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报告文学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概貌
报告文学 创作大致以 80年代中期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段。
① 80年代中期以前，以写人物尤其是当代新人形象为主，主题取向的主旋律意识也颇为鲜明。它最先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的命运。老作家徐迟捷足先登，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写出了 《哥德巴赫猜想》 等一批高质量的作品。紧接着，大批歌颂知识分子的报告文学源源不断地涌现。如 黄宗英的《大雁情》、 柯岩的《船厂》、 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 、理由的《高山与平原》、黄钢的《亚洲新大陆的崛起》等。此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报告文学的题材渐见泛化，各式人等、各种社会问题陆续进入了作家的视野。特别是在社会批判方面，得到了普遍的强化和重视。刘宾雁的《人妖之间》 、程树榛的《励精图治》、袁厚春的《省委第一书记》、乔迈的《三门李轶事》等，就突出地体现了报告文学参与现实、干预生活的功能，因而也赢得了社会的广泛欢迎和好评。
② 从 80年代中期起，报告文学创作由一人一事的“小景观”的描绘转向宏观整体的“全景式”的把握，由对人物命运的关注转向对重大的社会问题的关心，由艺术审美转向写实纪实，作品的信息密集度和思辨抽象化大大加强。像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张胜友、胡平的《世界大串连》，贾鲁生的《亚细亚怪圈》，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等，都是其中优秀的代表作品。它们有的报告政治和经济生活，有的关心道德文化建设，有的忧虑生态环境现状；从国际关系到民族历史大事件、儿童教育，从国家大政到家庭婚姻、青少年早恋，都普遍地具有规模恢弘、视野开阔、客观写真、生活容量博大以及思想力度强劲的特点，从而给报告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气象。
第二节　徐迟的报告文学
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主要特点
① 诗的构思：徐迟善于从大量的原始素材中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细节，抓住人物行动的一刹那来谋篇布局，把全景与特写相结合，构成动人的生活画面。如《在湍流的涡漩中》一文，他将周培源在黑暗与光明搏斗之际的悲愁和欢乐，高度集中在一天去写。这种高度“浓缩”、“集中”的写法，打破了一般报告文学的惯例，使它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更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
② 诗的想像：徐迟的报告文学在恪守真实性原则的基础上，往往具有丰富而奇特的想像，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神思遐想，看到科技领域中那色彩缤纷、诗意盎然的动人画面。如《哥德巴赫猜想》写陈景润所要攻克的数学命题时，作者把形容它们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充满诗意诗情，使作品具有浓厚的诗的色彩。
③ 诗的文辞：在语言文辞上，徐迟突出地显示了其诗人的气质和长处，努力运用将诗情与哲理高度统一的语言，同时吸取古代文言和“欧化”的语言精华，尤其是古代骈文的排比、对偶和“欧化”长句的运用，从而形成了诗理互渗，描写、抒情与议论熔为一炉的语言特色。如“只见大自然抖开了丝绸，甩开了锦缎，大幅大幅的铺在中国大地上。它们覆盖起一座一座山峰，使整座整座山峰都如同穿上了剪裁合身的最时新的艳丽的衬衫和裙子”（《生命之树常绿》）。
第五章　小说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重要小说作家作品
① “伤痕文学”代表作家作品：刘心武《班主任》、 卢新华《伤痕》 、王亚平《神圣的使命》、郑义《枫》、孔捷生《在小河那边》、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竹林《生活的路》、莫应丰《将军吟》、古华 《芙蓉镇》 、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② “反思文学”代表作家作品：王蒙《蝴蝶》《悠悠寸草心》 《活动变人形》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剪不断的红丝线》、叶蔚林《蓝蓝的木兰溪》、韩少功《西望茅草地》、李国文《月食》 《冬天里的春天》 、高晓声 《陈奂生上城》 《李顺大造屋》、陆文夫《美食家》《井》、张炜《古船》等。
③ “改革文学”代表作家作品：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锅碗瓢盆交响曲》、王蒙《春之声》、何立光《乡场上》、柯云路《三千万》《新星》《夜与昼》、邓刚《阵痛》、高晓声《水东流》、 贾平凹 《鸡窝洼的人家》《浮躁》、路遥 《人生》 、水运宪《祸起萧墙》、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张洁 《沉重的翅膀》 、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等。
④ “寻根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 阿城 《棋王》、 韩少功 《爸爸爸》《女女女》、 张承志 《残月》、 王安忆《小鲍庄》 、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等。
⑤ 先锋文学 代表作家作品：刘索拉《你别无选择》、徐星《无主题变奏》、马原《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 残雪《山上的小屋》 、洪峰《奔丧》《极地之侧》、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格非《迷舟》、孙甘露《信使之函》、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
第二节　刘心武、蒋子龙的小说
一、刘心武的小说创作
① “问题小说”阶段： 以 1977年11月发表 《班主任》 为开端，在一年多时间内，连续发表《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十多篇小说。《班主任》是刘心武的成名作，作品通过对两个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谢惠敏、宋宝琪所受到的“四人帮”愚民政策的戕害，最早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造成的精神内伤，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焦灼呐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在文坛和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说打破了文坛的僵滞局面，给沉寂、封闭的文坛冲开了一个突破口，预示着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回归，被视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
② “写人生”小说阶段：1979年发表的《我爱每一片绿叶》是刘心武从“问题小说”向“写人生”小说过渡的标志。这一阶段，刘心武的小说更注重写人物的命运和遭遇，写人与人的关系，写人的心灵、人性和人情。《如意》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③ “文化小说”阶段： 1981年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的发表标志着刘心武小说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他开始把笔触深入到北京市民的世相心态上，比起前一阶段的创作，更多了一层文化色彩，更具有一种艺术美的内在魅力。这个阶段的代表作是 《钟鼓楼》 。
此外，刘心武的“纪实小说”也产生了广泛影响。
二、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
从创作《班主任》开始，刘心武就将关注的重点聚集于人的内心与精神世界，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关注和同情，力图唤起人们心中的良知和爱，体现了他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他曾说，自己所追求的就是“从写实入手，去探索人的心灵，或说是灵魂，干脆说是人性”。小说《如意》表现了普通工人石义海和前清贵族小姐金琦纹各执一柄“如意”而终于没有如意的爱情悲剧，为久被压抑与遏制的人性、人道主义呼号呐喊。在石义海这个人物身上，突出地体现了普通劳动者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美。他出身贫苦，他佩服共产党就是心里面觉得“共产党不糟践人”，他认定“人对人不能狠过了限”，因而处处与人为善。但就是这样善良的老实人在现实生活中却得不到好报，最后只能在无望的爱情中孤寂地死去。
刘心武小说创作的人道主义特色突出地体现在：他肯定了人性需要的合理性，对扼杀人性的环境予以毫不留情的鞭挞，并希望唤起人们的自觉意识，建立和谐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去溶化十年动乱在人们心中累积的坚冰。
第三节　谌容的《人到中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
一、谌容《人到中年》的现实意义
《人到中年》是 谌容小说 的代表作，也是新时期文学复兴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1980年，《人到中年》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陆文婷的“断裂”、傅家杰的未老先衰和姜亚芬夫妇的出国，揭示了中国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在庄严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和不胜负担的工作重担、生活重担之间的矛盾困扰。作品尖锐而深刻地提出了人才问题、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小说进一步把中年问题加以升华，提到人生价值这一更具根本性和普遍性的高度，使作品具有不同凡响的现实性和尖锐性。
二、陆文婷形象及其意义
《人到中年》 在凄婉细腻的心态描写中，展示了陆文婷这一普通、平凡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当了 18 年眼科医生的陆文婷既非主治医生，也不是党员，无职无权，无名无位；一间陋室，两袖清风，家徒四壁，饱经忧患，但一直任劳任怨，默默奉献。从第一次拿起手术刀，到像“一茎瘦草”而枯倒，她的手术刀从未因政治的冲击而卷刃，从未因“超负荷运转”而变形，也从未因病人身份的不同而利钝不一。作品还通过陆文婷的爱情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充分展示她作为妻子、母亲等角色的女性美。在事业、家庭两副重担下，最终心力交瘁，濒临绝境，即使在昏迷之中，在她的潜意识里出现的，仍然是病人一双双盼望见到光明的眼睛。陆文婷这个人物形象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一个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身上那高尚的品格和极其艰难的处境的强烈对照，在于她以温柔文静、谦抑克己的外观呈现出来的献身精神所具有的某种悲壮美。
三、“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艺术形象
“马列主义老太太”秦波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夫人，言辞上冠冕堂皇，满口马列词句，实际上却据权势以营私利，庸俗不堪。强烈的优越感、夫贵妻荣的特权思想是秦波思想的核心，但又借助革命词语、冠冕堂皇的理由和貌似亲切的语气加以包装，开口闭口“我的同志哟！”实际上却是盛气凌人、惟我独尊、目空一切、颐指气使。这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却神情毕肖，是谌容对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独特贡献。
第四节　王蒙的小说
一《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刘世吾形象
作品中的刘世吾是一个革命意志逐步衰退的领导干部形象，作品成功地表现了他从一个革命者蜕变为官僚主义者的真实面目。刘世吾有一句口头禅“就那么回事”，他似乎什么都了如指掌，也什么都看透了，对工作中的缺点、干部中的问题，不是看不见，而是无动于衷，失去了理想，随波逐流。他善于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工作要分清轻重缓急啦，条件不够成熟啦，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啦等等，把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蜕变的灵魂掩盖起来。作者也写了他对昔日斗争生活的怀恋，自己对现状的不满，写出了一旦“条件成熟”后雷厉风行的果断行动，从而使这个人物更加真实可信。
二、王蒙对“意识流”等现代创作艺术手法的吸收和借鉴
① 立足于民族性和现实性的 思想内容：从《布礼》开始， 王蒙 大胆吸收“意识流”的表现形式，用人物的心理活动来结构作品，表现主人公心灵变化的历程。《夜的眼》 《春之声》 进一步表现了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人们的典型情绪和感受。这些小说所表达的主题、思想诸如历史的阵痛、灵魂的扭曲、生命力的压抑、理想的失落与寻找、两代人的精神隔阂与沟通等，都牢固地立足于民族性、现实性，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和时代烙印。
② 追求题材和手法多样性的创作原则：王蒙意识流小说不像西方意识流小说那样晦涩，在借鉴意识流让大量的感官印象和意识流动进入作品，从心理角度来处理时间次序和空间位置等手法的同时，还糅入中国传统艺术手法如白描、比兴、象征、主观感受与夸张变形、幽默讽刺滑稽、杂文式的嬉笑怒骂、巧合、悬念、戏剧性冲突的运用、作者的旁白与人物的独白、对比、反衬、正衬、空白与停顿、各式各样的心理描写等等艺术手法，使他的“意识流”小说具有开放的品格。
③ 充满诗情画意的文风：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意象明丽，文风飘逸清新。《春之声》写岳之峰坐在闷罐子车里的印象、见闻、感触，写回荡在主人公耳边的《春之声圆舞曲》的旋律，写出了他心中的希望和在闷罐子车里发现的诗意。《海的梦》写年逾五十的翻译家缪可言失去了青春的海的梦，却窥见了海的魂，生命终于获得了高扬起来的力量：“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可以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改造，因而被称为“东方化意识流”。
第五节　汪曾祺的小说
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 浓郁的乡土风俗画描写 ：汪曾祺的小说是一幅幅清新隽永、淡泊静雅的风俗画，由于对故乡的热爱和对苏北水乡风土人情的谙熟，使得他描述起来潇洒自如，而且大量的风土人情描摹有着深刻的人生内涵。在汪曾祺笔下，地方风俗多靠人物来体现。风俗即人，这是他和很多作家最显著的区别。 《大淖记事》 近一半篇幅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然恬静天性的写照，小说中十一子和巧云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风情相和谐，使人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风俗和人物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交相辉映地体现出民间生活的本真生命形象和人格取向。
② 鲜明的传统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汪曾祺的小说融会了儒道互补、儒内道外的哲学意识和民间文化的生存意识。其人物大多重入世、重实践、重世俗，又不为功名利禄所左右，追求自由放达的人生。无论是 《大淖记事》还是 《受戒》 ，汪曾祺所塑造的主人公都具有善的本性，他们那可以死，可以生的爱情故事，浸染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谛。当然，在描写传统的真善美人物的同时，他也对人性的丑恶发出了深沉的喟叹，对于自私、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有所针砭。
③ 小说散文化： a、 重氛围描写：《受戒》开篇用了几千字来写庵赵庄一带的风景，“出于生计当和尚”的习俗以及佛门净地的人间烟火。真正写主人公明子和小英子的文字并不多，这样就消除了一般小说中的“戏剧化”设计，显示出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 b、 轻情节结构：汪曾祺小说的结构大都散漫随便，貌似随笔，无拘无束，随物赋形，姿态横生，《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等作品都是信笔拈来，一地一景一人一事娓娓道来，其间还借用中国画中的“横断云风法”，插入一些风俗轶事的片断，等到人去事散后，小说也在读者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C、 散文化的语言：他的叙述语言简洁干净，文白相间，雅俗互现。雅则简洁冲淡，不乏幽默情致，俗则贴近口语，多用短句，质朴鲜活。在追求生活语言的色、香、味，让人感到清新自然的同时，又讲究文学语言的妙、绝、雅，令人觉得韵味悠长。
第六节　莫言、马原的小说
一、莫言小说的思想艺术特征
① 生命意识：一方面表现为莫言小说描写了中国北方农村的生存状况：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充满野性的顽强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生命意识在莫言小说中也表现为对人性中一种永恒不灭的生命渴求。
② 独特的艺术感觉：莫言大胆地以富有张力的感觉描写取代了对对象的描写刻画，以感觉的奇异超常取代了描画的逼真酷似，甚至以感觉的变异夸张等来组织故事的文本形态。这使他笔下的生活具有湿漉漉、毛茸茸的原生状，又富有超越常情的浪漫感。
③ 想像性与神奇感：在莫言的笔下，通过想像，小说构思奇诡，其中最具创意的是打破“过去”的连续性，让一个隔代的叙述者在现在、过去之间穿梭往返，使先辈生活的历史成为当下的每一个“现在”包围和缠绕的瞬间。这样，故事时间与叙述时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就产生了很大的艺术张力。
二、《红高粱》的艺术成就           
① 以敢生敢死敢恨敢爱的民族生命意识，通过战争这一特殊环境，描述农民真实的原生状态的文化心理，开掘真正属于农民意识的正负（如伟大与渺小、强悍与虚弱、自尊自信与自卑自贱、善良与残忍等等）两个层面，揭示了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某种有机的精神联系，即民族之魂的复杂内核。在以往的抗战生活题材小说中，还没有哪一部像《红高粱》这样深刻独到、动人心魄。
② 全新的悲剧美感：小说的悲剧美不同传统悲剧美学中的悲悯、崇高的美感，莫言在写到最惨烈处时往往会笔锋一转，以轻松甚至幽默调侃的笔调，将读者从本来的悲剧审美轨迹中拉出来，进入一个更广阔的想象世界，使小说具有多重审美意蕴。如罗汉大爷被剥皮时“父亲”的感受描写就掺杂着一种幽默调侃的意味。这种对传统悲剧观念的背叛，正是为了表现那种原生状态的生命意识，也把小说中的悲剧、悲壮推到了令人震撼的极境。
③ 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吸收：在现实主义精神中，莫言吸纳了大量现代派技巧，借鉴了马尔克斯的魔幻技巧和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采用童话寓言模式来结构小说，因而充满象征、隐喻、幻象等。如森林般的红高粱本身就是民族精神内核的象征。可以说，以《红高粱》为代表的莫言新时期的小说创作以其独特风格改变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轨迹，成为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又一座里程碑。
第六章　戏剧
第一节　概述
本时期戏剧创作概貌
① 对“文革”的声讨、对“四人帮”的揭露批判：如金振家、王景愚的 6场讽刺喜剧 《枫叶红了的时候》 、苏叔阳的《丹心谱》、宗福先的 《于无声处》 等。
② 对人民热爱的革命领袖的怀念：如白桦的《曙光》、程士荣等的《西安事变》、云平、史超的《东进！东进！》、邵冲飞等的《报童》、丁一三的《陈毅出山》、东生的《巍巍昆仑》、沙叶新的《陈毅市长》《马克思秘史》等。
③ 表现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现象：如崔德志的《报春花》、赵国庆的《救救她》、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宗福先、贺国甫的《血，总是热的》等。
④ 探索戏剧：如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的《屋外有热流》、刘树纲的 《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 、高行健的《野人》、马中骏、秦培春的《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魏敏的《红白喜事》、沙叶新的《寻找男子汉》、李杰的《田野又是青纱帐》、何冀平的《天下第一楼》及锦云的 《狗儿爷涅槃》 、陈子度、杨健、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陶骏、 陈亮的《魔方》等。
第二节　沙叶新、高行健的戏剧
沙叶新剧作特点
① 坚执 的社会责任感：沙叶新的创作，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总是秉持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为时为事而作，在历史—现实—未来的联系中，表现我们时代生活中的重要课题，力图通过艺术推动生活前进。他的《陈毅市长》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而《假如我是真的》是告诉人们不该怎样。以《寻找男子汉》为界，他对现实的关注开始从浅层次向深层次转化，而推动他苦苦寻找民族灵魂和社会精神的内在动力，仍是社会责任感 。
② 平民意识和“世俗性”倾向：不管是伟大领袖还是神人圣人，沙叶新总是能给读者和观众留下平易可感的印象。在他创作的戏剧世界里，读者或观众可用平视的眼光来洞察其中人物形象的言行、情感和思维方式，作者尽量以平等的态度和观众进行交流和沟通。《陈毅市长》中陈毅叱咤风云的革命家的一面被隐去，而代之以机智、幽默、风趣的生活化的陈毅形象；《马克思秘史》中塑造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给观众更多的感受是平常生活中的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无形中用替换伟人的社会角色的方式来消解着伟人和普通观众间的距离感。
③ 喜剧化戏剧风格：沙叶新的剧作往往寓庄于谐、庄谐结合，具有喜剧色彩。他似乎习惯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表现严肃而深刻的主题，挖掘事物内在的矛盾，揭示包含着的荒诞性。《假如我是真的》中的骗子最后还是被意外地识破，难逃法网，于是，他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几近于零，他行为的结果变成了滑稽的行为，变成了观众的笑料，事实上已经化解了戏剧矛盾。
④ 重视戏剧的结构形式，在创作《寻找男子汉》时，他试图将传统和现代、现实和荒诞相结合。他的代表作《陈毅市长》中的“冰糖葫芦式”的结构，更是别具特色。
第三编
第一章  社会文化背景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文学三元格局的形成
精英文学、大众通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的“三元一体”格局
①三元格局的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性质和时代变化密切相关，世界多极化格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巨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们新的价值观，不同的文化、思想并立而生，绝对主流话语不复存在；经济、文化领域的剧变以巨大能量辐射到文学领域，要求文学改变过去视角单一、齐声共语状态，以多种话语方式和思维向度反映多姿多彩的当代生活。
②如果把此一时期中国文学的总体格局看成是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大众通俗文学就是它的基座，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是它的塔身，而精英文学则是它的塔尖。
③中国的大众通俗文学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进入90年代后，大众通俗文学以颇具规模的文化市场为依托，更加锐不可当，颇顺利地占据了文学的主流地位。不少作家弃雅从俗，从雅文学队伍中分化出去，加盟大众通俗文学创作阵营。
④主流意识形态文带有强烈的中心意识形态色彩，是国家权威意志和利益、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在文学上的代表。这种文学要求个人向社会主体认同，力图使社会成员纳入到稳定的社会模式中，其文化态度是稳重守成的，代表着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正统的价值取向，并且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绝对的、“合法化”的话语权力。
⑤精英文学进入90年代后，呈现出某种衰势，这种衰落诚然取决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嬗变，但也与精英文学内部的自我颠覆以及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有关。知识精英自身的先锋性消退，从根本上丧失了精英之源，使其急剧地从形而上的理想理性层面堕入形而下的生存欲望层面。一些作家不谈崇高，拒绝批判，放弃对思想与艺术的超前探索；热衷于“零度情感”，或沉湎于语言文字的拆解、颠覆、重组与游戏，使精英文学失去了自己独特的话语和主体性。不过，也有作家面对商品经济带来的负面现象，大声疾呼，希望人们保持精神的纯洁，重新回到信仰的怀抱，重温“人民神话”的余辉，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具有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精神自由”之旅。
⑥转型时期“三元一体”文学，它们彼此既渗透又分化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多极角逐又多元共存的互动矛盾关系，并贯穿于整个90年代文学的全过程。在既歧异又互补的各种不同文学主张和观念的支撑下，文学才能从多方面展示自己，实现多种可能性，从而创造出丰富多样的文学景观。
第二节　文化守成与作家边缘化的写作
“人文精神大讨论”
①缘起：1993年6月，《上海文学》在“批评家俱乐部”栏目里发表王晓明与张宏等5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王晓明的论述引人注目：“今天的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了公众文化素养的普遍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的危机实际上也暴露了当代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漠，正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们已经对发展自己的精神生活丧失了兴趣。”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便拉开序幕，诸多作家、评论家纷纷投笔加盟，如王蒙、刘心武、张承志、张炜、王朔、谢冕、钱中文、雷达、陈平原、朱立元等等，几乎所有著名的作家、理论家都为此留下了有着独特思考的文章。
②对于“人文精神”的界定：袁进认为：人文精神“是对人‘存在’的思考，对人生价值、生存意义的关注”；王蒙则强调：“人文精神应该承认人的差别而又承认人的平等。”
③讨论的焦点问题：焦点之一是如何看待当前的人文精神状况，如何评估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的“俗化”现象，如何看待文艺的价值和功能。一种意见认为，当下情境中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王晓明等人就认为，王朔的小说和张艺谋的电影分别是文艺“媚俗”和“自娱”的代表，是人文精神微机的形象表征；另一种意见（如王朔）和他们的意见更好相反。焦点之二是重建人文精神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以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价值重构的作用。不少人认为，应当对当前的人文精神进行调整或重构；尤其是新的时代，为新的人文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个体可以利用一切可能条件，充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