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诺族的故事围绕一个叫做腰子的男人展开，故事的核心是关于原始氏族社会中的人的生与死以及性的观念，腰子作为一个叙述原点，他与阿东少妞半途而废的恋情构成叙述展开的基本动机，对早逝的阿东少妞孜孜不倦的追忆，使腰子看上去象个烦恼的少年维特，只是关于灵魂转世的远古迷信，才透示着一些原始部族的气息。这一部分的叙事，与其说是探究原始部族人的生死观念，不如说是马建对生死与性爱的形而上思考，这种思考看上去漫无边际，实则与中国现实严重匮乏的关于人的生存价值的反省息息相通。也正因为此，马建同时在叙述当代知青的故事。在一个绝对的精神之父的阴影底下，任何个人都失去了自足性和完整性，每个人似乎都无名无姓，都被肢解为一些肉体部位。人体解剖学的名称成为对一代知青的重新命名：直肠、三角肌、迷走神经、心尖、输尿管、假声带、肋骨、喉结、掌心、三角肌……等等。这个被经典叙事描述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运动，实际是荒谬绝伦的肉体和精神的流放运动。一代中国青年因为“一个伟人”的一句话而付出全部青春的代价。男知青变成一些劣等的农村多余的劳动力，女青年则同样处精神和肉体严重异化状况，有些人甚至于成为生产建设兵团头目们的泄欲工具。小说中出现的那些用生理学名词命名的人物，都是一些失去自主性的个人，他们被剥夺了精神性的存在之后，生理也不可避免地处在异化状况。马建的写作一直就与生理学结下不解之缘，他也许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唯生理主义的作家，没有人象他那样贴近人的知觉系统展开叙述，那么细致地解剖人的生理本能，从这里出发去揭示人的心理和欲望。对于马建来说，人首先是一个生理的人，当人作为生理的人被扭曲之后，他随后的所有的心理和精神都必然发生错位。马建毫不掩饰地揭露了极左路线统治下，中国人的生理（肉体）存在权力被剥夺乃至于被扭曲的严重状况。
事实上，生理学叙事乃是马建形式主义策略与政治解构的基础，对那些生理状况、感觉与知觉过程不厌其烦的描写，为马建的语言表达提示了无限可能性，同时，变形的生理状况乃是政治权力压制的伴生物。确实，当代中国作家没有人象马建这样，把生理学与政治学与叙述学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在进行生理学表述时，同时是在进行语言的自我辩析，如果认为马建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主义者那就错了，马建孜孜不忘的是解构长期压抑着中国人精神与肉体的那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力量，他的那些变形的生理知觉与语言的无底游戏，总是随时导向对这种力量的反叛。当然，性爱是马建叙述的一个轴心，在具体的叙事中，这个轴心把生理学、政治学和叙述学恰当地关联在一起。马建的性爱总是人类的交往系统错位的产物，这就使他的叙述具有了能动性，他的叙述人从来都面对人类的拙劣本性，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审视拆解人类的弱点，撕裂所有的伪善面具。因此，马建的生理学批判具有人文关怀和政治学批判的双重特征，权势给人类造成的异化，对人的生存价值与尊严的损毁，引起马建极端的敌视。在马建那些不留余地极其刻薄地揭露中国人生存窘境的嘲弄中，可以看出这个冷眼旁观者对人类的挚爱，对人性怀有的热切期待。
   《思惑》可能是迄今为止中国汉语小说叙事最晦涩也是最尖锐的作品之一。虽然，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与《岛屿》等作品，但这些作品是中篇小说，马建居然把一部长篇小说弄得不堪卒读，这需要相当的勇气。如果不考虑阅读的困难，《思惑》肯定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小说。象马建一贯热衷于实验的手法一样，这部小说也是由二个时空构成。小说叙述从一个胎儿的思维（视点）出发，回忆本世纪中叶的西藏生活与目击现时代的香港相交合，这部小说把二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拼贴在一起，力图去表现作者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的本质。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扑迷离：一位香港某杂志的女编辑未婚先孕，但男友不愿与之结婚，使女编辑陷入无所适从的苦恼；怀孕的双胞胎儿却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西藏一对乱伦情死的兄妹。小说叙事由是在二个时空展开，宿命论、不可知论，灵魂转世、乱伦……等等异端邪说，充斥于小说叙事的始终。这二个时空里的生活到底构成何种的隐喻关系，并不重要，对于马建来说，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拼贴的效果。不可知的神秘主义，原始部落的异域情调，佛教的转世学说，这是马建小说叙事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关于现代人的生活困境，个人与社会，与现代文明的对立状况，对资本和权力的敌对，这同样也是马建所乐于思考的主题，这二者的有机或任意的结合所产生的那种多元或复调结构，才是马建追求的叙事效果。马建的复调并不是巴赫金阐释陀斯妥耶夫斯基时表述的那种由人物的多声部效果制造的复调，马建的复调是叙事拼贴的产物，它由几种异质性的生活构成，它们被强制性的拼合在一起，象是一枚硬币的二个背面奇怪地联系，同时又毫不相干。事实上，这部小说就分开来看，关于西藏的故事和香港的故事都很清晰，但它们被组合在一起就变成一团乱麻，象被打碎的二个花瓶重新任意拼贴。马建不能忍受清晰的故事，对于他来说，叙述不是讲述一个过程，而是发现无数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弥漫于生活的起始部分，也不断地从叙述的各个细小的环节涌现出来。应该说马建处理小说片断的能力相当出色，例如，他描写活佛的那些片断细致而纯净；对多吉的描写则富有传奇性，也显示出马建对人物个性刻划的力度。《思惑》是一部奇怪的作品，它的完整性总是不断地被打碎，一个故事被另一个故事侵入，特别是关于当代的故事，叙述人蛮横地介入故事，把他的个人生活强行置入小说叙事，那些东拉西扯的插入段落，不断地提醒人们从虚构回到现实，回到一个小说家毫无诗意的处在社会边缘的单调生活。马建的小说叙事因此又象是一种对生活的抗议和示威。这个无聊的、被边缘化的叙述人，当他强行呈现他的隐私时，他获得了一种快感。他是一个胜利者，他的叙述诡计以绝对值的真诚性愚弄了人们的阅读。客观化的叙事假象被撕毁了，人们面对的是马建的叙述，他的纯粹的思想之流。
   《拉面者》（1994，台湾远流出版社）是马建比较好读的作品，这部被马建强行命名为长篇小说的作品，看上去更象是一个中短篇小说集。但马建的小说从来就没有完整明晰的情节，从马建的立场来看，称之为长篇小说也未尝不可。这部小说由“拉面者”、“自杀者或表演者”、“占有者或被占有者”、“抄写者或者说空中塑料袋”、“抛弃者或被抛弃者”……等部分构成。这些章节各自独立，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都尖刻地提示人性面对的窘境。正如戴平在论述的马建的这部小说时所说的那样：“拉开与融入，可谓马建的拿手好戏。在《拉面者》中，马建充当了中国城镇面铺中拉面师傅的角色，将现实人生与人性经过反覆融合变化之后，拉得千丝万缕与千头万绪。这动作本身包含着一种神奇的幽默感。”(参见该书第3页，台湾远流出版社，1994年)。把生活进行撕扯，搓揉，压迫而后拉长，这就是这部小说的叙述策略。马建选择那些处在生活底层或被生存困境弄得变形的人们进行书写，把人性的内在矛盾与无法逾越的障碍毫无保留地揭示出来，制造一种后悲剧的嘲弄风格和幽默感。
    马建新近即将完成的长篇小说《植物人》，无疑又是一部离奇古怪的作品。马建要找到一种绝对的思维状态，一种任由他的叙述强制支配的角色，植物人当然是一个理想的选择。事实上，“植物人”在马建的笔下也必然只是一个隐喻性的指称，他的所有的人物都有植物人的特点，他们的思维顽强地脱离日常的规则，在语言之流中随意漂流。一种不断地利用外部世界去刺激生理体验的视点，促使马建的人物极其艰难地摆脱身体的束缚，进入精神活领域。没有象马建这样，把身体修辞学当作一部人类学起源的历史来书写，在生理/精神，个人与社会，此在/历史之间，马建的叙事是一种永久有效的否定的宿命论，也是一部打开的怀疑主义的精神现象学空间。如果说在中国，卡夫卡一直是一种象征，那么马建是唯一切近这种象征意义的人。除此之外，大都是冒牌货。然而，卡夫卡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生不逢时，马建的结果会如何呢？没有人拭目以待。

四、结语：现实之外，还是词语的乌托邦？
    九十年代的诗歌无疑具有个人性，相比之于80年代和以往时期宏大的历史叙事尤其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个人性都是毫无关联的，都是一些随遇而安的历史解体的碎片。它们正在巧妙而有效地形成新的（精神的？）现实。九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一再强调回到诗人的精神深处，回到灵魂（西川、欧阳江河、程光炜等），即使倡导民间写作的人，也同样把诗歌写作的最后归宿定位于神性的写作（于坚语）。虽然灵魂与神性都是个人心灵的闪现，但九十年代的诗歌精神并非毫无普遍性的意义，它们同样以特殊的方式与集体的共同记忆关联，同样以特殊的方式接近某种暧昧的历史总体性。诗人企图依靠语言的力量，把诗歌写作与历史／现实强行分离，把个人从庞大的历史布景上剥离下来。但其结果是以另一种方式与历史连接。词语写作毋宁说是个人拆解历史的一项修辞学工程，词语的快乐，思想的狡智，这些足以构成一个诗歌写作的精神飞地――从这里可以写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心理自传。
    九十年代诗歌写作依然具有审美理想主义的特色，这就在于它致力于建构词语的乌托邦。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岁月里，这种说法确实令人奇怪。但也正是它所置身于其中的历史情境，使之更象是一种后政治学式的诉求。词语的乌托邦隐喻性地与现实连接――正是这一个术语，使那些剥离现实的修辞学文本，或是白话、俗语、俚词、粗话，都具有假想的革命性意义。
    这样一种独立的，或者建构知识分子话语的梦想（由来已久的现代性梦想），与当代中国现实构成一种奇特而暧昧的连接方式。在对拒绝现实的叙事中，诗歌写作又企图运用现实的表象，追究并促使现实本质错位。例如，欧阳江河的《市场经济时代的虚构笔记》，西川的《厄运》，陈东东和王家新的政治潜本文等等。“词语造就的亡灵”并没有固守修辞学领地，也没有单纯的逃逸。反讽、挪用，巧妙地表达知识分子立场，借用布罗次基一类的象征符号等等，诗歌写作的文本具有了历史无意识的隐喻功能。“词语乌托邦”反映了一种态度和立场，并不是诗歌写作的形式主义前提。在另一方面，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民间写作，那种日常性和叙事性，都大面积地与当代生活现实沟通互渗，特别是一种所谓市场化的现实――据说这是反诗歌精神的――正日益成为诗歌写作的资源。例如，比较激进的《下半身》这种刊物，试图卷进当代现实，尖刻地嘲弄当代商业主义审美霸权，但它是作为它的对立面，还是努力成为它的一部分？二者之间的界线确实难以确认。
    在这里尤为难评判的是海外汉语写作，它们反倒越来越具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例如北岛、多多和马健等人，远离中国经验的形而上的乌托邦――他们真正是词语创造的亡灵么？
试图对这样一种写作作出概括和总结，我感到汉语言表意的困难。这并不只是说我在大量的遗漏未加以概括，例如，那么多值得探讨的诗人和作家，那么多应该打开的文本[49]；更重要的，我是想说汉语言面对这样的文学，这种文学所难以作出的透彻的表达。不管怎么说，处在历史边际位置的诗歌写作（和某些海外汉语写作）虽然不再有激烈的历史冲动，不再有风起云涌的声势，但也在平静或混乱中酿就这个时代的文化底蕴。历史的转折象在延续，也象在延搁，激进革命的前卫们也不再有青年的风采，第三代的玩童也已显出中年的沉静。退到“词语乌托邦”的一代诗人（及作家），以前所未有的艺术态度，制作着修辞学精致之瓮。         虽然不再有效影响时代的精神气质，但他们可能是少数的一批保存并发扬汉语言的人们，创造另一种生活――一种残存的词语的生活，一种怪戾而有内在性的精神性生活，这是对失败的超越，也是对未来的承诺。
注释：
[1]        参见徐敬亚《圭臬之死》、《文学研究参考》1986年第6、7期。
[2]        钟明《狂犬吠日》，载《倾向》（美国），1996年春季号，总第六期，第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