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贺的“瑰”还表现在他对美人的传神写照，对草木蜂蝶的捕形描影。有些作品中他己明确提出自己对齐梁宫体诗的仿效，如《追和柳恽》、《花游曲序》、《还自会稽歌序》等，朱自清先生也曾点破过这一点：“贺乐府歌诗盖上承梁代宫体，下为温庭筠、李商隐、李群玉开路”（《李贺年谱》）。李贺诗此种类型的“瑰”甚至还对后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李长吉以降，皆以刻削峭拔、飞动文采为第一流，有下笔不在洞房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吴融《禅月集》卷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因李贺有着不少此种类型的诗歌，有人曾说李贺诗不过着眼于草木蜂蝶，境界“不远大”（赵璘《因话录》），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李贺毕竟是年轻的，他有着青春沸腾的鲜血。作为一个年轻人，李贺爱美，欣赏美，甚至以一种病态的激情礼赞美，这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李贺恰恰是以“远大”来救正宫体诗的靡弱。“吴兴才人怨春风，桃花满陌千里红。”（《送沈亚之歌》）、“凄凄四月阑，千里一时绿”（《 长歌续短歌》）、“佳人一壶酒，秋容满千里。”（《追和何谢铜雀妓》）、“道上千里风，野竹蛇涎痕。”（《自昌谷到洛后门》）、“眼前便有千里愁，小玉开屏见山色。”（《江楼曲》）、“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秦娥盖湘水。”（《湘妃》）、“渠水红繁拥御墙，风娇小叶学娥妆。垂帘几度青春老，堪锁千年白日长”（《 三月过行宫》）、“瑶姬一去一千年，丁香筇竹啼老猿”（《 巫山高》）、“ 长眉凝绿几千年，清凉堪老镜中鸾” （《贝宫夫人》）、“草暖云昏万里春，宫花拂面送行人”（《 出城寄权璩、杨敬之》）、“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之二》）…………在“千年”、“万里”这样的时空背景之下，虽然描写的对象仍然不过是美女佳人、草木蜂蝶，我们难道体会不出“远大”之境界吗？
另外，尽管体弱多病，时运多蹇，李贺仍然充满着生命的激情与建功立业的热情。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能够从“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酒酣喝月使倒行”（《秦王饮酒》）、“独携大胆出秦门”（《吕将军歌》）等诗句中读出一种气势，从“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梦天》、“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天上谣》）等诗句中读出一种远大，更能从“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一朝沟陇出，看取拂云飞。”《马诗》第十五）、“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第五）等诗句中读出李贺的雄心壮志，感受到李贺沸腾的鲜血。
然而李贺沸腾的鲜血被现实、被命运泼上了倾盆的冷雨。他敏感，敏锐地感受到了现实的黑暗与污浊，因此他同情民生的疾苦，指斥世道人心的丑恶（《老夫采玉歌》、《黄家洞》、《秦宫诗》、《猛虎行》、《感讽》第一首）；他热情，热情得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例如鲁迅先生就曾善意地嘲讽道：李贺骨瘦如柴，却满腔热情地要去学做剑侠以除暴安良，那就未免有些太不自量力了；他又孱弱，充其量也就只能“寻章摘句老雕虫”，哀叹“文章何处哭秋风”（《南园》第六）了。敏感、热情、孱弱，这三者的磨合、纠缠与抗争使我们看到了一个苦闷而破碎的灵魂，看到一个光怪陆离的内心世界。
陆游曾说李贺之诗“如百家锦衲，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这固是点出李贺诗歌的形式之美，也指出了李贺诗歌的一个特点：不少作品不是一个浑然的整体，而是如“百家锦衲”，把许多美丽的碎片拼贴在一起。我觉得倒不必苛求李贺诗歌的这个特点，去指责李贺“缺乏完整的构思”。如果李贺有了“完整的构思”，那反而不是李贺了。正是透过这“缺乏完整的构思”，我们才得以看到一个破碎的灵魂。这灵魂时而想飞至九霄之上以超越现实的苦难与寒凉（《梦天》、《天上谣》等），时而又想与九泉之下的香魂艳魄低语昵喃（《苏小小墓》、《七夕》、《过华清宫》、《秋来》等），从而获得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灵沟通与安慰。这灵魂有时又执著于现实人生，咀嚼现实人生的苦闷与寂寞。总之，李贺的灵魂本身就是不完整的，“言为心声”，他的诗歌具有以上的特点自然就不难理解了。也正是因为有着一个破碎的灵魂，当他以意马心猿飞升九霄或沉潜九泉之时，他的诗自然也就具有了“诡”的风格。对贺诗之“诡”，前人时贤己从许多方面另以论述，我们在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主要想通过对贺诗一名句的探幽发微指明一点：李贺诗歌之“瑰诡”不仅仅是“瑰”、“诡”这二者的相加，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风格。
李贺设色时爱用“红”、“绿”等字眼。“红”字本是暖色调，李贺笔下却写出了“冷红”——“云根苔藓山上石，冷红泣露娇啼色”（《南山田中行》）。他的名句“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妙在何处？妙就妙在：一般诗人写桃花时多着眼于桃花的亮丽与明艳，而李贺却写出了桃花的冷艳。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李贺对“冷雨”深有感触。“石破天惊逗秋雨”、“西陵下，风吹雨”、“雨冷香魂吊书客”（《秋来》）、“鬼雨洒空草”（《感讽》其三）、“雨沫飘寒沟”（《崇义里滞雨》）…………这些写雨的名句都着眼于“冷”字。这冷是那么的透人骨髓，仿佛只有幽冥鬼域才具有这样的寒冷。李贺固然热情，曾吟过“天若有情天亦老”的名句；然而他又孱弱、敏感，在现实的打击下，在命运的捉弄下，他成为时代的一个寒热病患者。他的热血有时会沸腾，但那宛同发高烧；他的热血有时却又冷却了，在人间己感受不到多少温暖与光明。昔人曾云：以我观物，使万物皆着我之色彩。既然李贺的内心在某些时候以“冷”为色调，那么，即使亮丽、明艳如桃花，他还是有着如凄风苦雨般的体验。这内在的体验可谓“诡”矣，这“诡”使“瑰”不显得浮艳靡弱，沉潜着生命况味与世事沧桑；那外在意象又可谓“瑰”矣，那“瑰”却为内在体验外化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
韩孟诗派还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以散文句式入诗，爱在诗中发议论，多用拗句与拗韵，追求“横空盘硬”（出自韩愈的《荐士》）的艺术效果。总之，韩孟诗派力图以奇崛险怪矫正大历诗风的平弱散淡，却又矫枉过正，有些诗句过于怪异，殊少诗味，倒是某些无意作奇的诗作传诵千古，如韩愈的《早春呈张水部》：“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与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以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为代表的元白诗派则发扬了杜甫诗作的写实精神，发起了著名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的诗歌主张集中体现在白居易的《新乐府序》与《与元九书》中，内容方面强调诗歌的现实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政治性——“补察时政治”，很重视在诗歌中反映民生疾苦——“唯歌生民病”；在形式方面主张诗歌应当“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畅”，强调诗歌应写得质直平实，通顺流畅。从创作实践上来看，白居易的讽谕诗《新乐府》与《秦中吟》、元稹的“新题乐府”与张籍、王建的一些乐府诗是新乐府运动的代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张。新乐府运动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杜甫在诗中叙时事的写实精神，展现出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发展了传统诗歌的“美刺”传统，富于批判性。重视下层民众，形式也借鉴了民歌手法，具有大众性与通俗性。不过，新乐府运动也有弊端，如白居易学习毛诗序而为自己的《新乐府》定下了这样一个规则：“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做到这一点，不惜牺牲诗歌的艺术性而给每首诗都加上一个议论性的尾巴，有时就不免画蛇添足，显得机械重复；新乐府运动又过于强调诗歌干预现实的功能，使得某些诗歌成为政治观念的附庸；语言上亦有过于俚俗质白者，诗歌凝炼含蓄的韵味不足。
白居易是中唐时的重要诗人，除了倡导新乐府运动之外，他写的《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闲适诗以及与元稹等人所写的唱和诗对后世也有着很大影响。
《长恨歌》以吟咏李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悲剧为主，虽说吟咏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却不求“直而切”、“核而实”而是展开丰富浪漫的艺术想象，写得摇曳多姿、生动流转，是一篇充满感伤情调的“风情”诗。这是一首长诗，但人们常常把这首长诗与元稹的短诗《行宫》（“寂寞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并举，称为：“乐天《长恨歌》凡一百二十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 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
《琵琶行》由历史题材转向了现实题材，写秋日伤别之时偶遇 一“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子，对她“暮去朝来颜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的不幸遭遇寄予“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这样深切的同情，抒发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感慨。
白居易的闲适诗是诗酒人生、佛道心境、审美情结、淡泊胸襟的艺术表现，如：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夜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问刘十九》）
禁署寒气迟，孟冬菊初坼。新黄间繁绿，烂若金照碧。
仙郎小隐日，心似陶彭泽。秋怜潭上看，日惯篱边摘。
今来此地赏，野意潜自适。金马门内花，玉山峰下客。
寒芳引清句，吟玩烟景夕。赐酒色偏宜，握兰香不敌。
凄凄百卉死，岁晚冰霜积。唯有此花开，殷勤助君惜。《和钱员外早冬玩禁中新菊》
夜雪有佳趣，幽人出书帷。微寒生枕席，轻素对阶墀。
坐罢楚弦曲，起吟班扇诗。明宜灭烛后，净爱褰帘时。
窗引曙色早，庭销春气迟。山阴应有兴，不卧待徽之。（《春夜喜雪，有怀王二十二》）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来。（《大林寺桃花》）
叩齿晨兴秋院静，焚香冥坐晚窗深。七篇真诰论仙事，一卷檀经说佛心。
此日尽知前境妄，多生曾被外尘侵。 自嫌习性犹残处，爱咏闲诗好听琴。（《味道》）
中唐诗人在长庆至开成年间还形成了唱和的风气，他们闲居于洛阳，白居易便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与刘禹锡有《刘白唱和集》、与裴度、刘禹锡有《汝洛集》。这些唱和诗、闲适诗很投合文人的心境与习性，宋初还专有模仿白体者，大诗人苏东坡也对白居易的闲适诗与酬唱诗相当称赏。
中唐还值得一提的诗人是被称为“诗豪”的刘禹锡以及曾写有《江雪》五绝的柳宗元。刘禹锡性格刚正爽健，既使写秋也一反文人悲秋的传统——“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宵，”以秋高气爽写胸怀之宽广。他的咏史怀古诗最为为所称道，如《西塞山怀古》与《乌衣巷》：
西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江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刘禹锡的这些作品掀起了一股伤古悼今的势头，对晚唐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许浑、刘沧等人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柳宗元的诗以冷峻清幽之笔写出孤直执着的性情，除了著名的《江雪》之外不妨给大家举出他的《南涧中题》，大家课后不妨阅一些资料对它进行体味与理解：
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
去国魂已远，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
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晚唐的诗歌可以用晚唐诗人李商隐的名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来形容，普遍表现出盛世华年己去的伤感情绪，出现了大量的怀古咏史之作，其中最著名的还是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题乌江亭》咏项羽也写得很好：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李商隐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也写有一些咏史怀古的佳作，如《齐宫词》（“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咏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等。
不过，李商隐的诗风主要以艳丽凄婉为主，这一点与温庭筠颇为类似，所以二人又并称为“温李”。需要指出的是，温诗的艳丽凄婉写得比较精致工巧，可用他的名句“远翠愁山入卧屏，两重云母空烘影”（《春愁曲》）来形容。李诗的艳丽凄婉写得比较朦胧飘忽，可用他的名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玉暖日生烟”（《锦瑟》）来形容，李商隐是晚唐艺术成就最高的诗人，他在咏史诗，无题诗、咏物诗三种诗歌类型的发展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前面己经举了他的咏史诗，我们再看一看他的无题诗与咏物诗：
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飒飒东风细雨来，芙蓉塘外有轻雷。金蟾啮锁烧香入，玉虎牵丝汲井回。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以上是三首五题诗）
流莺漂荡复参差，渡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 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 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流莺》）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蝉》）
这些诗注重词藻与文采，意象优美，用典浑融，表达出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
晚唐的知名诗人还有贾岛、姚合、皮日休、陆龟蒙、郑谷、韦庄、罗隐等。皮日休、陆龟蒙并称“皮陆”，所作多表现出闲逸淡泊的隐士情怀。郑谷、韦庄写乱世之感，罗隐讽谕时事。贾、姚是苦吟诗人，刻意炼字炼句，诗作中颇多佳句，如贾岛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送无可上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题李凝幽居》）、“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暮过山村》）、姚合的“马随山鹿放，鸡杂野禽栖” （《武功县中作》其一）、“移花兼蝶至，买石得云饶”（《武功县中作》其四）等便颇为人称赏。这些诗句虽说刻意写成却又出之以平淡自然，具有很好的艺术效果。不过，苦吟诗人诗境较窄，有小家子习气，诗作往往是有句无篇。唐诗至此己无恢宏气象，开始走向萧条与没落。
 
第二部分

第一编——宋代文学
第一章 绪 论
宋代是中国文发展的又一高峰。表现之一是各种文体都十分繁荣；二是文学批评的自觉、发达；三是出现了大量优秀的作家；四是作品的数量惊人。
宋代文学基本上是沿着中唐以来的方向发展起来的。散文方面，韩愈等人发起的古文运动在唐末五代一度衰颓之后，得到宋代作家的热烈响应，他们更为紧密地把道统与文统结合起来，使得宋代的古文真正成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而又切合实用的文体；诗歌方面，作家注重反映社会现实，题材、风格趋于通俗化，最终形成了与唐诗迥异其趣的宋诗；词，在宋代达到了颠峰状态；通俗文学在宋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以话本、诸宫调、杂剧、南戏等样式为代表的通俗叙事文学，从而改变了我国古代文学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重视正统诗文、轻视通俗文学的局面，并为元明清小说、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唐代。《中国丛书综录》所著录的唐人别集有278种，而宋人别集则近600家；唐诗之存世者凡2200多人，诗48900余首，加上各种补遗，最多不过50000余首，而宋诗之存世者，据厉鹗的《宋诗纪事》计有3800多家，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增加3000余家，共计为6800多家，存诗总数估计在15万到20万首以上。为唐诗总数的三、四辈之多。《全唐文》收录唐五代作家3千余人的18000多篇文章，而刚出版不久的《全宋文》收入全宋1万余名作家的10万余篇文章，是唐文的五倍之多。《全唐诗》附录的《唐五代词》仅68家，370多首词，而《全宋词》收录宋代1330多家词人的近2万首词，是唐五代词的50倍。
宋代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具有众多的社会、政治、文化原因。
首先，是宋代实行崇文抑武的国策。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历代皇帝对军事将领都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抓在自己的手里。与此同时，宋代重用文臣，不但宰相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也多由文臣担任。文人由科举而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非常高涨，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表现出特有的精神风貌。
其次，宋代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门阀制度完全消失，大批出身寒门的文人通过科举走入仕途，他们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长期以来“寒士”的社会理想可以说在宋代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他们实现自己价值的道路除了科举之外越发狭窄。与此相联系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他们是为了建立文官制度来防止武将拥兵割据，控制他们是为了使意识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达到强化君权的最终目的。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甚至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承认，但不少宋代士大夫热衷于讲道论学，具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传统的“文以载道” 思想直到宋代才真正得到高度的重视，不少宋代士大夫将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放在审美愉悦功能之上，宋代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描写民瘼、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诗文的说教意味明显的比唐人强烈。文人们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因此，宋代文人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因过于注重社会性而削弱了个体抒情的意味。上述历史背景对宋代文学的一个直接影响，是诗文中议论成分的加强，宋代文人喜欢议论可以堪称前无古人。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议论化风气无所不在。
第三，由于从北宋开国到南宋亡国，宋王朝始终处于强敌的威胁之下，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宋代虽然经济相当发达，但对内的冗官冗兵费用和对外的巨额岁币，内忧外患，有识之士忧心重重。深沉的忧患意识，一方面使宋代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另一方面又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从北宋开始，朝廷以大量财物取得与辽、西夏战争的妥协，这种屈辱的处境成为士大夫心头的重负，也成为诗文经常出现的主题。南宋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抗金、抗元战争中，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爱国主题成为整个文坛的主导倾向。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更是把爱国主题弘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宋代文学注入了英雄主义和阳刚之气。
第四，宋代的思想状况对文学的影响。宋代的思想状况也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在于理学的逐渐兴起，另一方面在于儒、释、道三教更趋合一，尤其以禅宗思想更为活跃。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他们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将担负社会政治责任与追求内心的自由宁静和谐统一起来，他们的人生态度趋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宋代诗文情感强度不如唐代，但思想深度则有所超越；不追求高华绚丽，而以平淡美为艺术极境。禅宗富于机辩、富于哲理的思维方法，善于以小见大、融理于景的论辩方法，都对宋代文学有很大的影响。宋人以禅论诗、以禅入诗的现象特别多。更重要的是，宋代的禅宗更以内心的顿悟和超越为宗旨，士大夫们更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他们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宋代文学从严于雅俗之辨转向以俗为雅，这在宋诗中尤为明显。
第五，宋代城市经济繁荣，滋生了各类以娱乐为目的的文艺形式，如说话、杂剧、演剧、傀儡戏、诸宫调等艺术迅速发展，而词成为宋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学样式。宋代因经济的发展和统治者以财富笼络官员的做法，使朝野上下纵情享乐风气盛行一时。享乐的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因此，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之中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士大夫词人们以诗文来表达他们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而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如欧阳修诗文、词就如同出自两人之手。正是宋人将词看作是用来娱情、宣泄个人隐秘情怀的载体，因此，词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能保留自己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而民间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以各种渠道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社会对词的需求，刺激了词人作词的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与发展。
宋代文学，诗词散文仍占重要地位，它继承前代传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杰出的作家有欧阳修、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而且诗词方面流派多，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戏曲小说虽然没有众多的作品保留下来，但却标志着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
宋词的成就最高，一向被推作宋一代文学的代表。宋初的词，直接继承五代南唐的余风，词调仍以令曲为主，李煜在亡国后所写的作品“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人间词话》）。由于宋初士大夫的生活与南朝不同，词风酝酿着新变化。宋仁宗时，词的词作进入盛期，市井间竞逐新声，词的发展经历了又一次重要的乐曲变化。短调小令逐渐有了定型，长调慢曲占有主要地位；令、引、近、慢，兼有众体，词调大备。柳永采用教坊新腔和都邑新声，“变旧声作新声”（李清照《词论》），词作大量慢词，是词的发展。晏殊、欧阳修，主要承南唐余绪，多作小令，然而也表露出一些新的变化。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开拓了词的境界，而且把变革与刷新词调，也作为转变词风的一个重要方面，成为豪放词派的代表。周邦彦精通音律，创制慢曲，去俗多雅而又音节谐美，是格律派的代表。李清照主张词要铺叙、典重、故实，“别是一家”。她的词当行本色，工于写情，被称为婉约派之宗。辛弃疾把苏轼开拓的词的境界再扩大，以文为词，进一步奠定了词在文坛中的地位。姜夔又用江西诗派瘦硬峭拔的风格写词，并打开“自度曲”的新路，又把慢词表现技法推进一步。宋词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开拓，艺术上也有发展，使词达到高峰。
宋诗开始是承绪中、晚唐诗风。白居易体在宋初文坛影响很大，学晚唐体则多是僧侣隐逸之士。至杨亿等“西昆体”诗人，主要是模仿李商隐，诗风一变。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苏轼，真正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黄庭坚和追随他的作家，形成江西诗派，对当时及后世影响很大。南宋诗坛最突出的人物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宋后期“四灵派”、“江湖派”学习晚唐，多抒发流连山水、田园的情趣。宋诗以意胜，重气骨，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形成与唐诗不同的特色，因此后世诗歌出现“尊唐”、“崇宋”两个派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