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期文学：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 5月 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从1966年 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 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章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手抄本小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第十一章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 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 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 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卢新华《伤痕》1978年 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 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