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同上）（三）味声色与理义都是外在的，并不在心中。“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同上）。声色味在物，在与自然界；理义在事，这里所谓事包括了自然界中与人类生活的现象。五、批判程朱的“理具于心”（一）朱熹认为心中有理，理是“得于天而具于心”的。（二）戴震指出：所谓理是客观的，存在于事物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心中。（三）心所具有的只是认识作用，由于有着认识作用，心就能辨别客观事物中的理。辨别事物的理，这是心的独特的作用。（四）他强调理是心所照所察的对象。“故理义发非他所照所察者之不谬也……理义岂别若一物球之所照所察之外”（《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就事物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理义也有物必有则以其则正其物如是而已矣就人心言非别有理以予之而具于心也心之神明于事物咸足以知其不易之则譬有光皆能照而中理者乃其光盛其照不谬也（同上）理不在心内，而心有辨别客观事物中的理的能力。戴震这个学说，即否定了程朱的”理具于心“，也否定了陆王的”心即理“。五、“理”与“意见”（一）理是客观真理，必须对于事物进行细致的分析，然后才能得到。“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孟子字义疏证》卷下）（二）如果不分析事物就有所主张，那只是主观的意见。把主观的意见认作客观的真理，乃是严重的错误。（三）理是分析客观事物而后得到的，所以是人人所共同承认的；至于意见，则是少数人的主观臆断。
“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谓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四）他指出程朱所谓理其实质只是意见而已。以意见为理的严重危害――“吾惧求理义者之以意见当之孰知民受其祸之所终极也哉”（同上）（五）评价1、戴震分别了客观真理与主观意见，这是正确的。 2、但他以“心之所同然”作为真理的标准却不恰当。六、“私”与“蔽”（一）程朱陆王都讲心中本来含有理，但“为私欲所蔽”，所以心中固有的理不能显露。（二）戴震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私与蔽是两事，私是欲望方面的问题，蔽是认识方面的问题“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缪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1、固执己见，不顾违反事实，才是蔽而不明，这与私欲无关。 2、一个人，主观上不要求私利，但如不顾事实，固执己见，也可能犯重大错误，把私与蔽分开（三）评价这是戴震对于理学的批判的一个方面。但他完全忽略了感情欲望可能影响人认识的情况，也未免失之于片面。

第三节“理存于欲”戴震力图用气一元论的观点说明人性，反对程朱学派把人性分为“义利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说法。一、人性（一）他认为，性的内容就是血气心知的特点，每一类生物各有其特殊的血气心知，这也就是这类生物的性。（二）人性包含三方面，即欲、情、知。“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欲的要求是声色臭味情的发泄是喜怒哀乐知的辨别事美丑是非（三）主张性善论，而主要从人的知觉高出于别类动物来讲性善。“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此孟子所谓性善（《孟子字义疏证》卷上）人的知觉高出于其他动物之上，所以人性可以说是善的。二、戴震猛烈地批判了宋明道学所谓“理欲之辨”，提出了“理存于欲”（一）所谓理（即道德原则）不是脱离感情欲望的“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是说，感情欲望的适当满足就是理，理即在欲中，不是与欲对立的。（二）“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遂已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已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下）道德就在于欲望感情得到适当地满足，推而广之，使人人的感情欲望都得到适当的满足，这就是理想境界。（三）两者如何统一 1、理欲的统一，他更认为，欲是自然，理是必然，必然是出于自然的，是自然的完成，因而理是出于欲的，是欲的适当调整。 2、自然就是本来的情况，必然就是应该遵守的标准。他所谓必然不是现在所谓必然规律，而是指当然的准则“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欲者血气之自然……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如是而后无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这里说明了自然与必然的联系。必然是自然的恰到好处，乃是自然所应达到的标准。 3、强调――不能离开人的感情欲望而谈论道德理义。所以，他进一步指出，离开欲望也就无所谓理。“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又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4、有了欲望，有了作为然后才有判定行为恰当的理。

程朱陆王都以“去欲”作为“存理”的前提，戴震认为，这不仅在理论上颠倒了是非，而在实际上是钳制人们的思想和作为。三、戴震揭露了所谓理欲的严重危害。（一）对于人民的严重危害“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深切用意都不重视，而用理的名义来指责别人，“不难举旷世之高节著于义而罪之”，对于有高尚气节的人也讲一套理论来加以严重罪名。但所谓理只是在高位者手中的工具。他揭露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这是说，有权势者以理指责卑贱的人，没有理也算有理。
“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这是说，地位低下的人，虽然有理，也算无理。“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 ”统治者经常以理来指责人民，于是人民的罪过就极其多了。对此，戴震沉痛地控诉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以上《孟子字义疏证》卷下）礼教的残酷超过了严刑峻法。所以他说：“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孟子字义疏证》卷下）“酷吏以法杀人”，“以理杀人”，甚而至于比“以法杀人”更严重。戴氏揭露了当时统治者以“名教”，“义理”为借口来残杀人民的残暴罪行，反映了人民反抗专制压迫的情绪，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二）、戴震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人民的反抗斗争斗是统治者的贪污暴虐所引起的。“在位者多凉德而善欺背以为民害则民亦相欺而罔极矣在位者行暴虐而竞强用力，则民巧为辟而回遹矣在位者肆其贪不异寇取则民愁苦而动摇不定矣凡此非民性然也职由于贪暴以贼其民所致 ”（《原善》下）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乱之本鲜不成于上然后敏受转移于下，莫之或觉也乃曰民之所为不善用是二仇民亦大惑矣”（同上）乱的根源于上，反而说人民不好，与民为仇，就是大大的昏迷了。它对于人民反抗的正义性具有一定的认识。（三）评价戴震深刻批判了道学的理欲之辨，在当时有重大的进步意义。他重视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反对专制压迫的斗争，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戴震是清代哲学的重要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