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对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评价
（1）“新公共管理模式”克服了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弊端且更具现实性及生命力。第一，官僚体制是一种过时、僵化、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第二，政府机构不再是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第三，政治与行政分开在实践中难以做到，不现实。第四，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发生重大变化，公务员的永业观念被打破，合同雇佣、临时雇佣成为重要的用人方式。
（2）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的“新公共管理”取向及实践模式远非是完善的，它有着其内在的缺陷或局限性。
首先，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倾向。这种公共管理新模式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其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
其次，人们批评“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市场化和管理主义的总方向。说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体现了改革者对“市场价值”和市场机制的崇拜，是一种新的“市场神话”；而“管理主义”的改革取向则忽视了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本质差别，照搬私人部门管理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新泰勒主义”。
最后，人们还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提出批评。例如，合同出租是市场导向的主要原则。它有利于提高效率与效益，但却缩小了公共责任范围，也妨害公共官员与民众的联系与沟通；分权有利于增强自主性和灵活性，但也带来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保护主义，并增加公共开支；私有化有助于精简政府机构，增强公共部门的活力，但也损害了公民参与，妨碍政治导向。
（3）“新公共管理”模式在理论上包含着内在的矛盾，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大量难题。贝伦等人揭示了“企业化政府”模式包含了四大价值冲突和价值矛盾：①企业自主与民主负责之间的价值冲突；②公共企业图景与公民参与价值之间的冲突；③企业运转的隐蔽性与民主所要求的开放性之间的冲突；④企业管理要求敢于承担风险与公共财政处置责任之间的矛盾。
针对“新公共管理”或“管理主义”模式的弊端尤其是其中的公共协商精神丧失、公共利益力量式微、民主价值等问题，公共行政管理家和实践者们试图超越“新公共管理”模式，寻求新的替代模式。其中，登哈特夫妇提出的“新公共服务”模式具有较大的影响。

三、转型期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1.我国历次机构改革
（1）1952年底开始：以加强中央集权为中心。
（2）1956年下半年：以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主要内容。
（3）1960－1965年：重新强调集中统一。
（4）1982年：重点――撤并行政机构，裁减人员。
（5）1988年：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关键，以经济管理部门为重点。
（6）1993年：其方向与目标即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关键是转变职能，侧重点在政府经济管理部门。
（7）1998年：国务院调整和撤销了那些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加强宏观和执法监督部门。
（8）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999年底启动，是校正政府在市场经济中“错位、缺位和越位”行为的最迫切工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一些问题：①保留事项的审批权限往往在上级，下改上不改就改不动。②在许多地方，审批事项仍较多，手续繁杂。③制度化建设与体制创新力度不够。④审批权产生机制不健全。⑤中介机构发展较慢，难以承担政府委托的任务。全面实施《行政许可法》的条件：①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及加入WTO创造良好环境。②行政审批制度的阶段性成果奠定基础。③较充分的政策执行的准备工作。④中央高层、各级政府、社会及人民群众重视、拥护。
2.历次机构改革成就、经验和教训
（1）成就：①对于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取得一定程度的共识。②机构和人员膨胀势头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机构逐步精简并加以重构。③政府职能转变迈开实质性步伐，政府管理体制和运行方式创新力度加大。④政府间关系的理顺，政府与企业、社会、市场的关系调整有很大进展。⑤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框架确立，依法治国、法治行政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2）经验：①坚持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的目标，把政府职能作为机构改革的关键。②坚持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把精兵简政和优化政府结构作为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③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既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坚定不移的迈出改革步伐，又考虑各方面可以承受的程度，审慎推进改革。④坚持机构改革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妥善安排分流人员，优化干部队伍结构。⑤坚持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进行改革。
（3）缺陷：
①政府管制仍较多，市场机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②政府管理方式及手段单一、落后，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仍较多，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存在。
③政府内部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不明确，致使一些部门忙于具体事务、疏于决策，重审批、轻监管，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④地方或部门利益观念强，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不强等。
3.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处理好机关改革与其他配套改革的关系：不要局限于机构精简、人员裁减，应组织重建、职能转变、流程再造和管理方式更新以及相互关系的调整有机结合。①结构性的变革，如组织结构的重组，层级的简化，人员的精简。②工具层面的变革，它涉及政府治理方式、方法以及公务员做事的方式。③价值层面的变革，涉及政府人员的心灵改革，显然仅仅改变政府之结构，是无法达到改革的目的。
（2）处理好实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不仅重视价值和价值目标，且需引进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方法和技术，以便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优化行政质量，实现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并促进改革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的实现。
（3）处理好中央政府改革与地方政府改革以及自上而下改革和自下而上改革的关系。①机构改革尽量避免“一刀切”并淡化机构设置及职能上下对口的色彩。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改革时间差应尽量缩短，可以考虑地方各级政府的改革同步推进，以避免改革层层打折。③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改革方式有机结合，且更多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