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之战：曹操统一北方大部之后，企图一举统一南方。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占领荆州，改编荆州水军，拥兵二十多万，乘胜顺流东下，进到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曹军由于发生疫病，退驻江北。孙刘五万联军与之隔江对峙。孙刘联军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疫病流行，不习水战和曹操骄傲轻敌等弱点，用火攻先击败了曹操水军，继之大破曹军。曹操率领残兵逃回北方。赤壁之战后，曹、孙、刘三大集团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
肥水之战：淝水之战，是公元三八三年东晋与前秦在今安徽寿县一带进行的一次大战。“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历史典故即出于此。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王朝灭亡。当时，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氐族统治者以长安为都城，建立前秦政权。公元三五七年，苻坚做了秦王，他采取一系列改革政治和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使前秦国力迅速强盛，并基本统一了北方．在南方，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东晋王朝。东晋占有今汉水、淮河以南的大部地区。这样，就形成了秦晋南北对峙的局面。
  公元三八三年八月，苻坚发兵南下，三路进军，攻打东晋。共有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羽林军”三万余骑；百万大军从东到四，绵延千余里。在苻坚重兵压境下，晋武帝采纳了谢安、桓冲等人的主张，下令坚决抵抗。他派将军谢石、谢玄等率兵八万沿淮河西进，以拒秦军；又派将军前彬率领水军五千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
  同年十日十八日，秦军前锋攻占寿阳。胡彬所部水军走到半路，得知寿阳失守．退守硖石（在寿县西北二十五里）。秦军为了阻挡晋军主力西进，又派兵五万进至洛涧（今安徽怀远县以南之洛水），并在洛口设置木栅，阻断淮河交通。胡彬因困守硖石，粮食用尽，处境十分艰难，写信要求谢石增援。不料胡彬的信被秦军截获。苻坚认为晋军兵力很少．粮食十分困难，应该抓紧进攻，遂把主力留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县境），带了八千骑兵赶到寿阳。苻坚先派尚书未序到晋军劝降。朱序原来是东晋防守襄阳的将领，襄阳失守时被俘。朱序到晋军以后，不仅没有劝降，反而透露了秦军情况，并且建议说，如果秦兵百万全部到达，晋军难以抵抗，现在应趁它还没有到齐，迅速出击，打破它的前锋，大军就会溃散。晋军将领谢石、谢玄听从了朱序的建议，于十一月派猛将刘宇之率领精兵五千平进攻洛润。刘牢之分兵一部到秦军侧后，断敌退路，亲自率兵强渡洛涧，夜袭秦军大营。秦军抵挡不住。主将梁成战死，五万秦兵大溃，抢渡淮水，淹死一万五千余人。洛涧的胜利，鼓舞了晋军的土气。晋军水陆并进，展开全线反攻。苻坚在寿阳城上，看到晋军严整，攻势猛烈，十分恐惧，把淝水东面八公山（今寿县城东北）上的草木都当成了晋兵。 　　    洛洞失利后，秦军沿着淝水西岸布阵，阻止晋军反攻。晋军将领谢玄派人用激将法对待坚的弟弟苻融说；如果你把军队稍向后撤，让出一块地方，使晋军渡过淝水，两军一决胜负！秦军诸将都认为不能让晋军渡河，但符坚却说：可以稍退一步，等到晋军兵马半渡之际，再用骑兵攻击，一定可以取胜。于是苻融指挥 秦军后撤。秦军本来内部不稳，这一撤，造成阵势大乱，不可遏止。晋军乘势抢渡淝水，展开猛烈攻击。朱序在阵后大城：秦军败了！秦军败了！秦军后方部队一听，争相逃命。苻融见势不妙，急忙驰马赶到后面整顿部队，结果被晋军追兵杀死。晋军乘势猛迫。秦军人马相踏，昼夜溃退，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是东晋追兵。就这样，几十万秦军，逃散和被歼灭十分之七八，苻坚本人也中箭负伤，逃回洛阳。 淝水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毛泽东同志曾给予很高的评价。
魏孝文帝改制：魏孝文帝姓拓跋，名宏，又名元宏，鲜卑拓跋产人，是北魏王朝自拓跋*起的第六个皇帝。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北魏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鲜卑族的政权，鲜卑人一直过着游牧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要劳动。到鲜卑族拓跋部崛起，进入黄河流域，统一北方以后，国家收入转为主要靠农业生产，靠剥削为广大农民维持统治。因此，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当务之急。可是在鲜卑人中，平民既不畜牧也不耕作，大多是游手好闲的浮食之人，不仅贵族人家，就连一些奴仆也衣食精美，主要依靠剥削掳掠北方的广大汉族地区。为了反抗鲜卑族的统治，民众纷纷揭竿而起，即使在魏孝文帝统治时期，史书记载的人民暴动事件也有十几起。由于鲜卑族毕竟比汉族落后，因此矛盾的中心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民族，如何统治比它先进得多的民族。这一问题，也是决定北魏政权生死兴亡的关键。
魏孝文帝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他决心利用汉族地主统治者的经验来加强自己的统治。他先是接受了汉族大臣的建议，实行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可是由于鲜卑贵族的保守势力的反对，收效不大。这就使魏孝文帝认识到，必须想出一个办法，彻底摆脱贵族保守势力的束缚和影响，而在平城这个地区，非但地处偏僻，农业落后，不利于对广大国土的统治，并且这里是鲜卑贵族的老窝，对改革的牵制等较大。要想摆脱这些保守势力，就只有迁都，到汉族政治、文化等较发达的地方去，接受汊族文化的影响，实行汉化政策，以改变鲜卑旧俗。魏孝文帝经过慎重考虑，选中了洛阳。于是他以兴兵南伐为借口，将首都迁到了洛阳。
迁都洛阳以后，魏孝文帝立即着手进一步改革。禁止鲜卑贵族穿胡服，一律改穿汉族服装。接着，魏孝文帝又下令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官员一时难改，可以讲鲜卑语，暂不受处罚，可是30岁以下的官员在朝廷上必须讲汉语，否则就要降职。后来又规定，谁讲鲜插语，就撤职。
穿汉服，讲汉话，促使鲜卑人与汉人的交往日益增多，许多人已逐渐被汉族的生活方式同化。在这个基础上，魏孝文帝又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如改鲜卑贵族复姓为汉族单性，改变鲜卑人的籍贯，规定死后不得归葬塞北；同时主张同汉族联姻，直至完全依照南齐的制度，拟定北魏的官制礼仪，设立乐官，修订法律，改革官职名称，使北魏的政治制度同南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而拓跋族原有的制度则一概废除。
魏孝文帝为了革新，推行汉化政策，需要一批支持他的有才干的人。于是他制订了许多发现、提拔推荐人才的规定，他把能否推荐人才，作为考核官吏的一条重要标准。对于有才华的人，魏孝文帝能放下皇帝的架子，尊重他们的意见。对于南齐投降过来的官吏也很信任，因此不少南齐汉族地主投奔北魏，并被委以重任。
推行的汉化政策，使北魏经济开始复苏，均田制得到进一步推行，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政治上以先进的统治方式代替残暴落后的统治方式，缓和了北方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北魏取得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政治局面。文化上也随之发展起来，先进的封建文化代替了落后的习俗，促进了北方各少数民族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文学艺术上则给中华民族留下了魏碑和佛像石窟两大瑰宝。魏孝文帝不囿于民族偏见，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冲破阻力，接受先进的文化，学习先进的政策制度和统治经验，以改造片刻民族中落后的东西。促进了当时以鲜卑为中心的北方各族的封建化和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有益的贡献。因此，孝文帝不仅是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宏的改革者，也是民族融合的历史长河中的积极推进者。
贞观之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执掌朝政，又逼李渊退位，自己即位为帝，并于627年改年号贞观。他改革国家机构，维新政治；轻徭薄赋，疏缓刑法；知人善任，虚怀纳谏；锐意经史，借鉴前代成败；斥弃群小，不听谗言。君臣同心协力，共同治理国家，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因而被称为“贞观之治”，成为封建政治的典范，受到历代史家的盛赞。
开元之治：唐玄宗在位四十四年（712-756年），前期年号叫开元，后期叫天宝。唐玄宗在其统治前期，注意政治，并针对时弊进行了一些改革，如裁汰冗官，抑制食爵贵族，压抑佛教，改变宫廷生活奢靡的风气等。他任命的宰相姚崇、宋 也是有才干、敢进谏的人。因此，这个时期，政局稳定，生产发展，户口数增加。开元年间，是唐朝社会经济繁荣和国势强盛的时期，因此旧史上称为“开元之治”。
安史之乱: 唐安禄山、史思明发动的叛乱。唐玄宗统治后期，边镇节度使权力膨胀，中央集权削弱。管辖今河北、山西、辽宁一带的节度使安禄山，乘唐朝内地兵力空虚、政局混乱之机，于755年以诛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叛军很快攻占洛阳、长安。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由于叛军暴虐，人民纷纷起来反抗。757年，安禄山在洛阳被其子庆绪所杀，唐军在回纥兵的帮助下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后来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又起兵反唐，并自称燕帝，再次攻下洛阳。直到763年，唐朝才平定这场叛乱。经过“安史之乱”，唐朝开始由强盛转向衰落。
藩镇割据：藩镇割据是唐朝中叶以后，一部分地方军政长官据地自雄、不服从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
藩是保卫，镇指军镇。封建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但发展结果往往形成对抗中央的割据势力，这是封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唐玄宗在位（712—756年）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一共设立了9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音，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但是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北三镇”；在今山东、河南、湖北、山西也曾在很段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类似河北三镇的藩镇；还有一些倚仗自己实力对中央跋扈不驯、甚至兴行叛乱的短期割据者。后代史家把这种局面统名为“藩镇割据”。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势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唐代宗初年到德宗末年（762—805年），是割据形势发展时期。763年，安史之乱以史朝义自缢，其党羽纷纷投降唐朝而告结束。
但朝廷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之地。计有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即河北三镇。这三镇名虽服从朝廷，实则独立。军中主帅，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与此同时，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都）镇大将李正已逐节度使侯希逸，唐亦授予节度使称号，统治今山东地区，世袭相承达三代4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也实行割据，统治达19年。781年，梁崇义被消灭，782年，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抗拒中央。唐德宗调集淮西邻道兵攻讨李希烈，诸道兵都观望不前。783年，又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该军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奉天（今陕西乾县）。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入援朝廷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也叛乱，德宗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同年六月，平定了朱泚，785年八月平定李怀光，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河北、山东四镇表示重新服从中央，表面上又归统一。但德宗经过这些恐慌之后，转为推行姑息政策，求得暂时安定。
第二阶段从唐宪宗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806年，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刘辟求兼领三川，因朝廷不许，就发兵攻击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即派高崇文统率神策军出征，很快平定。同年，还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的叛乱。次年，镇海（又名浙西，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被部将所杀。这几次平叛的胜利，使宪宗及主战派大臣增强了信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承宗自为留后，宪宗以宦官吐突承璀领兵讨伐，没有取得胜利，只得暂时妥协，承认承宗继位。812年，魏博节度使田李安死，子从谏年幼继位，军中推立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田兴表示服从中央，遵守法令，申报户籍，请朝廷任命管内地方官，送从谏入京。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中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淮西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仍割据自雄，吴少阳继位。元和九年（814年）吴少阳死，子吴元济自领军务。在对淮西镇的处置上，朝中大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主战，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派人焚烧河阴转远仓，刺杀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企图阻止朝廷进攻，但宪宗没有动摇，以裴度为相，坚持平叛。这是藩镇势力和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由于平叛军队中有不少将领迁延观望，作战无力，战争拖了4年。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817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819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縂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长期割据的局面似乎都解决了。
第三阶段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821—872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几十年不识中央委派的官吏，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些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的人物。821年卢龙首先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独立状态），后田布自杀。于是“河北三镇”又脱离了中央控制，被裁的士卒，纷纷投奔其下。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实行原先的旧传统。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经此，唐朝中央再也没有恢复河北的打算。在唐朝尚能控制的区域，也出现割据者，如徐州（今属江苏）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自领军务，朝廷即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可奈何，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才将其释放。
后来刘悟子孙三代据有泽潞。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李德裕主持平定了泽潞。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在这段时间内，不论是在唐朝控制的地区，还是藩镇割据的地区，都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的事件。这是藩镇割据的另一种表现形态，是权力下移的象征。
第四阶段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75—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乾符二年（875年），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虽然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广明元年（880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后，唐朝中央政权实际已经瓦解，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镠）。这样，割据的藩镇就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祐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历史终于演变为五代十国，成为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直到北宋统一，才结束了这一局面。
王安石变法：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   限制商人
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2.   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3.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4.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5.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6.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

7.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8.   方田均税法
熙宁五年颁行。方田均税法规定每年九月由县官丈量土地，检验土地肥瘠，分为五等，规定税额。丈量后，到次年三月分发土地帐帖，作为“地符”。分家析产、典卖割移，都以现在丈量的田亩为准，由官府登记，发给契书。以限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隐瞒田产和人口。

9.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10. 稳定封建秩序
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1.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12.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13. 改革教育制度
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最终被罢废。
张居正吏治改革：张居正是明朝名相，他在执政的十年中，大胆地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进行重大改革，使国家安定，经济发展，一时出现清明富强的景象。
一、少年才俊，崭露头角
张居正2岁那年就认得“王日”两字，被家人认为是神童。13岁参加乡试时，他年龄最小，却沉着冷静，写了一篇非常漂亮的文章，若非湖广巡抚顾辚爱才，有意让张居正多磨练几年，他肯定中举。终于，几年的发愤读书之后，张居正考上了进士，开始步入仕途。这一年他才23岁。
二、沉稳老练，静待时机
张居正被选为庶吉士之后，一面大量读书，一面细心琢磨官场上的门道。他有满腔的政治抱负，但当时皇帝世宗昏庸，奸臣严嵩为非作歹。张居正只得忍耐，与严嵩周旋，一时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苦苦熬了十几年，张居正内心十分痛苦。

终于，严嵩在专权15年后倒台了，徐阶成了首辅，张居正也开始得到重用。然而，张居正入阁后又遇上精明强干，头脑敏锐的政治对手高洪。张居正只得再次忍耐，他深深感到，在官场上没有阴一套阳一套的本事是无法生存发展的，所以尽管高洪对他傲慢无礼，他便用谦恭与沉默表示更加激烈的无声对抗。高洪下台后，张居正资格最老，被诏回当了首辅。
三、多年抱负，雷厉风行
张居正掌权后，立即改变了过去那种谦虚和祥、沉默寡言的态度，变得雷厉风行，有理有节了，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场改革活动，把国事整理得井井有条，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张居正在明朝的政治家中是很有作为的，但他为了爬上首辅的位子，同样采取了许多卑劣的手段。所以他死后立即遭到权贵的攻击，官职被尽削，家产遭籍没，甚至家族也受到株连迫害。
阉党：阉党，明代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明朝宦官专权十分严重。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宪宗时的宦官汪直皆曾树有党羽，但至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阉党势力始形成。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形成明代最大的阉党集团。其成员有内监王体乾等三十余人；外廷有文臣崔呈秀等主谋议，号五虎；武臣田尔耕等主杀戮，号五彪；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均置死党。曾兴起杨涟、左光斗大狱，又以三案为题，残酷镇压东林党，高攀龙、杨涟、周顺昌等均被迫害致死。崇祯初，魏忠贤被诛，诏定逆案六等，阉党主要人物自旧辅以至庶僚，入逆案者凡二百六十余人。
东林党：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万历三十二年(1604)，被革职还乡的顾宪成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资助下，修复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允成等人,讲学其中,“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其言论被称为清议。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派周围。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明神宗朱翊钧统治后期，宦官擅权，倒行逆施，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针对这一现象，东林党人提出反对矿监税使掠夺、减轻赋役负担、发展东南地区经济等主张。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实行改良等针砭时政的意见，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各种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万历后期,双方以争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