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诗坛，总的说来，是在苏轼、黄庭坚诗风的笼罩之下。然就当时来说，苏轼的影响实大于黄庭坚。但苏诗的局面大，包容光，继起者难以全面发挥，黄庭坚诗则门径隘而力专，较易进步，特别是南渡后吕本中标举江西诗派，影响深远，所以苏轼的影响反而为其所掩盖了。

四、南宋诗的发展

南宋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靖康之变”已在宋人的心灵上留下了耻辱的记忆。中原沦陷，南宋小朝廷靠屈膝求和、不思进取、偏安江南，加之岳飞等抗敌爱国英雄的被害，更激起了广大百姓和富有正义感、有民族自尊心的士大夫的爱国热情。诗人们也从此逐渐放弃了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取古人成言”的条条框框，使诗歌创作面向社会人生，反映多灾多难的时代生活，体现了民族的呼声，诗风也随之一变。

南宋诗的发展，一般以永嘉四灵的出现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为代表，宋诗创作继北宋后期之后，出现第二个繁荣发展时期。

南宋前期的诗人，大多出入江西诗派，或多或少地受到苏轼、黄庭坚诗风的影响。但时代的巨变促使他们对“江西体”进行认真的反思，放弃江西诗派那一套陈旧的创作原则与表现手法，去抒写以抗战爱国为基调的诗篇。从总的倾向来看，南宋前期的诗歌创作具有三个特点：一是诗歌创作有“尊杜”、“宗黄”开始转向师法自然，逐渐摆脱江西诗派末流的影响，表现出独创意识的觉醒；二是诗歌面向生活，创作题材有所扩大；三是忧时伤乱，爱国主义成为诗歌的主题。

南宋后期，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和尤袤“中兴四大诗人”虽以卓越的诗歌成就力矫江西诗派末流之弊病，成为南宋诗歌的突出代表，但他们的诗基本上还是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一脉相承的，可以说仍是对宋诗传统的发展。至南宋后期，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人们对这个传统的不满，于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人先后出现，诗风才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永嘉四灵的出现，从文学角度来看，一是不满于理学家们“以道学为诗”的诗论主张，二是矫江西诗派之失，即针对江西诗派末流“资书以为诗”和形式上的生硬拗捩、追求平淡清瘦，而抬出晚唐姚合、贾岛与江西诗派末流对抗。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四人，都出于永嘉学派叶适的门下，均喜为近体，专工五律，注重白描，少用典故，不发议论，刻意求新，与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以来至江西诗派的宋诗传统不一样。但由于他们的才力不足，四灵诗显得内容贫乏，局度狭小，情调凄清幽咽，成就不高，更无理论建树，因而随着四灵的相继殁世，便偃旗息鼓了。

江湖诗人的代表是戴复古、刘克庄。四灵诗尊晚唐，江湖诗人也尊晚唐，进而仰慕盛唐和选体，二派的诗学崇尚确有因袭关系。但江湖诗人大多是一些浪迹江湖的失意文人，其中不少人不满朝廷，关心时事，能体察民间疾苦，对现实态度比四灵诗派更明确，因而有一些揭露社会弊端、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他们的诗歌风格不一，其中一些人的诗不假雕饰，有时虽未免过于平直，然清新流畅、古朴自然的佳篇亦不少。

宋亡前夕，国难当头，民族忧患意识使一批爱国诗人崛起于宋末诗坛，文天祥、汪元量、谢翱、林景熙、郑思肖等爱国志士，奔赴国难，抒坚贞不屈之志，发“黍离”、“麦秀”之思。宋诗至四灵、江湖，本已出现“衰气”，而宋末爱国诗人却以时代的悲歌为宋诗留下了光彩夺目的最后一页。这是历代诗坛所罕见的景象。

1．陈与义、曾几等人的诗歌

在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在艺术风格与表现内容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他在理论上发挥江西诗派的“活法”之说：“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夏均父集序》，见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五），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表明盛行于当时诗坛的源于黄庭坚的江西诗法在内部发生了新变。

南宋初年的诗坛，创作成就最高的是陈与义和曾几。陈与义的诗歌创作以1126年北宋都城汴京的陷落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多是一些咏物写境、抒发个人情怀之作，风格上虽也学杜学柳，但并没有学到精髓，有时不免明显带有太重锤炼、追求生新的江西诗派的特点，甚至被后人推为江西派三宗之一。陈与义的后期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巨大的社会变动、动荡的生活经历使他转变成一个面对现实的诗人。诗歌的内容上多描写时事，感慨国情，表现其爱国主战、抗金复国的思想，风格也更神逼杜甫，显得沉郁顿挫，慷慨悲凉，江西诗派繁缛尖新的特点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陈与义的诗歌善于用平畅流丽又工于锤炼的文学语言，细腻而生动地描绘一些片段和细节，并在这些片段和细节中寄寓着丝丝哀怨，使其诗歌呈现出一种生新幽峭、闲中取神的风格。这是他对陶渊明和柳宗元等人的继承发展，也使得他在宋诗中能独树一帜。“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摘句题写殆遍，号称新体。”（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

曾几虽未被吕本中列入江西宗派图，但从他的诗歌创作以杜甫、黄庭坚为宗、讲究参悟、讲究句律来看，后人将他列入江西派是有道理的。在诗歌创作中，曾几能把个人的忧患与国事结合起来，表现出深沉悲愤的爱国忧民之情。他的诗更多的是表现自己生活的闲适诗、咏物诗和酬赠诗。其手法以白描为主，其风格以清淡平易、细腻工稳、活泼从容见长。这又是对江西派诗风的创新与发展，在宋诗由江西派转向中兴诗派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过渡作用。他的诗对南宋诗歌、特别是对陆游诗与江湖诗有相当大的影响。“南宋诸家，格高韵远，可上接香山，下开放翁者，其惟茶山乎？”（翁方纲《七言律诗钞》卷首）

2．杨万里、范成大的诗歌

杨万里思想可称述者，大致有三：一是具有较强的爱国思想，力主抗敌御辱；二是有较强的爱民思想，主张轻徭薄赋；三是有较强的理学思想，终身服膺正心诚意之说。一生勤苦，据传作诗两万多首，是我国文学史上写诗甚多的作家之一，现存四千二百多首。他的诗歌创作走过了异常曲折的历程：“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即王安石）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诚斋荆溪集》）可见他经历几个阶段，最后才摆脱前人的束缚，师法自然，独出机杼，自成一家，《沧浪诗话》称之曰“杨诚斋体”。“诚斋体”在创作方式上，一是善于敏感地发现与迅速捕捉在自然万物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常人所不能发现或容易忽略的富于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这是杨万里热情地投入生活的结果；二是注意在这些景象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即所谓“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蜀士甘彦和寓张魏公门馆，用予见张芩夫诗韵作二诗见赠，和以谢之》）。这则是他把理学及禅宗观物体验方式引入诗歌的产物。“诚斋体”在语言方面以自然流畅、风趣活泼为基本特征。在语言形式上，杨万里并不太用力，而努力追求语言形式以外的某种意味。具体说来，首先，杨万里的诗句大都句法完整而意脉连贯，很少有断续拼合与跳跃连接的，这与江西诗派的语言风格不同；其次，是多采用自然的口语、俗语入诗，使诗歌象日常对话那样活泼，并求得新颖、生动、轻快与风趣的效果。

从内容和题材来看，杨万里最擅长的乃在描写山川风光、自然景色，其次在于描写日常生活的片刻感受，他的诗较少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很少表现尖锐、深重的人生感受，即使有一些表现国事、表现民生的作品，也不如陆游、范成大等人的作品表现的那样直率。诗歌大多取材细琐，缺乏雄大的气魄，有些诗歌更有粗率滑易的毛病，让人觉得浅俗无味。偶尔出现的一些卖弄学问的地方，又走到了江西诗派的老路上去。不过，杨万里毕竟是一个开创了新的诗风的诗人，这是一味模仿古人的诗人无法比拟的。

范成大是一位关心国事、勤于政务、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人。他诗歌的最大成就在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泛，揭露的社会问题也比较深刻，这是杨万里所不能及的。他的诗歌从多方面生动而深入地反映爱国思想，虽不像陆游那样慷慨激昂，但表现得却相当广泛。特别是在使金时所作的七十二首绝句，真实地记录了沦陷区的实际情况，抒发了收复河山的豪情，批判了宋王朝丧权辱国的罪行，反映了中原人民眷恋故国的感情，揭露了金统治者的残暴行径。而贯穿其中的中心思想，是对民族危机的忧患意识与悲愤情感。这些诗歌写作上灵活多样，有借怀古咏史以针砭现实的，有借比兴寄托来抨击时政的，有借纪行写景以抒发爱国思想的。通过各个侧面的记叙，合起来便成了一幅长卷，完整地反映了当时北方的风物与民情，和诗人对此的深沉感慨。

范成大晚年所作的《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在古代田园诗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在古代诗歌史上，田园诗事实上大多是自抒隐逸情趣的抒情诗，一类如陶渊明、王维通过歌咏乡村风光与农民朴素的劳作生活，表现士大夫对城市生活、政治生活的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热爱，显示他们恬和淡泊的志向；另一类如唐代王建、张籍、聂夷中等人的作品，则上承《诗经·豳风·七月》以来的传统，主要揭露农村现实的痛苦，斥责官吏豪强对百姓的盘剥，这类作品重在表现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所以大多没有田园风光的描写，在习惯上也不被看作是田园诗。范成大创造性地把上述两个传统合为一体，从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农村秀丽的风光和农家劳动、生活习俗的场面，也能看到农民所遭受的沉重剥削与他们困苦的生活，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

范成大诗歌的最大特色是风格多样，兼善众长，既有清新妩媚的一面，又有奔逸隽伟的一面。要而言之，不出“精工”二字。他的诗在当时就享有盛名，更得到后人的推崇与仿效。

3．陆游的诗歌

陆游的诗歌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有紧密的关联，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清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放翁诗凡三变”，即少工藻绘，中务宏肆，晚造平淡。这样的说法基本上符合陆游诗境界的变化。

陆游诗歌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爱国主题和日常生活的吟咏。正如《唐宋诗醇》卷四二所说：“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宕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为歌咏，以寄其意。”抒发自己扫胡尘、靖国难，为恢复中原，统一祖国而呐喊，是陆游诗歌内容的首要特征。这类作品同时有两个侧面组成：一方面是他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壮理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他的诗中始终贯穿的一个特征就是“拥马横戈”、“手枭逆贼清旧京”的豪情壮志和“一身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从这一精神出发，陆游激烈地抨击那些苟且偷安之辈和朝廷的妥协求和政策，这也是陆游诗歌的又一个特色。尽管陆游对祖国有着献身精神，但“报国欲死无战场”，长期遭到冷酷现实的扼杀，因此他的诗中有大量作品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愤，这同样是他诗歌内容的另一鲜明特色。可以说，无论是从质量上来看，还是从数量上来看，无论是从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从对后代的影响来看，陆游的爱国诗歌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把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主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说以表现民族意识为主要内容、以豪放悲壮为感情基调的一类作品构成了陆游诗歌的主旋律，那么，陆游还有不少诗歌以细腻冲淡的笔法、闲适恬和的情调，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它构成了陆游诗歌的另一种旋律。这类诗歌往往以平和朴素的韵味和深永秀逸的意境感染读者，使之在细细的品味涵咏中感受诗人的人生情趣和审美理想。

陆游生活在唐宋诸大家之后，前人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善于吸收前人的成果，集众美于一炉因而也成了他诗歌的一大特色。他早年深受江西诗派的影响，中年之后的诗风有所变化，主要是他广泛学习了前人之长。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到，从屈原、陶渊明、谢灵运、李白、杜甫、高适、元稹、白居易乃至宋代的梅尧臣、苏轼等诗人，都是他借鉴的榜样；李白、杜甫、白居易、梅尧臣等人的艺术风格，从不同角度都给他以影响。他的诗融百家之长，成一家之风。正因为师法广泛，又从自身的需要灵活运用，再加上诗作繁多，陆游的诗歌风格多样，具有诗经之风致，屈原之浪漫，陶渊明之淳朴，王维之静穆，岑参之恣肆，李白之壮浪，杜甫之沉郁，梅尧臣之古淡，苏轼之飘逸，一直曾几之规矩、吕本中之流转。诗歌的体裁各体兼长，其古体诗豪放遒劲，律诗精工圆美，绝句深沉而有情致，尤其以七律写得又多又好，为前人所推崇。沈德潜说：“放翁七言律，对仗工整，使事熨帖，当时无与比埒。”（《说诗晬语》）由于内容的不同，这些七言律诗在风格上也有差异：抒发报国之志、悲愤之情的一类，偏向于深沉郁勃；描写自然景物和日常生活的一类，则偏向于简淡古朴。陆游是我国古代在七律诗的创作上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

当然，陆游诗在艺术上并非没有缺点，这主要表现在有时过于圆熟，不免失之粗滑松脱，显得气势有余而含蕴不足；由于诗写得又多又快，有些作品免不了自袭窠臼，词意重出互见，往往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清人朱彝尊说他“句法稠叠，读之终卷，令人生憎。”不是毫无道理的；由于他学习和运用各种不同的风格，使得他诗歌的独创性不能得到很强的体现。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

4．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

诗至南宋末期逐渐衰落下去，开禧北伐失败之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阶段，而陆游式的慷慨悲歌已无嗣响，代之而起的是以流连光景、咏叹人生为主的两个诗人群，一是永嘉四灵，二是江湖诗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两个诗派。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他们分别是徐照、徐玑、翁卷和赵师秀，字号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故此得名。永嘉四灵的出现，与南宋著名思想家叶适的积极扶植是分不开的，而从文学方面来看，一是不满于“以道学为诗”，即当时理学家宣扬性理哲学的枯燥无味的诗；二是“以矫江西之失”，即反对江西诗派末流的“资书以为诗”和生硬拗捩的诗风。他们主张诗应“自吐性情”，刻意求新，以晚唐姚合、贾岛为宗，诗歌创作要求“贵精不求多，得意不恋意”，主张“以不用事为第一格”，追求清新自然的审美情趣。他们诗歌的内容主要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虽然缺乏深广的社会内容和时代风云之气，但也不乏痛心时事和同情人民疾苦的诗作。四灵诗轻古体而重近体，尤以五律为工，格律严谨，语言晓畅，风格平淡自然，给人于耳目一新的感觉。

“江湖诗派”因杭州书商陈起所刊《江湖集》而得名。这些诗人有布衣，有官宦，而绝大多数是因为功名不遂而浪迹江湖的下层文士。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带来的实际利益，并不在乎沾染庸俗习气。这种习气给江湖诗人的创作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数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悲，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为了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是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江湖诗派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字句精丽，长于白描，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江湖诗派大多诗人未能自成一家，只有刘克庄与戴复古的诗歌成就较高。

5．文天祥与宋末遗民诗

蒙古人崛起后，经过反复的战争，终于摧毁了南宋政权。这场巨变使一大批诗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在宋亡前后，爱国诗人们采取了两种抵抗方式：其一是奋起抗敌，以死殉国。这一类诗人以文天祥为代表；其二是眷念故国、宁为遗民，不肯降附新朝，以谢翱、谢枋得、林景熙、郑思肖为代表。他们用以报国的方式虽有不同，但都能在民族危急的时刻保持民族气节，他们的诗歌都是用血泪凝结的悲歌，风格都有慷慨悲壮的倾向，所以在文学史上，他们往往被看作是一个群体。

文天祥的诗歌以元人攻陷南宋都城临安为界，分为明显的前后两期。前期的诗歌比较平庸，学了些江西诗派的技巧，常常搬弄典故，堆垛词汇，写些应酬诗乃至赠相士、丹士、道士、咏相面、占卜、算卦的诗。后期置身于民族斗争的漩涡之中，把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以诗记录当时坚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谱写了一曲曲爱国主义的正气歌，诗风大有改变，不仅内容变得充实丰富，情感变得深沉厚重，而且诗歌语言也变得沉着凝练多了。他自言：“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指南录后序》），目的在于“使来者读之，悲予志也”（《指南录后序》），也是为了使“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集杜诗自序》）。这种以诗为史和以诗明志的态度，与江西诗派主要从语言技巧上仿效杜甫是大不相同的，实际上，由此更能够接近杜诗苍劲悲凉、沉郁顿挫的风格。只是由于处境的不同，文天祥的诗写得更直露急切、也更多一层绝望的悲愤。文天祥为诗标举杜甫，作品的风格也力学杜甫。他晚年诗作中一种重要的形式就是“集杜诗”，即把杜甫的诗句重新组合成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集杜诗》一卷，，共五言绝句200首，他把历来被视为文字游戏的集句诗，变成具有独立文学价值的创作。这200多首集杜诗，清晰地写出了宋亡前后的历史过程，且渗入了诗人自身的感受。

谢翱是宋末遗民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家。他的诗沉痛悲凉，意旨深密，深刻地反映了在异族统治下人们的哀痛的心情。他最好的作品是为纪念文天祥而作的一些诗文。

汪元量是一位身份独特的诗人，他原为宫廷琴师，元灭宋后，跟随被掳的三宫去北方，流落燕京，曾屡至囚所探望文天祥，后来当了道士，云游名山，不知所终。汪元量的诗歌具有高度的纪实性，代表作《醉歌》10首、《湖州歌》98首和《越州歌》20首，忠实而显要地记述了宋亡的历史过程，其中所记的某些细节，甚至有非史籍所能详者，具有“宋亡之诗史”（李钰《湖山类稿跋》）的特色。他自己也以作诗记史为目的，因而继杜甫之后又荣膺“诗史”的称号。汪元量的诗受江湖诗人的影响，不常用典，不多议论，每每以朴素的语言白描叙事，语言清新流畅。不足的是，力量较弱，模拟气较重，且多以绝句为主，故尔缺乏浑厚沉雄的力量。时代的巨变，使许多文人无法再沉浸于恬淡闲适的人生情趣中，也无暇在追踪古人的风格技巧和雕琢字面中悠然吟唱。于是以自然朴素的语言抒写自然涌发的“哀”与“愤”的情感，成为宋元之际遗民诗的基本特点。这些爱国遗民诗，抒亡国之痛，发故国之思，沉痛悲哀，泣血吞声，使南宋后期诗坛缺乏激情、气骨衰弊的习气一扫而空，诗人们用血泪悲歌表现了民族的尊严，从而为宋代文学画上了气壮山河、光照日月的句号。

第四章  宋代散文的发展、演变和特点

一、宋代散文的特点

宋代散文承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而来。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宋代散文一是多以讲学为目的的言道之文，二是多以论政为目的的政论之文，三是多以记录见闻为目的的笔记之文。言道之文具有很强的哲学性，政论之文具有很强的时代性，笔记之文具有机很强的趣味性和学术性。分期论述如下：

1．北宋初期，承袭晚唐五代之风，以骈文为主，也有人作古文。这一时期的最大的成就乃在于古文运动的再次兴起。代表性作家有柳开、王禹偁、石介、范仲淹、尹洙等。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这些古文家的最大特色是言道与论政密切结合，教化性较强；从艺术上看，其最大特色在于提倡平易自然，但创作实践上尚不能尽如人意，有时不免露出辞涩言苦的毛病。

2．北宋中期是宋代散文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古文运动取得成就的时期。欧阳修实际上为此期的领袖。从思想内容上来看，言理与论政逐渐分开，以程颐为首的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言理遂成为理学家的目的；以欧阳修为首的古文家则强调关心百事，言政遂成为古文家的主要内容。从艺术实践上来看，古文家不但把宋初平易自然的理论主张完全付诸实践，而且还发展了古文的艺术韵味，使之更具有文学性。

3．南宋初期散文创作充满爱国激情，文人纷纷以文言政，要求抗敌北伐，批判投降求和，具有高度的战斗性，其文风也慷慨激昂，气盛势足，理明词畅。

4．南宋中期又是散文创作相对发达的时期，其中尤以鼓吹北伐、议论国是的政论之文和倡明理学、论辩哲理的讲学之文成就最高。前者以辛弃疾、陆游、杨万里、范成大、陈亮为代表，后者以朱熹、陆九渊叶适等人为代表。这两大内容在写作上皆条分缕析、切当翔实，较之北宋散文更富有论辩力和逻辑性。

5．南宋末期的散文呈现衰落趋势，自中期以来就出现的萎靡文风此时有增无减。但在南宋亡国之际出现的文天祥、谢翱、邓牧、王炎午等一大批作家，都留下了许多优秀的纪实抒情散文，其内容仍以抒发爱国情怀为主，但在亡国之际风格更显得悲慨沉痛。

二、宋初散文：柳开与王禹偁

北宋初年，宋王朝开国之后的升平景象，使文坛仍然追求晚唐、五代的美学风尚：辞藻典丽而内容单薄的骈体文甚为流行，西昆体泛滥文坛，出现“宋兴且百年，而文章体裁，犹仍五季余习，锼刻骈偶，棅瑳弗振。”（《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4《四朝国史 欧阳修传》）的徘徊局面。

首先起来反对五代文风的是高锡、梁周翰、柳开、穆修等人，而以柳开最为有名。柳开以推崇韩、柳，扭转风气为己任， “吾之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道；吾之文，道，孔子、孟轲、杨雄、韩愈之文也。”（《应道》）这种把道统与文统扭合为一的观点，对后来的古文家和理学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柳开还把文看作是明道的工具，并因此反对文体华艳，这种思想在宋初本应起到矫正五代浮华文风作用，可是柳开过于强调道的重要性而忽视文采，而他所说的“道”又仅仅是指“圣贤之道”，因而容易使文学沦为道统的附庸。加上柳开为人粗豪狂诞，为了反对骈文，人为地把文章搞得参差不齐、古朴生涩，很难吸引人。所以尽管他大声疾呼，却应者寥寥，没有对文坛产生实际影响。柳开也十分恼丧地说自己：“立身行道必大出于人上而遍及于世间，岂虑动得憎嫌，挤而斥之。”（《再与韩洎书》）

宋初在散文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作家是王禹偁。可以说，王禹偁是连接唐之李杜韩白与宋之欧苏的关键人物，也是形成宋代诗文特色主流之先河。王禹偁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但他不是把“道”当作纯粹外在的教条理念，而是与自己内在的追求、个人的性情联系在一起，这样，文的应用范围就比柳开的广泛。同时，他又主张易道易晓，不排斥文采，提倡创新。他的一些优秀的古文篇章，继承了韩、柳的传统而文字较为平易，显示出一种新文风的端倪。宋代大作家无不推重王禹偁，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代。

三、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完成

经过宋初作家多方面的探索，针对晚唐五代文风进行革新的思潮逐渐形成。到了宋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伴随着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领导的政治运动的开展，文学革新的思想变得更为自觉。因为改革政治，表达政见需要儒学理论的指导以及切于实用的文学形式，于是一度中断了的韩、柳古文传统得到了继承与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