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

概 说

十世纪六十年代前后，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把北方的北汉，南方的南唐、吴越、南汉，西南的后蜀等一一收服或讨平，除了北方的辽国与西北的夏国之外，五代十国那种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叠更变乱和各自占土封王互不臣服的小块割据局面总算大体结束，一个大一统的新王朝总算基本建立，这就是赵宋王朝。据说，宋太祖赵匡胤还在“微时”就吟过些踌躇满志、表现其宏大志向的诗，诸如咏日的“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咏月的“未离海底千山暗，才到天中万国明”（陈岩肖《庚溪诗话》）之类。但从象征的意义上说，他自比初日实是过甚其辞，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
出现这样的局面，同宋王朝最高统治者一贯政策有直接关系。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
以军权的高度集中为核心，宋代皇帝还通过削弱和分散宰相的权力，严密控制地方官，实现了行政权力的高度集中；
通过建立直属朝廷的财政管理系统、司法系统，实现了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这是过去的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
历史是个多面体。宋王朝虽然长期处在外部力量的压迫下，它的内部统治却始终是稳定的。尽管朝臣间的所谓“党争”时起时伏，民间的造反也从未平息，但确实没有出现过真正能够威胁中央集权统治的力量。而这一种特点，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人们习惯了“汉唐盛世”的说法，但实际上，疆土狭小，国威不振的宋代，也有很多值得后人引为骄傲的地方。譬如说，在宋代的农业及手工业生产中，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在文化传播方面，印刷业开始真正发生重大的作用，促进了知识阶层的扩大；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仅仅通过纸币的使用（这在世界史上也是最早的）、通过《清明上河图》的描绘，也能够感觉得到；而《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多种笔记中关于士大夫及民间生活的记载，使我们了解到这一时代人们对于生活享受的前所未有的考究；宋代学术，不管怎样去评价它，它的思想方法的精深细致，也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研究者对于宋代文化的一般成就普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有根据的。
至于说到文学，则需要同时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宋代的文化较前代更为普及、城市经济也有更明显的发展，这对促进文学的繁盛起着积极的作用，并造成若干新的特点；另一方面，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于文学的自由的精神气质，又起着相当强大的约束作用。下面，我们还是首先从最基本的问题——文人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心境说起。
宋代社会一个显著特点，是门阀势力的完全消失。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而像唐代还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
与此相关的是宋代科举制度的完备。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唐代的科举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依据考试成绩定取舍的，家庭的背景，个人的声誉，同权势人物的关系，都直接影响着科举中的成败。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不管考官的眼光是慧是愚，除考试之外的人为因素毕竟要少得多了。同时，宋代的科举还有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规模扩大，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朝廷并因此大量增设官职，科举比前代更有效地成为国家笼络知识阶层的手段；二是作为君权具有绝对权威的显示，进士及第最后都要通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选，及第者不得对主考官自称门生；三是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一路。太祖、太宗时，还有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经不像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以后，这种情况就难以找见了。唐初实行科举，李世民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王定保《唐摭言》）其实帝王的这一种梦想，要到宋代才真正实现。
凡此种种，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是实现了政治权力对平民阶层的广泛开放。从理论上说，一个人不管其门第、乡里、贫富如何，都可能“学而优则仕”，由科举逐步攀升，成为高官（实际上当然还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使宋代社会具有前代所没有的平等程度。再说，宋代士大夫的生活环境也相当宽松。据说宋太祖打了天下，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宋太宗也曾说文臣弊病多如鼠洞堵塞不尽，不必过分追究。这倒不是虚言，宋代士人好发牢骚，好议论天下大事、道德人心，甚至还好聚众示威，就连当朝大臣也好结朋党闹意气、党同伐异，但大不了免去官职当个道观提举或流放僻远地方当个闲官，最厉害的也只是下大牢蹲监狱。
而且士大夫生活待遇颇为优渥舒适，即使不受贿赂不刮地皮，也吃用无忧，就连堪称清廉自觉的王禹偁，也承认“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对雪》），更不必说天天吃鸡舌汤的吕蒙正和夜夜拥妓豪饮的宋祁。长久以来，“寒士”们的人生向往，在宋代有了更大的得到实现的可能。
但从另一面来看，上述特点也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依赖性。唐代文人可以投幕府、考进士、凭门第、走干谒、递行卷以求仕进，也可以隐山林、游江湖、人释道以求高名，而宋代文人可以选择的自我价值实现之路却狭窄得多，几乎只有经科举考试获得官位，并由此获得社会承认和优越的物质生活。因此，像唐代文人那样广泛的社会活动，多姿多彩、五花八门的生存方式在宋代渐渐消失了。用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宋代著名文学家的生活经历，比起唐代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人，都要简单得多。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思想也受到很大的束缚。宋代君主很有一套笼络与挟制知识阶层的方法，又很懂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赵匡胤和赵匡义都好读书，虽凭借武力以兵变得天下，却深知“以文德致治”之理，因而对文人既倚重又控制。倚重是为了借助文官制度防止武人拥兵割据，控制是为了使意识形态形成统一格局以稳定人心，最终都是为了达到强化君权的目的。所以，看起来宋代君主一再强调“文治”，鼓励文人仕进，设立许多职位以安置他们，骨子里对文人并不怎么瞧得起。宋初时宰相赵普收到钱俶十瓶沙金的贿赂，正巧被宋太祖撞见了，吓得惶恐谢罪，宋太祖只是一笑，让他无妨收下，并扔下一句话：“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尔！”（《宋史·赵普传》）这其实是由轻蔑而来的宽容。他们至多不过是把文人看作是装配有效的国家机器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决定文人一生前途的科举考试，其内容自真宗以后由诗赋、策论转变为集中于儒学，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诸子书不合儒学的都不许采用。唐代那种自由议论、各抒己见、展示才情的考试方法固然难以确立取士的规范与标准，但宋代这种考试方法，则更有碍于思想的自由。到仁宗以后，进一步在各州县建立学校讲授儒学，作为培养士子的基地，更深化了官方思想对读书人精神生活的控制。
思想的束缚不仅来自外部，而且也来自宋代文人士大夫自觉的努力。正因为宋代是一个君权高度强化的专制社会，文人出路狭窄，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极为密切，宋代文人大都也就只能在忠于君主、报效国家的位置上确定自我的角色。从历史上看，自中唐以来，就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国家的兴亡，中国文化传统的命脉，都系于儒学所要求的伦理纲常的盛衰；而道德的重建与道统的延续，关键在一个“内转”，也就是说，儒家那套伦理纲常、行为规范仅仅形之于外在的礼教仪节已经不够了，应当把它作为一种内在心灵中对道德的自觉。这种认识在宋代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发展和实践。宋代理学，无论是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还是陆九渊，大体都是走的这一路向。他们重新建立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从外在方面说，是将宇宙的起源、结构及其天然合理性与道德秩序、伦理纲常、社会结构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解释体系（像《太极图》的解说、《易》的阐释、《历》的编纂都属于这一类）；从内在方面说，是将“天理”与人心互相对应，凸显人心对秩序、规范的自觉，从而为儒家道德伦常找到宇宙论与心性论的依据，把外在伦理规范对人的行为、思想的整顿约束变为内在心性自觉的谐调和修养，这样就完成了儒学的“内转”。虽然理学在宋代并未成为官方学说，有时甚至因为特殊的原因受到政府的抑制，但它的强大的势头，清楚地表现了宋代士大夫的思想趋向，并造成广泛的影响。在“内转”思想氛围中，文人自觉地收敛了放荡狂傲、任情任性的习性，变得老练深沉、正经规矩，至多也就是像苏东坡那样，借几分滑稽、几分旷达，来逃脱来自社会也来自自身的压抑。
宋代历史的另外一些特点，也从客观上强化了宋代士大夫对于国家政权的自觉依附。由于从庆历年间以来内忧外患加剧的缘故，宋代有责任感的的文人士大夫一直呼吁变革。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振兴国运，他们希望以对政治经济文化的重新设计，以文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来影响当权者，激励老百姓。而每当外患严重、民族存亡处于危急关头的时刻，士大夫更不能不把对政治、对道德节操的关注放在最高地位。
总括以上所述，来归纳宋代文人的一般特点，大体可以说：他们比较重理智而轻感情；比较注重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政治责任与道德义务，而抑制个性的自由发展、自由表露。
因而，宋代文人比起唐代文人来，思想也许更成熟深沉，情感也许更含蓄复杂，但明显缺乏唐代文人那种豪气干云、才华横溢，那种天真直率、舒卷自如，那种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等种种性格特点。
作为宋代社会中坚力量的文人士大夫的那种思想性格上的特点，对当时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并不打算轻率地提出肯定或否定，在这里也不加讨论。但如果单从对于文学发展的作用来说，它的不利方面无疑要大于有利方面。活跃的情感、直接来之于生活的亲切感受、富有个性的自由创造，乃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根源。文学正是凭借着这一种生命力，与社会已形成的规制相抗衡，引发人们对美好人生的向往。而宋代文学相当普遍地显示出收敛的趋向，个性不那么突出，情感不那么直率热烈，气势也很少见恣肆纵放。明代祝允明说“诗死于宋”（《祝子罪知录》），自然是偏激之论，不必作为客观的诗歌评论来引用，但他所看到的，正是我们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道德，当然是文学中重要的主题。
问题是这一主题的表现，究竟出于个人对社会本身的真切感受与真切认识，还是出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代表政权意向的理性观念，两者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宋代文学中比较普遍的情况，是继承“诗以讽谏”、“文以明道”的观念，把文学当作政治与教化的工具。于是就有了“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梅尧臣《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的感慨和“敦谕词臣，兴复古道”（范仲淹《奏上时务书》）的呼吁，而朝廷也鼓励文人“务明先圣之道”、“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因此宋代文学尤其是被视为正宗形式的诗文中常常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不能说这些作品都没有真诚的情感，但确实有不少模式化的悲天悯人、堂皇冠冕的表述，让人感觉到虚伪成分的存在。而且，由于过多地表述规范化的政治观与道德观，这一类诗文既缺乏对社会陈规的冲击力，也显得沉闷和不堪重负。
在辽、西夏、金、蒙古轮番向宋王朝发起进攻、多次对宋王朝的存在带来绝大危险的时刻，产生了大量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的作品，这也是宋文学的一个特点。
应该说，这一类作品与前一类作品不尽相同。因为，在这一类作品中，作为政治姿态的成分要少些，真实的忧患与激情要多些。但即使如此，同类作品之间仍有区别。像辛弃疾词所表现的人生欲望与情感，就要比陆游的诗复杂得多。
总的来看，宋代文学创作还是相当繁盛的，在许多方面也确有新的发展；而且，由于宋代文人所处的相对宽松和富裕的生活环境，给了他们创作的闲暇，使他们的作品常有前人所无的精致和细腻。对这些成就应给予充分的评价。但我们在前面所说到的那些现象，却对宋代文学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限制。所以，倘若把唐、宋、元三代文学联系为一个流程来看，不能不说宋代的文人文学是处于衰退的状态。
说起宋代文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与唐诗相提并论的宋词。不过，宋代文人真正最重视的、也最能反映他们的思想性格的文学体裁，实际还是诗歌。这一点从宋代论诗的著作大盛上也能得到证明。
由于一方面宋代文人的性格已经与唐代文人有很大不同，又一方面，唐诗作为一个难以企及的诗歌巅峰也在他们心上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撇开宋初沿袭晚唐五代诗风不说，到了宋人有意识地开辟自己的诗风的时代，他们就不能不特别小心地在唐诗之后绕开烂熟的套路去别开生面。只不过，唐诗的影响实在太大，宋代文人没有可能完全绕开前代诗歌的形式与技巧别搞一套。毕竟都是写诗，沿袭传统也毕竟可以作为创新的基础，于是，他们便着意选择了两种唐人虽已开创但尚有开拓余地的路数。一是打散诗歌的节奏、语脉，比前人更多地引入日常口语及散文句法，使诗歌的意象变得自然亲切、意脉变得流动顺畅，意境变得平常冲淡，把机智和精巧如盐入水化得了无痕迹，等待读者来体验感悟其中的韵味；二是紧缩诗歌的节奏、语脉，使诗歌向拗峭瘦硬方面再进一层，将生僻语词、典故及特异的句式引入诗中，用陌生化的意象组合、意脉结构引发读者的探究与惊异。他们常把自己的知识与学问加上机智与用心把诗写得十分精致深奥，把意思琢磨得十分含蓄深邃，让人仿佛嚼橄榄似地咀嚼其中的深意。因此，唐诗的丰腴变成了宋诗的瘦劲，唐诗的蕴藉变成了宋诗的深刻，唐诗的通脱变成了宋诗的曲折。大抵唐人的诗重在情韵，而宋诗更费功力，显得精深。有人提起宋诗就以为宋诗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以为它平淡流畅，或以为它拗峭瘦硬，其实各说对一半，宋诗中两种风格并存，任何一种都不足以代表其全体。只是在这两种诗风背后，都有宋人深刻的心思、复杂的心境、细腻的感觉，倒和唐人大不一样。宋代诗歌恰恰就是以这两种语言技巧、两种诗歌风格及其背后的深刻、复杂、细腻摆脱了唐诗的笼罩，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对唐、宋诗不同风格的评价，往往因个人爱好的不同而大相径庭，大致激情发越者多喜唐诗，性格沉潜者多爱宋诗。但不管怎么说，宋诗毕竟也另辟了一片天地，在诗歌的语言技巧方面尤有显著的创新与发展，这是不应否认的。
在宋代，词的意境、形式、技巧都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唐五代词虽然从艺人的歌曲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但是它完全独立并取得与诗体抗衡的地位，却要有待于宋代诗歌“言情”功能的衰退与让位。在宋代文人士大夫看来，个人那些不那么正经和荣耀的情怀不宜于在“言志”的诗中宣泄，而在词中却可以比较自由地流露。“词为艳科”、“词为别体”的观念，实际上成了宋词逃避伦理准则的审查的免战牌和保护伞。虽这种保护也是有限的，却使词得以承担唐诗中的一部分即“簸弄风月”的功能。正是由于宋诗的缺陷，使得词在当代文学中具有了较之前代更重要的意义。即使它在宋代许多文人眼中仍不像诗那样崇高庄严，实际上它已经赢得了与诗相当的文学地位。
由于在传统上，词与乐歌有割不断的联系，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更为贴近，宋词的正宗家数依然是吟风弄月、儿女情怀，抒情性与音乐性要比诗歌考究得多。从二晏、周邦彦、姜夔到吴文英一流词人虽然很被现今文学史家贬斥，但在宋代却是词家正脉。他们恪守词的传统，刻意求精，使词的形制更加丰富、词的语言更加精炼、词的意境更加深婉、词的风格更加细腻，特别是使词的音律更加精美合乐；虽然他们也受了诗歌风气的影响，有的趋向平易流畅，有的追求清空恬淡，有的着意雕饰典雅，但终究保持了词家本色当行的特点，维系了词作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情感的传统。当然，宋代还有另一流词人，并不理睬诗与词习惯上的分界。这些词人，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苏轼、辛弃疾，原本是气概豪雄、不受羁勒的人物，他们有意利用词在语言形式上的某些特点在各个方面作自由畅达的表现，不仅把本来属于诗歌的“言志”内容写到词中，而且把诗里业已出现的散文句式语词用在词里。这使词的内容丰富了，也使词的形式技巧发生了变化：音律准确与否不那么重要了，语词清雅与否也不那么讲究了，英雄语、悲凉语、儿女呢喃语、日常谐谑语都写入词中，仿佛把花旦青衣换成了乡间村姑，雕梁画栋的深院换成了桑麻稻菽的农舍，二八少女换成了关西大汉。这种词风也提高了词的地位，使它与诗并驾齐驱、“无所不宜”，但也有使词失去其精致的特色的毛病。尤其是一些才情不足的词人，常常会把词写得粗糙无味。词在整个宋代仿佛就是循着这两家路数演进，前一路数维持着词的传统畛域而使它越发精致细腻，后一路数则不断突破词的传统界限而使它越发恣肆汪洋。
散文，特别是所谓“古文”，在北宋曾有很显著的发展。
所谓“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位的宋人，全都生活于北宋中期，可见一时之盛。
就北宋古文家提倡古文的理论立足点而言，主要也是在发挥它在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功能，这与唐代古文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且，由于宋代道统文学观的势力较唐代尤盛，他们所受的束缚也更大。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北宋古文家，就是在这种束缚中寻求一条合适的道路。他们既需要遵循“尊道”“明道”的原则，又需要抵制以道废文的极端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散文的艺术特征。另一方面，由于宋代文人的个性较之唐人明显偏向温雅平和，无论韩文的奇崛雄肆还是柳文的峻洁幽丽，对于他们都有些不合适了，他们还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散文风格。
在抵制了极端的道统派又阻止了一度流行的模仿韩愈、以生涩险怪为特征的文风之后，宋代散文开始走上自身的道路。在文体上，欧阳修、苏轼等人眼光要宽广些，取法的范围也较大，他们对骈文并不那么深恶痛绝，相反还颇有喜好，所以他们的散文兼收骈文之长。在语言风格上，他们特别强调切意的重要，虽也关心修辞，讲究章法、节奏，但都要符合“达意”的要求，顺适情志而不突兀险怪。由此形成的特点，是素淡而不质拙，明畅而不滑俗，平易浅切而不失文采，句式骈散相兼而富于变化，语脉流贯。这种风格无疑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因此散体文的优势至此得到真正的确立。不过相较于韩、柳之文，可以感觉到北宋诸大家散文的感情强度及语言的张力是有所减退的。
但在宋代理学家看来，无论韩柳还是欧苏，尽管他们标榜儒道，却还是文人气过重；他们的文学追求仍然有害于道。
因此随着理学渐盛，宋代散文也不得不走向衰落了。而自唐宋古文受到程朱等人的攻击，后起的所谓“古文”如明之“唐宋派”、清之桐城派，都沾上一股道学气息，并非直承唐宋古文一脉了。
一直到宋代为止，正统的文人文学仍旧占着绝对的优势，但是，某些深刻的变化，在宋代已经发生了，这是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说宋代是一个古代文化烂熟时期又是一个向近世文化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与文化形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就是这一变化中的突出现象，它开始直接地影响了文学观念、文学内容、文学形式的嬗变与演进。
文人文学中诗、词、文的传播便与这一现象有关。城市与商业的发达使分工越加细密、生活越加方便，《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北宋汴京的百业兴盛、市场喧嚣，《梦粱录》、《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今杭州）的作坊林立、买卖兴隆，其实都反映了流通的加速与拓展。文人的作品有时也会成为这种流通中的商品，因而越出了孤芳自赏的小天地而走向众人传观的市场。例如曾巩《苏明允哀词》称三苏文章盛传于世，“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僧惠洪《冷斋夜话》称黄庭坚，“诗词一出，人争传之”，这种广泛的传播当然不可能仅仅局限在文人的圈子内。商人为了赢利，常选择迎合读者趣味的名家作品来粗滥地刊刻，曾使得苏轼跌足而叹，毫无办法（见苏轼《与陈传道》）。这虽然未必投合文学家之心意，但也无意中张扬了他们的声名，使文学作品得以迅速传播。北宋汴京相国寺书肆、南宋临安陈道人书铺、尹家书籍铺等，实际上成了文人与读者之间的桥梁，成了文学传播的中心。又如城市中的歌楼酒馆也是文学传播的媒介之一。汴京与临安都有官库酒楼与市楼，其中多有歌妓唱曲侑酒，前者“往往皆学舍士夫所据，外人未易登也”（周密《武林旧事》），后者则贩夫走卒百业杂工，无所不有。歌妓往往以新词唱曲，使文人词不胫而走，在这种极为迅捷的传播中取得了与诗匹敌的地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传闻或不免有所夸张，但歌妓集资葬柳永的故事，恰好说明他的词在城市消费集中处的传唱提高了他在市井的地位，也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在柳词中表现出的市俗情趣，也正显示着文人文学的一种新趋向。总之，纸张成为普通的商品、印刷术的普及、书肆的活跃、大众娱乐的发展，都使得文人作品容易传播，传统文学不再是少数阶层的专利，而出现了一个普及化的进程。同时，随着这种普及进程，一大批本来被摒除在文人文化圈外的下层读书人、商贾市民，也追时趋势地加入到文人文学的创作界来，这就有可能改变文人文学的内容、思想、情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江湖诗人聚集于书商陈起周围的现象。书商陈起出资刊刻诗集，使一大批本来诗风未必尽同的文人聚在了一道，并互相影响形成所谓“江湖诗派”；而江湖诗派的诗歌内容、思想与情调显然又与传统颇有违异，倒与世俗口味逐渐靠拢。诗歌与商品如此密切地结缘，商人如此有力地左右了诗人，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它表现了城市与商业的发达对文学的影响。
城市与商业的发达更直接地刺激了市民文学的兴盛。据宋人笔记记载，在以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为中心的城市中，普遍建有被称为“瓦舍”、“勾栏”的娱乐场所，演出各种各样的技艺。其中最流行的是说话。吴自牧《梦粱录》和耐得翁《都城纪胜》均载有当时的“说话四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小说”和“讲史”。尽管现在已无法看到真正出于宋人的话本（以前视为宋元话本集的《京本通俗小说》系伪造），但在各种书籍记载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宋代民间说话艺术的繁盛情况和说话的许多名目；元代所刻讲史话本的内容有些显然在宋代就已流传，明人的小说话本集中有些作品也保留了源出于宋人之作的痕迹。所以虽然现在无法对宋代白话小说作出具体的评价，但它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却是无疑的。
在中国戏剧的发展过程中，宋代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宋代宫廷和瓦舍勾栏中都有杂剧的演出，脚色已增至四人或五人，其表演虽以“滑稽唱念”为主，但已有一定的故事情节（见《梦粱录》），比较唐代“参军戏”一类简单的滑稽表演有了明显的进展。《武林旧事》记录有宋官本杂剧戏目二百八十种，都没有剧本留传下来，也可能当时就没有确定的文学剧本。但作为成熟的戏剧——元杂剧的前身之一，宋杂剧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另外，南宋时期在温州一带流行的南戏，也是中国戏剧的重要源头。
作为通俗文学形式的白话小说与戏剧，在宋代尚未取得特出的成就，这主要是因为宋代的文人对此还不够重视，还没有具备高度文化修养的作家从事这方面的创作。但由于在社会中受到人们广泛的喜爱，它们的价值和影响已经显露出来。而到宋代以后，随着城市与商业的发展，随着市民阶层力量的增长，随着一些优秀文学家的直接参与，小说与戏剧不断走向成熟，进一步占领了文学市场，汇入了文学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