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北京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到北京求官的、经商的、赶考的络绎不绝。公用的口语日渐通行，这就是当时所称的“官话”。全国少数民族中也有很多人到了北京，学习汉语，也就是学习北京官话。明代初年朝鲜人为学习汉语编写的会话手册《老乞大》、《朴通事》，收的都是北京口语，说明外国人也认定北京话是汉语口语的代表。

到了20世纪初，特别到了“五四”时代，随着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一方面是白话文学作品的广泛流传，一方面是北京口语的深远影响，促使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正是这一趋势的具体表现。这两个运动互相推动，使书面语接近口语，使口语有了明确的规范，于是形成了通行的普通话。

尽管口语共同语开始形成的确切年代不好确定，但在汉语的历史上，北方话在汉语中一直处于优势的地位，例如扬雄《方言》一书记载了许多方言，但也记录了一种“通语”，这就是共同语。到了1234年蒙古人定都大都后，北京话尤其显得重要，元代的杂剧大都是使用大都话。元朝末年成书的《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大致是宋元以来的北方话，被公认为当时汉语口语的代表，成为现代汉语北方话的雏形。这种口语不久就取得了“官话”的地位。官话通过各种衙门机关逐渐传播到各地去，从四面八方来往于北京和其他城乡之间的各色人等，也加速了官话的传播。但由于经济和交通的落后，当时的许多南方人仍只能“看”和“写”白话，不能说官话。到了清朝，政府颁布法令，“凡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同时出版了推广官话的《正音咀华》，逐渐使官话推向全国。

不过，当时的官话还夹杂着许多别地的口音，不是纯粹的北京话。到了清末，随着经济和救亡运动的发展，文字改革，言文一致，口语统一的要求日益迫切，拼读官话的字母符号也纷纷诞生。1913年，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颁布了“国音汇编”，审定了6500多字的“国音”，统一读音，推行注音字母，正式确定国语的标准音为北京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科学院在1955年召开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会上确定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作普通话，后来又确定了普通话规范在语音、词汇、语法上的标准。普通话在台湾省和海外有些地方，仍沿用“国语”的名称，在新加坡则称为“华语”。





三、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历史背景


（一）多元性的汉文化的起源

汉语作为汉民族文化的代码，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的历史背景。汉语同汉文化是同步形成和发展的。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至少有四个文化因素对汉语的形成和发展起到过重要的影响，多元性的汉文化的起源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原文化时期，夏朝和商朝的建立标志着华夏民族的开始形成。这个时期，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与北狄、西羌、东夷及南方百越等民族时有冲突，同时也有交流，因此，汉文化是华夏民族和境内其他民族文化融合的综合体。

从春秋延至秦汉，四方异族有的被中原统治者征服融合，有的流散他方。被融合的民族成为汉民族组成的一部分，他们把自己的语言文化也融入到汉语中来；而迁徙分化的，则成为近代汉藏语系藏缅、壮侗、苗瑶语族各兄弟民族的祖先或北方阿尔泰语系兄弟民族的祖先。可见，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与周围民族语言密切交流的复杂过程。

由于原始社会各个部落发展不平衡，当中原地区进入较高文明阶段时，周围民族还在动荡和形成之中，他们被中原地区称作为“蛮夷戎狄”。《史记·西南夷传》曾记载了西部大族氐羌族的活动情况，氐羌族很早就进入中原，甲骨文中也有商与氐羌接触的记载。《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说明商初氐羌部落紧处在商的周围。

属于长江文化的“百越”分布在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一直到云南，包括长江流域一带和中南半岛的一大片区域。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强大起来，经常与中原地区发生战争，而其中的楚、越文化尤其影响了中原文化。到秦统一中国，这些民族中的很大部分的成员，与中原人民共同组成了汉民族。

公元4世纪之后，北方游牧部落一直是中原地区的严重威胁。中国北部边界地区为阿尔泰语系的人所管辖，而且几次入侵并占领了大量的土地。

有意思的是，尽管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统治中国好几个朝代，但在词汇上留下的借词（如“萨其马”等）却不是很多，这可能与汉族恢复统治之后汉语的强势作用有关。

阿尔泰语在汉语的语法里比在汉语的词汇里留下了更多的痕迹。例如某些北方话中，第一人称复数中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可能是受了阿尔泰语的影响。据美国学者罗杰瑞考证，元朝时，蒙语、满语都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另外，“SOV”句型的发展，也有可能受到阿尔泰语的影响（见〔美〕罗杰瑞著，张惠英译《汉语概说》，语文出版社，1995）。

再如，汉语中称“狗”的有两个词：一是“犬”（中古音kh iwen），一是“狗”（中古音kəuː）。在口语中，一般不说“犬”，只有福建东北部有些方言还说。在汉朝以前，“犬”是基本词汇，因为这个字有清楚的汉藏语的来源（书面藏语：kh yi；书面缅语kh we）。而“狗”则是从苗瑶语祖先那儿来的早期借词，“狗”字的苗瑶语读音（klu）和孟语口语读音（kla）有关。可见，“狗”虽然早在《孟子》中就已出现，但当时并未成为基本词汇。后来。“狗”与“犬”的用法相竞争，“狗”终于赢得了现在作为共同语的地位，“犬”则用于很小的范围。

（二）具有统一作用的汉字

秦统一了汉字，使全国“书同文”，最终把我国黄河和长江两大文化中心统一起来。尽管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还是说不同的音，但汉字统一了全国的书面语，实际上也就是统一了古汉语和汉文化。同时，由于汉字符号的表义性使汉字表示的语素意义长期稳定，从而使汉语记载下来的汉文化作品具有长期稳定的延续性，这就形成了长达几千年的高度发达和统一的汉字文化。而汉字文化反过来也使汉民族的语言自古以来在长期发展中一直保持其稳定的延续性。

现代的汉语方言，更像是一个语系，公元前1000年的汉语，和现代的标准语的差别，至少像拉丁语和现代意大利语或法语之间的差别一样。之所以称为汉语，是因为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今的深厚的中国文化统一体，即使在政治分裂的时期，那种文化上的一统的单一帝国理想，从没被忘却过。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标志。由于汉字不反映不同时期、不同方言的具体读音，使人感到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而过去各朝各代一直使用的书面语即文言文，变化也极小，这更加强了汉语是统一的、不变的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汉语方言缺少历史的根基来成为一种文学语言，并和全国通用的共同语竞争。从实用的角度看，中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有两种书面语言，一种是以东周到汉这个时期的古代散文为基础的古典文学语言，一种是从唐代开始的白话文学语言。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白话的文学语言，都有足够的威望来阻挡方言书面语的发展。不是说用方言写作的文学是没有的，但方言文学作品一向不被中国文人学士重视。在行政和商业的文献中，用非标准的方言来写的，也几乎看不到。即使在中国不统一的时候，也没有要确立以某个地方方言为基础的地区的书面语言这种企图。

（三）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

佛教传入中国，有史可考的时期大约在汉武帝征服西域之后，佛教文化自此渐渐融入汉民族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潮海陆并进，涌入中国，在北方更加上少数民族武力的推波助澜，佛教变成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到唐朝，佛教大盛，玄奘在印度求得重要的梵文经本。从此佛学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一部分。

佛教文化对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四声”理论的建立

汉语声调“四声”的理论是受转读佛经的启示而建立的。由于双声、叠韵的原理逐渐为一般人所了解，同时梵文拼音学理又随着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使一般人得到启发，在注音方法上由直音改为拼音，在东汉末年就产生了“反切”。

反切的注音方法，就是用上下两字来切成一个音节，如“红：胡笼切”。反切上字和所切字必定是双声的关系，下字和所切字必定是叠韵的关系。同时，反切下字又常常用来表示所切字的声调，二者之间又必定是“同调”关系。

类集双声的字，成为“声类”，从每一类中取出一字为代表，就成为声类的代表；部勒叠韵的字，就成为“韵部”，取一字作为标目，就成为“韵目”。

2．书面语口语化倾向的产生

受梵文影响，自翻译佛经开始创立了白话语录文体，使书面语产生了口语话的倾向。为了宣传佛教教义，使目不识丁的平民百姓都能听得懂，一些僧人在翻译佛经时不得不放弃使用典雅的古文，而采用一种跟当时口语十分接近的文白相杂的文体。到唐五代时期，出现了不少用当时口语做基础，掺杂了一些文言成分的半文半白的俗文学作品，如僧人的白话诗、敦煌变文、禅宗语录等。

著名的白话文献有两种：①敦煌俗文学作品：经卷、文书；变文，即寺院里盛行的又说又唱的文学形式；话本等。②禅宗语录：《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在词汇上，由于佛教文化的输入，因翻译佛经而产生的大量的梵语系统的借词和译词，丰富了汉语的词汇，给汉语词汇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3．大量借词进入汉语词汇

（1）扩大了汉语的基本词和根词。如“魔”、“心”、“色”等。

（2）充实了汉语的日常词汇。如“世界”、“因果”、“实际”等。

（3）丰富了汉语词汇的构造方式。如主谓式的增多，像“自在”等；比喻造词的发展，像“雀立”、“蚕食”、“云集”等。

（4）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佛经中有很多双音节词，如“修行”、“地狱”、“恐惧”、“微妙”、“救济”、“踊跃”等。

（四）社会动荡带来的人口迁徙

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清朝，中国境内曾出现过大大小小共八十多个王朝。割据和统一，依长江的南北对峙，北方王朝的南进等，分分合合的社会政治历史使社会动荡，人口迁徙。这样的结果对汉语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汉民族融合了进入中国北部的异民族成员，这些融入的民族对现代汉语北方话的形成和变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次，北方汉人的数度大规模南下，带来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方言，散落到南方的许多区域。

再次，北方阿尔泰语和南方古越语从外部融入了汉语，使汉语内部发生了很大的方言分化。

公元4世纪，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个少数民族相继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经过二百年分裂后，中国重归统一，五个少数民族全部汉化。

公元7世纪，突厥和回讫也融入了汉民族，回讫族甚至还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公元12世纪以后，金、元从漠北崛起，蒙古人统治了中国将近一百年，他们的语言对汉语也曾发生过很大影响。明帝国建立以后，留在中原和南方的蒙古人都被汉化。

清王朝的覆灭也使满族人的大部分融入汉族。这些政治因素都影响过语言，如北京城区话的形成。

北方汉人的数度大规模南下，使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北方人民散落到南方许多区域，逐渐形成了南方相互歧异而又内在一致的几个方言区。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移民浪潮：

（1）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带来的大移民，使汉语方言的地理布局初具面貌，奠定了赣方言和吴方言的雏形。

（2）唐中叶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大移民，促进了湘语的发展，使赣方言基本形成，并使吴语和湘语分割开来。

（3）南宋之际，移民大量南迁，使客家话最终形成，并南推到闽西南和粤东北，又在吴语之中形成了带有北方方言味的杭州话。

周秦时期，中原汉人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岭南，之后，不断有汉人南移岭外。汉人依靠较高的文化，习俗影响不断扩大，使当地的土著逐渐汉化。作为交际工具的汉语，随着汉语进入南粤以后，由于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和北方汉语越来越疏远，独自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成分。

闽方言区的百姓是陆续从中原迁移而来的，始自秦汉，盛于晋唐。史书上曾记载西晋永嘉之乱时所谓的“衣冠八族”移闽的事实。闽方言是中原汉语和当地原有语言的不断接触融合和发展，最终形成的方言群。这个方言群复杂的语言面貌，使人难免怀疑闽方言是否直接继承了上古汉语的声母系统，而没有参与中古时期的汉语语音演变。





第三节　现代语言学和汉语的现代化


一、汉语研究和现代语言学


（一）中国传统语言学的研究

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很悠久。汉语是从汉藏语系中分化独立发展起来的，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许多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学者，留下了为数不少的研究语言文字的著述。应该说，汉语是在承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传统的语言学包括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古称“小学”。

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训诂学最早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这样一个发展道路。训诂学在汉代产生，是因为那时文字简化了，有了隶书，开始有了纸，距离以前的著述《诗》、《书》、《易》、《礼》、《春秋》的时代已经很远，社会上就有要求小学把训诂传授给人们，《尔雅》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当时国家崇尚经学，也是训诂学产生的原因之一。

字书的出现是标志着中国传统语言学中文字学的产生。汉字的形体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到了东汉中叶，隶书久已普遍流行，其字形较以前的字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已经看不出本来的形态，从而看不出本义来；又因为时代久远，古义晦涩，单靠古训汇编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字书的产生可以说是学术发展的一种必然。许慎《说文解字》的诞生，是中国语言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代语言的研究影响非常大。

探求汉语语源的专著《释名》，为汉末训诂学家刘熙所撰，从声音来释义，首创声训。但音韵学的真正发展则在南北朝之后。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和陆法言《切韵》的问世，说明反切之学已经兴起并被广泛应用；在反切的影响下出现的大量韵书，一为以建立音系为主要目的，一为以增字增训为主要目的。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说明人们意识到有声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在研究文字的同时，还要研究文字所反映的声音。

中国历史上的清代，是小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文字方面、音韵方面、训诂方面，都有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在文字方面，《说文解字》的研究，在清代最为盛行。乾嘉间的《说文》之学，被认为是文字学的复兴。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校勘和考证；第二类是对《说文》一书的匡正；第三类对《说文》作全面研究，多所阐发；第四类为对先辈或同时代著作的补充订正。《说文》的专家有数十人，连稍有研究的人也计算在内，则多至二百多人。其中段玉裁、朱骏声、桂馥、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他们的代表著述分别为《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说文解字义证》和《说文解字句读》。

在音韵方面，清代学者用力最勤，成就也最大，这和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启发有关。王国维对于清代的上古音研究有过高度的评价：“古韵之学，自昆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然古音二十二之目，遂令后世者无可增损。”上述列举的七位：顾炎武（《音学五书》）、江永（《古音标准》）、戴震（《声韵考》）、段玉裁（《六书音均表》）、孔广森（《诗声类》）、王念孙（《诗经群经楚辞韵谱》）、江有诰（《音学十书》），是当时影响最大的学者。

在训诂方面，以往重形不重音的观点，自许慎时代开始，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字学的研究。到了清代，学者们才认识到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有这样的认识，才能讲清楚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清代学者就是根据这项原则来进行训诂研究的。有突出成就的，除了段玉裁、朱骏声外，主要有王念孙（《广雅疏证》）、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传释词》）、郝懿行（《尔雅义疏》）、俞樾（《群经平议》）等人。

（二）现代语言学对汉语发展的影响

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虽然历史悠久，但是，它只是局限于文字和书面语言的研究，尤其着重于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因此，中国传统的语言学，往往被称作为语文学（philology）。这种“语文学”和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linguistics）还是有区别的。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本身，研究的成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全面的语言理论。

语法学的兴起标志着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的诞生。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开始的，而现代汉语语法的系统研究则是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开始的。一百多年来，现代语言学对汉语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被汉语研究的各个领域所吸收，所采用。

发端于古希腊、古罗马，盛行于18世纪后欧洲的强调“规范性”的传统语法，曾经长期影响过汉语语法的研究。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就是一部采用传统语法“中心词分析法”的语法书，在《新著国语文法》之后出版的许多语法专著，都采用了传统语法的观点。在中国影响深远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1956），就是采取传统语法的理论和方法的。

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关于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其中布拉格学派创立了系统的音位学学说，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派注重语言的形式分析。他们在研究中运用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等方法，系统地对语言单位进行切分和归类。结构主义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研究有很大影响，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1981）、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重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和张斌主编的《新编现代汉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都注意吸收和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描写语言学的观点和方法，是几部具有很大影响的大学教材。

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转换生成语法是解释性的语法。不过它解释的不是语言现象，而是语言能力。这种语法认为人们说出的句子千差万别，但都是由一定的规则生成的；认为有一种全人类的普遍语法，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转换生成语法的理论和方法正被广泛运用于电脑的信息处理、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中文信息处理也需要这种理论的支持。





二、汉语基础和汉语应用


（一）汉语三要素的关系

语音、词汇、语法是语言的三要素。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同社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由于语言各要素同社会的发展有不同性质的联系，各要素的发展速度是不平衡的。词汇，特别是词汇中的一般词，变化速度最快，在社会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化就非常明显。古汉语中的许多词汇，如“众庶”、“冠盖”、“鄙夫”、“稼穑”等，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已经不用；近些年来的新词语也在不断地出现，如一些有关计算机的词汇“软驱”、“硬盘”、“内存”、“显卡”等，出现的时间都不长。至于词汇中的基本词，如“水”、“地”、“天”、“做”、“笑”等，许多世纪以来，则一直保留下来。语法的变化速度较慢，相对来说，语法内部句法的变化要稍快于词法。“五四”以来，现代汉语出现了一些新的句式，修饰语有加长的趋势，长句明显增多；而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变化不大，只是出现了一些新的后缀成分，如“～性”、“～手”、“～员”、“～迷”（如“思想性”、“舵手”、“学员”、“球迷”）等。语音在一般情况下发展也是很迟缓的，在共时平面一般不容易观察到语音的变化。可见，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1．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彼此联系，三要素之间相互协调，相互制约，共同处在一个整体之中

（1）新词的构成必须符合汉语的构词规律。

（2）词和词之间必须按照汉语的结构规律才能组成句子，词汇必须经过语法的支配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句子。

（3）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基础，是词和句子的物质外壳。

2．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是相互作用的。

（1）作为语音现象的轻声、儿化，具有辨别词义和词性的作用，对词汇和语法产生影响，例如“地方”（dìfāng）（与中央相对的行政区划）和“地方”（dìfang）（空间的一部分），“头”（脑袋）和“头儿”（领头的人），“盖”（动词）和“盖儿”（名词），这些词汇和语法上的差别，是通过轻声、儿化来体现的。

（2）汉语语音音节结构发展单纯化的趋势，造成汉语词汇双音化的结果。从中古音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入声韵尾（-k-t-p）失落，入声消失；-m韵尾归并到-n中；浊声母归并到清声母中。音节结构单纯化使同音词大量增加，词汇的双音节化是避免因同音词增加引起词义混淆的最佳方法，如：“势－势力”、“逝－消逝”、“试－尝试”等。

（3）词汇的双音节化促使了词义和词性的明确化。例如作为单音节词的“书”可以有多种意思，也有多种词性，双音节化之后，词义和词性明确了：当“理”成为“理论”、“理由”、“道理”、“条理”时是名词，当“理”成为“治理”、“整理”、“理睬”、“料理”时是动词。

（4）语法中的语序规则也促使了词义和词性的明确化。有一些兼类词，如“端正”、“代表”一类，当它们独立存在时，很难确定它们的词义和词性；而当它们置身于一定的结构中同别的词进行组合时，从它们在具体结构中的功能就可以看出它们的词义和词性了，如“工作态度不端正 的人必须端正 自己的工作态度”、“教师代表代表 教师在会上发言”。

（二）汉语基础和汉语应用

了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性质、特点、结构和发展，了解汉语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汉语基础的学习。语言文字学的基础学习非常重要。汉语的发展与现代科学发展的大背景有密切的联系，在当代社会里，我们必须联系现代科学的一些必要知识来学习和研究汉语。

语言文字学历来被认为是基础科学。但是近年来其中的一些分支学科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向语言文字学提出了解决种种问题的急迫要求。汉语的应用研究范围很大，“言其大者，以下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中文信息处理，语文教学，社会使用”（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因此，了解汉语应用的范围，熟悉汉语应用的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