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3）冯至是
20年代成名的诗人，此前已多有评介，本节着重评析的是他的《十四行诗》。要注意了解冯至诗中的“生命体验”如何转为智性的思考，达到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以“有法度的美”的诗歌体式得以表现。冯至的这些诗沉潜深奥，却也容易引起解读的兴味，还可借此了解十四行诗“中国化”的课题。

（4）
穆旦与“中国新诗派”是本章的重点。必须先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渊源及其自然组成的情况有知识性的了解。“综合”是这一诗派的核心观念，指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玄学”是指追求思想的感情显现，象征则表现于暗示含蓄。此一诗派惯常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让位于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这种概括比较难于理解。因此必须重点评析代表诗人穆旦。关键要将穆旦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做比较，看其有何新创造：其一是穆旦诗中的“自我”不是传统的主客融和的圆满，不是浪漫的扩张，也不是知识者的感伤自恋，而现代式的困惑、分裂、破碎，是排拒了中和与平衡的处于矛盾张力上的“自我”。其二，诗人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始终采用怀疑眼光，而且情思方式也摆脱二元对立，而取“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其三，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用日常的“非诗意”的词句来表达深潜的诗意，达到抽象化的抒情。因此，读穆旦的诗要同时调动感觉和思考，去体悟那种冷峭沉雄之美。可以对《诗八首》和《春》等诗做深度分析，以体会穆旦对传统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及创新价值。因穆旦诗比较难懂，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郑敏的有关评析。

第二十二章散文（三）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1）
可回顾“五四”以来报告文学逐步发展的情况（见第十八章），以更清晰了解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勃兴的理路。当然，应看到时代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要求文学贴近现实，担负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报告文学成为首选的文体。应了解的代表性作家包括丘东平、骆宾基、曹白、范长江、萧乾与沙汀，等等。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述贺龙将军的战斗生活风貌，应注意其如何以纪实性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这对于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2）了解
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满足了揭露抵制社会弊端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可重点了解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成就，他也是在当代杂文文坛上标志性的作家。此外，还有唐弢和周木斋。解放区的时代环境并不适于杂文的生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招来杀身之祸，此现象已在第二十五章论析过。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3）
就文学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小品散文更值得分析鉴赏。应关注那些名家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境界。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可读性甚高的传记散文，可注重欣赏其敏锐的感觉与才情，以及那不拘格套的笔法。冯至的《山水》多用诗的笔调来写散文，特色是好哲思，也可以选其中几篇来品评。重点可评析梁实秋与张爱玲。梁的《雅舍小品》是余闲的调剂品，不大适应时代潮流，但行文优雅怡裕，给人真切与愉悦。张爱玲《流言》中的散文与小说不分轩轾，都是将庸常生活陌生化，重在体味人生，描绘多用意象，议论显示机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散文在 90年代重又走红，不妨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与社会风尚有关。

第二十三章戏剧（三）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
了解抗战初期“广场戏剧”是适应战时政治宣传、鼓动的需求的戏剧，不仅舞台直接面对大众，其戏剧观念、写作与演出方式都朝“抗战总动员”这一目标发生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广场戏剧”，包括新秧歌剧与新歌剧，这是第二次“广场戏剧”高潮。应肯定“广场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大致了解戏剧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中宣传与宣泄民情的作用。

（2）
在“广场戏剧”现象中，应重点研究新歌剧及《白毛女》的出现。首先了解《白毛女》的创作经过与艺术形式，主要是如何自觉地借鉴、利用与改造民间（农民）的艺术资源。还应大致掌握《白毛女》的情节内容，及其在“集体创作”中如何出于政治与政策的考虑而不断修改的过程。其次，应分析《白毛女》如何将西洋歌剧形式，包括抒情唱段设计，与传统戏曲的“道白”等手法结合，并创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在歌剧音乐戏剧化与性格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应看到《白毛女》的成功除了上述艺术因素，更在于其既有鲜明的革命性主题，又充分注意满足农民观众的趣味与审美习惯，两者有较完美的统一。《白毛女》的成功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现象，其现实影响以及对后来民族歌剧艺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取替的。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
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
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


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 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

第三部分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 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1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2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3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章：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 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
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
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 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为什么在 1949以后
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
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
对《关连长》的批判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
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
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