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
所谓的“乐者，乐也”有两层意思，“乐者”是指音乐能表现欢乐的情感；而“乐也”则是指音乐能使听者感到欢乐，能给人以快感，从而肯定了音乐的美感作用。而“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则进一步肯定了人人都有欣赏音乐的审美要求和欲望。“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流；以欲忘道，则或而不乐。”
也就是说，虽然人人都有欣赏音乐的欲望，虽然人人都能从音乐中得到快乐，但人们所得到的快乐并不相同，有的人通过音乐提高道德修养为乐；有的人则通过音乐满足声色欲望为乐。这种从音乐中得到快乐的标准随人们的文化修养、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因此，《乐记》肯定“乐得其道”而否定“乐得其欲”，所以必须以道德来制约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乐记》中也有许多糟粕，如作者提出的“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等都成为可以镇压进步音乐的罪名，正因为如此，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也就能够同“乐由天作”之类的唯心主义观点并行不悖地存在于《乐记》之中。
总之，《乐记》集中地反映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它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音乐美学理论，使之适应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音乐美学体系，可以说是中国儒家关于“礼乐”的一个总结。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根据盛行于古希腊的史诗、悲剧和喜剧等艺术实践，对于古代希腊美学思想的总结而雄霸了西方美学思想二千年的话，那么，《乐记》则是根据我国先秦时包括歌、舞在内的音乐艺术实践，对于我国先秦时期音乐美学思想的总结，而在中国美学史上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在我国美学史中的地位，康熙时敕撰的《律吕正义》曾这样说：“囊括古今音乐之道，精粗本末，尔见缕无遗”。我们认为这一评价还是合乎事实的。“二千多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有关文学艺术的思想，从《毛诗序》开始，一直到晚清各家论乐的观点，基本上没有超过《乐记》所论述的范围。因此，《乐记》在我国的音乐美学史上发展的历史中，不仅是第一部最有系统的著作，而且还是最有生命力、最有影响的一部著作”（蒋孔阳《评<礼记•乐记>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三期118--119页）。





  本章思考题：
    1 名词：六代乐舞、楚声、九歌、三分损益法、八音分类法；
2 说出关于原始社会音乐起源的主要观点，并能进行简要的分析；
    3 简述“三代乐舞”；
    4 葛天氏之乐向我们说明了什么？
    5 简述原始社会的乐器有哪些？                     
    6 中国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左右的依据是什么？
    7 西周的礼乐制度在用乐方面有哪些规定？
    8 《诗》在音乐方面有哪些代表性的曲式？
    9 简述曾侯乙墓的编钟及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
    10 说出“十二”律各律的名称；
    11 简述儒、道、墨学派的音乐观；
    12 论《乐记》。






本章重要参考引用书目与文献

     专著部分：

    1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杨阴浏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年版
    2 《中国古代音乐简史》    廖辅叔编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4年版
    3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第一分册） 李纯一著 音乐出版社    1964年版
    4 《中国音乐史》           王光祈著         上海中华书局    1941年版
    5 《中国古代音乐史》       金文达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年版
    6 《中国音乐史略》      吴钊 刘东升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年版
    7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刘再生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9年版
    8 《中国音乐通史简编》  孙继南 周柱铨主编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1年版
9 《中国音乐史图鉴》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年版
    10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9年版
    11 《中国音乐词典》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4年版
    12《中国音乐词典》（续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2年版
    13《从动物的快感到人的美感》刘骁纯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14《艺术前的艺术》          邓福星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1986年版
    15《中国古代音乐史话》      田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年版
    16 《律     学》           缪天瑞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年版
    17 《琴史初编》            许  健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2年版
    18 《东亚乐器考》     （日）林谦三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62年版
    19 《中国文学史》        游国恩等主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4年版
    20 《中国古代乐论选辑》     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    1961年版
    21 《春秋战国音乐史料》  吉联抗辑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版
    22 《[乐记]译注》        吉联抗译注           音乐出版社    1958年版
    23 《中国音乐美学史》     蔡仲德著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5年版  
    24 《吕氏春秋中的音乐史料》吉联抗辑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78年版
    25 《[乐记]论辩》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3年版
   26 《曾侯乙编钟钟铭校释及其律学研究》崔宪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7年版


论文部分

    1  吉联抗《世本.作篇》乐事类抄          载《中国音乐》1980年4期
    2  吉联抗《[山海经]远古音乐材料初探》   载《中国音乐》1981年2期
    3  李纯一《我国原始时期音乐初探》      载《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丛刊》  音乐出版社  1957年6月
    4  李纯一《原始时代和商代的陶埙》      载《考古学报》1964年1期
    5  李纯一《关于正确分析音乐考古材料的一些问题》载《音乐研究》1986年3期
    6  常任侠《从彩陶盆上的原始乐舞谈起》  载《舞蹈》1978年3期
    7  臧  立《也谈原始乐舞——与常任侠同志商榷》 载《舞蹈》1980年6期
    8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发现原始社会重要遗址》载《文物》1976年8期
    9  黄翔鹏《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载《音乐论丛》第1辑
    10 吕  骥 《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几种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载《音乐论丛》第2辑
    11《考古新发现——贾湖骨笛》  张居中 载《音乐研究》1988.4
    12《玉门火烧沟出土鱼形三孔陶埙初探》  张如先  载 《交响》1988.2
    13  湖北省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古发掘队——《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又一重大收获——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出土珍贵文物》 载1978年9月3日《光明日报》
    14  谭维四、舒之梅《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发掘的重要收获》载1978年10月3日《湖北日报》
    15  黄翔鹏《两千四百年前的一座地下音乐宝库》 载《文艺研究》1979年1期
    16  黄翔鹏《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乐学体系初探》载《音乐研究》1981年1期
    17  李纯一《曾侯乙编钟铭文考释》  载《音乐研究》1981年1期
    18  吴钊《篪笛辫》载《音乐研究》1981年1期
    19  王迪《漫谈五弦琴和十弦琴》 载《音乐研究》1981年1期
    20 《楚声沿革考略》  余甲方  《黄钟》1988.1
    21 《中国十二律的最初状态》孙克仁 应有勤《中国音乐学》1992.2
    22《随县出土音乐文物专辑》  《音乐研究》1981.1






第二章  中国中古音乐(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公元前255年—公元589年）

    第一节  概    述

    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中央集权国家开始形成。由于秦代统治者横征暴敛，严刑酷罚，文化专制，导致这一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只存在了15年便被农民起义推翻。我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到汉朝才逐渐巩固并得到发展。
“百代皆沿秦制度”。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处于上升阶段。社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国家军事强盛，是世界上早期封建制国家的姣姣者。在幅圆广阔、民族众多统一的封建大国中，汉族文化成为文化的中心，各少数民族文化也竞相发展，特别是“丝绸之路”的开辟和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使华夏音乐文化发出了更加耀眼的光辉。
    “汉承秦制”，国家设立了重要音乐机构——“乐府”。这一时期出现的“相和歌”、“相和大曲”，并发展、演变为“清商乐”；“鼓吹乐”的兴起，是汉族音乐文化和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交流最好的见证。古琴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东汉以来，庄园经济的发展以及“士族门阀”的崛起，使汉儒一统天下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追求个性解放、追求新的人生观思潮出现，这是一种新思潮和新观念，它为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盛唐”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至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又进入到一个大动荡年代。动荡年代从客观上促使了民族大融合，使我国南方和北方、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在音乐、文化等方面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百川入海大融合的时代。
    在音乐创作和音乐理论方面，出现了蔡邕、嵇康、何承天等著名音乐家。何承天“新律”的推出，发展了我国律学理论；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先秦以来的音乐美学思想，为我国后来音乐美学思想的研究奠下了良好基础。
    隋代虽然是一个短命王朝，但它结束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统一了中国，“九品中正制”的废除和“科举制度”的出现，“士族门阀”势力逐渐被削弱。隋炀帝继位后，穷奢极欲，多次发动侵略战争，很快被农民起义摧毁了，旧豪强地主阶级也受到了一次沉重地打击，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唐代。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灿烂夺目的篇章，它结束了自东汉以来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状态，唐代统治者接受了“亡隋”的历史教训，对人民实行了“修养生息”政策，在施行“均田制”和对外开放基础上，生产力得到了迅速发展，李唐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首都长安成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发展和开放政策的实施，民族的融合和中外文化的交流，使得从隋代出现出自“胡夷里巷”的“曲子”对唐代大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这种音乐与汉、魏、齐、梁（南朝）的“新声”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形成了一股别开生面的音乐潮流，推动着中国古代音乐向着更新、更广阔、更完美的方向发展。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和“开放政策”所引进的并不仅是“胡商”的涌入，它还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以至宗教。在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中，“胡乐”、“胡服”、“胡舞”、“胡酒”颇为流行，并占据了十分重要地位，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无古人的中外以及国内各民族的大交流、大融合时期。大胆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这就是产生音乐艺术上“盛唐之音”的思想基础。中古音乐前期的西汉时期，音乐特点是以宫廷艺术为主，以铺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环境征服为特征，到魏晋六朝时则是以门阀贵族、具有田园色彩的艺术为主，以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而唐代既不是对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和描绘，也不只是对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社会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不仅如此，箜篌、琵琶等西域乐器的传入，不仅丰富了中国乐器的种类，同时也成为我国民族乐器重要组成部分。唐代“简字谱”、“工尺谱”的发明和近代“敦煌曲子谱”、“敦煌琵琶谱”的发现，也向我们证明了唐代音乐发展的情况。唐代音乐是中国古代社会已经成熟、丰满、具有青春活力、热情和想象的艺术，她和谐、融洽，犹如春风化雨似地渗透在如花似锦的“盛唐文化”之中，乃至影响了以后一千多年中国音乐的发展。

    第二节   西汉的国家音乐机构——乐府

    汉朝统一中国之后，统治阶级吸取了“亡秦”的历史教训，对人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生产力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公元前 140年——公元前87年在位），西汉帝国进入了全盛时期。
“汉承秦制”，于公元前112年设立了在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音乐机构——“乐府”。
    《汉书•艺文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乐府的领导人是李延年，并由司马相如等文学家相配合，还有低级工作人员约八百几十人，大多是各地的民间艺人。
乐府的任务是：适应宫廷的需要，收集民间音乐；创作填写歌辞和改编、创作曲调；编配乐器；进行演唱及演奏等等。
    汉武帝“乃立乐府”有其主客观原因：
1 乐府在秦朝就已有之。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只秦代错金甬钟，钟柄上镌有秦篆“乐府”二字，可作为秦时乐府存在的佐证。资料记载，秦时“乐府”隶属“少府”，专掌供皇帝享用的世俗舞乐；而“太乐”则专管宗庙祭祀乐舞。至于秦时乐府的具体情况已不得而知。
“汉承秦制”建立“乐府”早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提出。《史记•乐书》载：
“王者功成作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也备，其治辨者其礼县”。
    由于高祖时“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史记•食货志》），所以这一愿望，连后来的惠、文、景帝等也没有得以实现，直到汉武帝时方得实现。
2 西汉建立后，统治阶级比较重视封建教化的作用。至汉武时，接受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才把             图例25  秦错金“乐府”钟
“乐府”建立起来。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四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科明，民所知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是汉武帝定郊祀之礼于乐府在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基础。
    3 在经济上，汉武帝定郊祀于乐府也决定于西汉王朝的经济发展情况和物质条件。至武帝时，西汉经济空前繁荣，各方面都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所以，对旧时代的历史文化和礼乐教化加以总结和贯通，已成为时代的实际要求。“定郊祀”、“立乐府”就是适应这一时代要求必然的产物。
    乐府采集民间音乐的范围很广，所涉及的几乎遍及当时中国各地区以及当时北方及西域少数民族的音乐，对当时我国音乐创作、演奏和演唱技术的发展及各民族音乐之间相互吸收、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有大量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乐府诗集》不但收集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到五代乐府歌词一百卷，而且对各类乐府歌曲的由来及演变也进行了考证，并写有“题解”。《四库全书总目》称颂郭茂倩的题解是“征引浩博、援据精审，宋以来考乐府者无能出其范围”。《乐府诗集》把这些歌词按音乐的性质和应用的场合分为十二类，如《诗集》中大部分的“相和歌辞”，就是以汉代流行的“相和三调”（也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平调、清调、瑟调）来分类的，这种以音乐为本的分类方法，很好地继承了《诗》以音乐为本的分类方法并有所发展，是我们了解汉乐府和后来各代乐府很好的参考资料。
    同西周的采风制度一样，汉乐府的各项工作是为封建统治阶级统治服务的。在乐府尚未设立之前，汉初的统治阶级就非常重视和注意民间音乐。汉高祖刘邦原是秦末囚徒，后来参加了农民起义并篡夺了领导权。他特别喜欢家乡的民歌，公元前195年路过家乡沛县时，曾邀请同乡父老、子弟同饮同乐，并亲自击筑演唱过自己创作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只有三句的弦歌，气势磅礴，表达了刘邦平定天下后，急切希望汉军将士能更好地辅佐和保卫这一刚刚建立起来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心情，是一首具有强烈“楚声”风格的歌曲。
汉乐府是在汉代统治阶级上升时期，伴随着经济基础发展而建立起来的。但封建王朝的统治总是要由上升进而衰落的。到公元前一世纪的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上吏制腐败，西汉的统治开始动摇。到了公元前7年，西汉王朝便取消了乐府这一机构，存在了106年的西汉乐府便至此宣告结束。据记载，在乐府中工作的829人中，有441人被罢免。
不仅如此，在乐府中工作的乐工命运也很悲惨，我们曾介绍过的负责乐府工作的李延年，也因其妹妹李夫人死而失宠，于公元前90年被汉武帝杀害，从中可窥见一斑。
    汉乐府的建立，对我国汉族民间音乐的收集整理以及在促进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来虽然被撤消了，但那些被罢免而又在乐府中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音乐家，流落到民间去后，无疑对我国各地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提高会起到一定作用。

    第三节 歌舞音乐
        ——相和歌、相和大曲、清商乐与曲子、大曲

    １ 相和歌
相和歌的名称，最早见于汉代。
相和歌具有两种含义：这一名称概括了汉代北方各地的民间歌曲，《乐府古题要解》说它是“汉世街陌讴谣之词”；“相和歌”的另一种含义是对当时一种歌曲演唱形式的称谓。它最早为无伴奏的“徒歌”，以后发展为“但歌”（即一种有伴唱而无伴奏的演唱形式），一直发展到由各种管弦乐器伴奏的相和歌。
    《晋书•乐志》记载：
    “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
    “凡此诸曲开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
    相和歌的伴奏乐器有笙、笛、节（一种竹制的节拍乐器）、琴、瑟、琵琶、筝、筑等。
    由于历史原因，“相和歌”至今仅保留下来一些歌词，这些歌词被宋人郭茂倩收编在《乐府诗集》之中。从郭茂倩《乐府诗集》所载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相和歌的曲式一般较为简单，作品大多由单个“曲”组成。这些单个“曲”保持着民歌“有辞有声”的本色。我们这里说的“辞”即歌辞，而“声”则是衬腔所唱的虚词，诸如“羊吾夷，伊那阿”之类（《古今乐录》）。也有的和“楚辞”一样，在“曲”后加上了“乱”。

    ２ 相和大曲
相和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与舞蹈、器乐演奏相结合，便产生了“大曲”。
“相和大曲”也称“大曲”，后世称之为“汉大曲”，这是相和歌发展的最高形式。       
相和大曲是在相和歌的基础上，经过专业音乐家与文学家对其进行改编、加工而成的一种比较复杂的音乐形式。其特点是：歌唱、器乐、舞蹈三种艺术有机结合，是一种有器乐伴奏的歌唱，有乐器伴奏的歌舞，并有纯粹乐器演奏部分的综合性歌舞大曲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