平凡的生活写出平凡人的真实性格。像鲍文卿对潦倒的倪霜峰的照顾和对他儿子倪廷玺的收养，甘露寺老僧对旅居无依的牛布衣的照料以及为他料理后事的情谊，牛老儿和卜老爹为牛浦郎操办婚事，他们之间的相恤相助等等，都是通过日常极平凡细小甚至近于琐碎的描写，塑造了下层人民真诚朴实的性格，感人至深。人物性格也摆脱了类型化，而有丰富的个性。严监生是个有十多万银子的财主，临死前却因为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草而不肯断气。然而他并不是吝啬这个概念的化身，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虽然悭吝成性，但又有“礼”有“节”，既要处处保护自己的利益，又要时时维护自己的面子。所以，当他哥哥严贡生被人告发时，他拿出十多两银子平息官司；为了儿子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家产，不得不忍痛给妻兄几百两银子，让他们同意把妾扶正；妻子王氏去世时，料理后事竟花了五千银子，并常怀念王氏而潸然泪下。一毛不拔与挥银如土，贪婪之欲与人间之情，就这样既矛盾又统一地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作者不但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而且写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如第一回多层次地揭示了时知县的内心世界。种种复杂心理不断转折、变幻，心态在纵向中曲线延伸，让人看到他那灵魂深处的活动。《儒林外史》中每个人物活动的过程并不长，但能在有限的情节里，体现出人物性格的非固定性，即性格的发展变化。匡超人从朴实的青年到人品堕落，写出他随着环境、地位、人物之间关系而改变的性格，在他性格变化中又体现着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变动。古代小说人物的肖像描写往往是脸谱化的，《儒林外史》则代之以真实的细致的描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如夏总甲“两只红眼边，一副锅铁脸，几根黄胡子，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篓一般，手里拿着一根赶驴子的鞭子，走进门来，和众人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通过这一简洁的白描，夏总甲的身份、教养、性格跃然纸上。
《儒林外史》中自然景物的描写也舍弃了章回小说长期沿袭的模式化、骈俪化的韵语，运用口语化的散文，对客观景物作精确的、不落俗套的描写。如第三十三回，杜少卿和几位好友在江边亭中烹茶闲话，凭窗看江，“太阳落了下去，返照着几千根桅杆半截通红”；第四十一回，杜少卿留朋友在河房看月，“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的照过桥来”。随手拈来，自然真切，富有艺术美。
《儒林外史》改变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的评述模式，采取丁第三人称隐身人的客观观察的叙事方式，让读者直接与生活见面，大大缩短了小说形象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者尽量不对人物作评论，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观察的角度，由人物形象自己呈现在读者面前。例如在薛家集观音庵，让读者亲见亲闻申祥甫、夏总甲的颐指气使，摆“大人物”架式。骄人欺人，较少对人物作内心剖白，只是客观地提供人物的言谈举止，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和体味。又如作者只写“把周先生脸上羞的红一块白一块”，“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并没有剖白周进内心活动，人们却可以想象到他当时的内心感受。作者已经能够把叙事角度从叙述者转换为小说中的人物，通过不同人物的不同视角和心理感受，写出他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角度。如西湖边假名士的聚会，主要通过匡超人这个“外来者”的新鲜感受，看到这些斗方名士的名利之心和冒充风雅的丑态。吴敬梓企图创造一种与生活更直接不隔的、显示着生活本身流动的、丰繁的天然形态的艺术。《儒林外史》叙事的新特点与作者的美学思想是一致的。
23．试述《儒林外史》两组对立人物及其意义。
答：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写了与魏晋风度相似和对立的两组人物：
一类以牺牲自我与个性为代表追求功名富贵的利禄之徒。作者以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儒林群丑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如范进中举后变疯，写出了士子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范进科举的失败和成功完全是偶然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全部投入了八股举业，结果造成了精神空虚，知识贫乏，以至范进当了主考官竟然连苏轼这样的大文豪都不知是何许人。同时，着力描写范进命运转变中环绕在他们周围人物的色相，深刻地表现了科举制度对各阶层人物的毒害及其造成的乌烟瘴气的社会风气。作者对这一类人物的描写，是为了抨击和彻底否定封建科举制度。
另一类是保持独立人格，讲究文行出处的潇洒人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鄙弃功名富贵，不热衷科举考试，不愿意出来做官；自由独立、狂放不羁，不为封建礼教所束缚；承袭了传统的思想道德，坚持所谓真正的正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德治仁政的思想。《儒林外史》中与魏晋风度相似的文人以王冕为代表。如传记载王母要回老家，王冕载母于车，自被古冠服随车后，吴氏将这一行孝之举改为一幅舒张王冕个性与叛逆精神的图画。这里可见到卓尔不群的屈子形象，更可见到魏晋十人宽衣大袖的潇洒风采。这一类人物表现了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但这些人物表现了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
24．鲁迅先生评价《儒林外史》时曾说“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又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就可以谓之绝响”。试谈谈你对此的理解。
答：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的运用是对中国小说发展的一大杰出贡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简括地论述了中国讽刺小说的渊源和发展：“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而大部分作品或“大不近情”，或“词义浅露，已同谩骂”。“《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文学中主要局限于封建皇权的政治讽喻；白话小说《西游记》的讽刺多以调侃出之；明末清初的部分世情小说，如《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传》讽刺只是其中附带使用的手法；《西游补》等神魔小说中的讽刺已经上升为主导风格，但主要是嬉笑怒骂，是喜剧的讽刺。《儒林外史》对讽刺艺术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儒林群丑可笑的喜剧表面去挖掘其内在的悲剧意蕴。以范进为例，中举前后的悲喜剧，揭示了八股制岂如何摧残了士人的心灵，造成他们人格的堕落，作者给可笑注入了辛酸，给滑稽注入了哀愁和痛苦。《儒林外史》在“四大奇书”之外，另辟了一条蹊径，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创作．也影响后来鲁迅的杂文创作。
在以喜写悲这个主导倾向的规定下，作者将其讽刺艺术的天才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主要手法有：(1)人物描写上，从不孤立地写人物，写人物的行动和思想，总是着眼于人物关系，着眼于他周围的环境条件，因而不仅能写出人物有什么样的思想行为，还能揭示出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行为。借用人物自己言行之问的矛盾，以对比手法展示人物前后行为矛盾，例如胡屠户在范进中举前后的态度。又如严监贡正在表白自己从不占别人便宜，突然小厮进来，报告早上关起别人的猪人家找上门来等等。(2)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儒林外史》以白描手法精心刻画人物行动，写出常见、不足为奇的人事的矛盾、不和谐，显示其蕴含的意义，不露声色地对一些丑恶现象进行嘲讽。例如第十二回描写“侠客”张铁臂飞檐走壁的功夫：众人只见他“腾身而起，上了房檐，行步如飞，只听得一片瓦响，无影无踪去了”。作者对张铁臂的武功未作任何评述。类似于客观描述的“一片瓦响”却泄漏了天机，真正的上乘轻功应该毫无声息。这四个字令人想象到张铁臂为了表现自己的武功，在房顶上拼着命快跑的可笑情景，正如鲁迅先生所云“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3)《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现出讽刺对象中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周进撞号板、马二先生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劝女殉夫的大笑等，所有这些瞬间的可笑又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最惹人发笑的片刻恰恰是内在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语言上，在口语基础上提炼而成的白话，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讽刺意味。
吴敬梓是现实主义讽刺的圣手，他以讽刺家的心态对现实生活有深刻而独特的体察和感受，从现实生活中特选了富有喜剧性讽刺意味的“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用白描的手法似乎纯客观地把它们摹写出来，既不张皇，又不议论，更不漫骂，而结果却使那些长久以来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的可鄙可笑现象，“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这种“动人”的讽刺效果，是读者从作者所提供的形象中自己咀嚼体味出来的，作家反映生活愈真实愈深刻，就愈耐人咀嚼，令人同味不尽，达到了“婉而多讽”的高水平，鲁迅赞扬说：“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辞之妙选，亦狙击之辣手矣”。《儒林外史》将中国讽刺小说提升到与世界讽刺名著并列而无愧的地位，这是吴敬梓对中国小说史的巨大贡献。
25．《儒林外史》的结构有什么特色？应该如何评价？
答：中国乃至世界近代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式是由少数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为轴心而构成一个首尾连贯的故事格局。《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儒林外史》把几代知识分子放在长达百年的历史背景中去描写，以心理的流动串联生活经验，创造了一种“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的独特形式。它突破了传统的通俗小说靠紧张的情节相互勾连、前后推进的通常模式，按生活的原貌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本身的自然形态，写出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
作者根据亲身经历和生活经验，对百年知识分子的厄运进行思考，以此为线索把“片断的叙述”贯穿在一起，构成了《儒林外史》的整体结构。第一回通过“楔子”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然后又以最后一回“幽榜”回映“楔子”，首尾呼应，浑然一体。除“楔子”和结尾外，全书主体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二回起至三十回止，主要描写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图谱，以周进、范进、王德、王仁、严贡生、严监生等人为代表，暴露科举制度下文士的痴迷、愚昧和攀附权贵、附庸风雅，同时，展现了社会的腐败和堕落。第二部分，自三十一回起到四十六回止，是理想文士的探求。作者着重写三个中心：修祭泰伯祠，奏凯青枫城，送别三山门。围绕这三个中心，塑造了杜少卿、迟衡山、庄绍光等真儒名贤的形象。第三部分，自四十七回至五十五回止，描写真儒名贤理想的破灭，社会风气更加恶劣，一代不如一代。但是，作者没有绝望，仍在探索，写了“四大奇人”，用文人化的自食其力者来展示他对未来的呼唤。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时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和空间的转换。这种结构形式综合了短篇与长篇的特点，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崭新形式，运用起来极其灵活自由，毫无拘束，恰好适合于表现书中的内容，并为晚清的谴责小说所继承。
26．曹雪芹的家世和生活对《红楼梦》的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答：《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号，又号芹圃、芹溪。曹家的祖上本是汉人，后被编人满洲正自旗。清初时他的高祖曹振彦随清兵人关，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曹玺授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伯父曹顺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采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则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同时江宁织造还控制着江南的丝织业，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十三岁为止的少年时代。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包括肃清其父亲的内外亲信。雍正五年，曹家家产被抄没，全家迁回北京。最初，曹家还蒙恩稍稍留下些房产田地，后于乾隆初年又发生一次详情不明的变故，遂彻底败落，子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回京后，曾雪芹曾在一所宗族学堂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富贵繁华而又才气横溢的人，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的个性豪爽旷放，朋友们比之为示俗人以白眼的阮籍。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他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生活更加困顿。已经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乾隆二十六年秋，爱子天亡，不久，他也伤感谢世，留下一部未完成的书稿。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剧变的人，才会对人生对社会对世情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切感受，这和旁观世事变幻者的感受不同。
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这部呕心沥血的旷世奇书里。曹家显赫的家世，使他对贵族阶级的穷奢极侈、腐朽没落以及黑暗罪恶有深刻的认识，这是他创作《红楼梦》的生活基础；曹雪芹的家庭的文化传统，使他从小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和艺术熏陶，这对《红楼梦》的创作也有很大影响；曹家的衰败使他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有深切的感受，对社会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黑暗丑恶的世道人心有深刻的体察。这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曹雪芹傲岸不屈的性格、满腔的不平之气以及杰出的才华，都在《红楼梦》创作中有所体现。
27．简答《红楼梦》的版本系统。
答：《红楼梦》的版本有两大系统：
一为“脂本”系统，这是流行于约乾隆十九年(1754)到五十六年(1791)间的八十回抄本，附有“脂砚斋”等的评语，故名。现存这一系统的本子有十几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脂京本”(旧称庚辰本)。此本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八回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封面题日《石头记》，有的册数书名下注“庚辰秋定本”。胡适在1933年为本写跋时据此定名为“庚辰本”。(2)脂怡本(旧称“己卯本”)。此本为清怡亲王府的原抄本，题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此抄本又名“己卯本”。因为封面上有“己卯冬秋定本”的题字。(3)脂晋本(旧称“甲辰本”)。此本于1953年在山西发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因卷首有梦觉主人序，故称“梦觉主人序本”，或简称“梦本”。又因序的末尾署有“甲辰岁菊月中浣梦觉主人识”字样，标明作序的时问。此本正式提名为《红楼梦》。(4)脂蒙本。此本为清蒙古王府藏抄本《石头记》，简称“脂蒙本”。1960年至1961年间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发现，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另一为“程本”系统，即一百二十回刊印本系统。由程伟元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初次以活字排印，名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通常称为“程甲本”)，又于次年重经修订再次以活字排印(通常称为“程乙本”)，以后的各种一百二十回本大抵以以上二本为底本。至此，《红楼梦》传抄的时代结束了。刊印的一百二十回版本由高鹗继八十回后补写了后四十回，故又称“高续本”或“高本”。
28．论述《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答：《红楼梦》是一部天才的、又是精心构撰的巨作。“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在艺术上，它达到了中国小说前所未有的成就。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许它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
《红楼梦》有一个宏大而精致的长篇结构，试加解析，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包含这样一些层次：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感情和婚姻纠葛，是小说的中心线索；由此扩展，大观园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贾宝玉与林、薛及园中其他诸多女性的命运，是小说的基本内容；大观园作为贾府的一部分，这里发生的一切，又与整个贾府即宁国府、荣国府的种种活动密切联系，贾府由盛人衰的过程，以及贾府中复杂的家族矛盾、贾府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同样是小说的基本内容，且贾府中的男性与大观园这一女性世界具有对照意味；由此扩展，贾家与薛家、史家、王家的所谓“四大家族”，构成一个社会阶层。虽然除薛家外，其余二家在小说中很少出现，但这种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带及史、王两家的结构方法，足以反映出这一特殊阶层的面貌；再由此扩展，以贾家为主、薛家为辅的贵族世家，又与外界发生广泛的牵连，上至皇宫，下至市巷、乡野，时近时远地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状况；在这一切之上，又有一个隐隐绰绰的虚幻的神话世界，它不断暗示着“红楼梦”的宿命．使小说始终在花团锦簇的景象中透着幽凄的气息。
《红楼梦》具有很强的写实性，这也是作者明确的艺术追求。第一回中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书中第五十四回还借贾母之口，对才子佳人故事陈套的不合情理作了相当准确的批评。虽然书中也有些作为哲理意蕴的象征表现而存在的荒诞神异的成分，和小说的写实情节彼此映照，但它又游离于写实情节之外，不致对之产生干扰。另外，小说中对宝、黛的爱情有些“诗化”的渲染，但这种“诗化”同样受到适当的控制，并不脱离由各色人物共同构成的活生生的生活环境。
《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方面，也有卓越的艺术成就。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刻的功夫，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1)在形象的塑造方面，作者注意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善于把那些年龄相近、生活环境或生活方式相似的人刻画得个性分明。如王熙凤和探春都很泼辣，但王熙凤从泼辣中暗藏着狡诈，探春则是泼辣中体现着严正。黛玉从孤高的性格中表现出对生活和爱情的热烈追求．而妙玉则是从孤高中表现着对生活的冷漠。(2)我国古代小说向来不大重视人物形象的心理描写，而《红楼梦》则是把心理活动的展示作为刻画形象的一种手段。如对林黛玉形象的塑造，多次通过心理刻画深刻细致地展示了她复杂的内心世界，显示了s其多愁善感的性格特点。(3)《红楼梦》在艺术塑造方面，还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艺术氛围里，来烘托内心情绪，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如林黛玉所居住的潇湘馆，馆内“翠竹夹路”、“苍苔满地”，有巧舌的鹦鹉，垂地的湘帘，环境气氛有力地衬托着黛玉的孤高性格和悲凉的情绪。又如对大观园景物的描写，开始时的第一个春天，“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充满了欢乐和欣欣向荣的气氛，宝黛的爱情也在顺利地发展；随着他们爱情发展变化，气氛环境也在变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