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大众化运动: 1931年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提出，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所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明确规定"文学的大众化"是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的问题"，为此成立了"大众文学委员会"，大众化问题成为左翼文学理论的焦点之一。左联时期有三次规模较大的文艺大众化讨论:第一次是在1930年春左联成立前后，第二次是1931-1932年，这两次着重讨论了文艺大众化的意义，大众文学的形式问题，也涉及到内容、语言向群众学习的问题。第三次是1934年，讨论旧形式的采用，提出大众语和文字拉丁化的问题。鲁迅在《论新旧形式的采用》中"拿来主义"思想是文艺大众化讨论在理论上的重要收获。

普罗文学: 1928-1930年革命文学初期，是普罗文学阶段，创造社、太阳社作家是普罗文学的主要作者。普罗文学反映了北伐大革命时期和革命失败后的某些社会现实，描写了工农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一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低潮时期白色恐怖下的心态。作品很多，具有很强的革命气息，一时风靡文坛，产生很大社会影响。但是普罗文学存在严重缺陷，最主要的错误倾向是"革命的浪漫蒂克"，把残酷的现实斗争理想化，浪漫蒂克化，同时，革命文学初期的图解左倾盲动的政策等偏向未得到清算，因此成功的作品不多。代表作有蒋光慈《短裤党》《菊芬》等。

革命的浪漫蒂克: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时期，创作方面也存在过一些幼稚倾向，其中最突出的即所谓"革命的浪漫蒂克"情调。它在思想意识上流露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感伤情绪，在艺术方法上则带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作品有华汉的《复兴》、蒋光慈的《短裤党》。这种现象一出现，立即受到鲁迅的批评；没有多久，也引起较多的革命作家的注意。像张天翼、丁玲、艾芜、沙汀等人，他们不再把作品作为政治概念的图解，而是从生活出发，以真实地反映现实，来激发人们批判和改造旧世界的热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有所克服；从而提高了革命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革命+恋爱小说: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笙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屯阝、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由"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提出，而于1930年11月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大会所确认。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完全用哲学方法或世界观取代艺术方法，认为作品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具体的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将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那么图解政治概念就是合理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从苏联引入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方法，其影响比以往其它方法更加深远，甚至一直延续到当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1932年苏联首届作家代表大会确定的。它要求文艺家从现实的革命出发，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艺术描写必须同从思想上改造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这个口号的提出，是为了清算"拉普"机械论以及"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偏误，有强调"写真实"的一面。经周扬引入，成为左联的主要创作方法，但由于传入时有些变形，既吸收了其中有利于现实主义恢复与发展的因素，又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左倾机械论的束缚。

自由人和第三种人: 1931年至1932年，"左联"与"自由人" "第三种人"展开论争。"自由人"指《文化评论》的胡秋原，"第三种人"指《现代》的苏汶。论争以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性与政治的关系为中心。先是胡秋原发表《阿狗文艺论》，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同时批评左翼文坛将艺术堕落为政治的留声机。苏汶发表文章声援胡秋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分别发表《论第三种人》、《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等文，与胡苏二人展开论争。他们批评了胡苏二人有着文艺脱离政治脱离阶级的错误倾向，同时也检讨了"左联"机械论错误和左倾宗派主义错误，这是论争的重要收获。

两个口号论争: 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这两个口号都是因日本侵略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为适应党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由周扬提出，并由此开展了国防文学运动和国防戏剧、国防诗歌活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由冯雪峰、鲁迅、胡风等商量后由胡风撰文提出，受到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作家的指责而发生论争。鲁迅撰文提出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批评了主张国防文学的一些左翼领导人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错误。这是左翼文学界在新形势下围绕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由于某些思想分歧而发生的论争。通过论争达到了新的团结，为过渡到抗战文艺运动和建立广泛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准备了思想条件。

40年代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简称，1938年3月成立于武汉，是抗日战争期间全国规模最大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发起人包括全国文艺界各方面的代表近百人，主要人物有老舍、郭沫若、茅盾等，理事会推举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还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对鼓励作家深入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文协”的会刊《抗战文艺》是贯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唯一的文艺刊物，它对推进抗战文艺运动促进抗战文艺创作的繁荣，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抗战文艺运动：抗战的爆发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全馆范围的抗战文艺运动充分表明了中共现代文学始终与时代社会相辅相成，同步共进的根本特征。抗战文学的主要特点是：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文学主题；出现了大量充满热情，易于宣传和富有鼓动性的艺术表现形式，如街头诗，街头剧，多人合作的大型戏剧和报告文学等；出现了众多的文学中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由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集的一次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述了党的文艺工作方针等问题，中心内容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讲话》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使解放区、国统区的问题面貌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向社会，向工农兵方向迈进，产生了一系列崭新的作品（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季《王贵与李香香》）和有创见的论文（如巴人《论人情》）。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的讲话，。《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即工农兵方向；指出要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作家必须把立足点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深入人民生活，获取创作源泉。《讲话》还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统一思想作用；是对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文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新文学具有重大深远的指导意义，造成了继五四之后又一次深刻的文学革命。

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抗战中期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1939年和1940年，毛泽东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和"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国统区文艺界在讨论中产生两种对立观点。一种以向林冰为代表，认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源泉，否定五四新文艺。另一种观点以葛一虹为代表，他对旧形式全盘否定，全盘肯定新文艺在民族形式上的努力和成就。郭沫若、茅盾、胡风等撰文讨论，从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上论述了民族形式的问题：胡风把民族形式和现实主义、大众化问题联系起来，见解独到；郭沫若指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现实生活，茅盾指出民族形式的建立，既要吸收中外文艺的优秀之处，继承五四传统，更要深入民族现实，提炼熔铸新鲜活泼的素质。这次讨论，是"左联"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在新现实之下的继续和发展，对新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现实主义与主观战斗精神论争:发生于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论争的一方以胡风为主，胡风撰文论述作家在创作中主观和客观的辩证关系，十分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克服创作中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偏向，争取现实主义的胜利。胡风的理论是有深度的、见解独到的。文章发表后，受到一些人责难。论争延续到40年代后期，邵荃麟、林默涵、胡绳等发表批评文章，胡风写《论现实主义的路》进行答辩。
文学与抗战关系的论争:1938年12月，梁实秋在他主编的副刊上发表《编者的话》:"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载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战八股，那是对谁也没有益处的。"虽不能说他在宣传文学"与抗战无关"，但他对抗战文学的态度，却不无偏颇之处。罗荪、宋之的、张天翼等撰文批判。郁达夫的《关于抗战八股的问题》既充分肯定文学为抗战服务，也批评分析了八股病的原因。
新秧歌运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讲话》精神在文艺上显示的最初成绩。文艺工作者改变了轻视民间文艺秧歌的态度，与群众一起，指导改造了旧秧歌，使之成为反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新内容，熔戏剧、音乐、舞蹈于一炉的小型广场歌舞剧。1943年春节秧歌闹得热火朝天，涌现了一批受群众欢迎的秧歌剧，如"鲁艺"的《兄妹开荒》等。新秧歌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面向群众、向工农兵普及的实践。
 
作品与人物
京味小说（与京派区别！）
老舍是京味小说源头，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包括作家对北京特有风韵特具的人文景观的展示及展示中注入的文化趣味，京味首先表现为取材的特色，其次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再次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最后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

“精神胜利法”：鲁迅《阿Q正传》主人公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即以虚幻的精神优胜取代现实中的失败，不敢正视现实的精神病态，揭示了普遍的国民性弱点。

《女神》： 《女神》是郭沫若的代表作，它出版于1921年8月，连同序诗共57篇，其中代表诗篇有《凤凰涅槃》、《炉中煤》、《日出》、《天狗》、《晨安》、《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全诗共三辑，以第三辑最为重要。《女神》所表达的思想内容，首先是“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和改造旧世界、冲击封建藩篱的要求。其次，是对祖国深情的热爱和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诗中歌唱太阳、光明、希望，处处洋溢着积极进取的欲望。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女神》的浪漫主义特征主要表现在：诗中采用了比喻、象征的手法，并常借助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表达感情。《女神》的诗风多豪壮、雄健、颇具阳刚之美。《女神》是“五四”时期浪漫主义的瑰丽奇峰；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

《蚀》三部曲
作者茅盾，写于1927-1928年，以广阔场面宏大气势真实迅速地反映了刚过去的大革命的历史及失败后的社会心理，三部曲第一部《幻灭》：静女士怀着小资产阶级天真幻想向往革命，身临革命实际后幻想破灭，由失望空虚而退出革命，回到个人恋爱小天地；《动摇》：知识分子方罗兰身处革命与反革命势力冲突中，不敢打击敌人也不敢依靠工农，在动摇妥协中葬送了自己和革命。《追求》：男男女女在大革命失败后，看不见光明与希望又不愿苟活沉沦，只能盲目挣扎而终不免失败《蚀》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灵历程角度反映大革命，显示了茅盾对革命的认识和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