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学系考研复习资料下载(6)

本站小编免费考研网/2018-03-24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日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这首诗是长篇歌行，思想感情相当复杂，既对战士为国杀敌的崇高精神有着歌颂，又对战争为民众带来的苦难有着同情，既有奋发向上的激昂情调，又有对“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不公平现象的低沉控诉，虽多用偶对，却并不以文采词藻见长，于平实中见深沉，在苦难与崇高的反衬中见顿挫，写得纵横跌宕，浑厚沉雄。
与高适相比较，岑参的边塞诗则写得比较壮丽，擅长描写奇丽的边塞风光，如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化壮美为优美，还能体现出边关将士的乐观精神；“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草檄砚水凝。”（《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等句把艰苦的军旅生活写得如此奇诡，改变了边塞诗常见的叹苦悲寒的格调。
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以长篇为主，王昌龄有个美名叫“七绝圣手”，他边塞诗的名篇也是七绝，例如：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户侯。（《从军行》其一）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其四）
王之涣、王翰的同题诗《凉州词》也是千古绝唱：
黄河远上白远间，孤城遥望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第十章唐诗（中）
盛唐是唐诗的高峰，李杜又是高峰中的高峰。李白诗句中塑造自我形象时爱用一个“笑”字，如：“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山中问答》）、“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
这些“笑”耐人寻味，实际上可以概括李白的三种人文精神——儒、道、侠。儒家精神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曾参倡言“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标举“自反而缩，虽千万人我往矣”等都是很好的例证；儒家精神又以“仁政”为旨归，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下的苍生百姓建一番功业。在一定程度上，李白将儒家的进取精神与盛唐的宏伟气魄融汇在一起，营造出壮丽的诗篇。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恍然李白为什么要“仰天大笑”，因为他自信建功立业的时机己经来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重读“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塞下曲》）、“但用东山谢安石，与君谈笑净胡沙”（《永王东巡歌》）等诗时就不会用“爱国主义”这样简单的语汇概括李白作品的思想性了。说实话，这样的语汇用得太滥，评价许多诗人思想性时都能套用：屈原、杜甫、苏轼、王安石、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于谦、林则徐、魏源…………正是因为能够如此广泛地套用，这个标签反而丧失了它的意义。
评价李白诗歌思想性时还会经常套用一句话：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冯友兰先生曾经讲，读古人作品应该具有“了解之同情”；不应该以今人的思想感情来臆测古人。“歌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话语方式是典型的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既歪曲了古人又浅薄了自己。诚然，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但其动机却不是“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而是“五岳寻仙不辞远”，也就是说，出于一种道家情怀。
这又要回到前面所说的一种“笑”——“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我们看到的是怎样一种笑呢？是一种悠闲的笑，是一种人不必知也不求人知的笑，是与山之碧、花之红、水之动、心之静浑然一体的笑，是意味深长的笑，是神秘的笑。一言以蔽之，是道家式的笑。
有人曾经这样贬低李白：“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识污下，诗词十句九句言妇人、酒耳”。实际上，如果注意到李白与道家的渊源关系，我们就会明白，李白实际上是以酒、以醉态来构建自己的生命诗学。
“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这是李白《月下独酌》其二中的名句。我们可以看到，在酩酊大醉中，李白得了“酒中趣”，合了“自然”，而且，还获得了生命的平等——“君”不再凌驾于“臣”之上。儒家认可、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李白则以道家情怀超越了这样的局限——“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口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新唐书•李白传》对此也有着很详细的记载：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 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在酩酊大醉中，李白还直逼生命之本真，杜甫便曾如此称赏李白：“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不妨重读一下李白那首脍炙人口的《将进酒》。
人间的黄河竟然是破空而来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只一句就打破了常规的空间结构。被什么打破的呢？被生命的激情。黄河“奔流到海不复回”，那种奔放、那种气势，正是生命激情的客观物化。下面两句又超越了时间结构——“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一生一老竟然浓缩在一朝一夕之中。这是夸张，又是比喻，表明生命的一种困境：生命短暂而宇宙无穷，在无穷宇宙的背景之下，生命短暂如朝夕之间。
一时一空，这首诗的基调己经奠定：因忧患意识而产生的悲凉情调。这悲凉情调与最后三个字“万古愁”遥相呼应。悲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生命有着不可逆转、无法摆脱的困境。然而，李白始终张扬着生命的激情，这激情使得李白在悲凉基调的深处挣扎出、呐喊出生命的大肯定、大自信、大欢乐、大潇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烹牛宰羊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此时李白己是对酒高歌了，底下他又以“岑夫子、丹丘生，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的过渡来了一段歌中歌。在歌中歌里，他悲悯圣贤，傲视富贵，最后在豪爽之风、竭诚待友之中达成了生命的狂欢，在跃宕起伏、奔腾澎湃的生命旋律中完成了生命的礼赞，表现出真性情，真生命。
描写自然景观时，李白也有道家式的“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魄，常常以“天眼”来观物。“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河之水天上来”、“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些诗句中学生都很熟悉，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些诗句所采取的视角——“以天眼观物”的视角呢？《望庐山瀑布水》更加典型，正是因为“以天眼观物”，庐山顶峰才会如同一只香炉，人间的瀑布也才会与天上的银河联系起来。也正是因为“以天眼观物”，李白能够与人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够表现出一定的飘逸之气。
通过阅读武侠小说，许多人己经知道李白写过《侠客行》。李白具有“侠”之精神气质对中学生来说并不是陌生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许多人可能都有着这样的想法：“侠”不仅身怀绝技，而且义薄云天；不仅是异人，而且还是义士。实际上，古侠不一定有“义”，甚至，有时他们还悖于“义”。韩非曾在《五蠹》篇中说“侠以武犯禁”，班固曾经斥游侠“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汉书•游侠传》），荀悦曾把游侠直接称为“德之贼”（《汉纪》卷十）……就连对游侠最无偏见的太史公免不了也要说游侠“不轨于正义”（《史记•游侠列传序》）。
尽管古人对“侠”颇有微词，但是太史公对侠的此种称赞却深得人心——：“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李白既有建功立业的思想，又有功成身退的意识，如他非常羡慕鲁仲连、范蠡、张良这些功成身退的历史人物，也曾写下“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登金陵治城西北谢公墩》）这样的诗句，问题是我们应当了解这种思想意识的根源。“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观念对李白之影响便是这种思想意识的精神文化根源。
最后我们探讨一下李白诗歌的审美意蕴。李白曾有诗句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可以概括他在语言上的特点——清新自然。他的意象常常是晶莹皎洁、清澈爽净的，例如明月、流水、水晶、玉阶、秋风、白露等；他的才华是具有速度的，脱口而出却又浑然天成；他的性情又是纯真的，没有人前的拿姿作态，只有“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的自然，这一切都使他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给人以鲜明的印象。李白的诗歌还给人以飘逸之感，古人也曾说“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严羽《沧浪诗话》）。这一点前面己有所揭示，兹不多论。李白的诗歌还有力度、有“奇趣”，有象外象，味外味，不愧“诗仙”的雅号。
有意思的是，与李白的“笑”字相对应，杜甫的诗中常常以“哭”字抒情：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
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北征》）
天边老人归未得，日暮东临大江哭。（《天边行》）
深怀喻蜀意，恸哭望王宫。（《王命》）
…………
可是，人们却不因这些诗句而觉得杜甫有女子态、娘娘腔，因为杜甫的哭泣并非是对一己之苦难的哀痛，而是忧国忧民的真切表现。杜甫出生于一个儒者家庭，其经历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读书壮游、困守长安、安史之乱、晚年漂泊。他也曾有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亦曾有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理想，可是，困守长安时“朝扣富儿门，暮逐肥马尘”（《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战乱时“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羌村三首》之二）的的悲惨，漂泊时“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旅夜书怀》）的凄凉都使得他不再以高昂的调子唱出梦幻之曲，倒使得他在饱经沧桑之后以沉郁顿挫的风格表现民生疾苦、重现历史事件，其作品因高度的写实性而被誉为“诗史”。
在杜甫的作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反映。官军兵败，他便有《悲陈陶》、《悲青坂》之作，官军开始收复失地，他又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己临贼境》之篇；九节度使兵围邺城，似乎胜利在望，他写了《洗兵马》表现出当时的普遍心理。后来九节度又兵败邺城，为补贴兵源而大肆征兵，杜甫又写了《三吏》、《三别》对之进行反映……写时事并不始于杜甫，但以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及时、频繁地写时事却是自杜甫始，可以证史，甚至可以补史之不足，如《三绝句》写渝州、开州杀刺史之事便未见史书记载。
杜甫的“诗史”还不仅仅提供了史实，更为重要的是，杜甫从一粒沙中看世界，于细微处见精神。所谓“一粒沙中看世界”，是说杜甫常常通过一个人、一个家庭折射整个社会在战火中承受的灾难。《新婚别》中“暮婚晨告别，席不暖君床”的岂止是诗中的那位新婚女子，《羌村三首》其一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又岂止是杜甫一个家庭。这样的写法既有高度概括性，又呈现出具体可感的生活画面。所谓“细微处见精神”，是说杜甫写时事不仅交待出完整的过程，而且还致力于细节描写。如《垂老别》写老两口生离死别时的凄惨：“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忧其寒”；《新安吏》、《石壕吏》写官军征兵时的强横霸道：“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归家时的境况：“入门闻嚎啕，幼子饿己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都写出了一定的氛围、一定的场面，淡化故事性而加强了生活色彩，更给人以真实感。
杜甫的“诗史”还把叙事、抒情与议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床床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里通过记叙生活中的琐事（茅屋为秋风所破，群童抱茅入竹）表现出哀伤、无奈之情，最后又通过议论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博大胸怀。三者相辅相承，在主客观的交互渗透中起到了“诗史”的艺术效果。
杜甫的“诗史”以古体为主，不过，杜甫律诗的成就也很高，在诗歌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首先，杜甫拓展了律诗的题材，人称“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写”。在他笔下，乾坤之大，虫蚁之微皆可入诗——“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春日江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味苦夏虫避，丛卑春鸟疑”（《苦竹》）、“秋虫声不去，暮雀意何如”（《除架》）、“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筑场怜穴蚁，拾穗许村童”（《暂还白帝复返东屯》）…………笔力能如此收放自如，真令人惊叹。
其次，杜甫常常以组诗的方式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律诗当中的名作《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都属此类。以《秋兴八首》为例，第一首由夔州秋思而引发了故园之思：“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视为整个组诗的起兴；第二首便沉浸于回忆与感叹之中，主要表现了身世飘零之感“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第三首又从一己的身世转向浩渺的时空，抒发了时光流逝、壮志未酬的感慨，从而又引发了第四首对国事的担忧：“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后四首又是对前四首的复沓与递进，颇有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将深沉复杂的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外，杜甫的律诗在炼字炼句方面极有功力。他曾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体”，他的一些诗句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打破常规句式却使音韵更和谐、更有表现力。以第二句为例，实际上是遵循“感觉优先”的原则，把对外物的感知过程都给还原出来了：先是感觉到下垂之“绿”与绽开之“红”，然后细察看出绿者是“笋”，红者是“梅”，最后又推究出使“绿”垂，使“红”绽的外因——风吹、雨润。如果写成“风折垂绿笋，雨肥绽红梅”便不仅仅音韵不谐，而且还不能产生上述的艺术效果。
还有，杜甫的律诗格律精严却又一气流转，佳句起到了“诗眼”的作用却又很有整体感。以被称为“古今七言律第一”的《登高》为例：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双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八句皆对且句中有对（第一句的“风急”既可与第二句的“渚清”相对，又可与本句的“天高”相对），如此精严的格律读起来却非常顺畅，毫无生涩之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传诵千古的佳句，在全篇有画龙点晴之妙，可是它又与其他句子相得益彰，组成了有机整体。
第十一章唐诗（下）
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文人们建功立业的豪情、傲视王侯的狂兴、昂扬向上的精神与盛唐时相比都黯淡了，强劲之音减弱了，诗人在无奈的现实面前更多地表现为寂寥凄清的心境、清幽淡远的格调。例如韦应物、刘长卿以及“大历十才子”的作品。韦应物曾任苏任刺史，人称“韦苏州”，他的《滁州西涧》是传诵千古的佳作：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全篇的诗眼是一个“幽”字，正是因为“幽”，涧草更纤弱、惹人怜爱，鸟声更能衬出丛林、急雨、春潮之交响，小舟更寂寞，人也更孤独。感伤是淡淡的，安慰也是淡淡的，在整体的大寂寥中营造出顾影自怜的小天地，风韵有余而气格不高。这首诗可代表韦应物诗歌的主要风格，他颇为人所称道的“心如野鹤与尘远，诗似冰壶见底清）”（《赠王侍御》、“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细雨》）、“绿阴生昼静，孤花表春余”（《游开元精舍》）等佳句都具有这样的风格。
刘长卿的五言诗写得比较好，曾自许为“五言长城”，最有名的莫过于那首《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用语简练而能而能表现出难以言说的冷寂落寞之气。
与韦、刘同时的重要诗人主要是“大历十才子”。“十才子”之名始见于中唐诗人姚合所编的《极玄集》，是指钱起、卢纶、李端、吉中孚、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这些人才能不一，但诗风很近，所以有“十才子”样的合称。其中，钱起公认为十才子之冠，与刘长卿并称钱刘，其《省试湘灵鼓瑟》颇负盛名：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苦调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大历十才子中，韩翃的《寒食日即事》也是名作：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些诗都师法谢朓，写得精致工整，清雅闲淡。
十才子中的卢纶曾去过边塞，有些诗颇有盛唐边塞诗的流风余韵，如《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大历十才子之外的另一位诗人李益写出更多优秀的边塞诗，在大历诗风的主流之外别树一帜。他的边塞诗中七绝写得尤其的好，如《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样的诗可视为盛唐边塞诗的延续，不过多了些感伤与苍凉。
大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与酝酿，唐诗在元和年间又形成了中兴的局面，名家辈出，异采纷呈，其中主要有韩孟诗派与元白诗派。
韩孟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贾岛、李贺、卢仝等。韩孟诗派的诗歌风格可概括为“不平则鸣”、“笔补造化”、崇尚险怪、以文为诗等。
“不平则鸣”（出自韩愈的《送孟东野序》）强调的是诗歌的抒情特质，淡化了温柔敦厚、重视伦理的传统诗教观。以韩愈为例，他虽然很强调儒家的“道统”，注重道德修养，可是正因为“不平则鸣”的主张而没有使诗歌沦为政治的附庸、伦理教化的工具。“笔补造化”（出自李贺的《高轩过》）强调的是诗人的想象力，韩孟诗派发展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以险怪矫正大历诗风的平弱，在作品中颇多奇句。如孟郊的《怨诗》：“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以荷花被泪水浸死写哀怨之深，想象甚为新奇；韩愈“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巨刃磨天扬”（《调张籍》）更是典型的“笔补造化”之句。不过，要说到想象力，韩孟诗派中还应首推天才诗人李贺。
李贺是一个早熟的天才，然而这么一个早熟的天才却又命途多舛。他短命，只活了二十七岁；他多病，一生为病魔所纠缠；他落寞，虽曾得韩愈赏识，时人却妒忌他、排挤他，甚至据说还有人将他的诗篇投入厕中；他失志，只做过从九品的奉礼郎，还因父亲名“晋肃”而要避讳，不得参加进士考试……
有不同寻常的辉煌也有非同一般的黯淡，有绝世的才华也有匡代的薄命，这多种矛盾对立的两极便是李贺的人生，而和李贺人生最密切相关的应该说就是诗了。明代王思任在《昌谷诗解序》中曾言李贺诗喜用“血”字，那不仅是李贺用字上的一个特点，而且更是他写诗方式的一个绝好象征：李贺不是轻描淡写地以写诗来自娱娱人，而是用自己的鲜血乃至用一个孱弱却又坚锐的生命来写诗。于是，他写出了自己的个性，写出了一个苦闷而破碎的灵魂，表现出相当独特的风格。
严羽评李贺诗只用了两个字——“瑰诡”，却相当精辟到位地概括了李诗的风格。“瑰”者，艳也，丽也；“诡”者，怪也，幻也。仅以“诗鬼”、“鬼才”或“鬼仙”来评价李贺失之片面，因为那只概括出李贺诗歌风格的“诡”，却忽略了李贺诗歌风格的“瑰”，尤其是，忽略了“瑰”与“诡”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独特风格。
李贺诗风之“瑰”与其设色有关。有时候，他设色浓丽，耀人眼目，加之以迫促的节奏，具有了光怪陆离、五色眩目的设色效果。表现最明显的是著名的《雁门太守行》：黑云，日色，甲光，金鳞，燕脂，夜紫，红旗，玉龙，每一个意象都给人以强烈的光色刺激，这些意象不是以舒缓的节奏缓缓道来，而是以迫促的节奏纷至沓来，令人目不暇接，难以逼视。作者不是要人们在浅斟低唱中细细品味那些光色，而是在闪烁、跳宕中把那些光色组合起来给人以难以忘怀的印象，这印象也许不那么清晰，却是那么的强烈。可以看出，李贺此等诗的设色效果不是捕捉风神韵致而是追求触目惊心的冲击力，“瑰”得颇为独特。
有时候，他在设色时注意表达出色彩的质感与情态，并把视觉与其他感觉揉碎了组合在一起，形成另一种设色效果。如写绿有“寒绿”、“颓绿” 、“丝绿” 、“凝绿” 、“静绿” 、“细绿”、“空绿”等；写红有“愁红”、“冷红”、“团红”等。
李贺的“瑰”还表现在他对屈原、李白瑰丽想象的承继与发扬。李贺曾言“楚辞系肘后”（《赠陈商》）、“咽咽学楚吟”（《伤心行》）、“斫取青光写楚辞”（《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前人喜把李贺与李白并称为“二李”，看出李贺与李白之间也有着渊源关系——“李白李贺遗机杼，散在人间不知处”（齐己《还人卷》）、“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李贺《日出行》）当与太白《日出日入行》同类。此与《苦昼短》皆效太白体”…………关于李贺对屈原、李白的具体传承前人之述备矣，此处不再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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