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王世贞与后七子的文学复古
明代前七子在嘉靖初逐渐偃旗息鼓，至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上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显赫，为众人所瞩目。李、王在文学上完全继承了李梦阳、何景明的复古理论。他们认为“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明史•李攀龙传》）就是李梦阳论点的翻版。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复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如一般复古论者视《史记》、《汉书》为古文的典范，而李攀龙则从比《史记》、《汉书》更古的《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中汲取“古法”，似乎这样格调就愈高。在王世贞那里，李梦阳、何景明关于“古法”的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更趋于精密、系统。后七子一方面对于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所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太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的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因此，后七子也很快地受到严厉的批判。
后七子中，王世贞的才学最富，成就最高。就创作风格而言，拟古的习气在他的作品中仍然显得比较浓厚，不过与李攀龙等人相比，他的一些拟古之作更显得锻炼精纯、气味雄厚，或时寓变化，神情四溢，乐府及古体诗更是如此。
三、明代后期的诗文
明后期包括从万历到明亡（1573—1644）的七十余年。这段时期的文坛，出现了在王学左派思想影响下，以反复古主义为号召，倡导个性解放，摆脱礼教束缚，肯定人的自然欲望，重视表现真情实感的文学新思潮。
1．李贽
李贽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也是一位标新立异而对当时文坛产生很大影响的文学家。他公然以“异端”自居，对传统教条和假道学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否”，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公开为人们嗜欲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在文学方面，他论文的纲领是“童心说”，，即人的自然情性，包括不依傍他人的独立见解和表现自我的纯真之情。他认为天下之至文皆出于童心，要求内容与形式都要有创新，他赞扬院本传奇，赞扬《西厢记》、《水浒传》，这都表现了他崇尚自然、反对矫饰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给晚明文坛以极大的影响，公安三袁、汤显祖、冯梦龙等都直接地接受了李贽的影响。
2．袁宏道和公安派
在晚明诗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公安派理论的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即重个性、贵独创、强调表现自我，反对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粉饰蹈袭”。做到这一点，即使作品有“疵处”，也是值得赞赏的。为此，他们大力推崇通俗文学，赞扬《水浒传》、《金瓶梅》等白话小说，认为这些作品“情真而语直”。总之，他们在文学上反对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道统，他们的作品也能打破传统诗文的陈规陋习，抒发个性，清新流畅。他们信手而成、随意而出的写作态度，也使得公安派作家不大喜欢在作品中铺陈道理，刻意雕琢，他们往往根据生活体验与个人志趣爱好抒情写景，追求一种清新洒脱、轻逸自如、意趣横生的创作效果。但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写作风格有时也让公安派走上另一个极端，由于不恰当的强调自我，加上作者不经意的创作态度，使得一些作品因为过于率直浅俗，矫情造作，破坏了作品的艺术美感。袁中道曾自评其诗：“颇厌世人套语，极力变化，然其病多伤率易，全无含蓄。”（《寄曹大参尊生》）故而又有竟陵派出来加以匡救。
3．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竟陵派的文学观念受到公安派影响，和公安派略同，提出重“真诗”，重“性灵”，提出“诗有穷而必变”的变革主张。和公安派相比，竟陵派更强调从古人诗词的精神里去寻求性灵，“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他们看到了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矫正。但他们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公安派不过把文学反映现实的任务缩小为表现自我，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的价值标准，敏锐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欢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风格，明显地体现出内敛的心态。他们的诗歌偏重心理感受，境界狭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为了掩盖内容上的空寂，他们有意在形式上追求新奇，喜用奇字险韵，故作深奥；文章的安置，有意颠倒；语言佶屈聱牙，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形成一种冷僻苦涩的文风，每每让人感到气息不顺。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偏执地将“幽情单绪”、“孤行静寄”这种超尘绝俗的境界当作文学的全部内容，将创作引上了奇僻险怪、孤峭幽寒之路，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也减弱了公安派作品中所能看到的那种直面人生与坦露自我的勇气，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退。不过，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曾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掊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征兆（《列朝诗集小传》），虽为偏颇之论，却也指出了竟陵派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来的时代气氛。
4．晚明小品文
在晚明文学发展进程中，小品文的创作占据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它代表了晚明散文所具有的时代特色。它的兴起，正体现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
晚明的小品文的范围很广，几乎包括除关乎国家政典、理学精义之类“高文大册”及其它庄严正大之外的所有抒写性灵、发表见解的短小文字，包括杂记、游记、随笔、书信以及记事、抒情短文。它在内容题材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于生活化、个人化，不少作家喜欢在文章中反映自己日常生活状况及趣味，渗透着晚明文人特有的生活情趣。公安派三袁兄弟的作品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它的另一个特点是率真直露，注重真情实感，不论是描写个人日常生活，表达审美感受，还是评议时政，抨击秽俗，时有胸臆直露之作。张岱、袁宏道的许多作品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晚明的小品文大致以公安派为显著的开端，袁宏道、袁中道都写过很多出色的富于性情的短篇散文。在此之前，徐渭、李贽也写过一些这类作品。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张岱是一个生活经历、思想感情都很丰富的人，他的生活兴趣非常广泛，凡戏曲、音乐、品茶、饮膳等，他都十分爱好并有独到的鉴赏力，所以他的散文题材广泛，不仅山水人物，而且茶楼酒肆、歌馆妓院、斗鸡走狗、工艺书画、地方风俗、文物古迹等等，都在他的小品文中得到反映。张岱尤其擅长以清新峭拔之语，写国亡家破的忧愤之思。他的小品文能吸收公安派和竟陵派的长处，把公安派的清新与竟陵派的冷峭熔于一炉，又避免了两派的流弊，以深厚救浅薄，以严谨救率易，以明快救僻涩，兼诸家之长，集小品之大成。
5．明后期的诗歌
自明中叶以后，诗坛一直为复古派末流所控制。公安派、竟陵派均反对复古，但他们的成就主要在散文，因而诗坛一直比较萧条。直到明末，由于民族危机的加重，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明末的一些诗人如陈子龙、夏完淳、瞿式耜、张煌言等，身处“天崩地坼”的时代，经过颠危困厄的磨练，怀抱匡时救世的愿望和亡国易代的悲痛，诗文有感而发，深沉悲凉，为明末诗坛奏出了一出激越悲壮的尾声。
第三章  明代长篇小说
一、三国演义
1．章回小说的产生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形式。其特点是分回标目、首尾完整、故事连接、段落整齐。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平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讲史平话大多粗陈梗概，细节描写不多，篇幅不长。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艺人不断进行加工。一是增添细节，反复渲染，加强其故事性，并吸收“小说”家经验，注意人物形象的塑造，使本来是通俗地宣讲历史的“讲史”逐步向小说过渡；二是为了弥补篇幅渐长、讲述不便的缺陷，把原来分卷集细目的做法更加固定和完善，选择那些情节发展中的自然段落，即有断有连的地方分出章回，这样既突出了历史故事的阶段性，又照顾到它的连续性。产生较晚的平话如元末明初的《西游记平话》可能就是这种略带章回体的平话，主要是供艺人讲述之用，但供人阅读的成分增加了。这种平话的进一步发展，便成了章回小说，即成了供人阅读为主的文学作品。
2．《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版本
《三国演义》是一部在长期的群众传说与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由作家加工、整理写完的，即“世代累积型”小说。三国故事，晋以后即已开始流行。东晋裴启《语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梁殷云《小说》等书，都记载了一些三国小故事。到隋代，文艺表演中已有“三国”的节目。据杜宝《大业拾遗记》载，隋炀帝看水上杂戏，就有曹操谯水击蛟、刘备檀溪跃马等内容。唐代李商隐有《骄儿》诗，从中可见到晚唐，连儿童也熟悉三国的故事。在宋代说话中，已有“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门艺人，苏轼《东坡志林》中记载小儿听说三国事，已出现明显的尊刘抑曹的倾向。金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地改编为戏剧，金院本、宋元戏文、元杂剧等有众多的三国戏。从保存下来的剧本来看，半数以上均以蜀汉人物为中心，尊刘抑曹的倾向仍很明显。元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本《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及在此前后刊刻的《三分事略》，是元代“说三分”艺人的底本，保存了宋元以来流传的三国故事的大致面貌。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的基础上，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创作了《三国演义》这部历史演义的典范作品。
关于罗贯中，目前他的情况知道甚少，一些零星记载也互为抵牾。
《三国演义》刻本较多，重要的有以下几种：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则目均为七言单句。题签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卷首有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金华蒋大器）序，次有嘉靖壬午关中修髯子（张尚德）序，当刻于嘉靖三十一年壬午（1552）以后。为今见之最早版本。
《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二十卷，二百四十则，刻本较多，大多刊刻于万历间，均为二十卷本，书名也大同小异。此本与嘉靖本在内容上有不少异文，其所据原文，可能较嘉靖本更早。
《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一百二十回，不分卷。实则是合嘉靖本二则为一回，易单句则目为双句回目，但多不对偶。每回总评常有“梁溪叶仲子谑曰”之语。叶仲子即叶昼，所谓李卓吾评语，文意浅陋，实为叶昼伪托。
《三国志演义》，由长洲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在李卓吾评本的基础上整理回目、修改文辞、削除论赞、改换诗文、增删或改写某些情节，删去旧评，而以己评代之，但仍托名“圣叹外书”，并改称为《第一才子书》。经过毛氏父子的修改，书中尊刘抑曹的倾向更为突出，人物性格较前统一、鲜明，回目对仗工整，文字也较为流畅，其评点文字也多有精到的见解。因此，毛本一出，就代替了所有旧本，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本子。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
统观《三国演义》全书，作者显然是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表现了对于导致天下大乱的昏君贼臣的痛恨，对于创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小说将刘备塑造成一个仁君的典范，本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一生“仁德及人”，爱民，爱才。在他的身上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与刘备对照的是，作者又塑造了一个残暴的奸雄曹操，以及董卓、袁绍、袁术、曹睿、孙皓、刘禅等既无曹操的雄才大略，却似曹操那样轻民、贱民的暴君乱臣，对于蔑视黎元、残杀无辜者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慕。
《三国演义》在人格构建的价值趋向，是恪守以“忠义”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全书写人论事，都以此来区分善恶，评定高下，而不问其身处什么集团，也不论其出身贵贱和性别，只要“义不负心，忠不顾死”，都一律加以赞美。特别是对诸葛亮的忠、关羽的义，作者更是倾注了全部的感情，把他们塑造成理想人格的化身。《三国演义》的“忠义”思想，当然主要的是正统的封建道德标准，但是又渗透着民间的理想标准，尤其是市井中的“义”的道德。关羽的“义”在本质上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回报和温情，与江湖上流行的道德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关羽形象在民间越来越被神化，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他的崇敬。
《三国演义》对于智与勇，都是予以歌颂的。小说在描写三国间政治、军事、外交的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更突出了智慧的重要性。小说中的诸葛亮，不但是忠贞的典范，而且也是智慧的化身，作者把他的谋略胜算写得出神入化，无疑寄托着人民的理想。他的惊人智慧和绝世才能，实际上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斗争经验和智慧的总结。另外，曹操、周瑜和司马懿等人都是以谋略机变见长的人物。运用智慧的故事，在阅读上有其特殊的紧张感和愉快感，同时也具有实用价值，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读者的重大原因。
4．《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的故事框架是在历史记载的基础上构成的，作者对陈寿《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所引大量琐碎而又不可避免彼此矛盾的史料的处理，不仅显示了高度的史学修养，而且表现出高度的叙事技巧。在史料的基础上，作者作了许多铺张渲染，更增添了不少纯乎虚构的情节，这些往往成为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尤其是对战争的描写，成就最为突出。
《三国演义》塑造人物，一般采用类型化手法。即从历史人物的各种性格中，突出甚至夸大主要性格特点，舍弃性格中的次要方面，创造了一批具有特征化的艺术典型。既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他们的性格特征，一般都显得单一和稳定，容易给读者以强烈、鲜明的印象。而在单一的性格方面，作者通过生动的情节和夸张的笔法，还能够把人物写得较为有声有色。在同一类型人物或具备某一特点的人物之中，尽可能得写出了他们各自的特征。
《三国演义》用的是文白夹杂的语言，既有利于接近历史，营造历史气氛，又照顾了阅读效果，雅俗共赏，具有简洁、明快、生动等特色。人物语言，已开始注意到个性化。
二、水浒传
1．《水浒传》的成书、作者和版本
《水浒传》所记载的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历史史料都曾提及。还有的史书记载宋江投降后征讨方腊。但史学家对此争论较大。从南宋起，宋江故事就在民间流传，宋末元初人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完整地记载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同时代罗烨的《醉翁谈录》已著录了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说话名目。这显然是独立的水浒“小说”。而《大宋宣和遗事》写了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张叔夜招安等内容，笔墨虽然简略，但已将水浒故事联缀起来。展现了《水浒传》原始面貌。而元杂剧中也有相当数量的水浒戏，今存剧目就有三十三种，剧本全存的也有六种，它们于水浒故事有所发展，其中李逵、宋江、燕青的形象已相当生动了。总之，自宋元之际始，水浒故事以说话、戏曲为主要形式，在民间愈演愈盛，它显然投合了老百姓的心理和爱好。这些故事虽然分别独立，而相互之间却有内在的联系。《水浒传》的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
但对于《水浒传》的作者，却有不同的说法。明人有四种观点：嘉靖间最早著录此书的高儒《百川书志》题作“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同时代郎瑛《七修类稿》也有类似的记载；稍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王圻《稗史汇编》等都认为是罗贯中作；明万历时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则又说是武林（杭州）施耐庵所作；明末清初金圣叹的《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又提出施耐庵作、罗贯中续的说法。据这些记载大致可以判断：此书当是先由罗贯中将说话、戏曲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而成，故曰“编次”；后由施耐庵对这个本子加以发展、提高。对罗氏原本进行再加工的本子当不止一个，而以施耐庵的本子最好，故称为“的本”。至于胡应麟说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见《少室山房笔丛》），当是因为见到刻本是施氏列名在前而产生的推测。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施、罗两人均系托名而实无其人。
施耐庵生平不详，仅知他是元末明初人，曾在钱塘（今杭州）生活。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氏的资料，对其生平有较详细的说法，然可疑处颇多。现代学者多数持否定的态度。
《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施耐庵编定的《水浒传》之祖本，今已不存。今日能见到的最早刊本为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刻本。这个刻本今仅存第十一卷、即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另外，载有万历十七年（1589）天都外臣（即汪道昆）序的《忠义水浒传》（此书原刊本已佚，今见康熙五年石渠阁补修本），以及容与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与郭本属于同一系统。其特点是：均为一百回，回目对偶。招安后有征辽、征方腊，而无征田虎、王庆事。文笔流畅，形容曲尽。都属于文繁事简的繁本。
此后，流行版本极多，除繁本以外，尚有文简事繁的简本系统：如万历间书林余氏双峰堂刊《全像增插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百二十回。宝翰楼刊西湖老人序《忠义水浒全传》三十卷，无回目。双峰堂刊《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十五卷，仅分节，不记回数。这些简本均为残本，仅清刊本十卷一百十五回《忠义水浒传》是现存较为完整的简本。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文笔简陋，招安后均有平田虎、王庆二传，有人推测此乃书林余氏即余象斗所加。
在大批简本出现后，又出现了一部最为完整的繁本，即明末袁无涯原刻之《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共一百二十回。此本以百回繁本为基础，从简本中补上田虎、王庆二传，成为水浒故事的大总汇。明代末年，金圣叹把百二十回本后半部砍去，只保留排座次以前之七十回。文字上也略加润饰，还加上不少评点。自此贯华堂刊本《第五才子水浒传》一出，其他各本《水浒传》尽废，入清以后三百年间，金本几乎成了唯一流传的刊本。
2．《水浒传》的思想倾向
长期以来，《水浒传》是被当作第一部正面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来看待和歌颂的。但有趣的是，梁山英雄的成分，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却几乎没有真正的农民。事实上，《水浒传》故事除了“宋江”这个人名和反政府武装活动的大框架外，它的故事、人物基本上都是出于艺术虚构，和历史上宋江起义的事件并没有多大的关系。这部小说的基础，主要是市井文艺“说话”，它在流行的过程中，首先受到市民趣味的影响和制约。梁山英雄的个性，更多地反映着市民阶层的人生向往。
《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忠义”是梁山好汉行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这一部歌颂在统治者看来是“盗贼流寇”之流的作品为社会接受乃至喜爱的前提。在这种总的前提下，来描绘他们的反抗斗争。“忠”首先和主要地必须对皇帝和朝廷的忠诚，甚至梁山义军的武装反抗，攻城略地，也被解释为“忠”的表现——“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忠”的道德信条既是作者无法跨越的界限，却也是这部小说能够成立和流传的保障。至于像叫嚷“招安招安，招甚鸟安”的李逵等，始终处在以宋江为代表的主“忠”力量的抑制下，只不过是作为“忠义”的映衬而存在罢了。然而，这些“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的英雄们，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部忠义的悲歌。
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仗忠义”的同时，小说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在全书的开端，就写了无恶不作的高俅的发迹和胡作非为，寓有“乱自上作”的含义，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如此广泛的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是随着长篇小说的诞生而第一次出现的。在“替天行道”的堂皇大旗下，作者热烈的肯定和赞美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复仇行为。作者把这些好汉们塑造成顶天立地的英雄，一批勇武或智慧上的超人。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特别是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为百姓打抱不平、伸正义时，更能激起广大民众的共鸣，英雄们的敢作敢为、豁达磊落，不仅给人以生命力舒张的快感，而且在污秽而艰难的现实世界中，这些传奇式的英雄，给读者以很大的心理满足。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在标榜“忠义”的同时，肯定了金钱的力量，赞美一种以充分的物质享受为基础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理想。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 “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宋江、卢俊义、晁盖、柴进这一类具有凝聚力、号召力的人物，其主要的凭借就是有钱而又能“仗义疏财”，在好汉们那里，“义”却是要通过“财”来实现，倘若无财可疏，宋江等人在集团中的聚合力也就无法存在，同样，许多好汉上梁山的动机，也与物质享受有关。小说中所有这些描写，都明显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
3．《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作为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出现标志着白话文体在小说创作上的优势得到完全确立，白话长篇章回小说进入成熟发展时期。《水浒传》娴熟地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特别是在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开始从《三国演义》的类型化写法走向初步个性化的写法。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物众多而人物各有各自的身份、经历，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说：“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此话虽未免有所夸张，但至少有使几个主要人物，确是写得活灵活现。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能将性格相尽的一类人物写得各个不同，在 “同而不同”之中显示人物的个性特点。
《水浒传》的情节结构是以单线纵向进行的。上半部是以人为单元，下半部则以事为顺序。上半部故事的发展主要依靠人物的相互衔接，主要人物的故事一环套一环。分开来看，可以把一些主要人物的故事分成若干短篇而无割裂之感；合起来看，其结构又严整划一，气氛协调，并无琐碎繁复之弊。可以说是一种“板块”串联的结构。下半部以时间为顺序，以报效朝廷为主干，将许多征战故事贯穿起来。从长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来看，这固然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从塑造人物来看，却也有其便利之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各自占用连续几回篇幅，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民间评书有专说宋江、石秀、武松等人，也正是发挥了《水浒传》这一特点。
三、西游记
1．《西游记》的成书、作者和版本
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西游记》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演变才形成的。这个故事源于唐僧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经的史实。玄奘归国后奉诏口述所见，由门徒辩机等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后来他的门徒慧立、彦琮又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些书虽一再声明“皆存实录，匪敢雕华”，但撰述者以宗教徒虔诚的心理采录佛家种种灵异之事，同时对途中艰苦及沙漠幻影鬼火一类，又多用宗教的心理去解释，因而使许多事实在叙述中成为灵异和神迹，无意中搭起了通往文学创作的桥梁。此后，随着取经故事在社会中广泛流传，其虚构的成分也日渐增多，并成为民间文艺的重要题材。在戏剧方面，金院本有《唐三藏》、宋之南戏有《陈光蕊江流和尚》、元有吴昌龄杂剧《西游记》、杨景贤杂剧《西游记》六本二十四折，元末明初无名氏《二郎神锁齐天大圣》等。这些剧作与小说《西游记》的关系难以确定，但足以证明取经故事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情况。话本中，成书于北宋年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使这一真人真事至此也全变为神话，它已具备了《西游记》故事的轮廓。比较完整的小说《西游记》，至迟在元末明初已经出现，原书已佚，但残文及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引述“车迟国斗圣”故事片段和八条注，可以看到西游故事的主要人物、情节和结构均已定型。今本《西游记》的一些主要情节，大体上都具备了，只是描写还不够精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