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师范大学考博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汇编(3)

本站小编 免费考研网/2018-02-21


又称“铭文”。古代刻于器物、碑石上，用以规戒或褒扬的韵文。刘勰《文心雕龙•铭箴》：“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最初，铭文只是刻在器物上，用来记器名、物名或器物制作者、制作时间等的题记式的文字，韵散兼有。后来借此记载功德，颂扬祖先的业迹，或表示警戒，形式逐渐趋向于四言韵语。到了唐宋，又突破四言韵语的形式，常常韵散结合，甚至全篇用散文形式。由于要记功颂德，所以词藻既要博约，又要温润。按其勒刻的处所不同，可以分为五类：器物铭，勒刻在钟鼎、弓、剑、盘盂、车、船及日常用具上。源远流长，《礼记•大学》中载有商汤时代的《盘铭》，《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戴有武王《席四端铭》等十七则，《后汉书》载有《权衡铭》，清沈德潜《古诗源》载有《衣铭》。汉代蔡邕《鼎铭》、北周庾信《刀铭三首》、唐白居易《盘石铭》等。居室铭，勒刻在名山大川或名胜古迹之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汉代班固《封燕然山铭》、晋代张载《剑阁铭》、北周庾信《明山铭》、南朝宋鲍照《石帆铭》、唐刘禹锡《陋室铭》等。座右铭，置于座右自儆自戒。汉代崔瑗创始，作《座右铭》，后人多有仿作，如唐白居易《续座右铭》等。碑铭，勒刻于碑石之上。如秦始皇《泰山刻石》、汉代蔡邕《朱公叔坟前石碑》、张昶《西岳华山堂阙碑铭》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马文熙编注的《历代箴铭选读》，收集古代箴、铭近三百篇。

文体名。古代刻在器物或碑版上用以规戒、褒赞的文章。铭的本义为记载和镂刻，如《礼记•祭统》：“夫鼎有铭。”郑玄注：“铭，谓书之刻之，以识事者也。”后逐渐演变成一种文体。始于远古。据说，轩辕黄帝、大禹、商汤都有铭文。见诸文字记载的如周武王有《席四端铭》。后世皆因袭。其始，多将记述生平、事业或警戒自己的文字刻在器物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钟鼎之铭。”后发展为刻在名山大川上记功的文字，如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三》：“铭功会稽岭。”陆游《夜泊水村》：“太息燕然未勒铭。”在石碑上刻字记功亦称为铭。历代著名的如班固《封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刘禹锡《陋室铭》、苏轼《九成台铭》、汪中《黄鹤楼铭》等。铭与箴作用相近，但兼褒扬。后世多与箴连称。根据其用途和性质分，铭又有器物铭、居室铭、山川铭、碑铭、座右铭等类。铭文一般为韵文，常用四言句，若前有小序，则序皆为散体，极注重辞藻和文采。

又称“箴文”、“戒(文)”、“规(文)”。规戒性的韵文。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按许氏《说文》：‘箴，诫也。’《商书•盘庚》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盖箴者，规诫之辞，若针之疗疾，故以为名。”箴文是为规劝而写的文字，大多有讽谏意味，语含讽剌，多刺时弊。为了读起来顺口悦耳，便于记忆，一般是四言为主的韵文，杂有散句，但不像诗歌那样讲究韵律。箴文很早就出现。《逸周书•文传解》和《吕氏春秋•应同篇》中载有《夏箴》、《商箴》残句。周武王时，太史辛申为纠正和防止武王的过失，号令百官献箴，《左传•襄公四年》中保存了一篇《虞人之箴》，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箴文，但是发言的记录，还不是独立的文体。后汉扬雄模仿《虞箴》，作十二州箴、二十五官箴，为箴文体的创始。可分为官箴、私箴两类。官箴是臣下对君王，或对朝廷中各类属官的规劝，多委婉含蓄，常采用以古论今手法，结尾大都模仿《虞箴》“兽臣司原，敢告仆夫”的格式，形成套话。如晋代潘尼《乘舆箴》、温峤《侍臣箴》、张华《女史箴》等。唐宋以后，官箴已很少见，南宋陈亮《上光宗皇帝鉴成箴》是其中代表作。私箴是对自己的警诫文字，一般言词较明快、犀利，如唐代韩愈《五箴》(《游箴》、《言箴》、《行箴》、《好恶箴》、《知名箴》)、李翱《行己箴》等等。以“戒”为名的，汉代已作独立的文章出现，可以有序，也不一定非用韵文，最有名的是唐柳宗元《三戒》、《敌戒》，韩愈《守戒》等。“规”是唐代才出现的名称，历来作者不多。

文体名。赋是一种以“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为基本特征的文体。赋原指诵说，而不是指文体，如《汉书•艺文志》：“不歌而诵谓之赋”。我国最早以“赋”名篇用作文体的是战国后期的荀子。对赋体文学的创立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楚人宋玉，他的作品为赋的体制和艺术特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汉初，赋的创作仍以骚体为主，代表作家为贾谊和枚乘，代表作品有《吊屈原赋》、《七发》等。到汉中期以后，赋得到极大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体制，结构宏丽，描摹事物，面面俱到;讲究文彩、韵节，擅长排列类比，兼具诗歌与散文的性质，名家辈出，名篇众多，在当时极为盛行，故有“汉赋”的专称。尤其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和《上林赋》，在汉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确立了散体大赋的体制和表现手法，确定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多为后世赋家所效法。至东汉，赋风逐渐发生变化，散体大赋逐步为咏物、抒情(包括讥刺时事)小赋所代替。而张衡的《归田赋》则是这一转变的契机。南北朝以后，或受律诗影响向骈文方向发展，或受古文影响进一步散文化。受骈文影响的称为“骈赋”，著名作家作品如鲍照《芜城赋》、江淹《恨赋》、《别赋》、庾信《哀江南赋》等。受律诗影响的称为“律赋”，如王勃《寒梧栖凤赋》、韩愈《明水赋》、柳完元《披沙拣金赋》、范仲淹《君以民为体赋》等。受古文影响的称为“文赋”，代表作家作品如杜牧《阿房宫赋》、欧阳修《秋声赋》、苏轼《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元明清三代，赋的创作虽不象唐宋以前那么繁荣和有成就，但仍有不少赋家赋作，有些作品也值得一读。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它比较准确地概括了赋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的主要特点。所谓“铺采摛文”，指赋的形貌，就是用华丽的辞彩进行铺陈描述;所谓“体物写志”，指赋的内容，就是描绘刻画事物，抒写作者情怀。赋源于楚辞，故后世文体分类常将辞、赋合称，并推屈原为辞赋之祖。但从精神和体貌上讲，两者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故后世亦有人将辞与赋加以区分。赋体的流变大致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几个阶段。

介于诗与文之间、亦诗亦文的一种文体。“赋” 字最初的意义是朗诵，不是文体名称，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同时，“赋”又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与“比兴” 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 的特点是 “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是一种非常直白的表现手法。到战国时代，这种铺叙的表现手法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荀子》 中就有 《赋篇》，分别铺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这是 “赋” 从表现手法演变为文体的肇始。西汉人也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视为赋体，称为 “屈原赋”、“宋玉赋”，故 “赋” 又有 “辞赋” 之称。南朝文学批评家刘勰说： “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 这是说，赋体是由 《诗经》、《楚辞》 发展演变而来的。《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刘勰指出赋的特点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铺采摛文，言其形式; 体物写志，言其内容。这是历代赋体的共同特点。但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在西汉才开始蔚成大国，故后人将“汉赋” 视为汉代文学的代表。赋的形式并非一成不变，除了楚辞体的骚赋外，主要还有古赋、俳赋、律赋、文赋四种形式。古赋就是汉赋，其篇幅比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以及字数更多的长句。汉赋喜堆砌词藻，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后人虽有 “字林”一类的批评，但其典雅堂皇、肃穆凝重的风格，却被古人视为赋体的正宗。俳赋就是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趋于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或六言的骈偶组成，而且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到了后期，更有明显的诗歌化倾向。六朝俳赋词藻华丽、音调铿锵、构思精巧，留下了许多可供后人反复玩味的美文。律赋则是唐宋科举考试专用的赋体，故又称 “试帖赋”。既然是考试文体，自然有许多硬性的规定，如题目、字数、韵式、平仄等，都有严格的限制。同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考试一样，这种目的在测验应试者某种能力的专用文体，不可能产生出艺术精品。律赋在赋史上没有什么地位，只是聊备一体。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是六朝俳赋的反动，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也比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宋代以后，赋仍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其形式则主要是俳赋与文赋，但六朝那样的美文和唐宋那样的精品，却几成绝响。

赋体之一种。因讲究对偶、声韵，有一定格律的限制，故名。其结体的由来及特点，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说：“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陵)庾(信)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可见律赋除科试限韵一项外，基本是从南北朝后期骈赋蜕变而来的。故清人李调元《赋话》也说：“古变为律，兆于吴均、沈约诸人。庾子山衍为长篇，益加工整，如《三月三日马射赋》及《小园赋》，皆律赋之所自出。”又说：“张正见《石赋》……通章无句不对，实开律赋之先。”唐代科举试赋，除须遵循骈赋的对偶声律外，尚规定应押的韵脚字，格律更趋严格，这样，就正式形成了律赋。由于科考应制的性质与严格的格律限制，律赋严重地束缚了作者的情志，比之骈赋，真是“其变愈下”(徐师曾《文体明辨》)，故佳作甚少。到了元代，课赋改用古赋，律赋终于走向衰落。

是产生在唐宋时代的一种试体赋。从体制上讲，它是在六朝俳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演变出来的。清李调元《赋话》在论说律赋的产生时说：“鲍照、江淹，权舆已肇，永明、天监之际，音节谐和，属对精密，而古意渐远。庾子山(信)演其习，开隋唐之先躅，古变为律，子山实开其先”。所谓律赋其实就是在俳赋的对仗工整、音律谐和的特点之外，又加上严格的押韵限制而成的。它与俳赋的区别，主要在于这最后一点。科举考试用赋，是从隋文帝时开始的，唐初沿袭此例。我们从唐初王勃的集子里，已发现有限韵的律赋作品(《寒梧栖凤赋》以“孤清夜月”为韵)。唐宋两代都用限韵的律赋取士，在各家文集中多载有律赋作品，直到元代课赋改用古赋，写作律赋的风气才中衰败下来。律赋在要求俳偶和声律平仄外，又加以限韵，其目的无非是故意设置种种限制，以便考官容易分高下，其实在艺术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律赋的所谓“限韵”，也经历了由宽到严的一个过程。宋代洪迈《容斋随笔》云：“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仄次序原无定格”。他列举了三韵、四韵、五韵、六韵、七韵等种种情况，认为“自太和以后，始以八韵为常。”到了唐庄宗时，在所限八韵中又以用四个平声字，四个仄声字为标准。而且还要讲“次韵”(按所限韵脚，依次来押韵)。李调元《赋话》说：“唐人赋韵，有云次用韵者，始以次递用，否则任以己意行之。晚唐作者，取音节之谐畅，往往以一平一仄相间而出。宋人则篇篇顺序，鲜有颠倒错综者矣”。律赋，还规定有字数上的限制，一般以三百五十字到四百字为通例。律赋作为唐宋士子们求名干禄的工具，其内容主要是阐释经义，歌功颂德。加以讲究程序，设置种种限制，无异于文字游戏，在文学史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赋的一种形式。也称俳赋，以句尾须押韵而别于骈文。“骈”即对偶;“俳”，因对句重对仗而亦具偶意。故赋称“骈”或“俳”，主要因其有韵而对偶之故。自曹丕《典论•论文》提出“诗赋欲丽”始，使赋家作赋讲究对偶，崇尚丽辞。魏晋诗赋家尤以陆机为代表，偏重辞采与对偶，“遂开出排偶一家”(沈德潜《古诗源》)。即使如此，魏晋骈赋，体制未严，只是基本对仗，两句成联;句式仍灵活用虚词，语气畅达，音韵、节律谐和，尚未论四声八病。至南朝齐梁间，赋家崇尚声律，通篇对偶，炼词熔典，渐趋四六，渐近律赋，对对偶，词藻、用事、声律的要求更严。关于骈赋，元人祝尧有一精要的阐述：“建安七子，独王仲辞赋有古风。 至晋陆士衡《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此六朝之赋所以益远于古。”《古赋辨体》)

亦称“俳赋”。赋的一种。是在古赋基础上变化而成的新赋体。兴于魏晋以后，盛行于南北朝。孙梅《四六丛话》谓：“左、陆以下，渐趋整炼，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其特点是追求字句工整精巧、句末押韵、音节轻重谐畅，篇幅一般较古赋为小。唯因拘于声辞，不免影响情致的表达。著名的作家作品有鲍照《芜城赋》、江淹《别赋》、庾信《哀江南赋》等。

文赋是受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赋体。它的主要特点，是一反俳赋、律赋在骈偶、用韵方面的限制，而趋于散文化。唐宋时代有名的文赋作者，也多是当时的古文家，如欧阳修、苏轼等。文赋一般不排斥骈偶句，如欧阳修《秋声赋》中的“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澎湃”，“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苏轼《前后赤壁赋》中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等，但它只是在行文当中偶尔用之，而且也不像俳赋那样一味追求声色的华丽。文赋在用韵上，以较为自由。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掺用大量的长句，除连接词语外，还使用“之”、“也”、“乎”、“哉”、“邪”、“矣”、“焉”等虚词。在谋篇用句上，它吸收了当时古文的章法、气势。比起两汉的辞赋来，它虽然也有铺陈的特点，但克服了喜欢用僻字和堆砌词藻的毛病，特别是在内容上，已不像汉赋那样专事歌功颂德或执著于什么“以讽谕为宗”。它的缺点是往往流于说理。明代徐师曾说：“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文体明辨•序说》)但也不全是如此。宋代苏轼的《赤壁赋》是文赋中的名篇，虽然也杂以议论、说理，但叙事、写景却很形象、生动，而且文字清新流畅，既富有诗意，又贯串著古文的气势。从这篇文赋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采用的也是主客问答的方式。句式以四字句、六字句为多。押韵的方式也很自由，有的句句押，有的隔句押，有的三句、四句才押的，韵脚也不一定在句末，如果句末是虚词，往往在虚词的前面押韵。篇中也用了若干对偶句，但也只是出于修辞的需要，而不像俳赋那样肆意地追求，因此不露雕琢造作的痕迹。总之，文赋是在唐宋古文的影响下，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状物、抒情、说理，均较自由，主要流行于宋代。

文论篇名。西晋陆机作。关于其写作年代，历来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陆机二十岁左右时所作，其主要依据是杜甫《醉歌行》有“陆机二十作《文赋》”之语。另一种意见认为，是陆机四十岁左右时所作。陆云在给其兄陆机的一封信中，曾将此篇与《述思赋》、《扇赋》、《感逝赋》、《漏赋》、《咏德赋》一起评述，信末云：“兄顿作尔多文，而新奇乃尔，真令人怖。”赞扬陆机短时间内(“顿”)写出众多新奇之作，可见此六篇赋的写作时间十分相近，而《感逝赋》序言中说“余年方四十”。因而有人认为此篇亦当作于陆机四十岁时左右。关于对此篇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文选》卷第十七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说：“机妙解情理，心识文体，故作《文赋》。”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说：“陆机《文赋》曰：‘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夫‘绮靡’重六朝之弊。‘浏亮’非两汉之体。”清纪昀《云林诗钞序》说：“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入歧途，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不诚已甚与。”邓绎《藻川堂谭艺•日月篇》说：“陆机《文赋》云：‘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东坡所云‘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又云：‘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东坡所云‘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者也。不惟东坡，虽彦和之《文心雕龙》，亦多胎息于陆。”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篇》说：“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今人钱锺书《管锥编》说：“《文赋》非赋文也，乃赋作文也。机于文之‘妍蚩好恶’以及源流正变，言甚疏略，不足方刘勰、钟嵘;至于‘作’之‘用心’、‘属文’之‘情’，其惨淡经营、心手乖合之况，言之亲切微至，不愧先觉，后来亦无以远过。”现在一般认为，此文是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完整而有系统的创作论，它对《文心雕龙》的成书有极大的影响。其主旨在于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总结文学创作中正确处理物、意、文三者关系的经验。全篇从创作前的准备，艺术构思，部局谋篇，一直讲到最后完篇的创作全过程。对想象、构思、风格、才能、灵感等一系列创作的问题，都作了精采的描绘和论述。其“缘情绮靡”、“穷形尽相”说，强调文学的感情因素和形象特征;“谢朝华”、“启夕秀”说，强调文学贵在创新;“理扶质上立干，文垂条而结繁”说，强调内容是主导，而又不可忽视形式的作用。提倡“应”、“和”、“悲”、“雅”、“艳”，强调文学要有丰赡美，和谐美，感人美，典雅美，辞采美，集中体现了陆机的美学思想。此篇用赋体讲文理，虽然受体裁的限制，不如论文那样严密，然求之以声，铿锵悦耳，求之以文，富丽华美，求之以理，精妙深微，不独启迪理智，而且陶治性情，在审美趣味上给人以满足，堪称以美文讲美学的佳作。

文赋是赋体之一种。它兴盛于宋代。元人祝尧说：“宋人作赋，其体有二，曰俳体，曰文体”(《古赋辨体》)，“文体”即指文赋。文赋是唐宋古文运动的产物。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文体革新，以复兴古文反对骈文，他们运用单笔散体写赋，大大冲击了律赋的统治。韩愈《进学解》，柳宗元《骂尸虫文》诸作已分明呈现文赋风范。晚唐一些作家望风向影，杜牧《阿房宫赋》素被视为文赋佳制。北宋欧阳修、苏轼等继承韩、柳的文体革新精神，掀起又一次包括赋体在内的诗文革新运动，终使文赋拥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在艺术上愈益走向成熟。欧的《秋声赋》，苏的前后《赤壁赋》融叙事、写景、议论、抒情为一体，行文参差错落，一派散文笔调，系宋文赋的典范。

黄节，近代诗人、学者。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后改名节，别署晦翁、黄史氏等。著有诗集《蒹葭楼诗》，其它尚有《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以及诗学论著《诗律》、《诗旨纂辞》、《诗旨变雅》。其佚诗有马以君辑《蒹葭楼集外佚诗》和程千帆辑《蒹葭楼集外佚诗补》。其它文章散见于《国粹学报》、《南社》丛刻。

诗文别集，六卷，诗四卷，南朝宋鲍照撰，今人钱仲联集注。

鲍参军集注。鲍集向无注，钱仲联之祖父钱振伦始为注。鲍诗见于总集选本者很多(如《文选》《玉台新咏》《古诗选笺》等)，钱氏广泛采取这些总集选本的注文，并对典事出处详加注释，民国间黄节在钱振伦注基础上加以补注，并在注后集诸家评语以释诗旨和品评鲍诗艺术技巧的得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钱仲联在钱、黄二注基础上再加以补注集说，体例一如黄氏，原注所据的《鲍照集》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本，钱仲联取“涵芬楼”影印毛扆本，《文选六臣注》影宋本，《乐府诗集》影宋本，以及其它类书所引的鲍诗详加校勘，增加校语于注文之后，书前附有《宋本鲍氏集目录》，书后附鲍妹令晖诗，《宋书》《南史》中的《鲍照传》，以及《鲍照年谱》和《诸家评论》等。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

陶靖节年谱。①一卷。宋吴仁杰撰。仁杰字斗南，洛阳人。淳熙进士，历罗田令、国子学。录有《古周易》、《洪范辨图》、《汉书刊误补遗》等书。此谱考证多有精当之处。如陶诗《示庞主簿邓冶中》中“始室丧其偏”句，据《礼》“三十曰壮，有室”，《左传》中有“齐崔子生成及强而寡，娶东郭氏”，杜注“偏丧为寡”，此可证王质《陶元亮年谱》中二十失妾之误。又陶渊明辞彭泽令，传称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去来辞序》则称遭妹丧，仁杰以为渊明意别有在。当时刘裕不臣之迹渐显，渊明盖见机而作耳。此谱有蜀人张演辨证，今已不传，只采入数条元人李公焕的注，今有陈氏灵峰草堂刊本。《合刻忠武靖节二编》本。② 一卷。清丁晏(详见《周易解故》)撰。晏所见只有王质的《陶元亮年谱》一种，书中称之为旧谱。此书列举王谱中种种错误，皆为纠正。但由于丁晏末见吴仁杰、陶澍等诸家谱，故书中疏漏失考之处仍然很多。序言依据本集，参稽史文，而镇军建威之类，并未详考。此谱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山阳丁氏木活字印《颐志斋四谱》本，同治元年 (1862年) 印 《颐志斋丛书》 中 《颐志斋四谱》本。③ 一卷。清杨希闵(详见《四书改错平》)撰。希闵未见王、吴二谱及陶澍的《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但他参互校稽，亦有与上述谱中暗合之处。如解“已同路人”句，引《礼》“五世亲尽，别为涂人”。陶渊明与大司马相隔已及五世，又丧服自期以下，诸侯绝，大夫降，长沙公位如诸侯，故序云：“昭穆既远，已同路人”。又诗云“礼服遂悠”，则此条考证最为妥惬。但此谱亦有疏漏之处，最谬者谓陶氏五子皆为翟夫人所生，而事实上他们是同父不同母的。此谱成于咸丰七年 (1857年)，但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才刊行于世。有《豫章先贤九家年谱》本，《十五家年谱丛书》本。

靖节先生集注。东晋文学家陶渊明诗文集的注本。十卷。清人陶澍集注。陶渊明(365—427)字符亮，一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他不仅是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田园诗人，而且也是旧时文人洁身自好的典型，故其作品历来广为传诵。陶集曾有过多种传本，注本也有不少。本书是带有总结性的一部集注，它大量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在评、注两方面均优于以前的各家注本。所辑各注以汤文清、李公焕、何孟春三家为主，陶氏又补以大量字词名物、年代本事的考订，这些是他多年钻研所得，有不少精采之处。卷首有诸本序录、史传资料等，卷末又附有诸本评陶汇集及年谱考异，甚为完备。有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出版的断句本。

南朝梁沈约《晋书》本传称，陶潜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清人陶澍据此揣测，陶渊明生前曾自编文集，即《五柳先生传》所谓“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或书年号，或云甲子事，皆见于文集目录之中。(见《陶靖节先生集注》卷3)此说虽然缺少事实依据，却很合乎推理，《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梁五卷，录一卷”本以及北齐阳休之所见无目无序的8卷本和有目有序的6卷本，或者就和陶渊明的自选集有些关系。 现在可以考知其版本面目的最早的陶集有二，一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陶渊明集》7卷，一是北齐阳休之编 《陶潜集》 10卷。萧统 《陶渊明集序》说：“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所谓“更加搜求”，说明萧氏亦曾依傍旧本，唯恨其少而已;“粗为区目”，说明新本已重新分类分卷编次。据《郡斋读书志》(衢本)卷17记载，萧本编诗文为7卷，又卷首有序、传和颜延之诔。北齐阳休之《陶潜集序录》说：“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按，以卷首为一卷计)，合序目传诔，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阳休之之死晚于萧统50年，他所编的10卷本可以说是集诸本之大成。《隋书•经籍志》著录《陶潜集》9卷，这个本子应该就是阳休之的10卷本，大概序目1卷不算在内。又附注说“梁五卷，录一卷”，这个本子自然是阳休之所见的6卷本。《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陶渊明集》5卷，大抵是6卷本佚其序目1卷。又《新志》著录《陶潜集》20卷，当是阳休之10卷本，“二”字系衍文。《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为10卷，可为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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