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作为一个放开眼光看世界的维新志士，黄遵宪较早地走出国门，熟悉西方文化，关注现实政治，其诗具有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新的理致、新的意境，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突破了古诗的传统天地，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革新意义。黄诗有以下内容值得重视：第一，反映甲午战争前后四十年的历史风云，歌颂中国人民反帝卫国的崇高精神，是黄遵宪诗歌中最光辉的部分，也是他诗歌中的主旋律。诗人生当大乱之年，边关烽火，家国兴亡，皆系之于诗，举凡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庚子事变，以及近代史上的许多重要史实，诗中均有反映，他的诗集不愧是一部近代中国的编年史。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写下的系列诗作，反帝爱国思想尤为突出。代表作品有《冯将军歌》、《度辽将军歌》、《哀旅顺》、《台湾行》等。第二，鼓吹维新，宣传变法，是黄遵宪诗歌中的另一重要主题。他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出发，对封建社会中的陈腐事物进行批判，为变法摇旗呐喊；新政失败后，一面谴责顽固派破坏变法的罪行，痛惜维新事业的夭折，一面忧虞国家前途，更坚定了变法图强的信念。第三，描述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吟咏西方社会的科学文明。黄遵宪“足遍五洲多异想”，“吟到中华以外天”，其域外生活经历不仅给他的创作带来了五彩缤纷的新内容，而且也使他的诗带有更多的近代色彩。此类诗歌多写新事物、新科学、新景观，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写出了“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开拓了全新的题材。代表作品有《今别离》四首、《日本杂事诗》二百首、《纪事》等。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等。
3. 黄遵宪在广泛学习、继承前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突破旧境界，创造新诗国，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首先，黄诗虽然常有一种前瞻追求的浪漫豪情，但更主要的是方面是真切的写实。其诗凡描写时代风云者，多为宏篇巨制，往往自成某一方面小史；这些诗叙事成分增多，描写因素加强，形象鲜明生动，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弘深的感觉。其次，黄诗吸取古人以文入诗的手法，力求“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打破诗歌固定的句式、格律，纵横变化，伸缩自如，为近代诗体的解放迈出了新的一步。再次，黄诗的语言广采博收，不拘一格，不仅古的、雅的、中国的资源运用自如，今的、俗的、外国的资源也同样吸收熔铸于诗中。这样就形成了其多维的语言特色，有的典雅，有的清新，有的晓畅。总的看来，黄诗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体现了近代诗歌由旧向新的过渡，同时也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给“诗界革命”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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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柳亚子和南社
1. 南社是一个政治色彩很强的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团体，也是清末民初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学社团。1909年成立于苏州，发起人有柳亚子、陈去病、高旭，主要作家还有马君武、苏曼殊、周实等，社名取自“操南音不忘本”，寓有对抗满清政府之意。南社诸诗人积极地投身革命活动，自觉地以诗文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宣传爱国主义，反对清王朝的种族压迫和专制统治，在辛亥革命和讨袁斗争中发挥过巨大的宣传作用和战斗作用。在总体倾向上，南社诗人追求一种磅礴的气势、雄浑豪放的艺术风格和高亢遒劲的阳刚之美，表现出浓郁的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由于人员过于庞杂，随着革命的进展，社员的政治立场逐渐走向分化，至1923年南社终于解体。
2. 柳亚子被誉为“南社灵魂”、“时代歌手”，他的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角，形象地展示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风云，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其诗的中心主题是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败和封建专制，呼唤民主革命，提倡民族气节，弘扬爱国主义。此类诗歌抒发了他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下的忧愤与苦闷，表现了他为革命勇于牺牲的崇高精神与英雄气概。柳亚子的诗还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思想，以及民主、自由、平等学说，带有鲜明的近代意识。尤其是在妇女问题上，柳诗批判旧礼教，提倡新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艺术上，柳诗意气风发，感情充沛，境界恢宏，语言明畅，形成了慷慨悲壮、刚健豪放的风格，洋溢着一种奋发昂扬的革命激情，富于浪漫主义精神；其诗以近体为主，尤工七律七绝。代表作品有《元旦感怀》、《孤愤》、《吊鉴湖秋女士》等。著有《磨剑室诗集》、《磨剑室文集》、《磨剑室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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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光体
同光体是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由不墨守盛唐的诗人所组成的诗歌流派，实际上是道光、咸丰时期宋诗派的继续。在诗学上，同光体诗人的总体倾向是以宗宋为主而溯源于韩、杜，但各个诗人的具体蕲向又各有不同。根据籍贯和宗尚的差别，此派诗人大体上可分为江西派（陈三立）、浙派（沈曾植）、闽派（陈衍、郑孝胥）。同光体强调学古而不呆板摹古，要有开拓创造，力求推陈出新。他们大都曾经同情和支持过维新变法，写下了一些富有现实内容的诗作；清亡以后大都以遗老自居，多抒发个人的孤怀幽绪。此派诗人多为学识渊博的学者，注重从古代典籍中觅取灵感，在艺术上讲究避俗避熟，奇崛生涩，熔铸诗语，驱使典实，力求翻新出奇，风格一般比较古雅，但也容易走向艰深僻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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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哀旅顺》
1. 此诗是黄遵宪最著名的爱国诗篇之一，写于一八九五年，亦即旅顺军港被日军攻陷的第二年。全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地记录了旅顺失守的情景，题为“哀旅顺”，实则表现了诗人对昏庸无能之清政府的愤怒谴责、对迫在眉睫之民族危亡的深切焦虑，同时也蕴含有抵御外悔的爱国情怀。
2. 此诗的艺术特点：
（1）概括有力，表达委婉。此诗采取史诗般的笔法，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甲午海战加以高度概括与真实记录，显示了作者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同时作者采取了十分委婉的表达方式来凸现诗篇的意旨，全诗并未从正面点出导致旅顺失陷的原因，而是把这一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
（2）欲抑先扬，大起大落。此诗前十四句极言旅顺港的形式之险要、战备之精良、军威之雄壮，真是天下无双，固若金汤。最后两句却骤然转折，写旅顺轻而易举地沦入敌手，将前文陡然抹倒。两相对照，反差强烈，取得触目惊心的艺术效果，也在大起大落的结构中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悲愤叹惋。
（3）感情强烈，音韵调谐。全诗前十四句气势轩昂，充溢豪情，最后两句虽平平道来，哀恸悲怆之情却力透纸背，更显示出哀旅顺之沉痛无比。其感情之所以能如此剧烈动荡，是与作者善于用韵密不可分的。全诗逐句用韵，前十四句押仄声韵，急促而铿锵，最后两句忽然转用平声韵，暗喻旅顺失陷之轻易，与全诗的思想内容达成了高度和谐。
第三章? 近代散文
第一节? 近代前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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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前期散文创作概况：
与清代中期桐城一派独霸文坛的格局大为不同，近代前期散文呈现出两条发展线索。一是经世派作家致力于散文革新，主张文章联系实际、切合实用，反映了时代的新变化。此派作家中首先突破正统樊篱的是龚自珍，他站在时代的峰巅，以哲人的睿智洞察危机四伏的历史，并以不拘一格的散文体式表达对于现实的深邃思考，为近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途径。魏源紧随其后，主张“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他的散文多与现实紧密相关，洞悉有关事务的原委利弊，文笔犀利，内容翔实，说理透辟而又明畅条达，逻辑严密而又挥洒自如。接受龚、魏影响的后期经世文派作家有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他们对西方文化感染较深，要求突破传统散文“道统” 与“文统”的束缚，反对桐城派所标榜的“义法”，扩大了散文的题材，改变了文风，实开近代“新文体”的先河。其中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持论剀切，气理畅达，在推进文体解放上具有重要意义；王韬则首开报章文体，汪洋恣肆，畅所欲言，促进了散文的进一步变革。二是桐城派作家在此期仍然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还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和龚、魏同时的桐城派作家，影响较大的有所谓的姚门四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他们对原先的桐城文论有所修正和调整，在风格上也程度不同地突破了清正雅洁的束缚，向纵横明快的方向发展。之后，把桐城古文推向中兴的是曾国藩。由于曾氏对桐城派既有继承，也有改造，使它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因此又被称为“湘乡派”。曾氏的四大弟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是中兴的主力，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西学的影响，他们的海外游记和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给桐城古文带来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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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龚自珍
1. 龚自珍的文章一扫桐城派古文拘谨迂执的模式，摒弃考据学者脱离实际的文风，是上承先秦诸子散文的一个新的发展，他以自由活泼的体式大胆地抒写自己的真知灼见和真情实感，开创了经世散文的新风，标志着清代散文的转折。除了一些专门的学术论文之外，龚文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反映他经世致用的政论文，是他文之大宗。此类文章往往“以经术作议论”，引古喻今，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揭露封建衰世的种种积弊及其必然没落的命运，呼唤变革，憧憬未来，反映了时代的重大课题，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和强烈的战斗精神。如《乙丙之际箸议》、《明良论》。二是借题发挥、寓言式的小品文。此类文章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主要是对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现象作无情的讽刺，富有现实意义，以短小见深远、于形象寓哲理而为人称赏，文学价值颇高。如《尊隐》、《捕蜮》、《病梅馆记》。三是以纪人、纪游为主的记叙散文。此类文章不守定法，不拘一格，因人因事写法各异。如《杭大宗逸事状》、《记王隐君》。
2. 龚自珍的散文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其间渗透着作者特有的敏锐的时代感和深沉的历史感，对开拓散文创作的题材领域起了重大作用。龚氏喜放言高论，其文锋芒毕露，往往挟带着“横霸”凌厉之气，具有警悚人心的震撼力，富于浓郁的浪漫色彩。由于作家具有卓越的见解和激越奔放的感情，又刻意追求不恒常的艺术构思与不恒常的语言表现，想象奇特，文笔放纵，故形成了汪洋恣肆、奇崛壮伟、俶诡雄辩的美学风格。但龚文有时不免流于艰深晦涩，使其文意难以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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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乡派
湘乡派是近代散文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实际上也可看作是桐城派的分支。因其创始人曾国藩是湘乡人，故以之名派。曾国藩根据新的时势的需要，对桐城派古文进行了充实和发展。首先，在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加入“经济”一项，以纠正桐城文空谈义理、脱离实际的倾向。其次，扩大了古文的传统，由唐宋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同时主张骈散兼容，奇偶并用，这样就突破了桐城派取径过狭的限制。再次，在文章的艺术风格方面，特别推重大气磅礴的阳刚之美，以补救桐城柔弱之流弊，曾氏之文也确实颇多雄直之气、驱迈之势，和桐城古文“清淡简朴”的风格有明显不同。他还利用自己在政治上的地位，招揽人材，笼络、团结和造就了一批散文家，使桐城派起衰振弊，一时号为中兴。因为曾国藩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都对桐城派进行了改造，颇有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的意味，所以后人便把以他为核心的一批古文家称为“湘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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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讲读］
一、《病梅馆记》
1. 此文写于作者辞官南归以后，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讽刺性小品文。文中通过植梅的生活琐事，愤怒谴责了封建专制和病态社会对人性的戕害，表达了作者要打破一切桎梏、追求人格自由健全发展的审美理想，蕴含着冲决罗网、解放个性的深厚的社会思想内容。
2. 此文的艺术特点：
（1）抉微发奥，匠心独运。作者具有极敏锐的观察力，善于从一般人不注意的问题中引申发掘，阐发妙论。此文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普通文人画士所表现的梅之高洁与孤傲这一浅显的层面上，而是独运匠心，通过梅的被斧斫、删削而成为病梅和自己决心疗治病梅的艺术构思，反映了重大的社会命题。这种新颖的立意是历来咏梅题材中所未有过的。
（2）托物言志，寓意深远。此文采用比兴手法，借梅议政，讥评时弊，文章表面句句讲梅，没有一句题外话，但实际上却处处观照着社会、时时触及着现实，哲理溶入形象之中，如盐着水，不露痕迹。全文主旨深刻而寄寓自然，篇幅短小却耐人寻味。
（3）用笔曲折，跌宕有致。全文围绕着梅这一中心意象，着重表现了三种人物对待梅的不同态度：文人画士欣赏病梅，投其所好的鬻梅者炮制病梅，以及作者自己的买梅疗梅，在反复映照中凸现作品主旨，同时也使得行文婉曲奇诡，引人入胜。
第二节? 近代后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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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后期散文创作概况：
近代后期的散文创作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格局，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一是“新文体”派，代表作家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其中康有为、谭嗣同是“新文体”散文的前导，康文瑰玮恣肆，笔锋犀利，气势浑厚，不拘骈散，一扫传统古文的程式，极具鼓动性和感召力；谭文在维新派中号为激进，内容充实，笔带情感，议论纵横，条理清晰，表现了他冲决网罗的反封建精神和救亡图强的爱国思想；梁启超则力倡“文界革命”，是“新文体”散文创作的主将。总的看来，此派代表了散文发展的新方向，是这一时期散文的主流。二是古文派，代表作家有严复、林纾、章炳麟。其中严复和林纾都是政治上倾向于改良主义，文学上坚守桐城古文的人物。严复的古文以散体为主，作风平实，逻辑严密，具有深邃的思想和全新的意境；林纾的古文更重视形象与情境的营造，于简洁平淡的笔墨中蕴寓着丰富深厚的感情。章炳麟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为文推崇魏晋，其文把革命的主题与广博的学识紧密结合，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战斗性，感情激昂，文字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旺”。此派虽然还占有相当的势力，也在晚清学术思想领域产生过相当的影响，但毕竟不能与时代潮流合拍，已显出没落的态势。三是白话文派，此派以通俗化的大众语言宣传新思想，符合言、文合一的历史大趋势，因而它虽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它本身所具有的生机与活力已经彰显出来，为即将到来的白话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梁启超和新文体
1. 梁启超是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旗手，先后发动过“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运动，对于促进近代文化的转型有着显赫的功绩。就文学创作而言，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新体散文。在戊戌变法前夕和变法过程中，梁氏作为《时务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宣传维新的文章；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继续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撰文，议论政事、宣传西方学术文化。这些发表在报刊上的政论文和杂文，既接近言文合一，但又未能完全摆脱文言的影响，一时学界竞相效仿，号为“新文体”。又称“报章体”、“时务文学”或“新民体”。梁氏的新体散文有着丰富的时代内容和思想底蕴，带有为维新变法和思想启蒙服务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广泛地反映了近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大体上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忧虑和揭露；二是对封建专制和社会痼疾的批判；三是对变法图强的呼唤和论述；四是有关倡民权、振民气、开民智的新民之说。其代表作有《少年中国说》、《过渡时代论》、《呵旁观者文》、《变法通议》等。著有《饮冰室合集》。
2. 梁启超创造了一种新的散文范式，其“新文体”是我国散文由文言向白话的过渡的桥梁，在近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在内容上，善于以“欧西文思”来创造新意境，与此相应的是大量新思想、新名词、新知识的出现；在句法上，平易畅达，语汇丰富，文白相间，中西交融，大大提高了散文的表现力；在章法上，自由大胆地抒写己见，往往是信笔直书，逞心适意，纵笔所至，不加控制；在结构上，讲求逻辑严密，条理明晰，不故作摇曳跌宕之姿；在风格上，笔锋充满感情，尤善于运用铺叙的笔法和排比的句式，使文章形成一泻千里、不可阻遏的气势，具有强烈的煽动性和感染力。总的来看，这种新体散文对于传统古文是一次有力的冲击，为晚清文体的进一步解放和“五四”白话运动的兴起开辟了道路。
?［作品讲读］
一、《少年中国说》
1. 此文是梁启超新文体的典范，写于戊戌维新夭折后流亡日本之时。当时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中国正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吞并的境地，国家命运岌岌可危。本文中作者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上，一方面对当时腐朽的官僚体制提出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对祖国的未来寄予极大的希望，表现了作者要求祖国繁荣昌盛的强烈愿望和积极进取的乐观精神。
2. 此文的艺术特点：
（1）强烈的感染性。作者以饱带情感之笔，或说理，或喻事，或状物，往往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务求恣睢淋漓，充分表达出炽热挚烈的爱国激情，在奔放激荡中给人以慑心动魄般的巨大震撼，极富鼓动性。
（2）鲜明的形象性。此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使抽象的逻辑推理中具有鲜明生动的形象，“老大帝国”的老态龙钟、枯朽衰弱与少年中国的血气方刚、充满活力，在相互比照中栩栩如生地站立在读者面前。又广泛取譬，多方设喻，先是以人喻国，转而又以物喻人，喻中套喻，喻后接喻，堪称奇观。
（3）高度的灵活性。此文的语言表述非常自由，或文或白，或奇或偶，或引诗为文，或化骈为散，时而用一二个外语洋词，时而用三两句俚语方言，其遣词造句不受约束，无所禁忌，而又尽情尽意，明白无碍。
第四章? 近代小说
第一节? 近代前期小说
?一、近代前期小说创作概况：
近代前期小说的发展，由于承受着文化专制政策与商业媚俗倾向的双重负荷，因而从清代中期的高度繁荣一下子跌入了低谷，可称为古典小说的终结时期。此期的小说虽然在题材内容方面有所拓展，但与同时期的进步诗文相比却大大落伍了，这主要表现为对时代的隔绝，对现实的冷漠。同时小说的作者也仍旧停留在正统思想的牢笼之内，他们通过小说写作表达对于享乐生活的留恋，反映他们怀才不遇的徘徊与苦闷；或者借助幻想中的清官和侠客美化现实，以拯救摇摇欲坠的封建末世。于是形成了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两大潮流：即侠义公案小说和狭邪小说。侠义公案小说是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侠义小说和公案小说的合流，也是对以《水浒传》为代表的英雄传奇小说的反动。这类小说大体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清官折狱断案，二是侠客除暴安良，它们更多地继承了通俗小说的民间传统，所表现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上较为流行的思想，极易为市井细民所接受，从而成为下层民众的精神消费品，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三侠五义》、《荡寇志》、《儿女英雄传》等。狭邪小说由明清之交的才子佳人小说蜕变而来，同时也为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开了先河。这类小说无论是叙才子与妓女、名士和优伶，都摹绘柔情，敷陈艳迹，实为落魄文人顾影自怜的幻想，也多少反映出近代都市生活的风情与畸形病态社会的堕落，其代表作品是陈森的《品花宝鉴》、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魏秀仁的《花月痕》等。
?二、《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
1. 《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传》，是在清代艺人石玉昆说唱《龙图公案》的基础上敷演而成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侠义公案小说中的集大成之作。小说的前半部主要写侠客义士协助包公断案，除暴安良；后半部主要写侠客义士协助清官颜查散剿灭襄阳王谋反的故事；中间还穿插了侠客之间的意气纠纷。书中所写皇亲国戚、恶霸豪强的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所写清官的执法如山、铁面无私，侠客的扶危济困、仗义行侠，则体现了下层民众铲除邪恶、伸张正义的愿望与理想，是一部“为市井细民写心”之作。小说“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具有鲜明的说话艺术的特色。具体而言，一是人物形象个性突出。书中所塑造的草野豪杰，奕奕有神，既有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武功高强的共性特点，更有绝然相异，毫不雷同的个性特征。白玉堂的形象塑造尤为成功。二是结构安排既曲折有致，又清晰贯通，大小案件纵横交错，环环相套，悬念迭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作者还善于在复杂的故事中，穿插若干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使情节的发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其接缝斗榫又巧妙无痕。三是语言干净利落，贴近口语，绘声状物，声情并茂，充分体现了评话艺术的魅力。
2. 《儿女英雄传》又名《金玉缘》，作者文康的身世与曹雪芹相类似，但二人思想却大相径庭。小说描绘了一个“作善降祥”的全福家庭，写出一种幻想中的完美人生，书中的安骥一家人充分地实践了臣忠、父严、母慈、子孝、夫节、妻贤这些基本的封建伦理纲常，表达出作者对即将逝去时代之名教道德的强烈眷恋，其思想情趣的迂陋陈腐自不待言。同时也触及到清王朝官吏贪赃枉法、相互倾轧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意义。此书把才子佳人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彼此捏合，集英雄事业、儿女心肠于一身，联天性、忠孝于一体，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之作。在艺术上，《儿女英雄传》颇具特色。一是小说描摹细腻，塑造了一些成功的人物形象，其中写侠女十三妹智勇双全的豪爽性格，嫉恶如仇的侠义品质，颇为出彩，但她前后判若两人，性格不乏失常之处。二是小说的结构翻新出奇，跌宕有致，故事安排张驰相济，情节转换流畅自然。作者善用伏笔，巧设悬念，并受“西洋法子”的影响，自觉地采用倒叙手法。三是小说的语言生动流利，诙谐风趣，具有浓厚的评话气息。尤其是北京口语的运用，俏皮活脱，挥洒自如，历历传神，富有生气，堪称京味小说的滥觞。
?三、《花月痕》和《海上花列传》
1. 《花月痕》又名《花月姻缘》，原题眠鹤主人编次，实乃魏秀仁。此书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抒情小说，主要写一对才子韦痴珠、韩荷生与一对妓女刘秋痕、杜采秋之间的恋爱故事。其实韦、韩这两个男主人公的一没一升，一枯一荣，正是作者现实和理想的两个影子，小说既借“韦刘之离”发泄困顿不遇的牢骚，亦借“韩杜之合”寄托发迹腾达的梦想，反映了封建末世守旧文人无可奈何的精神面貌。《花月痕》创作特色的突出之处，首先表现为作家主体精神的张扬，带有浓郁的主观抒情色彩，这无疑是对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挑战。其次是采用双线交错、彼此对照的叙事结构，以两对命运迥异的主要人物相互映衬，虚实对比，写得空灵摇曳，细腻委婉。最后小说在叙述故事时，往往因诗设事，词藻华美，文采丰赡，写景抒情常化用诗词意境，但有时也存在着过度炫耀诗词才华的倾向，使得小说缺乏流动韵致和活泼的生气。它对后来鸳鸯蝴蝶派之言情小说有直接的影响。
2. 《海上花列传》是狭邪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作者原题花也怜侬，实乃韩邦庆。小说以赵朴斋兄妹堕落的故事为轴线，通过几个女子的不幸遭遇和悲剧结局，再现了近代社会妓女的悲惨命运，作者对她们既有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也寄予了深切的怜悯和同情，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妓女这种畸形人物的复杂性及其社会根源。作者不仅将笔锋集中于妓院这一罪恶渊薮，而且也将其延伸到官场、商场、洋场，反映了日益殖民地化的大上海的都市风情。在同类小说中，《海上花列传》的艺术成就也相当突出。首先，小说采用“穿插藏闪”的结构，把许多各自独立的故事打通，折叠在一起，几组故事平行发展，穿插映带，同时又尽量设置悬念，留下伏笔，明暗交织，互相联贯。采用这种结构，使全书故事拆散开来，没有破碎割裂之痕；收拢起来，也无拼凑联缀之迹，显示了近代小说结构模式的转变。其次，人物描写真实传神。作者把小说中的人物刻划概括为“无雷同”、“无矛盾”、“无挂漏”，他笔下的形象富有个性风采，人各一面，同时每个人物的性格本身也有他的完整性与统一性，达到了“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的境地。再次，小说的语言颇具特色，开创了吴语小说的先例。小说叙述语言用北方官话，人物道白则纯用吴语（即苏白），这就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气息和地域色彩，也能形神兼备地传达出晚清海上北里娇娃所特有的温软柔媚的风情神态。
第二节? 近代后期小说
一、近代后期小说创作概况：
伴随着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声势浩大的“小说界革命”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带有纲领性的小说理论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充分肯定了小说的地位和社会作用，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作为开启民智、疗救社会的利器，小说也由文学结构的边缘而一跃占据了整个文学领域的主导和正宗地位。由此，近代后期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可称为“新小说”的勃兴期。此期的小说在题材上相当广阔，完全摆脱了旧小说只写帝王将相、绿林豪杰、才子佳人、神仙鬼怪的传统范围，而是把全部现实社会都纳入到创作的视野之内，从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在内容上大都与改良群治、救亡图存息息相关，那些不满现实并富有济世情怀的作家，锐气横溢地暴露阴暗沉滞的社会，作品中迸射着强烈的讽刺色彩，具有浓重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从而刷新了中国小说的格局。此期新小说中写得较好、影响较大的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和曾朴的《孽海花》，亦即一般所说的四大谴责小说。在小说界革命后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作家创作了一批狂飚突进式的作品，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铎音，代表作品有陈天华的《狮子吼》、黄世仲的《洪秀全演义》等。民国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低谷，出现了徇世媚俗的鸳鸯蝴蝶派（亦称“礼拜六派”），代表作品有徐枕亚的《玉梨魂》、李涵秋的《广陵潮》等。另外，林纾的翻译小说、苏曼殊的哀情小说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