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存解说《尚书》最早的传记。《汉书•艺文志》六艺略《尚书》类著录“《传》四十一篇”。乃伏生遗说，其弟子张生、欧阳生等撰录(见郑玄注《尚书大传序》)。郑注析《尚书大传》为八十三篇，并为之注。《隋书•经籍志》有《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并同。余嘉锡说： “《尚书大传》，王厚斋犹及见之，殆亡于元明之际。”(《四库提要辨证》卷一)《四库提要》说：“其文或说《尚书》，或不说《尚书》。”“与经义在离合之间。”即古人所谓“外传”体。这是最早的《尚书传》，保存古义颇多。其中记孔子与子夏、颜回论《书》说：“《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诫，《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又如：“子曰： 心之精神是谓圣。”(《尚书大传•略说》)当系先秦经师所传。宋时即已缺佚。今本除《洪范五行传》首尾完具外，其余各卷只存佚文，该书辑本颇多，以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为最善，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最为详瞻。

乐府《鼓吹曲》名。汉乐府原有二十二曲，四曲有篇无辞，现仅存十八曲，通称《汉铙歌十八曲》。初为西北民族乐曲，用铙、笳、箫、鼓等演奏，于西汉初年传至中土后被采入乐府，至武帝、宣帝时有辞，有文人制作的，也有出自民间歌谣。初用于军事礼仪，后亦用于朝会、道路、赏赐。形式、体裁迥异于雅乐、楚声，多用长短句，辞多虚字，格调自成一派，为我国诗歌有杂言之始。声调悲壮激烈，实开后世豪放一派。内容分战歌、恋歌、祝歌、谏歌等，文字时挟奇趣，颇有生气，具民歌本色。现存部分作品因抄传时歌辞与声辞不分，文字多有讹误，故十分难解，至有全篇不可句读者，以致众说纷纭。代表作有《战城南》、《有所思》、《上邪》等。魏晋以后文人拟作颇多。乐府《鼓吹曲》的一部。军乐，又谓之骑吹。用于激励将士及宴享功臣。汉时歌辞有《朱鹭》、《思悲翁》、《艾如张》、《上之回》、《雍离》、《战城南》、《巫山高》、《上陵》、《将进酒》、《君马黄》、《芳树》、《有所思》、《雉子班》、《圣人出》、《上邪》、《临高台》、《远如期》、《石留》、《务成》、《玄云》、《黄雀行》、《钓竿》等22首。其中《务成》、《玄云》、《黄雀行》、《钓竿》四篇，其辞已亡 (一说汉铙歌本只21篇，其中无《钓竿》)。现存18首。有民间歌谣，有文人作品，内容较广泛。部分作品文字颇多讹误。魏晋以后，文人依汉《铙歌》篇名写作的诗歌颇多。

《崇文总目》是中国北宋国家藏书目录。北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撰。原书已亡佚。清乾隆中纂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藏不完整的抄本及《永乐大典》引文辑为12卷。后来钱东垣、钱侗、金锡鬯、秦鉴等进一步辑释，编成5卷，补遗1卷。宋制，以昭文、史馆、集贤为三馆。太宗于左升龙门东北建崇文院，称三馆新修书院，又诏分三馆之书万余卷，别为书库，名曰秘阁，以别贮禁中之书，与三馆合称四馆。景佑元年(1034)，仁宗以三馆及秘阁所藏或谬滥不全，命王尧臣、欧阳修、宋祁等人编制国家系统目录。王尧臣等合并利用四馆藏书，“仿《开元四部录》，约《国史艺文志》”，经过7年时间，于庆历元年(1041)最后编成，仁宗赐名《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原本66卷，叙录1卷，著录图书30669卷，分为45类。据秦鉴依原本次第补著之目，经部有易、书、诗、礼、乐、春秋、孝经、论语、小学9类，史部有正史、编年、实录、杂史、伪史、职官、仪注、刑法、地理、氏族、岁时、传记、目录13类，子部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类书、算术、艺术、医书、卜筮、天文占书、历数、五行、道书、释书20类，集部有总集、别集、文史3类。这一类目与唐代书目基本相同而略有损益。如谶纬书入宋后已亡佚，故经部中将其删去。再如当时佛教、道教著作日渐繁富，于是子部新增道书、释书。其它类目的处理也都比较恰当，并为后代四部目录所沿用，就连对《崇文总目》颇多微词的郑樵，也曾对它设杂史、道书两类大加赞许，认为极有条理，胜于隋、唐二志。 该书有大序、小序，主要为欧阳修所作(《欧阳文忠公集》卷124有《崇文总目释例》1卷，凡经部8篇、史部12篇、子部10篇)，以文辞见长，也略述学术源流。每书下都有提要，以揭示图书的内容，记述书本的沿革、残缺和篇卷的存佚，考订作者的姓氏等，基本上做到了简明实际。郑樵指斥其文繁无用，实失偏激。为此清初朱彝尊曾高度赞扬《崇文总目》的提要，认为它写得“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法至善矣”。(《曝书亭集》) 《崇文总目》是北宋中期的国家藏书目录，它对于了解当时的藏书事业，检验古籍的完缺存佚，有著重要的参考价值。《四库全书总目》评论说：“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百世而下，借以验存佚，辨真赝，核同异，固不失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也。”此论颇为精当，很有见地。由于该书为馆阁合并著录的总目，篇帙繁多，抵牾之处自所不免。后世诸家，亦时有纠正，如黄伯思《东观余论》摘记17条，焦竑《国史经籍志》纠正22条。
 
明杂剧剧本集。徐渭撰。包括4个作品：《狂鼓史》，演祢衡击鼓骂曹;《玉禅师》(一名《翠乡梦》)，演玉通和尚被红莲引诱破戒，转世为妓女柳翠，经月明和尚引度，重归佛门;《雌木兰》演木兰代父从军，立功报国;《女状元》演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终露真情，恢复女儿身。作者构思新颖，想象奇特，曲辞热情奔放，纵横恣肆，表现出一种傲岸不羁、愤世疾俗的反抗精神。全集仅有10出，描写了4个毫不相联属的故事，每剧视剧情长短，多则5出，少才1折。所用曲调，或采用北曲大套，或南北曲兼用。生旦合唱，随意抒写，说明作者敢于突破元杂剧的窠臼，独树一帜。明代戏曲评论家王骥德盛赞《四声猿》，认为“是天地间 一种奇绝文字”(《曲律》卷4)。它对后世戏曲尤其是南杂剧的兴起有一定影响，直接效法它的，有清代张韬的《续四声猿》、洪升的《四婵娟》，以及桂馥的《后四声猿》等。今存本较多，以《盛明杂剧》本最通行，《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据明万历间刻本影印。1983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徐渭集》，收入了重新整理校点的《四声猿》。另有周中明的校注本《四声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月出版)。杂剧合集。共四部。明徐渭撰。最早有万历间陶望龄校刊《徐文长三集》附刻本，及万历间刊本。(撰者事迹参见“《徐文长文集》”条) 《四声猿》所含四剧即指《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声猿》所包括的四个短剧，有一折的，有五折的，长短不等，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形式。在用曲上也改变了纯用北曲的陈规旧律，《女状元》全用南曲。《四声猿》在我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对当时和后世都有积极影响。

艺术评论著作。清刘熙载撰。刘熙载(1813—1881年)，字伯简，号融斋，江苏兴化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官至广东提学使，晚年主讲于上海龙门书院。一生以治经为主，旁通子、史、诗、赋、词曲、书法等，尤精于音韵。主要著述有《古桐书屋六种》、《古桐书屋续刻三种》等。《艺概》分《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等六卷，收在《古桐书屋六种》中。这是他历年论艺的汇抄，据其自叙，知编定于晚年(同治十二年，1873)。刘熙载本于经学家的立场，论艺通于道：“艺者，道之形也。学者兼通六艺，尚矣;次则文章名类，各举一端，莫不为艺，即莫不当根极于道。”而重道者谈艺，又每不喜琐细。此书亦然，其自叙云：“顾或谓艺之条绪綦繁，言艺者非至详不足以备道。虽然，欲极其详，详有极乎?若举此以概乎彼，举少以概乎多，亦何必殚竭无馀，始足以明指要乎! 是故余平昔言艺，好言其概。”如《诗概》部分，古典诗学的四大论题——作家作品评论、体裁特征、作法规则和总旨原则，书中一应俱全，且排列有序。每一论题也都保持相对的完整性，如作家作品评论部分上起《诗经》，下迄两宋，历代重要作家包举无遗。又如诗体主要论五言和七言、古体和律体;创作主要论“人品”和“格式”两个方面。而“格式”又集中于音律和章句之法，“人品”则强调“正其性情”，“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这一诗教核心，从而确立了基本立场。这种逐层递进的勾勒，使全书既要言不烦而又面目完整。刘熙载的评论识见精辟，往往能够贯通众说，兼取众长，表现出古典诗学后期圆融周全的成熟性，这也促成了“概”之特征的实现，加大了全书的容量。如“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兴”，寥寥数语，几乎道尽了古典诗体的主要美学性质。书中对作家的评析，也是中肯綮而少偏颇。如论杜甫曰：“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以“但见性情”、“不见文字”概括杜诗，似不多见。但这样评杜，正可以摆脱干、嘉以来只讲杜“法”的习气。又曰：“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这样讲杜“法”，高屋建瓴，便没有“枝枝节节”的毛病。又论韩愈曰：“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以丑为美”一词的内涵远比“奇”、“怪”等词丰富，这是对韩诗美学特征的更为规范的概括，不仅超越古人，也是今人犹待发掘论证的命题。此外，论李商隐“绚中有素”，论苏东坡“旷多于豪”，论王安石“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论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论江西派“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等等，精妙简约。论诗如此，论文、赋、词曲、书法、经义等亦大致如此。前人谓其“涉览既多，会心特远”，确非虚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

中国古代的宫廷乐歌。又称“北歌”或“代北”，始于北魏时期的道武帝，系采用鲜卑族古老民歌的曲调，新制曲辞，“上叙祖宗开基之所由，下及群臣废兴之迹”，然后配以各种管、弦乐器，命宫女们早晚在殿庭中演唱，以寓讽谏之意。其歌多达一百五十章，其后多有亡佚。至唐代仅存《慕容可汗》、《吐谷浑》、《鉅鹿公主》、《白净皇太子》等数章而已。“真人代歌” 亦曾传至江南，对南朝音乐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古曲。 或称《北歌》。 北魏时鲜卑族民歌音乐。宫中歌女常演唱。后流传到了南朝，梁朝的《横吹曲》即吸收了其中的内容。6世纪末，南朝陈后主(583—589 年在位)专门派遣宫女去北方学习箫鼓(鼓吹别称)，称为《伐北》，于宫廷宴会娱乐时演奏。故此乐曲当时广泛运用于北方和南方的鼓吹乐中。

文林馆，官署名。北齐时设置，掌管著作及校理典籍，并培训生徒，设置学士。北周时改称崇文馆。《唐六典》八：“宋太始至齐永明，有总明馆，梁有士林馆，北齐有文林馆，后周有崇文馆。或典校，或司撰，或兼训生徒，若今宏文馆之任也。”
 
又称《诗纪》。先秦至隋诗歌总集。一百五十六卷。明冯惟讷编。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成书。冯惟讷，字汝言，号少洲。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年)，卒于隆庆六年(1572年)。山东临朐人，嘉靖进士，官至江西左布政使，以光禄卿身份离职。有《冯光禄集》。 《古诗纪》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专门搜集唐之前诗歌的总集，分前集、正集、外集、别集四部分。前集十卷收先秦古逸诗，分歌、谣、杂辞、诗、逸诗等十三体，所录诗皆注明出处及写作背景;正集一百三十卷，收录汉魏至隋诗歌，都按朝代顺序编排，每个朝代以帝王、诸家、爵里无考者、方外、闺秀、无名氏的顺序排列，诸家以时代顺序排列，每个朝代的民歌乐府则列于本朝最后;外集四卷收录古小说、笔记中的仙鬼之诗;别集十二卷，收录与本书有关的诗歌评论和一卷志异，收录了一二韵语不能成篇的残句。不可确考年代的作家与诗歌附录于末。每个作家作品以先乐府次四、五、六、七言诗歌的顺序排列。只有几篇作品的，不尽按例。《诗经》、《楚辞》做为整体未选入。《诗纪》最突出特点就是全，所谓“纪者，史家之总结记事之名也，故编年以序历，著号以提纲，虽该载浩瀚而条贯联属，一纪立而一代之文献备矣”。上古至隋朝的诗歌几乎全备于本书，溯诗之源，无需他求。明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书就是三本主要参考书之一，近人丁福保编《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即以本书为蓝本。由于卷帙浩繁，书中难免有真伪错杂，抵牾舛漏之处。清冯舒有《诗纪匡谬》一卷，订正本书缺失，较详实精核。有冯惟讷原刻本，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甄敬刻本，明万历间吴管、谢陛、陆弼、俞笨刻本。有目录三十六卷，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冯珣关中重刻本。《诗纪匡谬》有知不足斋本。

汉至隋的诗歌总集。近人丁福保(1874-1952)编。 丁福保字仲祜，号畴稳，江苏无锡人。早年肄业南菁书院，攻语言文字之学。后留学日本习医，归国后，任教兼行医，并致力古籍整理。其编著有《老子道德经笺注》、、《陶渊明集笺注》、《说文解字诂林》、《清诗话》及本书。1912年在上海创立医学书局，出版医学及佛学等书籍。《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共54卷，依时代顺序分《全汉诗》、《全三国诗》、《全晋诗》、《全齐诗》、《全梁诗》、《全陈诗》、《全北魏诗》、《全北齐诗》、《全北周诗》、《全隋诗》11集，意在前接《全唐诗》。此书以明冯惟讷《古诗纪》为蓝本，加以损益，又参照清代冯舒《诗纪匡谬》订征《古诗纪》的讹误。书中有丁氏所加的不少案语，校勘亦较为精良，卷首有《绪言》，指出明清人编纂诗集的错误，丁氏“误者正之。伪者删之，阙者补文”而编成此书。此书是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问世前搜集资料最完备的一部汉至隋的诗歌总集，曾被广泛使用。但此书也沿袭了二冯之书不少的错误和不足。《古诗纪》所录各诗不注出处，丁氏照录而未加考证补注。《诗纪匡谬》的一些错误丁氏也未作辩正而以讹传讹。丁氏虽也订正了一些《古诗纪》的讹误，但其所加案语未注所据，难以使人信服。另外，此书既作为《全唐诗》的前接部分，却又仅从汉代开始，舍弃了《古诗纪》中前集10卷所录的先秦古逸诗，是一个很的大缺憾。有医学书局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断句排印本。
 
先秦至隋代诗歌总集。今人逯钦立(1911—1973)辑校。共135卷，包括先秦诗7卷、汉诗12卷、魏诗12卷、晋诗21卷。宋诗12卷、齐诗7卷、梁诗30卷、北魏诗4卷、北齐诗4卷、北周诗6卷、陈诗10卷、隋诗10卷。逯钦立字卓亭，山东鉅野人，先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广西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任职，是汉魏六朝文学的专家。先秦至隋代诗歌的总集前有明冯惟讷《古诗纪》，后近人丁福保在冯书的基础上进行增删，又据清冯舒《诗纪匡廖》订正冯书之误，编成《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但这两部书在材料的完备上和可信程度上都有较大的缺陷，逯氏继承了《古诗纪》而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辑补、校订、整理工作，费24年之力编成此书。 此书取材广博，先秦至隋代的歌诗谣谚，除《诗经》《楚辞》而外，全都编入，即使类书中的片言只语亦加搜辑，引书近300种。此书资料翔实可信，逯氏博考群书，所载诗歌皆注明出于某书某卷，采自旧集的一般为完诗，辑自类书杂著的一般为残篇，便于读者复核。各书异文或同一书不同版本的异文，均一一记录，前人校勘成果亦予酌收。此书考订较为精审，辨伪订讹，纠正前人各书之误。在编排上，此书一以时代先后为序，便于读者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和历代诗歌的发展轨迹。总之，此书是目前最完备的一部唐以前诗歌的总集。有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唐五代诗歌总集。一千零三十三卷。明胡震亨纂辑。此书卷帙浩繁，搜罗宏富，是我国古代私人纂辑的最大一部唐五代诗歌总集。震亨晚年家居，藏书万卷，日夕探讨，校读精勤，与汲古阁毛晋等人往来，勤于著述。此书是胡震亨一生研究唐诗的结晶，其子胡夏客说：“先大人孝辕府君搜集唐音，结习自少。至乙丑岁(即天启五年，1625)始克发凡定例，撰《统签》一千卷。阅十年，书成。”(《李杜诗通》识语)胡夏客所谓《统签》一千卷，似为约数，《明史•艺文志》录此书为一千零二十四卷，《四库全书》录为一千零二十七卷，《千顷堂书目》则录为一千零三十二卷。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范希仁抄补本一千零三十三卷最为完善。全书以天干为纪，后人推测其命名之由：“唐开元间，列经、史、子、集为甲、乙、丙、丁科，科各置牙签，殊以色。明之季，有海盐胡孝辕先生，学贯群书，仿其意而汇全唐三百年诗，次为一编，若初、若盛、若中、若晚，亦签区之，戊签其晚唐也。晚唐曷以为乎戊签? 甲以帝王诗，而后初、盛、中以次相及也。以下无诗乎? 有己、庚、辛、壬矣。己、庚、辛、壬非唐人诗乎? 唐人之不足名家并不足名诗，与异乎人之人，更兼夫非人之族之诗也。然则癸其遗乎? 是用采古今之诗话、诗史，时参以己见，为之殿也。”(杨鼐《唐音戊签序》)可见《统签》之前九签，纯辑录诗作，且基本按诗人所处的时代编排，帝王则置于首，释道鬼神缀于末，乐府单列，《全唐诗》体例受其影响甚明。前九签名家诗集，首列小传，除引正史外，还引杂史、笔记、地志等材料，且标明出处，颇有价值，偶也注明版本。《癸签》为诗话，涉及唐诗的各个方面，它不但对唐诗的流变、风格以及作家的高下作出了较系统的论述，还涉及了与唐诗有关的目录、版本及金石之学，内容可谓广博。胡震亨《统签》一书，搜集宏富，后来清康熙朝编定《全唐诗》即以此与季振宜《唐诗》为基础。《全唐诗》初盛部分多用季稿，亦据胡书进行必要的辑佚和校订;而中晚唐之部，多据《统签》。因卷帙浩繁，成书后未能全部刊刻，仅有其中部分刊刻。《癸签》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刊刻，甲乙丙丁戊五签于康熙间刊刻(丙丁二签刊刻未全)，馀四卷均未刊刻。据近人俞大纲《纪唐音统签》所录，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统签》之全帙，仅甲乙戊癸全为刻本，丙签仅卷八十七至九十二、九十六至一百七十一为刊本，丁签仅卷二百一十一至三百二十一、四百至四百九十七为刻本，馀皆为范希仁抄补。《四库全书总目》谓仅有戊、癸二签有刻，王士禛《分甘馀话》以《全唐诗》为《统签》之转刻，实乃误记。

清代文学、史学理论著作。9卷(或为8卷)。章学诚著。章学诚“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集毕生学术研究的精华，而完成了《文史通义》 一书。书中立论，逆时趋而持风气，弥合考据、义理、词章三家的界限，阐发了一系列独到的文学、史学理论见解，在乾、嘉时期自成 一家之言。 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力倡“六经皆史”之说，主张“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表现了注重经世致用的倾向。由此，他强调“道”与“器”、“理”与“事”的统一，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言“道”，并推重“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的历史著作。章学诚于“才、学、识”之外，犹重“史德”，要求“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在文学理论方面，章学诚提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反对“空言”，要求文章写作“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认为优秀作品“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姱采色”，并以“气昌而情挚”者，为“天下之至文”。章学诚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但又不绝对否定形式的意义。他注意到了形式自有其特殊艺术规律，指出：“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然而，他认为形式最基本的规律即顺应内容的自然表达，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是“无定”中的“一定”，只能靠“自得”，所谓“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因此，他反对古文家“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的作法，强调文章写作假如脱离内容而拘泥于固定的程序，必然会受到束缚。为说明这一点，他譬喻说：“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此外，书中“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犹为表里”等观点，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史通义》流传有不同的版本。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有《文史通义》标点本，所据为刘氏嘉业堂所刻《章氏遗书》，共9卷;其中“内篇”6卷为文学、史学专论，“外篇”3卷，多为序、跋、书信，内容与“内篇”相发明;另附“补遗”、“补遗续”。中华书局1985年又出版了《文史通义校注》，由叶瑛校注，所据为通行本，共8卷，其中“内篇”5卷，为文学、史学专论，“外篇”3卷，均为方志序例;附《校雠通义》3卷。

章炳麟著。分为上、中、下3卷。上卷论小学，共11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大抵根据声韵转变的规律，探语源，明流变，考证较为详赅。中卷论文学，共7篇，包括《文学总略》、《论式》等。首论文字界说，并运用朴学家的观点看待国故，以为“有文字著于竹帛”者皆属于“文”的范围;“论其法式，谓之文学”。这种广义的文学概念，忽视了文学本身的特点，抹煞了文学与学术著作的区别。他认为古文字学(即小学)是一切文学的基础，所谓“小学既废，则单篇挎瓜落”，“故榷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亦评述历代散文、诗赋的优劣，大抵于论辩之文尊春秋：“晚周之论，内发膏肓，外见文彩，其语不可增损。”于诗赋推重汉魏而薄中晚唐以降。下卷论诸子学，共9篇。通论诸子哲学的流变，推崇道家，谓儒、法皆出于道家，而“经国莫如《齐物论》”。《国故论衡》是一部学术著作，反映了作者的许多重要文学观点。全书论证详赅，文字清峻，其中议论虽有偏颇之处，但亦有较多独到见解，是近代学术界重要著作之一。此书1910年在日本排印出版，后收入《章氏丛书》第13～15册。另有民间庚辰(1940年)印制华西大学国学丛书本《国故论衡疏证》。

《楚辞》研究著作。东汉王逸撰。《楚辞》为西汉刘向所辑，本为16篇，王逸增入己作《九思》1篇，编为17卷。大约成书于安帝元初中作者为校书郎期间(公元117年左右)，它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的内容包括释义、校刊、训诂、考史、评文。每篇前都有序文，简释题意，撮其要旨。由于王逸生长于楚地，时代去楚未远，不仅对屈原异代相感，怀有深情，且熟悉荆楚方言、名物，又擅长训诂，故解读每出新意，且多采前人成说而有所剔择，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此著虽不免于汉儒的通病，释义发微，时有悬断臆测、迂曲穿凿之弊，但仍为后世《楚辞》学者所重视。现存较好的版本有明隆庆五年夫容馆复宋本17卷，通行的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丛书集成》本。

清代戴震撰。戴震聪明好思，博闻强记，对天文、数学、历史、地理均有较深造诣，精通古音，创造韵类正转旁转之例等。对经学、语言学贡献甚大。一生著述丰富，有《原善》、《原象》、《诗经二南补考》、《声韵考》、《声类表》、《尔雅文字考》、《方言疏证》、《文集》等，孔广森编有《戴氏遗书》传世。其中以 《孟子字义疏证》为其代表作，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以疏证《孟子》字义的形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集中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的理论，认为程朱之不知理，同于释老，对 “道”大为有害，宋代儒家学说使孔孟之道丧亡。强调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只有从考察具体事物的过程中才能认识事物之 “理”。指出 “天理”与 “人欲”在自然基础上统一，而程朱所倡导的 “理”，完全是 “尊者”、“长者”、“贵者”等压迫“在下之人” 的工具，是 “以理杀人”，完全是“舍法而论理”。其批判精神对晚清思想家、改革家影响较大。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由何文光整理的 《孟子字义疏证》，其中包括《原善》、《孟子私淑录》，便于普通读者和研究者阅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