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考研笔记

（ [《中国当代文学史》 洪子诚，北京大学出版社] 整理）
中国当代文学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尚在延续的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属于我国的断代文学史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既是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发展延续，同时，它又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开放性的体系，是一个新的时代条件下不断变革发展的全新的文学历程。
第一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文化批判运动与文学的曲折发展
一、第一次文代会
1949年7月2日到19日，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后通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召开；茅盾和周扬分别总结了国统区和解放区文艺的成绩；大会选出了由郭沫若任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的全国文联领导机构；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时代为工农兵服务、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文艺总方针；起到了继承革命文艺传统，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为创造新时代文艺而奋斗的重大历史作用；第一次文代会被视为当代文学的起点。
二、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在全国上演；武训终生以行乞而兴办义学，受到统治者的赏识；不久，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开展对这部电影的讨论，《人民日报》、《文艺报》等相继发表文章批评这部电影；毛泽东亲自撰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从1951年11月起，全国文艺界进行了范围广泛、声势浩大的整风学习运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文艺思想；对《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开了以政治运动对待思想批判、文艺争鸣的先例。
三、第二次文代会
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第二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
四、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是现代很有影响的一位红学家，在学术上有许多开创性的贡献，他研究的方法乃至观念颇受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李希凡、蓝翎著文对此进行批评、置疑之时，得到了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反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从针对俞平伯进而发展为针对胡适，由文艺界迅速扩大到全国思想战线，声势浩大地开展起来。
五、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
胡风把世界革命文艺理论及其实践经验与五四新文学战斗传统相结合，总结出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思想；1952年《人民日报》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5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批评，随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批判运动，不久就升格为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9年中央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这是建国后文艺界历时最长的一场悲剧。
第二节　政治的调整与文学的迷茫
一、“双百方针”
1956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具体内涵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这一方针的实施界限和范围“是人民内部的自由”；这极大地鼓舞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渐从胡风事件的阴霾里走出，文学创作出现勃勃生机。
二、反“右派”斗争
1957年4月，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6月，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印发，《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7月，毛泽东撰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随后，一场波及广泛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理论家被打成“右派分子”，他们的文章也被定性为“大毒草”而遭公开批判；文艺界这场扩大化了的“反右”斗争，使我国当代文学遭到极大的挫折。
三、“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1958年3月，毛泽东提出“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第三次文代会认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只适用于文艺创作，也适用于文艺批评”。
四、毛泽东的两个“批示”
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对文艺问题两次“批示”，认为文艺领域“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久，文艺界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毒草的运动；愈演愈烈的极左路线，几乎宿命般地逼近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五、《海瑞罢官》与文化大革命导火线
1965年11月，《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该剧“为彭德怀翻案”，“反对三面红旗运动”，全国主要报纸均予转载，成为“文革”的导火线。1966年2月，江青、张春桥等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宣称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1966年5月，中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阐述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第三节　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时期
一、“伤痕文学”
是新时期的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提法源于1978年8月卢新华发表的短篇小说《伤痕》，而真正的发轫之作是刘心武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同属“伤痕文学”的重要作品还有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这些作品揭露了“文革”灾难，描述了人们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及其在人们灵魂深处留下的难以弥合的内在创伤，具有强烈的情感冲击力。
二、“伤痕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作为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真实的呐喊，“伤痕文学”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对“人道主义”的继承：“伤痕文学”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整体彻底的否定，使人性得以复归，“人”地位得到重新确认，继承了“五四”人道主义传统，最好地诠释了“文学是人学”的 意义。
第二，在“伤痕文学”中，人们发现了久违了的悲剧精神。在极“左”路线严格规定下，几十年来，悲剧意识在文学中已经被迫消失。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人民萌发的第一种情感就是对这场具有深刻社会性的大悲剧的悲哀与愤懑。
第三，在“伤痕文学”中，开始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在表现对象上，出现了空前的广泛性，从而恢复了文学的“真实性”，恢复了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第二章　诗歌
第一节　概述
一、1949—1978年间重要诗人和他们的代表作
郭沫若《新华颂》、臧克家《一颗新星》、冯至《西郊集》、卞之琳《第一个浪头》、 艾青 《欢呼集》、田间《天安门赞歌》《赶车传》、李季《杨高传》、阮章竞《新塞外行》、邵燕祥《到远方去》等。
二、1949—14978年间诗歌发展概貌
① 流派的贫乏畸变： 可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角度进行审视。先来看现实主义，新中国的成立使诗人们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欢乐感、自豪感，所以“颂歌”顺理成章地成了建国
初期的主题。诗人们不对社会生活作辩证地深入观照，而是仅对生活的“光明面”浮浅地描摹，然后唱出千人一腔的颂歌。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干扰使得诗坛的现实主义从单调贫乏到扭曲畸变，诗歌成了标语口号的罗列和政治概念的堆积，从而彻底丧失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
再看浪漫主义，一些人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用神话代替理想，用矫情压抑真情实感的表达，催生了大批粗制滥造和伪浪漫主义的赝品。这种伪浪漫主义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兴起于 50年代、风靡整个60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也明显存在类似问题。由于往往从不当乃至错误的政治观念出发，狂热地憧憬着一种神圣伟大的“乌托邦”，脱离生活实际和社会现实，因而内容贫乏空洞，情感虚假不真。这种反现实的伪浪漫主义的取向，既背离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更背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
② 体式的畸形化：虽然这一阶段自由体、格律体、半格律体、散文诗都还存在着，甚至还从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移植来了“楼梯式”或“阶梯式”。但就总的趋势来说，却同样是扭曲与畸形化。这主要表现在对民歌体的极端推崇，使其在各种体式中居于一花独尊的特殊高位，在诗的体式上也就不能不发生扭曲与畸变。
③ 诗美内涵的极端化：具体表现为美与善的严重分离，并把美与善分别推向其反面，变成工具和虚妄，从而失掉了美与善。首先，是竭力推崇所谓崇高美，致使审美意象贫乏单一，诗歌创作往往是从某种观念出发，用矫情代替真情实感的抒发，使诗美蕴涵由崇高沦为虚妄。其次是艺术情感的贫乏和艺术个性的泯灭，诗歌艺术情感贫乏甚至虚化。第三，由于极端地追求诗的社会功利（善），致使善与美分离并分别被推向自己的反面，使诗美逐渐沦丧，变成了政治的工具。
第二节　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
郭小川诗歌创作特色
① 鲜明的时代色彩，浓烈的革命激情 : 郭小川被誉为“战士诗人”，他的诗洋溢着强烈而真挚的激情。诗人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每一棵草木，50年代，他热烈歌颂祖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黑暗永远地消亡了/随太阳一起/滚滚而来的/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向困难进军》）。60年代，他把对党、对祖国的激情化作对祖国钢都、煤都、林海、草原、边塞、海防的礼赞，对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歌颂，在《厦门风姿》中诗人以浓墨重彩描绘这座地处海防前线的英雄城市“满树繁花、一街灯光、四海长风”，“百样仙姿、千般奇景、万种柔情”。从他的诗中，读者不仅能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历史的风云，而且可以咀嚼诗人关于人生、理想、生活、幸福的精辟见解。如《致青年公民》 《团泊洼的秋天》 和《秋歌》等
② 立意高远，哲理性强：他善于将从生活中领悟到的哲理加以诗意的表现。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无论是描绘现实生活图景，还是对重大社会命题进行诗的议论，都努力从自己的理解中提炼出闪耀着思想火花的哲理，发人深省，促人向上。如在《青松歌》中，诗人赞美青松：“活着时， /为好日月欢呼；/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实际上是对革命战士高尚节操和英雄品格的赞颂，其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引人思索，耐人寻味。同类诗歌还有《望星空》《致大海》《白雪的赞歌》《致青年公民》等。
③ 艺术上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诗人曾努力尝试过多种体裁样式，如民歌体、新格律体、自由体、半自由体、楼梯式等，从中吸取营养，进而加以创新，以推动诗歌的民族化和群众化，更好地表达丰厚的内容，热烈的情怀。他吸取楚辞、汉赋的某些特点，融进民歌的优点，运用比兴相结合的“赋”的铺陈手法，创造了他所独有的相当格律化的诗体――“新辞赋体”。“新辞赋体”格局比较严谨，章节大致对称，大量采用铺陈排比、自然流畅、音调铿锵的长句体和短句体，铺张渲染、反复咏叹，增强了诗歌内部的严整，强化了诗的形式美、节奏美和抒情气氛，形成一种宏阔彭湃的气势。如《厦门风姿》、《甘蔗林—青纱帐》等，节奏感强而韵律鲜明，气势浩荡又婉转流畅，达到撼人心魄的艺术效果。“新辞赋体”是郭小川对当代诗歌的一大贡献，在我国诗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第三章　散文
第一节　概述
一、本时期重要散文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碧野《天山景物记》、叶圣陶《游了三个湖》、茅盾《斯德哥尔摩杂记》、峻青《欧行书简》、何为《第二次考试》、 巴金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 冰心 《樱花赞》；吴伯箫《菜园小记》、曹靖华《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 、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王石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黄宗英《小丫扛大旗》、穆青等《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唐弢《“言论老生”》、巴人《况钟的笔》、 邓拓《燕山夜话》 ；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陶承《我的一家》、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 丰子恺的《缘缘堂续笔》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
二、1949—1979年间的散文创作概貌
① 抒情散文的两次高潮：第一次发生在 1956年和次年的一段时间里，表现了作家要回到个人性情、体验上的努力，并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第二次发生在1961年，并延续至1962年上半年。由于散文的理论建设和创作成果获得丰收，散文作家在探索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上，普遍重视借鉴我国古代散文和五四以来散文小品的艺术经验，注重诗意的捕捉、情感的抒发和语言的锤炼。
② 报告文学的涌动：在主题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英雄们的热情讴歌；歌颂志愿军战士的英雄本色和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意；报告社会主义建设的喜人成绩；揭露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现象等。
③ 杂文的沉浮：本时期杂文主要包括 :歌颂新中国的变化和取得的成就；针对人们思想问题或论说革命道理的“思想杂谈”；对官僚主义、保守主义、教条主义等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进行针砭和讽刺；针对现实发表议论，将思想性、知识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的知识小品等。
④ 史传文学的生长： 50年代前期，侧重于记写英雄人物；1956至1965年，史传文学逐渐地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写作活动，形成了持续的创作繁荣；1958年，在群众文艺运动中兴起了文艺性“三史”（ 公社史、工厂史、部队史）的写作，记写劳动人民的血泪史、斗争史、翻身史和幸福史；进入60年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织多方面人士撰写回忆录和自传，回忆了从晚清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约半个世纪里发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里的历史事件。
第二节　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
杨朔散文创作特色
① 对 火红年代和普通劳动者的赞颂：杨朔总是将笔墨倾注到崭新时代背景下的普通劳动者，如《香山红叶》中的老向导、《荔枝蜜》中的老梁、 《茶花赋》 中的普之仁、 《雪浪花》 中的老泰山，他们在辛勤的劳动中寻求人生的意义，在日常的工作中体味生活的价值，作者满怀热情地表现了他们高尚的思想品质，歌颂了他们的崇高精神。对这些无名英雄的赞美，汇成了杨朔散文乐章的最强音。
② 独创的诗体散文风格：杨朔第一个明确地提出了“以诗为文”的艺术主张，在整体构思上通过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使散文境界优美、诗意盎然，使描写的景物和抒发的情感交织在一起。如《雪浪花》借浪花来表现老泰山的性格和激扬的时代；《海市》借奇异的海上幻景展现今日鱼岛生活的兴旺美好；《茶花赋》借绚丽的茶花展现出祖国的欣欣向荣。
③ 布局精巧，语言凝练，意境深沉含蓄：他的文章讲究“起笔”，起势不凡；中间行文跌宕起伏、往复三折，见“曲径通幽”之妙；最后“卒章显志”，骤然翻出新意，含蓄止笔；但同时又力求变化多姿，讲究修饰文辞，注重锤炼语言，如《茶花赋》中“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一“踏”一“醉”，确属形神俱现、含义丰富。
第四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概貌
① 革命战争题材代表作：主要有王愿坚的《党费》、《七根火柴》，峻青的《黎明的河边》、茹志鹃的《百合花》等。
② 历史题材代表作：徐懋庸的《鸡肋》、师陀的《西门豹的遭遇》、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徵》、李束为的《海瑞之死》等。��
③农村 题材代表作： 马烽 的《一架弹花机》、赵树理的《登记》、谷峪的《新事新办》、李凖的《不能走那条路》、 《李双双小传》 、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康濯的《春种秋收》、马烽的《三年早知道》、西戎的《宋老大进城》、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等着重反映农村和农民的新气象；而像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西戎的《赖大嫂》、赵树理的《实干家潘永福》、张庆田的《“老坚决”外传》等则对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揭示。
④ 大胆“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的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刘绍棠的《田野落霞》、李国文的《改选》、李凖的《灰色的帆篷》、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
⑤ 打破人性禁区、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宗璞 的《红豆》、丰村的《美丽》、李威伦的《幸福》、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高缨的《达吉和她的父亲》等。
⑥ 中短篇小说创作出现短暂转机时期的作品： 蒋子龙的《机电局长的一天》、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孙健忠的《山鹰展翅》、侯建水的《路标》、张登魁的《带响的箭》等。
⑦ 重获新生的中短篇小说： 刘心武的《班主任》 、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卢新华的《伤痕》、莫伸的《窗口》、邓友梅的《我们的军长》、周立波的《湘江一夜》、王愿坚的《足迹》、成一的《顶凌下种》、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的《弦上的梦》等。
第二节　茹志娟的《百合花》、王愿坚的《党费》
一、茹志娟《百合花》的艺术特色
① 构思新颖独特，表现重大主题：以战士向百姓借被子、保护伤员构成基本情节，以一床绣有百合花的被子为道具，表现了拥军爱民的重大主题。自然而巧妙地安排了一系列前后呼应的细节，对英雄人物的刻画起到了重要作用．
② 注重人物的心灵和情感的“诗化”：作者善于经营一些富于诗意的画面，让人物置身其中，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描摹人物的音容笑貌，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她笔下的人物如山野的“百合花”一样圣洁、纯朴，透着自然的情韵和独特的诗意。
二、王愿坚小说特色及《党费》中的人物塑造
① 选材独特：王愿坚选择和表现了在当代文学创作中还涉及得不多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红军和苏维埃区域的斗争生活，表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通党员和军民所历经的英勇斗争、流血牺牲。《党费》集中刻画了女共产党员黄新这一典型形象。
②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注重描写一些平常的生活场景和细节以表现英雄性格，他不着力写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善于捕捉英雄闪光的一刹那，以此来凸现人物的心灵之美和情操之美。如黄新作为一个普通的党员，舍不得把积攒下来的钱给女儿买衣穿、买东西吃，却把钱无私地献给了党。
③ 注重细节描写：他善于采用横断面结构的方法，用平实的语言讲述英雄的故事，不事形容和夸饰，而是在具体细节场面上用力，手法精雕细刻，艺术的感染力强。
第三节　“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的小说
一、“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又称“山西作家群”、“山西派”、“《火花》派”等；是由部分山西作家构成，以写农村题材小说为主的一个文学流派；起源于 40年代，繁荣于五六十年代；代表作家和作品有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胡正的《汾水长流》、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等；作品多取材于山西农村生活，反映农村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竭力追求小说的平民化、大众化和地域性特色，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农民形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二、赵树理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 中国农村社会发展进程的形象化表现：它涉及到了农村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农业合作化、集体农庄，落后人物的转变，封建习俗迷信的根除等，如《三里湾》、 《“锻炼锻炼”》 等。
② 所塑造的“中间人物”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是对农民形象的丰富性开拓。
③ 追求小说的民族化与大众化。 A . 根据农民的欣赏习惯，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写小说，故事有头有尾、首尾呼应、情节完整，一般先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的身份和经历，然后紧紧抓住某一事物突出的特征，或者人物的某一显著特征，演绎故事。 B. 吸取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言，并对民间口语进行艺术加工，使其小说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农民喜爱的口语化语言 , 体现了浓厚的地方性特色。 C 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以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述故事 , 加强故事的动作性叙述，轻人物心理刻画，而重故事进程。
第四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
一、杨沫创作概况
杨沫于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表了相当数量的短篇小说、报告、通讯和散文。1958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已经出版的作品有：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东方欲晓》、《芳菲之歌》、《英华之歌》；中短篇小说集《苇塘纪事》、《红红的山丹花》、《杨沫小说选》；散文集《不是日记的日记》、《杨沫散文选》、《大河与浪花》、《自白——我的日记》及电影剧本《青春之歌》等。
二、林道静的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林道静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在意识的深层不可避免地烙上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印记。但她的生母又是被迫害而死的劳动妇女，她从小失去母爱，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这又形成了她富于反抗的性格，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使她有可能走上革命之路，同时又注定了她革命化过程的艰难。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依然离开了封建家庭，走向社会，但她摆脱不了黑暗势力的包围，因而想以死来来表达对黑暗世界的最后诅咒。她的这种不幸遭遇，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说明了个人反抗奋斗的软弱无力。后来她被余永泽搭救，并与之相爱、同居，但她仍然不时感到人生的苦闷。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引导下，她逐渐投身于革命运动，最后，终于走出了狭窄的金丝笼，走上新的人生之路。经过农村阶级斗争的风雨和狱中的生死考验，她终于与旧我决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摸索前进过程进行的一次总结，她的成长道路，十分准确地概括了 30 年代知识分子的总体趋向，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和深刻的教育意义。
第五节　柳青的小说
一、柳青的小说创作
1936年用柳青笔名发表第一篇作品《待车》。 1946年创作了第一部反映陕北解放区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种谷记》。1951年创作了第二部表现陕北农民英勇支前的长篇小说《铜墙铁壁》。1959年《创业史》（第一部）问世，这是一部探索中国农民历史命运和生活道路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原计划写四部，“文革”到来，作者的写作计划被迫中断。
二、《创业史》中梁生宝和梁三老汉的形象创造
梁生宝十一个平凡而又高尚、踏实而有理想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他身上，普通农民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和谐地统一在一起，典型地体现了 50年代农村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作为一个普通农民，他平凡、勤劳、朴实、淳厚，生活的严峻磨练，培养了他的顽强坚韧和老成持重，也培养了他对苦难兄弟乐于相助的美德。而作为经过党培养教育的农民新一代，他身上的传统基质又升华为新的优秀品质：胸怀开阔、克己奉公、无私正直、富于自我牺牲精神。梁生宝性格的另一个侧面是对于党的事业的忠诚。到郭县买种子、进山割竹进行生产自救、整顿互助组、吸收白占魁入社等，都是从党的事业着想，表现了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可贵品质。可以说，梁生宝是一个富有时代特征的英雄形象。
梁三老汉是一个勤劳、务实、耿直而又思想守旧的老一辈农民形象。作为一个老式农民，私有观念和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使他因循守旧，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甚至反感；另一方面，由于他的阶级地位、旧社会艰难的创业经历和新时代给他的美好印象，使他本能地在精神上与党和政府很贴近，作家通过描写梁三老汉矛盾对立的双重性格，既写出了私有制对老一代农民的影响之深，又写出了党对他们引导和帮助的重要性，从而揭示了引导和教育农民的重大历史命题。梁三老汉的形象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真实地再现了老一代农民弃别私有制、接受公有制所经历的艰难、痛苦的思想历程，是一个真实度、典型性非常高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