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晚年改变了对赋的看法，认为赋“劝百讽一”、“劝而不止”，本质上不符合儒家教义。因此转向学术性的著述，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这一转变，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儒家思想统治的深化。
西汉后期还出现了一位女性辞赋家，就是班婕妤。《汉书·王褒传》载：“太子（即汉元帝）喜褒所为《甘泉》及《洞箫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班婕妤是元帝之后的成帝妃嫔，她善于辞赋，除了家庭的文化教养，恐怕同宫中这种风气有关。她所作《自悼赋》，背景与主题均与《怨歌行》相同。以前写宫中女子被冷落的幽怨的赋，有相传为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那是男性的代言体。《自悼赋》是第一篇出于女性之手的宫怨赋，它更为真切地诉说了这一类不幸女子的怨恨惆怅之情，语言清丽流畅，描写细致，善于借景抒情，对后世“宫怨”类文学的影响很大。有些词汇、意象都是被经常使用的。如其中一节：
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广室阴兮帷幄暗，房栊虚兮风泠泠。感帷裳兮发红罗，纷釭 縩兮绔素声。
既是宗室又是著名学者的刘向、刘歆父子，都是西汉后期著名的辞赋家。刘向的赋在《汉书·艺文志》记载有三十三篇，但仅存仿骚体的《九叹》一篇和若干残文。刘歆存有《遂初赋》。
上述西汉后期的主要辞赋家扬雄、刘向、刘歆等人，直到东汉前期的主要辞赋家如班彪、班固、傅毅等人，其身份已经不再是前一阶段枚乘、司马相如、东方朔那样专以文学写作为业、侍奉于帝王宫廷的文人；他们或主要是学者，或以官僚兼学者。这一种身份上的变化，在辞赋创作中带来一种新的现象，即为了显示学问，引用典故及古书中成语的风气开始盛行。刘勰指出：“自卿（司马相如）、渊（王褒）以前，多俊才而不课学；雄（扬雄）、向（刘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此取与之大际，其分不可乱者也。”（《文心雕龙·才略》）如扬雄《逐贫赋》中，直接引用了“终贫且窭”、“翰飞戾天”、“陟彼高冈”、“泛彼柏舟”等《诗经》成句；刘歆的《遂初赋》在纪述行旅的过程中，引用了大量与所经地有关的历史掌故；稍后崔篆的《慰志赋》，更在《周易》、《尚书》、《诗经》、《左传》、《论语》等各种古代经典中摄取辞语和事项，熔铸在自己的文句中。上述情况，不仅见于辞赋，也见于这一群学者型文人的散文。这一类作品，没有相当的学问涵养是无法读懂的。但是，用典虽然增加了阅读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文章的涵量。在西汉后期开始形成的重视用典的现象，以后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极重要和极普遍的特色，其技巧和效果也日益丰富，所以这是值得注意的。
东汉前期的赋，出现大量的从正面宣扬儒家统治思想和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内容。以前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虽然也以儒家思想为表面的立足点，但重心并不在于此；虽然也具有歌颂性，但主要是通过描写外部世界作间接的歌颂，而且具有歌颂国家强大的另一层意义。东汉前期，许多赋家都在作品中进行大量的说教，这已经不是扬雄所批评的“劝百讽一”了。如班固的《答宾戏》，形式模仿东方朔的《答客难》，内容却是针对它的批判。他认为战国纵横之士毫无可羡慕之处，生活在大汉王朝才是荣幸的；强调士首先要循正道、守礼义、安本分，散发着一股迂腐的气息。班固、傅毅、崔骃等人作为大将军窦宪的幕僚，又都写了不少直接吹捧窦宪的赋，诸如《窦将军北征颂》、《西征赋》之类。包括班固的《两都赋》，也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依据、以歌颂东汉王朝为基本目的，比较长安与洛阳作为首都的优劣。以上所说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需要作为一种背景提出。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文人身份的变化，从西汉后期开始而以东汉前期为盛，辞赋在顺应统治者需要的同时，又较多地反映了作者自身的生活内容和人生情怀，不同于前一阶段宫廷文人大体是迎合君主的喜好创作。在新起的题材纪行赋中，这一特点表现得相当突出。
所谓“纪行赋”，是纪述行旅中的所见所闻所思。类似的作品，在楚辞中可以看到《涉江》、《哀郢》，但其纪行的意义尚不突出，抒情的内容也不是主要以行旅过程为转移的；在司马相如作品中有《哀二世赋》，但其篇制非常短小，纪行的意义同样并不突出。现在最早的纪行赋，当数刘歆的《遂初赋》；至东汉前期，则出现了纪行赋的名作——班彪的《北征赋》。由于纪行的题材，既易于发挥辞赋传统的铺写特长，又便于抒发感思，自由灵活，以后就成为辞赋的重要题材之一，产生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刘歆的《遂初赋》，是他在哀帝年间自河内太守徙为五原太守时所作。当时西汉已处于衰微状态，刘歆本人又感到不得志。在这篇赋中，他一面叙述行程，一面回顾与所经历地点有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借以抒发怀古伤今之情，又参以景色的描绘。内容相当丰富，线索却非常清楚，这正是纪行赋的优越之处。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班固之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作有《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是后来班固写作《汉书》的重要基础。《北征赋》纪述他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长安至天水避乱的行程。结构模仿刘歆的《遂初赋》，也是结合途中所见景物与有关的史事，抒发感想。由于时事更为艰难，所表现的情绪也更显悲沉。它的语言精丽整齐，其中写景的一段，则显得清新自然：
隮高平而周览，望山谷之嵯峨。野萧条以莽荡，迥千里而无家。风猋发以漂遥兮，谷水灌以扬波。飞云雾之杳杳，涉积雪之皑皑。雁邕邕以群翔兮，鹍鸡鸣以哜哜。游子悲其故乡，心怆恨以伤怀。抚长剑而慨息，泣涟落而沾衣。揽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
这种描写洋溢着作者的真实感情，而且是写实的笔法，不同于《上林赋》等那种夸张的罗列。此前《遂初赋》的写景，也已经有这样的特点。它们直接启发了后代抒情小赋对自然景色的描写。另外，班彪尚有一篇《览海赋》，残存一段。这是古代第一篇专门写海的作品，故也值得一提。
除了纪行赋，东汉前期还出现了不少表述人生志向的以抒情为主的赋。如崔篆的《慰志赋》、冯衍的《显志赋》、班固的《幽通赋》等等。汉赋久已以写物为主流，所以这一类赋的兴起，仍然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虽然此类赋作往往夹杂了宣扬儒家正统观念的成分，但毕竟是和纪行赋一起，显示了辞赋再度向抒情转化的趋势。其中以冯衍的《显志赋》最为著名。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西安）人。他曾追随光武帝，有功不封，后又罢官居家，很不得意，因作此赋以自述。《显志赋》实际也是纪行赋的形式，但不是写真实的游历，而是出于虚拟。所表现的情感非常激烈，在整个汉赋史上也不多见。如其中说：
兵革之寝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孙武于五湖兮，斩白起于长平；恶丛巧之乱世兮，毒纵横之败俗，流苏秦于洹水兮，幽张仪于鬼谷；澄德化之陵迟兮，烈刑罚之峭峻，燔商鞅之法术兮，烧韩非之说论，诮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于四裔。
这一种强烈的情绪，反映了经历两汉之交兵火的惨重破坏之后，人们对于战乱的极度痛恨，对和平生活的热爱。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辞赋中还出现了一种新的题材，即京都赋。最早扬雄就写作了《蜀都赋》，但因成都只是地方性城市，故影响不大。而后杜笃在东汉初写出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描绘京都的繁华宏丽，既新鲜又适宜于发挥辞赋的特长，所以引起当时及后代文人的普遍兴趣，成为辞赋的一种重要题材。如傅毅有《洛都赋》、《反都赋》，崔骃有《历都赋》，班固有《两都赋》。以后东汉中期张衡的《二京赋》、西晋时左思的《三都赋》，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东汉前期的京都赋中，则以班固之作最为著名。
班固《两都赋》是具有实际政治目的的作品，这一点和以前的大赋不同。在当时关于定都洛阳还是返都长安的重大争论中，班固力主前一种意见。他在《两都赋》中，比较洛阳与长安作为首都的优劣，特别强调东汉在洛阳所实施的统治，比西汉在长安所实施的统治更符合儒学的理想。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两都赋》的艺术创造力。它的首要特色，是以描绘都市为中心，比西汉辞赋更为广泛地反映了人类生活场景，山水、草木、鸟兽、珍宝、城市、宫殿、街衢、商业、服饰、人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容，气魄宏伟，景象壮丽。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在结构形式上，班固模仿了司马相如，以“西都宾”与“东都主人”的相互论辩展开内容，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模仿的痕迹。但它仍有自身的特色。在写作态度上，《两都赋》虽有夸张处，但这是在写实基础上的夸张，而不是司马相如式的驰骋想象、近乎虚诞的夸张；在谋篇布局方面，也更费匠心，如其中先写地理形势和社会殷繁的轮廓，而后再细写具体的宫殿及场景，或大段铺写，或一笔带过，都有严谨的考虑；在句式、遣辞方面，也追求铿锵的节奏与响亮的音色。总体上说来，《两都赋》既不同于司马相如赋的纵横疏宕，也不同于扬雄赋的瑰丽奇谲，而是自成一种典雅和丽的风格。京都赋的基本格式，也就由《两都赋》确定下来。

第三节　《汉书》与《论衡》

自汉元帝开始真正地、全面地重用儒生，推行儒术，天下群趋而研习今文经学说，于是在西汉后期的对策奏疏文中，继承董仲舒所开创的传统，引经据典，专门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讨论政治的风气盛行一时，形成了不同于西汉前、中期政论文的第二代政论文。在这方面，也出现了如翼奉、京房、贡禹、谷永、唐林等名家。在今天看来，这种文章实在是既缺乏思想价值，又毫无文学价值可言。
西汉后期只有极少数散文作品值得在文学史上提出。这里首先有刘向编著的《新序》、《说苑》。二书均广泛搜罗先秦至汉初的史事和传说，杂以议论，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点，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从文学方面说，其中所记录的大量故事传说和寓言，具有一定的文学色彩。如《新序·杂事篇》中的“叶公好龙”、《说苑·至公篇》中的“杯弓蛇影”，都是著名的古代寓言。另外，刘向之子刘歆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是西汉后期的一篇名文。文章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指斥今文经学家的褊狭固执，辞气严峻，说理清晰。“移”后来成为文章的一个分类，便是以此为开端的。
东汉前期的散文，在以对策奏疏为主要形式的政论方面，依然沿西汉后期的习气，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但在此之外，却产生了两部重要的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和王充的《论衡》。
司马迁的《史记》，记事止于武帝太和年间。其后一些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等都曾做过续补《史记》的工作，其中班固之父班彪的《史记后传》六十五篇最为著名。班固便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东汉前期思想界的荒诞迷信，比较西汉后期更为严重。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在这种乌烟瘴气之中，首先起来进行勇敢反抗的是桓谭。桓谭（？—５６）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省宿县）人。东汉立国之初，他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几遭杀身之祸。桓谭著有《新论》一书，其主旨就是反对迷信思想。其书已失传，存有不少片断。王充对《新论》评价很高，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论衡·佚文篇》）又说《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论衡·超奇篇》）。可以说，桓谭正是王充的先导。
王充（２７—约９７）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他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唯一留传至今的，是《论衡》八十五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十余年间。正是在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的。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五章 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

我们这里说的东汉中期，指汉和帝永元元年（８９）至汉质帝本初元年（１４６）；东汉后期，指汉桓帝建和元年（１
至汉献帝兴平二年（１９５）。东汉王朝，实际到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又改元为延康元年）才正式结束。不过在文学史上，通常把建安二十五年间的文学归为魏晋文学的范围。活动于汉代文学与魏晋文学交替时期的作家，按照习惯，有些划入汉代，有些划入魏晋，而实际两者之间是彼此交错的，这一点需要注意。从总体上说，东汉中期是汉代文学走出低谷、渐渐复苏，文学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东汉后期的文学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并直接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中、后期，社会形势、政治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如本编的《概说》中所介绍的，从外戚、宦官擅政引起士人的抗争开始，以不断强大的士族集团力量与皇权之间的抗衡为中心，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发生了激烈而错综复杂的斗争，强有力的君主专制开始瓦解乃至崩溃，社会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与此同时，维护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官方的正统儒学也失去了它的号召力，失去了对社会人心的控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人们于迷惘与痛苦之中，对人生、对社会，对个人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思考，个体意识渐渐抬头（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概说》中详加论述），文学也随之发生变化。弥漫于东汉前期的歌功颂德之风逐渐减弱，以散文为主体（包括辞赋和诗歌在内），发起了对于腐朽的统治、对于社会黑暗现象和官方统治思想的有力批判，于是形成汉代文学中第三代政论散文——批判性的政论散文；以辞赋和诗歌为主体（包括散文在内），更注重于自由地抒发情感，宣泄痛苦与苦闷的情绪，表达对于各种人生欲望的追求。于是出现了不少新的文学题材。不但产生了许多在东汉前期受到阻遏的表现男女欢爱之情的作品，还出现描绘女性美乃至带有明显情欲倾向的内容。以历史的眼光看，应当注意到这是在压抑人性的统治思想瓦解过程中产生的进步现象。
适应于抒发情感的需要，文学形式也在发生变化。辞赋领域内，大赋的创作趋向衰微，抒情小赋不断兴起，显示取代大赋成为辞赋文学主流的趋势。诗歌领域内，五言诗经过长期的发展，在东汉后期迎来了成熟与丰收。这个过程，乐府民歌与文人创作大体是同步的。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东汉后期的文人五言诗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汉中后期文人身份的变化也值得注意。我们说过：西汉中期的文人，主要是宫廷文学侍从；西汉后期、东汉前期的文人，主要是学者兼官僚的类型。但这一类学者兼官僚，大都与最高统治集团比较接近并较多受他们的控制与支配，因而多少具有御用文人的色彩。而东汉中后期的文人，有些是平民身份的“士”，有些是普通的学者和官僚。就此而言，这也开了后来中国文人以平民、普通学者与官僚为主体的先河。文人身份的这一变化，使他们较之前代文人更有可能进行独立思考和表述个人见解，无疑也有助于推动文学的抒情化与批判化倾向。

第一节　批判性的政论散文

自东汉中期王符写作《潜夫论》，到东汉后期，又出现仲长统的《昌言》、崔寔的《政论》、荀悦的《申鉴》等著作，形成汉代第三代政论散文。这些著作既不像西汉前期以贾谊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政论散文，以总结历史教训、提供治政方案为中心命题，也不像西汉后期以谷永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政论散文，从天人感应、阴阳灾异来推论政治的得失，而是具有尖锐的批判性。它们可以说继承了桓谭、王充等人散文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但又已把批判的对象从迷信思想转向更具体更广泛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风格方面，它们继承了汉代散文一直在发展着的骈偶化传统，文章更为整齐工丽。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终身不仕，以“潜夫”自号。《后汉书》本传说他出身寒门，且为人耿介，不同于俗，遂不能得到当途者的荐引，又说他：“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议当时失得，不欲彰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擿物情，足以观见当时政风”。《潜夫论》的批判，涉及东汉中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如《浮侈篇》批判了当时“京师贵戚”的奢靡之风，指责他们“衣服饮良，车舆庐第，奢过王制”，“穷极丽靡，转相夸咤”，“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业”。又如，在《论荣篇》中，王符批判了当时的门阀制度，虽说在《论衡》中王充已经反映了豪族和细族之争，但到了王符，才充分地透露出这一当时社会阶级变化的消息。此外，在《潜夫论》中，王符还表达了他对于人性的一些新的思考，如《释难篇》说：
且夫一国尽乱，无有安身。《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言将皆为害，然有亲者忧将深也。是故贤人君子，既忧民，亦为身作，……仁者兼护人家者，且自为也。
王符用为他人兼为自身来解释“仁者”之心，虽不是什么新颖的思想，但在当时，却是对于统治学说中关于抽象道德的美妙大言的一种挑战，并且也与东汉中期文人的个体意识的萌芽有关。《潜夫论》的文风不像《论衡》那么平易明快，而是更加富于骈俪色彩，如《交际篇》如下一节，即用两组非常工整的对偶句构成：
夫与富贵交者，上有称誉之用，下有货财之益；与贫贱交者，大有赈贷之费，小有假借之损。今使官人虽兼桀、跖之恶，苟结驷而过士，士犹以为荣而归焉，况其实有益者乎？使处子虽包颜、闵之贤，苟被褐而造门，人犹以为辱而恐其复来，况其实有损者乎？
东汉后期产生了更多的、批判性更强的政论文，其代表作家有仲长统。仲长统（１８０—２２０）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据《后汉书》本传说，他为人“倜傥，敢直言，不矜小节，默语无常，时人或谓之狂生”，可见是一个颇有个性的人物；又说他“每论说古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昌言》全书已佚，仅《后汉书》本传等载有部分篇章。仲长统实际是生活于汉王朝已名存实亡、社会大动乱的建安年间（公元１９６为建安元年，他当时十七岁），所以他的思想更为解放，言辞也更为锋利。从《昌言》残存的篇章来看，仲长统或批判图谶迷信，或批判社会风气，或批判外戚宦官，或批判门阀制度，其锋芒几乎遍及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他的文章骈俪色彩很浓，具有工丽整齐的特色。《理乱篇》的下面一段话，颇可概见其文内容和风格两方面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