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初来南方，对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热情洋溢地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
然而现实对辛弃疾是严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所以早已做好了归隐的准备，并在江西上饶的带湖畔修建了园榭，以便离职后定居。果然，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四十二岁时，因受到弹劾而被免职，归居上饶。此后二十年间，他除了有两年一度出任福建提点刑狱和安抚使外，大部分时间都在乡闲居。
辛弃疾一向很羡慕啸傲山林的隐逸高人，闲居乡野同他的人生观并非没有契合之处；而且，由于过去的地位，他的生活也尽可以过得颇为奢华。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这些词句中，埋藏了他深深的感慨。宁宗嘉泰三年（1203），主张北伐的韩侂胄起用主战派人士，已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任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迈的词人精神为之一振。第二年，他晋见宋宁宗，激昂慷慨地说了一番金国“必乱必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并亲自到前线镇江任职。
但他又一次受到了沉重打击，在一些谏官的攻击下被迫离职，于开禧元年（1205）重回故宅闲居。虽然后两年都曾被召任职，无奈年老多病，身体衰弱，终于在开禧三年秋天溘然长逝。
虽然，自中原失陷以来，表现对于民族耻辱的悲愤，抒发报国热情，已经成为文学的中心主题，辛弃疾的词在其中仍然有一种卓尔不群的光彩。这不仅因为辛弃疾生长于被异族蹂躏的北方，恢复故土的愿望比一般士大夫更为强烈，而且因为他在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表现出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像“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对那些与自己一样勇于报国的志士，他由衷地加以赞美，与之同声相应，彼此勉励，如《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慷慨热情，全然不同于一般俗滥的祝寿词：
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
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
而对于庸俗圆滑、面对民族危亡无所作为的官僚，辛弃疾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
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
当辛弃疾带领不多的人马冲过战场烽火来到南方时，怀着满腔热血，渴望一展宏图，却不料从此陷落在碌碌无为的境地，这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的苦闷和悲愤。在他南归的第十二年重游当年南归的首站建康时，他写下了著名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这是对山河破碎的悲哀，对壮志成空的悲哀；岁月无情地流去，因这种悲哀更显得怵目惊心。然而即使词人在写他的孤独和悲哀，写他的痛苦和眼泪，我们仍然看到他以英雄自许、绝不甘沉没的心灵。而直到他晚年出任镇江知府时，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仍是一面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一面追忆自己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
另一方面，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和陆游一样，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他是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的，曾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而由于个性和审美趣味的不同，他的这一类词作不像陆游诗那样偏向于古朴淡雅，而是清新秀丽、活泼灵动。如《清平乐》写农家生活的情调：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但这类词作，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只要读一下著名的《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理解这一点，才能明白辛弃疾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

二、辛词的艺术创造

宋词在苏轼手中开创出一种豪放阔大、高旷开朗的风格，却一直没有得到强有力的继承发展。直至南渡之初张元幹、张孝祥、叶梦得、朱敦儒等人以抗金雪耻为主题的词，才较多继承了苏轼的词风，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但他们的这一类词作，主要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为内心激情所支配的结果，而没有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没有更大幅度地向其他题材拓展，所以成就不是很高。到辛弃疾出现在词坛上，他不仅沿续了苏词的方向，写出许多具有雄放阔大的气势的作品，而且以其蔑视一切陈规的豪杰气概，和丰富的学养、过人的才华，在词的领域中进行极富于个人特色的创造，在推进苏词风格的同时也突破了苏词的范围，开拓了词的更为广阔的天地。
辛词和苏词都是以境界阔大、感情豪爽开朗著称的，但不同的是：苏轼常以旷达的胸襟与超越的时空观来体验人生，常表现出哲理式的感悟，并以这种参透人生的感悟使情感从冲动归于深沉的平静，而辛弃疾总是以炽热的感情与崇高的理想来拥抱人生，更多地表现出英雄的豪情与英雄的悲愤。因此，主观情感的浓烈、主观理念的执着，构成了辛词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词中，如“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贺新郎》），“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郎》），乃至“恨之极，恨极销磨不得。苌弘事、人道后来，其血三年化为碧”（《兰陵王》），都是激愤不能自已的悲怨心声，如“天风海雨”，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辛弃疾也信奉老庄，在词中作旷达语，但他并不能把冲动的感情由此化为平静，而是从低沉甚至绝望的方向上宣泄内心的悲愤，如“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贺新郎》），“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古来三五个英雄，雨打风吹何处是，汉殿秦宫”（《浪淘沙》），这些表面看来似旷达又似颓废的句子，却更使人感受到他心中极高期望破灭成为绝望时无法销磨的痛苦。
而他的英雄的豪壮与绝望交织纽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更形成瀑布般的冲击力量。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从开头起，一路写想象中练兵、杀敌的场景与气氛，痛快淋漓，雄壮无比。但在“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之后，突然接上末句“可怜白发生”，点出那一切都是徒然的梦想，事实是白发无情，壮志成空，犹如一瓢冰水泼在猛火上，令人不由得惊栗震动。
在意象的使用上，辛弃疾也自有特点。他一般很少采用传统词作中常见的兰柳花草及红粉佳人为点缀；与所要表达的悲凉雄壮的情感基调相吻合，在他的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景物，多有一种奔腾耸峙、不可一世的气派。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满江红》）；他所采摭的历史人物，也多属于奇伟英豪、宕放不羁，或慷慨悲凉的类型，如“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的李广（《八声甘州》），“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永遇乐》），“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权（《南乡子》）等等。这种自然和历史素材的选用，都与词中的感情力量成为恰好的配合，令人为之感奋。
所以，同属于豪放雄阔的风格，苏轼词较偏于潇洒疏朗、旷达超迈，而辛词则给人以慷慨悲歌、激情飞扬之感。
不过，以上只是指辛弃疾词中主流部分的艺术风格而言。
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就在于内容的扩大，题材的拓宽。他现存的六百多首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民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凡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而随着内容、题材的变化和感情基调的变化，辛词的艺术风格也有各种变化。虽说他的词主要以雄伟奔放、富有力度为长，但写起传统的婉媚风格的词，却也十分得心应手。如著名的《摸鱼儿·淳熙己亥……》，上阕写惜春，下阕写宫怨，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把一种落寞怅惘的心情一层层地写得十分曲折委婉、回肠荡气，用笔极为细腻。他的许多描述乡村风光和农人生活的作品，又是那样朴素清丽、生机盎然。如《鹧鸪天》的下阕：
“山远近，路横斜，青旗沽酒有人家。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以及《西江月》的下阕：“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于简朴中见爽利老到，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境界。所以刘克庄《辛稼轩集序》说：“公所作，大声鞺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这是比较全面也比较公允的评价。
辛弃疾和苏轼在词的语言技巧上都是有力的开拓者。前人说苏轼是以诗为词，辛弃疾是以文为词，这当然有些简单化，但确实也指出：到了辛弃疾手中，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在辛词中，有非常通俗稚拙的民间语言，如“些底事，误人那。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也有夹杂许多虚词语助的文言句式，如“不知云者为雨，雨者云乎”（《汉宫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有语气活跃的对话、自问自答乃至呼喝，如“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南乡子》），“杯，汝来前！”（《沁园春》）也有相当严整的对句，如“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破阵子》）
……。概括起来说，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文人词较多使用的以密集的意象拼合成句、跳跃地连接句子构成整体意境的方式，在辛词中完全被打破了。但并不是说，辛弃疾的所谓“以文为词”不再有音乐性的节奏。在大量使用散文句式、注意保持生动的语气的同时，他仍然能够用各种手段造成变化的节奏。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又一大特色，是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这本来很容易造成生硬艰涩的毛病，但是以辛弃疾的才力，却大多能够运用得恰到好处、浑成自然，或是别有妙趣，正如清人刘熙载《艺概》所说：“任古书中理语、廋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以《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篇为例，百余字的篇幅，叙及孙权、刘裕、刘义隆、拓跋焘、廉颇五个历史人物的事迹，而与作者所要表达的主观情感、意念丝丝入扣；不仅内涵极为丰厚，而且语气飞动，神情毕露，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情。
当然，辛弃疾的词时常也有过分散文化、议论太多，以及所谓“掉书袋”即用典用古语太多的毛病，但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把词大大地改造了；他的词不仅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而且是任何“意”和“事”都能表达得很自由很充分。这样，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 　　

第四节　辛弃疾周围的词人

当时与辛弃疾词风相近的词人有陈亮、刘过、韩元吉、杨炎正等，其中陈亮与刘过不仅都是辛弃疾的朋友，也都有较好的创作。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有《龙川词》。他是南宋中期著名的政论家和北伐中原的热情鼓吹者。和辛弃疾一样，他也给朝廷写过《中兴论》、《上孝宗皇帝书》等义正辞严、激昂亢奋的建议，这种强烈的政治信念在他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也渗透到他的词中。据叶适《书龙川集后》记载，他对自己的词曾自叹“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也就是说，他的政治抱负和理想，在词中都写出来了。确实在他的词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如在他与辛弃疾的唱和词中，就有“离乱从头说，爱吾民、金缯不爱，蔓藤累葛”，“父老长安今余几？后死无仇可雪”（《贺新郎》）等。
这种强烈的政治理想，使他的有些词和辛弃疾一样具有强烈的感情力度，如他的名作《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当场只手，毕竟还我万夫雄。自笑堂堂汉使，得似洋洋河水，依旧只流东。且复穹庐拜，会向藁街逢。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
词中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自信的豪情，结构上也说得上章法井然，开合自如。
陈亮的词不仅题材、感情基调和大体的风格与辛弃疾相似，写作技法也很相似。他也喜欢以经史诸子、典故传说及俗语俚语入词，如《水调歌头·和赵周锡》中“安识鲲鹏变化，九万里风在下，如许上南溟！斥鷃旁边笑，河汉一头倾”，是用《庄子·逍遥游》中的寓言故事，句法则一气联接；
《洞仙歌·丁未寿朱元晦》中“许大乾坤这回大。向上头些子，是雕鹗抟空，篱底下，只有黄花几朵”，用了口头语的语气。
但陈亮词所达到的艺术成就远不能与辛弃疾相比。他的词中，住往正面议论嫌多，而层次变化嫌少，不像辛弃疾那样挥洒自如，流转多变；他的语言技巧也远不如辛弃疾那样老练，可以在随意中写得妙趣横生，所以总体上给人以粗糙的感觉。
刘过（1154—1206）字改之，号龙洲道人，是个一生没有当过官的游士。有《龙洲词》。他的年岁比陆游、辛弃疾小了许多，但和他们以及陈亮都有很深的友谊，这是由于志向投合的缘故。刘过有一首《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是悼念岳飞的，其中写道：“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对屈死的英雄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对陷害岳飞致死的权奸表示了极大愤慨。所以他的好友陈亮赞许他“才如万乘器”，并勉励他“会须斫取契丹首，金印牙旗归故乡”（《赠刘改之》），甚至陆游也对这位比自己小近三十岁的后辈颇加垂青：“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赠刘改之秀才》）。又据岳珂《桯史》等记载，辛弃疾曾招他入幕，而且非常喜爱他的词。不过，从总体上来看，刘过并不像陆游、辛弃疾、陈亮那样爱写报国雪耻的悲愤之情。这大约同他的社会地位低有关系，再则他生活的年代，离所谓“靖康耻”毕竟远了许多。只是刘过一部分词的艺术风格非常接近辛弃疾，在这一点上比陈亮更明显。嘉泰年间，辛弃疾派人招他，他有事不能成行，就效辛弃疾词风写了一首《沁园春》：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放“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全用三个古人的诗句拆开组合成对话，嵌镶在词律之中。这种散文化、引用故事、诙谐风趣的风格确实很像辛弃疾。据说辛弃疾非常高兴，“致馈数百千，竟邀之去”（《桯史》）。这种形式活泼，挥洒自如、幽默爽利的作品在刘过词中还有一些。
但是，刘过的词风并不统一。他的大多数词还是沿袭旧题材的，写闺情、艳事、献寿、宴饮，甚至写美人指甲、美人足，语言风格也常常沿袭旧习惯，委婉缠绵，细腻密丽，与另一部分词判若两人。 　　

第五节　朱熹的文论

北宋时期，就已存在古文家和理学家在文学观点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一般说来，古文家虽然也讲宗道征圣，但他们有时会对“道”作出较为宽泛的理解，同时他们对于文艺都有自己的爱好。至于像唐代韩愈的喜好张扬、宋代苏轼的出入佛老，其为人个性都有明显不符合正统儒家修养的地方。而理学家则是把内向的道德纯化作为人生的根本目标，把任何一种精神外骛视为人生的危险，所以二程就直接提出了“作文害道”和作文也是“玩物丧志”的论点（见《二程遗书》）。
又由于他们与古文家都以儒道为旗帜，所以更需要指出古文家宗道履道的不彻底甚至虚伪。到了南宋，理学愈盛，并出现了集大成的宗师朱熹，这种鄙视乃至取消文学的理论因他的阐发产生了更为广泛深远的影响。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作为哲学家、伦理学家的朱熹，其思想具有复杂的内容，包括朱熹学说的核心命题“存天理而灭人欲”，其原有内涵也并非后世帝王所企望的存自家“天理”、灭他人“人欲”。但朱熹的思想也确实存在被后世帝王改造为统治思想的基础，这种基础就是：他把封建伦常、忠孝仁义抽象为先天的至高的“天理”，要求人们屏除私欲、屏除物质世界的一切诱惑，通过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使人性纯化而归复“天理”。这也是他的文学观的基本出发点。
朱熹是两宋理学家中最具文学修养的一人。《朱子语类》中论及前代诗人每有独到之见。如称“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又论白居易云：
“乐天人多说其清高，其实爱官职。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眼光很是老辣。其诗亦有可观者，如人们熟悉的《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理学家喜欢从寻常自然景象中感悟哲理，诗中每每有理趣。杨万里的诗，就和理学家所推崇的“活法”有关，朱熹本人也写有不少这一类型的诗篇。
但这种文学修养并不妨碍朱熹站在道学原则立场上看待文学。首先，他根本上视文学为可有可无之物，曾言：“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第二义。……今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甚么用？莫道更不好。”（《朱子语类》）他又反对文学中的个人才性之表现，如北宋中期诸名家中，本以曾巩最缺乏文学气质而以苏轼最富才华，朱熹的评论却是：“曾南丰文字又更峻洁，虽议论有浅近处，然却平正好。到得东坡，便伤于巧，议论有不正当处。”（同上）
在《读唐志》一文中，朱熹对自古及今的文人作了一个概要的评价。先谓“孟轲氏没，圣学失传，天下之士，背本趋末”，实际是拿儒家经说对后世之士作了总体的否定。继而列举包括庄子、屈原、司马迁在内的战国至西汉许多重要的学术家和文学家，称他们虽然“先有实而后托之于言”，但“唯其无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犹或羞之”，至于宋玉、司马相如等，“则一以浮华为尚，而无实之可言矣”。再论东汉至唐，则称：“东京以降，迄于隋、唐，数百年间，愈下愈衰，则其去道益远，而无实之文亦无足论。”竟似不值一谈。
说到韩愈以道统自任，则讥其“敝精神縻岁月，又有甚于前世诸人之所为者”，而且“未免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至于欧阳修，“考其终身之言，与其行事之实，则恐其亦未免于韩氏之病也。”于是最终发为浩叹：“呜呼，学之不讲久矣，习俗之谬，其可胜言也哉！”照他这样说来，只是“古之圣贤，其文可谓盛矣”，后来的人都是道德不纯正，文章都很少有价值。
这种千古文章一笔抹杀的议论，真是有它可怕的地方。
自二程至朱熹的文论，其最有针对性、影响最大的是对唐宋古文家的抨击。唐宋古文的创作各有特色和成就是无须说的，但就文学观念来说，韩柳较南朝为退步，欧苏较韩柳为拘谨，这对文学本来可以取得的进展绝不是没有妨害。而理学家意犹未足，更对韩柳、欧苏施以打击。尤其朱熹眼光尖锐而议论苛严，对古文家之“道”的不纯正提出了严厉的指责。除上述已引文字，另如《朱子语类》中有一节，举欧阳修《六一居士传》和苏轼《昌化峻灵王庙碑》为例，指斥他们的文人习气，责问道：“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你平日自视为如何？说尽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怪否？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门者难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们这般文字不入。”大有逐出二人于孔圣之门的激情。而朱熹一生讲学不辍，影响极为广泛，对文学的阻遏实不为小，故宋元之际戴表元有“后宋百五十年理学兴而文艺绝”之论（见袁桷《戴先生墓志铭》）。至少从散文来看，南宋较于北宋的衰落是很明显的。
自程朱理学兴起，唐宋古文的系统就受到严重挫伤。后世的正统“古文”，如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都不是直接沿续唐宋古文的，它们都沾染了道学气味。桐城派的开山祖方苞更直接指出学唐宋古文对于其经学上的不纯粹要有所警戒（详见后有关部分）。所以说，以“载道”为理论宗旨的古文一脉到南宋已趋衰微。 　　

第六章　南宋后期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