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写定《西游记》的作家是谁，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观点。百回本《西游记》的所有明刊本，均未署名，仅题“华阳洞天主人校”。而多数清代刻本，均题作者为元初人丘处机，这显然是把丘作《长春真人西游记》误会为小说《西游记》之故。清中叶以后，吴玉搢《山阳志遗》、阮奎生《茶余客话》、丁晏《石亭记事续编》等淮安人著述，根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小说中方言俚语等材料，提出作者是吴承恩，但未得到响应。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才集中论定作者为吴承恩，并得到普遍赞成。但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淮安府志》所著录的吴承恩《西游记》是否就是今存百回本小说《西游记》，尚需作进一步的证明。
《西游记》的版本较多。现存最早的是金陵世德堂刊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一般认为是刊于万历二十年（1592）。万历、崇祯间另有三种百回本，均无专叙玄奘出身的一节故事。清初汪象旭、黄周星评刻的《西游证道书》才补入玄奘出身这一节，成为第九回，把原来的第九、十、十一三回的内容改成第十、十一两回，后遂成为定本。
2．《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西游记》是一部充满幻想、情节离奇的形小说，它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清代学者将它看作是一部修道奇书，“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鲁迅、胡适等学者批判了这类牵强附会的“微言大义”，提出“此是则实出于游戏”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全书以诙谐滑稽为宗旨”（胡适《西游记考证》）。五十年代以后，又有不少人 囿于现实阶级斗争的框架，认为小说中神与魔的斗争，说成是统治者与人民特别是农民之间的斗争，因而陆续提出农民起义说、人民斗争说、叛逆投降说、歌颂市民说、诛奸尚贤说、安天医国说、主题转化说，等等。八十年代以后，不少人感到从这部神魔小说中归纳出一个政治性的主题确实太牵强附会，荒诞无稽，因而又把小说纳入哲理性范畴，如反映人生说、追求真理说、表现理想说等，诚如鲁迅所说：“三教之徒，皆得随宜附会”。应该看到，《西游记》只是一部神魔小说，它给读者更多的是一种娱乐性的、驰骋幻想与诙谐嘲戏的快感，而不是什么政治、道德或哲理性的寓言。
当然，《西游记》本身确实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但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神幻、诙谐之中蕴涵着哲理。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因而作家主观上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的心学，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在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具体而言，假如说前七回主观上想谴责“放心”之害，而在客观上倒是赞扬了自由和个性的话，那么，以第七回“定心”为转机，以后取经“修心”的过程，就是反复说明了师徒四人在不断扫除外部邪恶的同时完成了人性的升华，孙悟空最终成了一个有个性、有理想、有能力的人性美的象征。
3．《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西游记》在艺术表现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突破时空、生死，突破神、人、物的界限，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而这个幻想境界并不是凭空假设，向壁虚构，而是大多写得入情入理，令人信服。许多情节或如现实的影子，或含生活的真理，甚至连妖魔都写得“极似世上人情”（《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批语），“作《西游记》者不过借妖魔来画个影子耳”（第七十六回总批）。这部小说就在极幻之文中，含有极真之情；在极奇之事中，寓有极真之理。
与小说在整体上“幻”与“真”相结合的精神一致，《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也自有其特色，即能做到物性、神性和人性的统一。作者注意把人物置于日常的平民社会中，多色调地去刻画其性格的复杂性。如猪八戒的刻画，勇敢中带着怯懦，憨厚中带着奸诈，他的形象，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欲望和弱点，比孙悟空更具有日常生活中人物的真实性，读起来让人感到亲切。这种人物形象，是过去的文学中所未有的，他的出现，显示出作者对于人性固有弱点的宽容态度，也显示出中国文学中的人物类型进一步向真实、日常和复杂多样的方向发展。
《西游记》作为一部娱乐性很强的神魔小说，中间穿插了大量的游戏笔墨，使全书充满着喜剧色彩和诙谐的气氛。这种游戏笔墨，突破了天堂与尘凡之间的界限，填平了神魔与凡人之间的鸿沟，它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淡化了宗教观念所赋予的神秘性，增强了他们身上的世俗性。小说中的所有神魔，即使是雷公阎王、凶神厉鬼，也丝毫不让人感到敬畏或恐惧。他们不过是一群披着神秘观念的外衣，而内心却充满人情世故的有血有肉的的形象，就是高贵如玉帝、威严如如来、清高如老君、圣洁如观音、不苟言笑如唐僧，他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充满人情味和世俗情调，甚至显得滑稽可笑、风趣动人。作品中有些游戏笔墨是顺手拈来，或用以调节气氛，增加小说的趣味性，或为讽刺世态人情的利器，显示了相当高的水平。
四、金瓶梅
1．《金瓶梅》的概况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据现存资料，《金瓶梅》最迟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之后，苏州就有了刻本，但此本至今未见。现存最早刻本是万历四十五年（1617）《金瓶梅词话》本，共一百回。卷首有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首次提出本书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这就是所谓的词话本系统，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竹坡的评点，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的作者，据《金瓶梅词话》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但这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至今众说纷纭，后人对此猜测，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
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
2．《金瓶梅》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的书名，是由小说中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人的名字合成。故事开头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节演化开来。它以北宋末年为背景，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着鲜明的晚明时代特征。《金瓶梅》主要通过写西门庆亦官亦商的活动，从京城、相府、封疆大吏一直写到市井平民、三姑六婆，展示了晚明社会的众生相，描绘了市井社会五光十色的风俗画，彻底暴露了晚明社会、政治的腐朽与黑暗。《金瓶梅》揭示了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封建国家在商人金钱的锈蚀下，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运转能力，而西门庆正是凭借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利，在相当大的范围里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小说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因而显得具有相当的深度。
如果说小说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集团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抨击的话，那么对于新兴的商人势力则抱着一种颇为复杂的态度。作者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重农抑商”思想的支配下，总体上将西门庆作为新兴商人的代表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写他恣意妄为、纵情享乐、不得好死，但另一方面在新的时代思潮的熏染下，又常常不自觉地把这个不顾传统道德、破坏封建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因果报应而一味疯狂地追求金钱和女人，尽情地享受人世快乐的商人，写得那样精明强干，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机勃勃的姿态，侵蚀着封建政治的肌体，肆意宣泄着生命力和性欲。显然，作者在写西门庆这个丑恶的强者时，半是诅咒，半是欣羡，以至写他的结局时，一会儿让他转世成孝哥，以示“西门豪横难存嗣”；一会儿又让他去东京“托生富户”，不离富贵。这种情节上的明显错乱，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在人生价值取向正在转变过程中的作者，最终还是在感情上游移不定，难以用一定的标准评判新兴的商人。
与上述内容相关，《金瓶梅》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而且还大量描写了那个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都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暗。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舍，两性关系在这里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金瓶梅》还展示了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一大批女性人物，她们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完全相同，但她们都无所谓道德和名节，都有着超常的物欲和肉欲。在她们的精神世界里，很少接受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道德的支配，敢于为了一己的私欲去全力拼搏。在淫荡的表象下，体现出女性少见的主动追求和抗争，以此抗击吃人的封建礼教。除了淫荡以外，她们还虚荣、妒忌、自私、狠毒、有心计、耍手段，甚至有意无意地谋害人，包括自己不中意的丈夫在内。她们在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漩涡中变得心狠手辣，最后一个个因这样那样的贪“淫”而葬送了年轻生命。
《金瓶梅》受到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显得格外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的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又庸俗的表现形态。
3．《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与地位
在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金瓶梅》在创作上最显著的特点，早就被欣欣子序的第一句话指出来了，这就是“寄意于时俗”。所谓“时俗”，就是当时的世俗社会。长篇小说的题材从反映古老的历史题材，转变为直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时代性，是《金瓶梅》独具的特色。过去的长篇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是民间的“说话”艺术经过长期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追求曲折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所描写的现实，主要又不是朝代兴替、英雄争霸等大事，而是家庭生活中的日常琐事，以这个家庭同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人物也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而是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小说将视角转向普通的社会、琐碎的家事、平凡的人物，就在心理上和广大读者拉近了距离，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亲睹亲闻感。这标志着我国的小说艺术进入了一个更加贴近现实、面向人生的新阶段。
与题材的转变有关，作品的立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虽也写到一些反面的角色，但主要是作为正面人物的陪衬而存在的，总的立意是在歌颂，歌颂明君贤臣、英雄豪杰，直接宣扬了某种理想和精神。《金瓶梅》则着意在暴露，它用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了人间的假、丑、恶。这种如实、彻底地暴露社会黑暗的做法，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空前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广泛而成熟地运用了“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讽刺手法，在作者不加断语的情况下，是非立见。这种写法，对后世的《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小说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金瓶梅》也有新的发展。小说描写的重心开始从讲故事向写人转移。即使是在以前小说史上最以写人物擅长的《水浒传》中，它首先也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很少能看到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而在《金瓶梅》中，则明显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淡化，它所描绘的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了人物的性格。可以说，《金瓶梅》与以前小说相比，已经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同时，《金瓶梅》写人物，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如潘金莲就是如此，她的心理是受环境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和享受，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金瓶梅》在塑造人物时还有一个大的进步，就是注意多色调、立体化地刻画人物的性格。以前的长篇小说中人物性格一般是单色调、特征化的，就是以某种性格特征为核心，其他诸多的性格元素只是用同一色调、在同一方向上加以补充，也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三国演义》“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而在《金瓶梅》中，更多的形象就像生活中的人物一样有善有恶，色彩斑斓。即使是对西门庆这个“混帐恶人”，也没有作简单化的刻画，而是写出了他复杂性格的多方面特点，写出了性格的层次性，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金瓶梅》从说话体小说向阅读型小说的过渡，也反映在从线形结构向网状结构的转变上。以前的长篇小说，均从“说话”中的“讲史”演变而来，受艺人讲唱艺术的影响，结构都采取单线发展的方式。而从《金瓶梅》起，才开始实现向网状结构的转化。全书围绕着西门庆一家盛衰史而开展，前八十回以西门庆为中心反映官场社会的黑暗，以潘金莲为中心反映家庭内部的纠葛，两条线索交叉发展。后二十回，则以吴月娘、庞春梅、陈经济为中心，写西门庆家庭的衰败。全书初步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多彩，十分自然，既千头万绪，又浑然一体。
《金瓶梅》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它多用“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在口语化、俚俗化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中国古代的小说，从文言到白话是一大转折。在长篇小说的发展中，《三国演义》是半文半白，《水浒传》、《西游记》
在语言的通俗化、个性化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基本上是经过加工的说书体语言。《金瓶梅》是文人创作的写俗人俗事的小说，与之相适应的是在语言俚俗上下功夫，用的“只是家常口头语，说来偏妙”（张竹坡《金瓶梅》第二十八回批语），小说又大量吸取了市民中流行的方言、行话、谚语、歇后语、俏皮话等，熔铸成了“市井的文字”（张竹坡《金瓶梅读法》）。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和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在总体上是非常有生气的。
《金瓶梅》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专注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其后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所以，《金瓶梅》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大加重视的。
第四章  明代短篇小说
一、明代的文言小说
在以《娇红记》为代表的元代文言小说之后，明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白话小说还没有形成气候的明代前期，文言小说更是显得活跃。最具代表性的是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
瞿佑《剪灯新话》大都写元末天下大乱时的一些故事。不少故事以荒诞的形式记录了乱世士人的心态，流露出对黑暗社会不满的情怀。书中多爱情故事，散发出一些市民的气息，重视男女双方的感情真挚而忽视礼教规定，反映了市井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剪灯新话》中有的作品具有明显模仿前人的痕迹，诗词的穿插有时也嫌略多，但它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小说的崛起，并有力地影响着有明一代乃至清代的文言小说创作。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模仿瞿佑《剪灯新话》而作，其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和《剪灯新话》中的作品一起，被明后期的白话小说和戏剧所吸收。
在明代中期开始，随着思想控制有所削弱，文言小说创作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东南一带文人如祝允明、沈周、徐祯卿、田汝成等，都有作品传世。这一时期的小说，常常把笔记、琐谈、异闻、志怪、传奇等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但从总体上反映了当时文人广泛而活跃的生活情趣，小说中反映市井人物包括商贾生活的作品也开始增多。如蔡羽《辽阳海神传》，写徽商程贤与海神相恋，经商发财的故事，想象奇特，文字清丽，反映了当时商业贸易的情况和商人地位的提高。随着社会舆论对于人欲的过分张扬和世风的日趋颓靡，嘉靖间出现了好几种专注于描写纵欲乃至性乱的作品。
在明代后期的文言小说中，也出现了一些相当优秀之作，宋懋澄《九籥集》中所收《负情侬传》和《九籥别集》中所收《珠衫》就是典型的代表。随着文言小说创作的兴盛和读者的喜爱，收集、汇刊各类文言小说也蔚然成风，冯梦龙的《情史》就很有名。一大批小说选集或丛书收集、保存了自古至明大量的文言小说，功不可没。
明代的文言小说创作，尽管未曾造就出一流的作家和作品，但在文学史上也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对于清代的文言小说，起了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聊斋志异》等作品，无论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构思，还是在表现手法、审美意象、风格神韵等方面，都受到他们的影响。明代的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也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白话小说广阔的题材、通俗的语言、曲折的情节、较长的篇幅，甚至话本的某些体式等都对文言小说的发展有过影响。而文言小说精美的语言、细腻的笔法、雅洁的内容、含蓄的韵味，也对白话小说的提高起过作用。特别是明代的文言小说为白话小说和戏曲创作、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
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明代中后期，随着商业经济的活跃、思想的不断开放、印刷业的繁荣，白话短篇小说由编辑到创作，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转化过程中，成绩斐然，以“三言”、“二拍”为代表，出现了一大批色彩各异的短篇小说集，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冯梦龙一生的精力，主要从事通俗文学的研究、整理和创作，成绩卓著，为古代文人所罕见。冯梦龙创作“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明确的社会功能。“三言”的内容来源，情况比较复杂，从现在能够推断的来说，其中一小部分是经过程度不同的修改乃至改编的宋元明话本，大部分是据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故“三言”包容了旧本的汇辑和新著的创作，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由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
在“三言”的影响下，凌濛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各四十卷，人称“二拍”。与“三言”不同，“二拍”基本上是都是作者根据野史笔记、文言小说和当时社会传闻创作的，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的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征与“三言”大致相同，艺术水平也在伯仲间，故在文学史上将这两本书并称。但应该说，“二拍”对传统的陈腐观念的冲击与反抗、所表现出来的市民意识，要比“三言”更为强烈。
1．《三言》、《二拍》的思想内容
在《三言》、《二拍》中，有不少作品借历史故事，以阐发作者善恶伦理观念的作品，但其主要篇幅和精彩部分，则是写世俗的人情百态。晚明社会，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都市的繁荣，城市市民的急剧增长和重商思想的抬头，有更多的商人、作坊主、小贩、工匠成为小说中的主角。特别是商人，作为当时商品经济中最活跃的分子和市民阶层的主要代表，在《三言》、《二拍》中作为正面的形象而得到充分的表现。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一些作品中，商人被当作正面形象而加以歌颂，他们身上通常被赋予的贪得无厌、为富不仁、猥琐吝啬的形象特点逐渐淡化甚至消失，他们往往被描写成善良、正直、纯朴而又能吃苦、讲义气、有道德的正面人物，经商被当作是和读书一样的“家传行业”，他们正在取代士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在拥有大宗财富的同时，也得到通常是士子才会遇到的“艳遇”，他们趾高气扬，开始俯视社会上的各种角色，甚至瞧不起穷酸的“衣冠宦族”和文人学士。在金钱面前，门第与仕途已黯然失色。小说所描写的这种社会心理的微妙变化，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
“三言”、“二拍”还对男女情爱和情欲给予了大力的肯定与赞扬。以前描写爱情的作品，多言情爱而回避情欲。“三言”、“二拍”中许多篇章把情与欲联在一起，对情欲敢于大胆肯定，反映出一种新的爱情观念和生活追求。特别是对女性的情欲多作肯定的描述，对传统道德观的冲击更为直接。不少作品在歌颂爱情的同时，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的婚姻制度，表现出尊重女性的意识，流露出男女平等的思想，对女性在贞洁观的突破、对失节女子的理解与宽容，等等，都鲜明的体现出人道色彩和接近现代意识。在这思想基础之上，有的小说不仅仅表现了女性婚恋的自主和平等，而且赞扬了女性为追求人格的尊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就是一个维护女性人格尊严的典型。
“三言”、“二拍”中还有不少作品对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进行了揭露与批判。作者在鞭挞贪官、奸臣、酷吏和种种社会黑暗势力时，主要是用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来观照的，当他们在刻画一些“清官”形象时，则往往较多地带上了市民化的色彩。那些“贤明”的“清官”，往往能重视人的价值，承认人情、人欲的合理性。因而在精明公正、为民做主的过程中，有的不忘自己捞点实惠，有的则不拘礼法，风流自赏，公开娶妓。显然这些官吏不那么正统死板、僵化冷酷，多少体现了新兴市民的意志和愿望。
在时代新思潮的影响下，“三言”、“二拍”确实表现了不少新的内容，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但也应该看到，它们在肯定情与欲的同时，往往过分强调人的自然本能，每每伴随着性行为描写；还有的作品大谈神鬼迷信、轮回报应，有的作品宣扬陈腐的忠孝节义观念，这些都是“三言”、“二拍”中的糟粕。
2．“三言”、“二拍”的艺术成就
“三言”、“二拍”中一些作品是模仿宋元话本写成的，故在艺术上保持了不少话本小说的特色，如叙述方式、结构体制、语言运用以及人物塑造等，特别是在人物塑造上，这些作品广泛地吸收了说话艺人的经验，塑造出不少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展现了明代社会中的各类人物，特别是那些市井平民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三言”、“二拍”中许多作品取材于人间日常生活，作者将这些平凡的题材，用奇妙的构思、奇异的关目，将它们表现的曲折多变，波谲云诡，引人入胜。作品常常采用巧合、误会的手法，达到情节迷离恍惚，波澜起伏的艺术效果。例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诸多巧合，酿成了一桩冤案。小说的情节发展腾挪顿挫，出人意料，又显得合情合理。既以“巧”传 “奇”，又以“巧” 寓“真”。不少作品为了使情节巧妙多变，作者运用一些“小道具”贯穿始终，使整个故事既结构完整，又波澜迭起。
“三言”、“二拍”的作者善于把人物置身于具体的社会环境中，扣紧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他们的性格特征。突出人物主要性格特征，反复加以渲染，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文言小说中看不到用细致的笔触来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既受史传传统的影响，也与文言讲究简洁有关，而“三言”、“二拍”中在这方面有明显的发展，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对蒋兴哥得知妻子与人私通后又恼、又恨、又悔心理活动的细腻、深入的刻画，在以前的小说（包括白话长篇小说）是从未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