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说文解字》体例的著作。清代王筠撰。凡二十卷，又《补正》二十卷。全书将《说文》体例及传本讹误概括为五十多个条目，前十四卷说释“六书”条例及《说文》各种体例，后六卷列出对《说文》的一些疑问。每条均取《说文》本身材料进行辨证，并常用金石古文和他书材料订正《说文》舛讹。为清人阐述《说文》体例最详之作。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道光三十年(1850)、光绪九年(1883)等多种刻本。辛亥革命后，世界书局、商务印书馆、上海国学整理社，均有影印本。1983年，北京中国书店据世界书局影印本重新影印。1987年，中华书局又据道光三十年刻本影印，影印时将王氏原附书后之《补正》分别附印于各卷之末，并新附笔画索引。另，清人江沅也撰有《说文释例》二卷，分别收入《小学类篇》、《翠琅玕丛书》、《芋园丛书》，虽较王书简略，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清代全面研究《说文》成果卓著的四位学者，即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段氏的代表作是《说文解字注》、桂氏的是《说文解字义证》、朱氏的是《说文通训定声》、王氏的是《说文句读》和《说文释例》。四家各有长短。段书博大精深，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精心校勘，竭力恢复许书原貌;发明许书义例，通其条贯大旨;广征博引，疏证字义;以声统字，因声求义。尽管有武断之弊，但不影响他在四大家中的首席地位。桂馥和段氏同时治《说文》，彼此平生未及相见。桂书的流传在段书之后，有人以二书相伯仲，未必恰当。桂书的最大特点是材料丰富，“尤博于义”，他在形音义的考求上，不如段氏融会贯通。段注是真正的语言学著作，桂书则是训诂资料书。朱氏的卓识在于认识到引申义和假借义的重要性。一词多义，是语言中常见的事实;《说文》只讲本义，是很不全面的。朱书的最大贡献在全面地解释词义。书中的“通训”，是专门研究引申义和假借义的，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在词义综合研究上，以朱氏成绩最大。王氏研究《说文》著重在整理。他的《说文释例》是阐发许书体例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好。书中经常引用金文作证，非其它三家所及。《说文句读》虽不乏作者创见，主要目的还在为初学者“明其句读”，对《说文》的普及做了有益的工作。

西汉董仲舒撰。《隋书•经籍志》、《春秋》类著录《春秋繁露》十七卷。两《唐志》同。《西京杂记》卷二：“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词。”《春秋繁露》之名始见于此。《汉书•董仲舒传》云：“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是《繁露》本一篇之名，盖《繁露》为全书首篇(今本题《楚庄王》未是)，以首篇概全书，故称。本书隋唐以来流传八十二篇，今缺第三十九、四十及五十四三篇。其中说《春秋》的凡十六篇，论政治制度及政治原理原则的二十篇，讲天道阴阳五行的三十二篇，此外为讲郊祀及其它。《繁露》中引孔子之言凡二十余处，其中有不见《论语》者，如“孔子曰：　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春秋繁露•俞序》)。当系《公羊春秋》先师相传口说。又如说：“孔子立新王之道，明其贵志以反和，见其好诚以灭伪，其有继周之弊，故若此也。”(《春秋繁露•玉杯》)显然这是董仲舒为了适应汉王朝的统治而提出“继周之弊”、“新王改制”之说，并以此来托于孔子，反映了董仲舒对儒学的发展。《春秋繁露》唐以后即已残缺，后人离析篇章以凑足八十二篇之数，传钞日久，错简缺误颇多。今存以南宋嘉佑计台本《春秋繁露》(缺一、二卷)为最古。清代有武英殿聚珍本、卢文弨校《春秋繁露》(《抱经堂丛书》本)，注释有凌曙注《春秋繁露》及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十七卷。宋洪兴祖(1090—1155)撰。洪兴祖，字庆善，丹阳 (今江苏丹阳)人。宋徽宗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兴学开荒，有政绩。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卒。洪氏好古博学，终身不离书本，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议》、《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楚辞补注》及《考异》等。此书所以称 “补注”，是因为在王逸《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对王氏说法在义理上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上加以考证、辨析，并纠正 《章句》之疏误，补充《章句》之不足，故称《楚辞补注》。它是解释 《楚辞》较早、较有价值的注本，朱熹撰《楚辞集注》多取其说，故此书在研究《楚辞》专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 “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对此书撰写过程有详细叙述：“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 《楚辞》十卷，凡诸本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 《章句》之未备者。书成，又得姚延辉本，作 《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洪氏参校本有二十部左右，并逐步完善，可见其用力勤恳、态度严肃认真。此书兼载 《释文》(亦称 《楚辞释文》，今佚)，《考异》一卷附 《释文》后。今流传本无《考异》，其内容已分散编入 《补注》之中。《补注》撰写体例为：先列王逸注文于前，再以 “补曰”，表明是洪氏补注部分。此书的学术、文献价值是：一、在《楚辞》校勘、订正上，取得很大成就。至洪氏时代，《楚辞》已流传千余年，几经传写，异文脱简，纷然杂陈，莫衷一是。洪氏参考多种底本，精心校订，力图再现古本原貌。如注 《抽思》 “愿荪美之可完” 句时，曰：“ ‘完’一作 ‘光’”。比较二字，“光”与上句 “亡”协韵，今多以 “光”为是。对《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注曰：“一本有些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 ‘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 ‘羌’ 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此说甚为合理，并为后世研究者所认同，以此二句为衍文。二、《补注》一书依据底本赅博，征引宏富，保存了唐代以前及洪氏同时代今已失传的 《楚辞》著作中的若干遗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郭璞(晋人)所注《楚辞》，徐邈 (晋人)的《楚辞音》均佚，《补注》多次引用;时人鲍慎思鲍钦止之说亦有所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楚辞释文》的征引。《释文》为古本，今佚，由于洪氏的征引，保存了不少极为珍贵的资料。今人游国恩将《补注》所引《释文》 逐条摘录，得七十七条，使后人得见《释文》之一斑。三、对屈原品格，给予很高评价，对贬损屈原之说，给予有力批驳。在 《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说： “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对班固称屈原“露才扬己”，颜之推诬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的妄言，严斥为“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补注》也有失当或牵强之处。有的是承袭王逸的误说，将《离骚》的“椒专佞以慢慆兮”的 “椒”，解为楚大夫子椒，是极不当的;有的纠正王说，反更显错误，如 《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之“帝子”，王逸解为“尧女也”，尚能接近作品原旨，而洪氏却说：“帝子以喻贤臣”，反而更违诗意。版本有“宋刻本，十七卷，《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原项元汴家藏而入内府，今不知归何处。明复刻宋本，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杭州大学皆有藏。清后有多种版本。今见普及本为中华书局编辑部据汲古阁刊本，1981年标点排印，白化文等校点本。

《楚辞》研究著作。17卷。南宋洪兴祖撰。所谓“补注”，即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其体例是先列王逸注文于前，“补曰”以下申己之说，既证王注，又纠王注之舛错，且对《楚辞》原文多所阐发。征引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训诂考释、名物补苴，资料详备，出处清楚，纵然或有疏误、牵强之处，亦瑕不掩瑜，《四库全书总目》誉称其“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朱熹《楚辞集注》多采其说。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记载，洪兴祖尚著有《楚辞考异》1卷，原为单行本，现在《考异》的内容已散入《楚辞补注》的“补曰”之前。此书版本计有10余种，现存较好的有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17卷，通行的有《四部备要》本，及中华书局1957年9月排印本。

《楚辞》研究著作。8卷。南宋朱熹集注。王逸《楚辞章句》原为17卷，朱熹删掉《七谏》等4篇，增入贾谊作品2篇，编为8卷。今本《楚辞集注》附有评驳旧注的《楚辞辩证》2卷和删定晁补之所编《续楚辞》、《变离骚》2书，收录荀卿等人辞赋52篇编为《楚辞后语》6卷。朱熹认为，《楚辞章句》和《楚辞补注》2书“其于训诂名物之间，则已详矣”，“至其大义，则又皆未尝沉潜反复、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楚辞集注•自序》)。因此，对于《楚辞》的“大义”及“文词指意”的阐释，朱熹比王逸、洪兴祖多有独到之见，且有感于当时的宋金对峙，力主抗金，故著力颂扬屈原“忠君爱国之诚心”，亦借以寄托自己被黜出朝之慨。因此，周密认为《楚辞集注》的主旨在于“以灵均放逐，寓宗臣之贬，以宋玉招魂，抒故旧之悲耳”(《齐东野语》);陈振孙则云“公为此注，在庆元退归之时，序文所谓放臣、弃子、怨妻、去妇，益有感而托者也”(《直斋书录解题》)。是可谓朱注之长。而其所拘泥于儒家经典，亦颇多附会之解，是为其短。此书版本近20种，其中较好的是南宋端平间刊本，195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以影印出版。现在通行的有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楚辞注本。六卷。清蒋骥著。蒋骥，字涑塍，武进(今江苏常州)人。卷首先列《史记•屈原列传》、《楚世家》节略、唐沈亚之《屈原外传》，并对屈原生平事迹，有所考辨。书中还附有“楚辞地理总图”、“抽思、思美人路图”、“哀郢路图”、“涉江路图”、“渔父、怀沙路图”等五幅楚辞地理图，逐一推断屈原创作各篇的时间地点，以及行踪等。书中推断屈原各篇作品的创作次序为：《惜诵》、《离骚》、《抽思》、《思美人》、《卜居》、《大招》、《哀郢》、《涉江》、《渔父》、《怀沙》、《招魂》、《悲回风》、《惜往日》。至于《九歌》、《天问》、《橘颂》、《远游》诸篇，蒋骥认为它们“文辞浑然，莫可推诘，故弗敢强为之说云”。此外，《九章》各篇的注释详尽辨析了年月道里等问题。在《山带阁注楚辞》之后还附有《楚辞馀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楚辞馀论》主要是辨驳旧注的谬误，考证名物异同。如考证《离骚》“摄提贞于孟陬”时，蒋骥引《后汉书•张纯传》“摄提之岁，苍龙甲寅”为证，说明“摄提”为“摄提格”之省称。又如屈原作品中的“民”字，旧注训为“民众”，蒋氏则认为是屈原自指。书中也偶有怪论，如云“魂兮归来哀江南”中的“哀江”为地名。《楚辞说韵》专门研讨楚辞声韵，按字母分列文字，通以方音，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广博地引证古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山带阁注楚辞》既避免了汉学家偏重训诂、不求屈子深意的毛病，也避免了宋学家囿于迂腐的义理而忽视文字训诂的弊端，是明清众多楚辞注本中较好的一种。最早刊本为康熙五十二年(1713)武进蒋氏山带阁刻本，后有雍正五年(1727)刻本，1958年中华书局将该书排印出版。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 一部从上古到隋代的文章总集。清代严可均辑录。因书名太长，前人征引时，有时简称为《严氏文编》。主要版本有严可均原稿本 (现存上海市图书馆)、1892年黄冈王毓藻刻本、广雅书局本、上海医学书局影印断句本、1958年中华书局影印断句本。严可均 (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嘉庆五年(1800)考中举人，任建德教谕。后告病归家，专心著述。他学问渊博，精于文字音韵之学，对辑佚、校勘用力甚勤。一生辑校诸经逸注及逸子书等几十种，连同他自己编写的文稿，合为巨著《四录堂类集》，共73种，1251卷。《清史稿》卷488，《清史列传》 卷69有传。本书分为15集，共746卷。计有 《全上古三代文》16卷、《全秦文》1卷、《全汉文》63卷、《全后汉文》 106卷、《全三国文》 75卷、《全晋文》 167卷、《全宋文》 64卷、《全齐文》 26卷、《全梁文》 74卷、《全陈文》18卷、《全后魏文》60卷、《全北齐文》10卷、《全后周文》24卷、《全隋文》36卷、《先唐文》1卷，最后是 《韵编全文姓氏》 5卷。本书收录了从上古到隋代3000多年间的3497位作者的文章，编录者为每个作者都作了一个小传，有不知朝代的作者54人，则附于全书之末，称《先唐文》。全书的体例基本上遵循《全唐文》。书中所收文章，分代编次;作者文章较多的，又按文体分类编次。经、史、子三类原书现存的，不录; 只录其中的 一部分单篇。本书的第一个长处是收录十分丰富。编录者在《总序》中说：“广收三分书与夫收藏家秘籍，金石文字，远而九译，旁及释道鬼神。起上古，迄隋，鸿裁巨制、片语单辞，罔弗综录……唐以前文咸萃于此。”姚振宗评价本书说： “严氏深于目录考证之学，所辑 (指本书)……虽曰总集，而兼包四部; 于子部之书，所辑尤多;集部则佚文皆在，实为考据渊薮。”(《隋书经籍志考证后序》)尽管严氏充分利用了前人辑录的资料，但他毕竟付出了长期的辛勤劳动，把他能够找到的大量资料统统汇集到 一起，为后人研究唐以前的文献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本书的第二个长处是考订比较详密。尤其是严氏为每一作者所作的小传，“多有不见于史，而皆有援据，无一字无来历”(同上)。本书的第三个长处是以时代先后为序给众多的作者和文章排了一下队，理出了一个头绪。例如袁涣、应玚、徐干、刘桢、王修等人死于建安年间，《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把他们都列入魏代，是不妥当的，而严氏将其改入后汉，就比较合理。又如诏命、书疏、奏议、碑版等，都按年、月、日先后为序;年月日不详的，则列于各类之末。本书也有不足之处。第一，本书虽收录丰富，但仍有遗漏。例如有些散见于各书的零碎材料或整段整篇的文字，严氏或限于见闻，或由于疏忽，未及收录。按照本书的体例，前人文章已佚而篇目尚有可考的，也附列其目，而严氏在这方面的遗漏也不少。第二，考订、收录都有一些错误。例如 《谈疏》6卷，本是晋简文帝司马昱作，而本书误题梁简文帝萧纲作;《显忠录》20卷，本是北魏王元怿作，严氏承《隋书•经籍志》之误，以为梁元帝萧绎作。又《全晋文》中以张俊、张悛为二人，其实“俊”是“悛”的讹误，二人实为一人。再如《全宋文》中收入孔璠( 一作孔璠之)佚文，考之隋志、两唐志，孔璠实为晋人。以上都是误考。至于《全上古三代文》中所收的 一些佚文，大都从后代的书中辑出，来源复杂，多有不可靠者。其中如太昊、炎帝、颛顼以及鬼谷先生之流，本身就是传说中的人物，其文章的可信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另外，鬼神仙妖之作，也一律照录，更是不妥当的。又如梁沈麟士《祖德碑》本是伪作，严氏辑入，这是误收。后汉王粲《荆州文学官志》“百氏备矣”一句之下，严氏辑本杂入《文心雕龙•宗经》一文中的188字，这是误合。第三，严氏写的作者小传，有些地方的行文措词，仍表现了很深的正统观念。例如《全汉文》 卷11 《公孙述小传》把公孙述的称帝称为“僭位”;同卷《隗嚣小传》把隗嚣与刘秀对抗称为“拒命”; 又如 《全后汉文》 卷106收入黄巾军 《移书曹公》，目录上就称为“流贼”。当然，这都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未可厚非严氏。中华书局于1965年12月依照原书所载篇名，新编了一个目录，又编了一个作者姓名索引，在每一篇名和作者下面，均注明页数，以便于读者查阅。

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著。见《昌黎先生集》。唐代官厅，盛行壁记，记述本地官职升迁，以激励来者。这篇壁记是韩愈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为崔斯立任蓝田县丞时所作。文章前半篇讲县丞是县令的副职，其位高于主簿、县尉，但他毫无实权，为避免与县令发生矛盾，对公事采取不置可否态度。当吏胥要他签署文件时，不敢正视文件内容，还要看吏胥的眼色。俗称县丞为“闲职”，有职无权，还受人攻击。后半篇写崔斯立勤学博文，在任大理评事时因议论得失，两次被贬官。在任蓝田县丞时，起初欲有所作为，但因职位所囿，只好收起锋芒，与世无争，终日吟哦厅堂，种树观竹，不能尽其职守。本文借崔斯立的遭遇，揭露唐代封建官场内部长官大权独揽，吏胥仗势欺人，副职委屈求全的腐朽内幕。并对虚设县丞进行抨击，为崔斯立鸣屈。文笔幽默诙谐，刻画人物神态简炼生动。

明清两代科举考试所采用的标准文体。正式的名称叫制艺或经义，俗称八股文。自从隋唐建立 “以文取士” 的文官考试制度以来，科举考试文章的内容与形式变化不定。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便与刘基商定了科举考试文章的标准程序，命题范围确定为 《四书》 《五经》，答题的形式也作了严格规定： 其文略仿宋朝的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俳偶。例如，考试题目：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语出 《论语》)，考生就必须设身处地站在孔子的立场上，模仿圣人的语气，对这一论题加以阐释发挥，这就叫 “代圣人立言”。当然，不能写成诗歌或大白话，而必须采用骈文的形式，要讲究对偶、声韵、词藻、典故等。而且，文章的结构也有标准的程序，即破题→承题→起讲→提比 (起股)→中比 (中股) →后比 (后股)→束比 (束股) →落下。其中，从提比到束比的每一部分，要求都写成两股对偶的文字，共计八股，这就是八股文一名的由来。简单地说，就是 “破承起比”。破是点题，是文章的开头; 承题和起讲是对破题的进一步发挥，还是属于引子; 以下的四比即八股两两相对的文字，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阐释论题，要说得头头是道，滴水不漏，是文章的中心部分; 落下是结语，最后 “曲终奏雅”。

明清两代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特殊文体。 也称“时文”、“制义”、“制艺”、“八比文”。每一篇文章都由破题、 承题、 起讲、 入手、起股、 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句话点破题目要求。承题，是承接破题，将破题中的紧要字样承接下来并加以阐明。破题与承题是文章的发端部分。起讲是开始议论部分，要求总括全题，笼罩全局。人手是起讲后入手之处，即在起讲后，用一二句或三四句引入本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是八股文的主要部分。在这四段中，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一共8股，所以叫“八股文”。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以又叫“四书文”。所论述的内容要根据宋代朱熹的《四书集注》等书，不许作者自由发挥。每篇八股文规定字数，如清代顺治二年(1645)规定，每篇限550字，康熙二十年(1681)，增为650字，乾隆四十三年(1704)，又增至每篇700字。八股文内容陈腐，形式死板，束缚人们的思想。康熙二年(1663)，以“八股文章，实于政事无涉”，下令停止，以策论表判取士。康熙七年(1668)恢复。随著科举制的消亡，八股文也就无人再写了。

律诗，句数、字数、平仄、用韵、对仗等方面有严格规则要求的诗体。又称“格律诗”。有五律、七律、排律之分。全首八句，每句五字者称五律;全首八句，每句七字者称七律;全首八句以上者称排律。起源于六朝，成熟于唐。为中国古代诗歌重要形式之一。《新唐书•文艺传•杜甫传赞》：“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律，六朝阴铿、何逊、庾信已开其体，但至唐沈佺期、宋之问始可称律。”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律诗者，梁陈以下声律对偶之诗也。梁陈诸家，渐多俪句，虽名古诗，实堕律体。唐兴，沈宋之流，研炼精切，稳顺声势，号为律诗。”律诗第一、二句称首联(或起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或结联);每联的上句称出句，下句称对句。一般押平声韵。五律、七律全首五韵(一、二、四、六、八句入韵)或四韵(二、四、六、八句入韵)。颔联与颈联的上下句必须对仗。此外，亦有将律诗、绝句通称律诗的。

古典文体之中，与散文对立的一种文体。又称“骈体文”或“骈俪文”。其主要特征是辞藻华美，以偶句(即对称的两句，又称为俪句)为主。对偶工整，音律严整、使典用事，多四字句或六字句，其间的三字句或七字句主要是为了协调音节。骈文的萌芽期在西汉，如王褒的作品已出现骈偶句式。(《圣主得贤臣颂》“夫荷毡被毳者，难与道纯绵之丽密;羹藜含嗅者，不足与论太牢之滋味。”)至东汉时，因受辞赋的影响，文体进一步趋向整齐排偶。班固《汉书》的传论，即多偶句。至汉末，“建安七子，悉以排偶易单行”(刘师培《论文杂记》)。西晋太康时代，陆机首先提出“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姘;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这一主张文章要有抑扬轻重(上下句平仄对称)的音律的理论，与潘岳并为晋代骈文旗手。至南朝齐、梁时声律论兴起，所谓“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要求，于是骈文就综合了对仗、用典、辞藻、音律四方面，限制愈益严格，发展成四字、六字句组成的骈文，因而被推到了顶峰。涌现出诸如宋之谢灵运、颜延之、鲍照，齐与梁之江淹、任昉、陈与周之徐陵、庾信等骈文大家。创作出诸如《芜城赋》(鲍照)、《哀江南赋》(庾信)、《与陈伯之书》(丘迟)等著名骈文篇章。至唐宋，更出现了通篇四字、六字句的骈文;宋时便称之为“四六文”。唐宋的古文运动一定程度上遏减骈文的发展势头，但直至清代，骈文仍在流行，出现了陈维崧(《俪体文集》)、袁枚、胡天游、洪亮吉、王闿运等著名骈文家，有远溯汉魏，追踪徐、庾，超越唐宋，陵轹元明之势。至于联语的产生也最足以说明骈文的影响更加广泛。参见“四六文”条。

古典文体之一，是骈文的一体。骈文句式大抵取双句，重音律，常以四字、六字协律，相间成文，故又称“四六”。东汉末蔡邕的碑版文、孔融的奏疏文(如孔融《荐祢衡表》)已呈其端，西晋陆机《演连珠》50首为较早的四六短文，至刘勰《文心雕龙•章句》提出“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的主张，“遂开四六之先。”(刘师培《论文杂记》)但四六之名的真正确立，始于唐的李商隐。李商隐自编《樊南甲集》，称之为“樊南四六”;后又编《樊南乙集》，即称骈文为“四六”。所谓四六，即用“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这种四字、六字句成文。亦可用“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形式。也可以中间单用四字句与四字句对、六字句与六字句对格式。故四六实形成于南朝，而盛于唐宋。南宋试士，多为四六，并增至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12体，故使四六文大盛，亦使四六定型。汪藻(有《浮溪集》)、真德秀(有《西山集》)等即是南宋四六大家。而评述四六文的论著也以南宋为著。王铚的《四六话》，谢伋的《四六谈？》，王应麟的《辞学指南》，以及后世清人彭元瑞采宋人笔记《容斋五笔》《墨庄漫录》中论四六语所汇成的《宋四六话》一书等等即是研究宋四六之圭臬。

文体名。骈文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一种新文体，至南北朝时达到极盛，被视为文章的正宗。骈文的特点是讲究对偶、声律、词藻、用典等，而且这些都有固定的格式，实际上是一种“格律文”。所谓 “骈”，原指两马并驾，骈文的句式特点是两两配对，即对偶或对仗，故称 “骈文”或 “骈俪文”。骈偶并非魏晋文人的发明，在先秦的文章中，就有许多两两相配的句子，汉代的贾谊、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张衡、蔡邕等人的文章中，更是大量运用平行句法，但这主要是为了修辞的需要，而且不存在固定的格式，因此不能算作一种文体。魏晋以后，随著文学观念和审美观念的变化，人们开始从纯艺术的角度注意文章的形式和词藻的华美，于是将作为修辞手法的对偶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随著四声的发现，人们对文章语言的音韵之美也刻意追求起来。人们的种种尝试和追求，目的是创造一种赏心悦目、声情并茂的美文。这样，就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新文体，即对仗工稳、词藻华美、音韵铿锵、风格典雅的骈文。南北朝时代，可以说是骈文的天下，文人一提笔，就是“骈四俪六”。甚至连朋友之间平常的通信，也要写成文采斐然、音韵铿锵的美文，如梁朝陶宏景的 《答谢中书书》：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具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陈鳞竞跃……” 这种文风延续到初唐，王勃传世的名篇 《滕王阁序》 就是一篇骈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 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骆宾王代徐敬业写讨伐武则天的檄文，也是采用的骈文： “……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倘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 若其眷恋穷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直到唐宋古文运动后，骈文的正统地位才逐渐被古文取代，但在某些领域中，骈文依旧独占鳌头，如明清科举考试所采用的 “八股文” 就是标准的骈文。骈文对传统文人有莫大的魅力，因为其难度比散体文大得多，才华横溢的文人正好显示其高超的技巧。直到二十世纪上叶，一些新文学作家和留洋归来的学者还将骈文视为文章的一种基本功，甚至以擅长写骈文自夸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