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
地)。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和压制。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章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耿龙祥《入党》，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 “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公刘“红小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 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邵燕祥：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
戏剧：海默《洞箫横吹》，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
问题。两部作品。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
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批评：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 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 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 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章“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
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新规范”被 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章走向“文革文学”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 ”。“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1960年《人民文学》中农村生活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幸福景象。
二、狭路上的探索
作家们在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1返回历史，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进行研究 2研究“美”，回避现实，既保持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碰处到敏感的东西。严阵《江南曲》；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的高超（不接触战争的具体）茅盾给予巨大的好评。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写远去了的“长征”，从细处入手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是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歌颂宏扬某种精神的同时，忽略了“人性”，“人道”和“人本”的精神实质上的复杂感情。
三、从“歌颂”到“战歌”
严阵作品中那样的“颂歌”被称作“轻歌曼舞”，遭到批评。战斗的精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被强调（毛泽东在 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诗歌界的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创造了“阶梯式”：诗歌形式和叹词的大量运用，为表现战斗豪情而服务。如《竹矛》。小说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集大成者是浩然和他的《艳阳天》。剧本《千万不要忘记》，将“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与中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口号下，“红青年被丈母娘腐蚀”的故事情节存在于《千万不要忘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