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仪器的制造水平堪称一绝，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富于创造的精神。


沈括和《梦溪笔谈》：沈括(1030-1094)，字存中，武康人。父沈周，任泉州府、开封佐、明州守等官。沈括少时随当官的父亲生活在东南各地、嘉右八年(1063年)中进士、曾担任昭文馆编校、翰林学士、提举司天监等官职。熙宁八年(1075年)出使于辽。元丰三年(1080年)到延州任官，防御西夏。后二年边将徐禧在永乐城(今陕西米脂县)为西夏失所败，沈括兵少不能救援，因而连累，被罢职，此后脱离仕途。元右元年(1086年)，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修建梦溪园，以为久居之地，而终其天年。《梦溪笔谈》等著作写成于此。
    沈括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博学多能，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他曾出使契丹国，将走过的山川道路，用木材制成立体模型，称《使契丹图钞》，为皇帝所赞赏，命边疆各州仿效。这立体地图，是我国历史上首创，比西欧早600多年。他对指南针有研究，地磁偏角存在的发现，为世界上最早的记录。“石油”这一名称，始于《梦溪笔谈》，一直沿用至今。他的写作态度极为严谨，著书甚多。除《梦溪笔谈》、文集、《长兴集》残本(十九卷)和部分医方书外，他的其余著作均已失传。《梦溪笔谈》是他的代表作，是一部综合性的随笔采记，在国内外有很高评价。
《王祯农书》：《王祯农书》 的特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它第一次将南北农业技术写进在同一本农书之中。唐宋以前，南方 尚没有农书本的出现，而北方 的农书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也未能将南方农业的内容写进农书，唐宋以后，随着《耒耜经》 和《陈旉 农书》 等的出现，填补了南方没有农书的空白，但是南方农书从出现时起就以地方性为特色，元代初年的《农桑辑要》 本可以将《陈旉农书》中有关南方农业的内容收录进去，但是，由于《农桑辑要》的写作是在灭宋以前，目的是为了指导黄河中下游的农业生产，因而没有把江南 地区的水田生产包括在内，成了这本农书本的最大缺陷，因次在元代统一中国以后，用这本书用来指导全国的农业生产，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就显得有不到之处，《王祯农书》就弥补了这一缺陷。

王祯 是山东人，却在南方 担任地方官，所以他对南北方 的农业生产都有一定的了解。在《王祯农书》 中也多处对比南北农业生产的异同。例如，在《垦耕篇第四》中，王祯详细地叙述了南北方耕垦的特征，并指出“自北自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又如，《耙耢篇第五》在讲到北方用挞时，说：“然南方未尝识此，盖南北习俗不同，故不知用挞之功。至于北方，远近之间亦有不同，有用耙而不知耢；有用耢而不知用耙，亦有不知用挞者。”再如《播种篇第六》说：“凡下种法，有漫种、耧种、瓠种、区种之别。漫种者，用斗盛谷种，挟左腋间，右手料取而撒之；随撒随行，约行三步许，即再料取；务要布种均匀，则苗生稀稠得所。秦晋之间，皆用此法。南方惟大麦则点种，其余粟、豆、麻、小麦之类，亦用漫种。”王祯常常是有意识地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工具放在一起讨论，以便于比较，并根据情况加以采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使无偏废，然后治田之法，可得论其全功也。”在《锄治篇第七》中又说到：“今采摭南北耘薅之法，备载于篇，庶善稼者相其土宜择而用之。”由于《王祯农书》是阴补《农桑辑要》 之缺，所以书中对南方农业生产的内容，如，提水工具，水利设施，南方水田的垦辟，以及土地利用 方式，作了详细地叙述。由于这些内容的加入，使它的内容大大超出了《农桑辑要》，成为第一本兼论南北农业技术的农书。

由于《王祯农书》是一本兼论南北农业技术的农书，所以对南北方农业技术多有发展。以南方旱地作物栽培为例，虽有《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在先，但内容十分简略。比如在其中我们就很难以知道当时南方种大麦、小麦、粟、豆、麻等所用的播种方法。而《王祯农书》中却有明确的交待。又如《王祯农书》“蔬属·芥”中提到：“今江南农家所种，如种葵法。俟成苗，必移栽之。早者七月半后种，迟者八月半种。厚加培壅。草即锄之，旱即灌之。冬芥经春长心，中为咸淡二菹，亦任为盐菜。……如欲收子者，即不摘心。盖南北寒暖异宜，故种略不同，而其用则一。”象这样一些具体的技术在《陈旉农书》中也是不多见的。究其原因可能是与当时南方旱地技术相对落后有关。王祯说：“江淮间虽有陆田，习俗水种，殊不知菽、粟、黍、穄等稼，耰耡镞布之法，但用直项锄头；刃虽锄也，其用如斸，是名‘钁锄’，故陆田多不丰收。”[1]

《王祯 农书》 的第二大特征就是“农器图谱”的写作。这不仅是以前历代无法比拟的，而且后世农书和类书所记载的农具也大份以它为范本。写作农具专著，是从唐宋以后开始的，最早的农具著作是陆龟蒙 的《耒耜经》 ，不过这只是一篇写农具的短文，其中主要记载了江东犁 （曲辕犁 ）等几种农具，宋代以后又出现了曾安止写作的《农器谱》 ，书中记述了耒耜、耨鎛、车戽、蓑笠、篠篑、杵臼、斗斛、釜甑、仓庾等十大类农器，还附有“杂记”，都是根据古代经典，结合当代的形制写出来的。但是这本农书后来已经失传了，曾安止的书可能没有图，宋代还有一本图文并茂的农书，这就是楼璹 的《耕织图 》 ，可惜这本书也和曾安止的书一样失传了。但是这两本书对于《王祯农书》的写作有着直接的影响，王祯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将《农器谱》和《耕织图》结合起来，形成自己 的《农器图谱》 。《农器图谱》将农器划分为二十门（其中有些并非全部属于农具的范畴，如，田制，籍田，太社，薅鼓，梧桐角之类），每门下面又分作若干项，每一项都附有图，一共有300多件图，并加以文字说明，记述其结构，来源和用法等，大多数图文后面还附有韵文和诗歌对该种农器加以总结。这种作法本不是王祯的创举，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是楼璹的《耕织图》，但却使得王祯遭到了非议，明代徐光启就认为，王祯的诗学胜于农学，尽管如此，真正确立《王祯农书》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上地位的就是《农器图谱》。

《农器图谱》中，不仅记载了历史上已有的各种农具，包括已经失传了的农具和机械，如，水排，这本是东汉时期发明的一种水利鼓风机，但后来失传了，王祯通过收集，查阅资料，询问请教，终于搞清了水排的构造原理，并将其复原，绘制成图，记载于“农器图谱”之中。而且对宋元时期出现的新农具作了介绍，如，整地用的郦刀，施肥用的粪耧，中耕用的耧锄，灌溉用的水转翻车，收麦用的麦钐、麦绰、麦笼；加工用的“水轮三事”；劳动保护用的秧马，耘爪等。《农器图谱》中还记载了当时在印刷和纺织机械方面的贡献。


天一阁：宁波天一阁毗邻风光秀美的月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藏书楼，距今约430余年，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雄踞于大门两侧的是一对清代雌雄石狮子，大门正中“南国书城”系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两旁的对联“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系我国当代著名文献学家顾廷龙所撰书。跨入大门迎接你的是气势恢宏“溪山逸子”与麒麟堆塑，北侧为新建的藏书楼，再向前行进便是享誉海内外的藏书楼。         天一阁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薄一波、陶铸、胡乔木、郭沫若、胡耀邦、李鹏等曾先后来阁视察，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前来考察者更络绎不绝，同时也迎来了大批慕名前来的观光旅游者。
汲古阁：汲古阁，明代私人藏书楼和印书工场，位于江苏常熟隐湖之南七里桥，明末毛晋(1599-1659)创办。毛晋初名凤苞，字子晋，江苏常熟人，家富，嗜读书和宋元精本名抄。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田产，于七里桥构筑汲古阁，以收藏和传刻古书。毛晋延请海内名士三十多人校勘儒家经典，校成后即付刻印。汲古阁分上中下三楹。中藏四库书及释道两藏，皆南北宋内府藏书，又有金元人本。这些书都用来校勘或作为刻书的样本。为广泛搜集珍籍秘本，毛晋曾公开贴榜，高价收购，开收购古籍以页论值之先例。湖州书舶多集于七里桥毛氏之门，前后积书至八万四千册。汲古阁后有楼九间，楼上储放书板；楼下两廊及前后为刻字匠和印匠居住和工作之处。雇用工匠最多时达数百人。汲古阁刻印的书籍有十三经、十七史及唐宋元人别集、道藏、词曲等，书版在毛晋时即有十万块之多。所刻书籍校勘详明，雕印精良，称毛刻本，行销全国各地。


《徐霞客游记》：徐宏祖（1586-1641），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是明代杰出的地理学家、旅行家。
    徐霞客一生钟情于神州山水。在"学而优则仕"的旧封建时代，他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二十二岁开始，周游全国，探析大自然的奥秘。远足34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考察并记载了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20多个省市的山川地形，呕心沥血凝成《徐霞客游记》。他因此被誉为"千古奇人"。
    在这部日记体的游记中，徐霞客除描摹所见的自然风光外，还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关梁要塞、名胜物产作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载。特别在《黔游日记》和《滇游日记》中科学地记述了我国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特征，这在世界上关于岩溶考察的文献记载中尚属首次。
《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本草学、博物学巨著。明代李明珍撰于1578年。全书共52卷。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由金陵(今南京)胡承龙刊刻，世称"金陵本"，至今只有少数几部存世，成为稀有的珍贵版本。1630年，夏良心等又在江西刻成"江西本"，是比较可靠的早期版本。

《本草纲目》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

1．总结了16世纪以前我国的药物学。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其余为矿物及其他药。由李时珍新增入的药物为374种，书中附有药物图1109幅，方剂11096首，约有8000多首是李氏自己收集或拟定的。

2．提出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以药物的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把药物分成十六部；同一部的药物，又以相近的类别为目，全书分六十类目。条分缕析，读者可一目了然。书中所载植物药，是根据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的特点及其性味、外形、皮核以及其生长环境、生态习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而进行分类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最为突出的是《本草纲目》对动物类药物的分类方法，书中把444种动物药分成虫、鳞、介、禽、兽、人等六部，每部又分若干类。根据其中各类所列，虫类相当于无脊柱动物；鳞类相当于鱼类；又有一部分爬行类、介类相当于两栖类(其中含有少数软体动物在内)；禽类则相当于鸟类；兽类泛指哺乳动物，最后则人类。《本草纲目》这种"从贱至贵"的排列顺序，蕴含生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等到高等的进化论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本草纲目》中的一些资料，直接影响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形成。达尔文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中国古代百科全书》，据所引的材料分析，指的就是《本草纲目》。

2．系统记载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内容包括校正、释名、集解、辨疑、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名称、历史、形态、鉴别，到采集、加工、功效、方剂等，叙述详细。

3．纠正了以往药物书中的某些错误，以及一些反科学的言论。如以往将葳蕤与女萎两种药物混为一物，经他辨识被分清。他还批判了以往记载服食水银、雄黄可以成仙，"草子可以变鱼"等反科学说法。

4．除主要记载药物学之外，还记载大量宝贵的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方面的医学资料，以及大量的附方、验方及不少精彩的治验病案。另外还有一些宝贵的医学史料。其中属于首次记录的病症有铅中毒、汞中毒、一氧化碳中毒、肝吸虫病；首次记录的治疗技术有冰块冷敷退热法、蒸汽消毒法以及辛烈香窜原料薰烟消毒法等等。

5．博物学内容丰富。书中记载了丰富的关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农学、天文、气象等自然科学资料。同时，还保存相当的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史料以及大量的古代文献。

《本草纲目》以后历经300多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先后刻印达数十次之多。该书在1606年传入日本，后来又通过各种途径传入欧洲，因而本书在国内外有很大的影响。在国内，它促进了本草学、生物学的研究，本草学著作大量涌现，在国外，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出现英、法、德、日等多种文字的节译本或全译本。


《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１５６２年）一个商人兼小地主家庭里。他出生以后，家境已经衰落，青年时期曾经先后到广东、广西等地，靠教书为生。在这期间，他曾经七次回乡应试，直到万历二十五年（公元１５９７年）他三十五岁那年才以第一名考中举人。七年后（公元１６０４年）又考中进士。先在翰林院、詹事府和礼部任职，崇祯二年（公元１６２９年）以后，先后升任礼部左侍郎、尚书、内阁大学士。崇祯六年（公元１６３３年）去世。 　　

徐光启虽然多次担任官职，但是他一直从事实用科学的研究。他一生读书勤奋，生活俭朴，为官谦洁，治学谨严。长期的钻研学习，使他无论对我国的传统科学或者是传入的西方科学都有相当的造诣。他的著作很多，范围很广，涉及农业水利、政治军事、历算测量等许多方面。

徐光启毕生用力最勤、影响最广的是在农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农政全书》，在祖国农学遗产的宝库中极负盛誉。这部书在徐光启生前因随时增补而没有出版，他死后不久才由他的门生陈子龙整理增删公开刊行。

《农政全书》共六十卷，五十多万字。其中作者自己写作的大约有六万多字，其余引录了二百二十九种古代和同时代的文献。徐光启不仅“杂采众家”，对大量材料进行了分类汇辑，而且“兼出独见”，加了不少评注，表明了自己的见解。全书分做十二门，包括农本、田制、水利、农器、农时、开垦、栽培、蚕桑、牧养、酿造、造屋、家庭日用技术以及备荒救荒（荒政）等方面。重点在开垦、水利和荒政等几项，篇幅占全书一半以上。这几项农政在过去农书中都没有系统叙述过，《农政全书》却集中而系统地提了出来，成为这部书的显著特色。

可以说，徐光启力图融会中西科学，突出地体现在修订历法方面。 徐光启采用西法改革历法。他的改历计划是：集中力量翻译编辑欧洲天文书籍，提出“叙述既多，宜循节次；事绪尤纷，宜先基本”的编译方针；同时，安排制作观测仪器和观测的计划，以获得修历的基本数据，并且验证西法的正误。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人员缺乏，加以徐光启本人一度投入反击清兵保卫京师的战斗，并且于崇祯五年（公元１６３２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预军机，繁忙的军事政务，使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改历工作， 尽管这样，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仍然完成了一百三十多卷的历书编译工作，因为编纂在崇祯年间，取名《崇祯历书》。 　　

徐光启的天文工作，奠定了我国以后三百多年的历法工作的基础。他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收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其中有比我国原有的计算公式更简捷精确的球面三角法，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蒙气差”等概念和更先进的度量制度，如把圆周分成三百六十度，一天时间分成九十六刻等。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

另外，在数学方面，徐光启的重要贡献是翻译了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数学家欧几里所著的《几何原本》，这是介绍西方数学的创举，这在学术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１６０６年）秋到第二年五月，他和利玛窦合作翻译了前六卷，由于利玛窦不愿再译，没有译完。 　　

徐光启的翻译质量很高。文字通俗易懂，错误很少，一次翻译就成定稿。首次翻译拉丁文的数学书，一切汉文名词极少成规可循。我们可以想象，徐光启的翻译工作是多么困难，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创造性劳动。译本中许多数学上的专门名词和术语，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等，都是由徐光启首先使用而确定了下来。这些名词含义十分贴切，一直沿用到今天。这是徐光启对我国数学发展的又一功绩。

除了《几何原本》和《崇祯历书》中的一些数学翻译工作以外，徐光启还有一些数学著作。在《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中，他把中西测量方法和数学方法进行了一些比较，并且运用《几何原本》中的定理把我国古代已有的证明方法严密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证明系统。这些工作为我国以后的数学研究开辟了道路。

总之，徐光启是我国十六、十七世纪自然科学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某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会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徐光启在我国科学史上是一位值得我们永远纪念和学习的先驱人物。


《天工开物》：《天工开物》是明末清初的宋应星(1587～1661)所著,完成于1637年。这是一部有关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总结了各个生产领域的知识。

  全书共有十八卷，包括种植、纺织、染色、粮食加工、熬盐、制糖、烧制陶瓷、冶铸、制造车船、锤锻、烧制灰硫、榨油、造纸、采矿、兵器、颜料、酿酒等诸多内容。宋应星无论是对操作技术还是对工具本身都尽可能用数字进行精确的描述。

  《天工开物》是保留我国科技史料最丰富的一部书，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我国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它也表明这个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已经比欧洲落后了—同时期的伽利略已经用实验和数学相结合的方法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定律了，而中国还停留在以收集整理资料为主的阶段。


乾嘉学派：乾嘉学派是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一个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都认为是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探讨，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段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它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参见本书“吴派”条）。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参见本书“皖派”条）。朝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的校勘、目录、辑佚、辨伪等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方便。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了。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难读难解的书也都可以读通，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圈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清今文经学：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就性质言，是对当时经学研究一尊东汉古文经，重视训诂名物，以字解经学风的反拨。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纪传体编年体：《史 记》

 

         为我国西汉杰出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上自黄帝，

         下至武帝太初年间，前后3000年的史事。内容分12本纪、10表、

         8书、30世家、70例传，共130卷，52.65万字。开创了纪传体史

         书的体例。
中国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

《汉 书》

         是东汉班彪及其子班固、女班昭及马续所著，誉之为“史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