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上台，日本在靖国神社参拜、教科书、台湾、钓鱼岛、东海划界等问题上侵犯中国主权，态度和手段极其不友好。日本力图在中国羽翼尚未丰满之际寻求更大的战略利益、更具弹性的战略空间。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决心，促使其将制衡中国作为首要的战略选择。日本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加深与东盟合作，力促美、日、印、澳联盟均以中国为假想敌人，否认侵略历史、美化过去已经成为日本寻求国际地位的一条路径。中日关系随着日本一系列的不友好举动，走向低谷。
2006年10月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使中日关系出现转机，双方确立了构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双方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内容达成了广泛共识；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暖春之旅”，签署了中日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促进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这一系列的互访和对话，使中日关系出现暂时转折。
2010年，日本在钓鱼岛海域非法抓扣我国渔民渔船，我国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对日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同时，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中国领导人出席了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18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努力化解彼此分歧。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日益升温的钓鱼岛争端，与日本右翼分子不断制造事端有着密切关系，导致了中日关系的紧张。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不仅助长了日本右翼的气焰，也加速了日本政局的右倾化进程。安倍于2013年2月28日在第183届国会施政演说时，阐述了其新政权的三个外交基本原则：一是战略外交，着重针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是价值观外交，推行所谓民主主义、人权、法律支配等；三是积极主动外交，重视国家利益和保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安倍在2013年的前7个月中三访东南亚，与东盟10国中的7国元首举行会谈。这一举动被广泛视为旨在遏制中国的“地球仪外交”。
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发起挑衅，屡次表示“要毅然应对”；竭力推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赋予日本集体自卫权，大幅扩充军事预算，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等。而且，美日联合军演日趋常态化。
日本领导人的态度对中日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在防止钓鱼岛出现军事对抗方面,中国政府同安倍政府进行商议的前提是,中国保持在钓鱼岛海域及空域加强实际存在的趋势。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绝对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014年11月7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谷内正太郎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
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习近平提出，中日互为近邻，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国政府一贯重视对日关系，主张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习近平强调，历史问题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感情，关系到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日本只有信守中日双边政治文件和“村山谈话”等历届政府作出的承诺，才能同亚洲邻国发展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安倍晋三表示，中国的和平发展对日本、对世界是重要机遇。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此为新的起点，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改善和发展。日本决心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本届日本政府将继续坚持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
2015年1月8日，驻日大使程永华出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日中经济协会联合举办的新年会。程大使表示，2015年是战后70周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也是能否实现稳定改善非常关键的一年，双方应着眼大局和长远，维护原则共识，继续相向而行。
4．中俄关系
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合作与互访，不断增进两国关系。1991年12月27日，中俄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1993年两国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1月双方宣布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宣布伙伴关系的平等信任。2001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坚定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法律基础。
1991年5月16日、1994年9月3日和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这些协定的签署，是中俄双方经过多年谈判，以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确定的，这三个协定一起将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2008年7月21日，中俄外长共同签署两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这标志着中俄4 300公里的边界全线勘定。2005年6月底至7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
2008年5月23日，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访问中国。胡锦涛在与其会谈时就更好更快地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加强相互支持。第二，深化务实合作，提高合作层次和水平。第三，全面推进人文合作，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双方要充分发挥两国政府人文合作委员会的作用，落实好互办“国家年”框架下的机制化活动，设计并办好“俄语年”和“汉语年”。第四，进一步加强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战略协作。这对于中俄关系的友好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10年以来，中俄两国的关系越来越成熟，战略协作越来越密切，合作也越来越富有成果。2013年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举行中俄第八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新年伊始，中俄举行战略安全磋商很及时、很有必要。
2013年3月22—24日，习近平作为新一届中国国家领导人上任后首次出访，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表明中国把中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政策优先考虑方向，体现了中方对中俄友好关系的高度重视，表明了中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以及两国关系的高水平与特殊性。
2014年5月21日，在习主席和俄总统普京的见证下，双方在上海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结束了始于2004年的中俄天然气“马拉松”式谈判。根据双方商定，从2018年起，俄罗斯开始通过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向中国供气，输气量逐年增长，最终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累计30年，总价值4000亿美元。
2014年中俄两国元首的五次互访和会见，使两国关系的发展从顶层设计层面上得到了保障。在国际社会经历深刻变化的2014年，在索契冬奥会、亚信会议、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和APEC峰会上，习近平和普京不仅就两国事务与双边关系发展，而且就区域和全球事务深入交流意见和探讨合作前景，大大增加了相互了解，提升了互信和互相支持的程度，确保了中俄在一系列重大事务上的共识和协调立场，为两国发展以及区域和全球局势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4年11月下旬开始，俄罗斯经济在油价暴跌和西方制裁的背景下遭遇“寒冬”，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担心会再次重演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亦称卢布危机)。在西方媒体纷纷唱衰俄罗斯时，中国却在多个场合表明对俄罗斯走出困境的信心，并且强调中国会向困境中的俄罗斯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2014年12月18日，俄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是俄最大经贸合作伙伴，2014年两国贸易额将接近900亿美元，虽然世界经济面临诸多困难，但确信两国贸易额将继续增长。
2015年2月17日，中国副外长程国平和俄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京举行记者会，对2015年双边合作进行展望。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共同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是两国合作的主要议题，其中包括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庆祝活动和9月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2014年到2015年，中俄两国务实合作深入开展，成为大国关系合作典范。
 七、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
(一)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特别是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更是如此。
传统安全指的是，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及威胁国家安全的军事因素，它以维护国家主权为核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国家主权安全。它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情报等领域。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是指有主权侵犯行为的他国；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方式，主要是指政治颠覆活动或武装入侵。
非传统安全指的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生存与发展构成重大威胁的安全问题。它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如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网络安全、恐怖主义、环境污染、民族宗教冲突和高危传染病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综合性、多元性、不确定性、非对称性和突发性等特点。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渗透和交织，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传统安全威胁有可能转化为非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导致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武装冲突。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二)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问题趋于突出的原因
伴随着冷战的终结，被两极对抗所掩盖的地区性矛盾与冲突纷纷爆发，愈演愈烈；对环境保护的忽视和对能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等问题日益突出，亟待解决；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各国的命运也更多地与外部的稳定和发展紧密相连。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凸显使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上升。冷战结束后，各国都把发展科技经济放在首位，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和科技合作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愈来愈紧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一环。经济上的矛盾与争夺、控制与反控制、制裁与反制裁成为国际斗争的重要形式。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内、国际政治的重要因素。
冷战结束以后，国家的经济利益往往成为国家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制约着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抗，这使得国际关系始终遵循和平与发展的潮流。
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并不是排除和取代政治、军事因素的作用。在特定的时期和历史条件下，文化因素也会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突出问题，从而影响国际关系的发展。
各国文化不断地相互补充和吸收，在深度和广度上有超越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交流，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的特点
(1)安全内涵和主体的多元化。不同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的内涵和关注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安全，也包含个体安全、集体安全、社区安全、地区安全、全球安全、人类安全等，突出了人的安全的重要性。非传统安全的主体由国家延伸到个人，扩展到人类社会。
(2)爆发方式复杂。非传统安全威胁爆发的方式非常多样，有可能来自国家外部，如敌对国家的军事威胁，也可能源于内部，还可能是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可能是蓄意而为，也可能是非人为造成；可能是由国家发动，也可能是非国家行为体如某个组织、团体或个人兴风作浪。非传统安全威胁复杂的爆发方式需要我们加以警惕，灵活应对。
(3)影响范围广泛。一个国家的安全还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次要领域的问题可能会迅速对经济或政治领域产生巨大冲击。一些原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可能演变为非传统安全问题，影响邻国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这种特点往往触发连锁反应，范围广泛，需要各个国家、地区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
(4)治理难度增大。首先，国情的不同使得各国很难就某一问题完全达成共识。其次，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根植于各国自身社会、经济、文化的深层土壤中，不同国家在应对机制和处理方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各有局限。最后，非传统安全自身的隐蔽性、扩散性使其一旦成势就具有很强的惯性，短期内无法化解，治理难度非常之大。
(四)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方式方法
(1)加强国际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凸显，并以共同利益为基础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安全的获得需要坚持必要的主权，而主权的自主限制或者对主权者行使权利与责任的清晰厘定，则是获得国家安全的必要保证。
(2)心态更需开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开放与坦诚的态度显得格外重要。在全球化趋势下，开放参与十分重要，主动公开立场和实际状况，积极参与国际上相关问题的讨论，有助于营造良好气氛，增进信任和理解，从而增进安全地位。
(3)发挥国际组织的作用。“9•11”以来，国际组织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同类型的国际组织聚焦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其积极的合作为解决国际问题提供了有利帮助。对待以各种势力见长的非政府组织，应采取灵活多样、切实可行的措施进行整合，引导其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
(五)中国倡导“亚洲新安全观”
1．“亚信”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
2014年5月20日至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上海举行。来自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亚信成员国及观察员国领导人或代表与会，共商亚洲安全、经济、发展协作。“亚信”会议的倡议，最早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1992年10月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作为就亚洲地区安全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的论坛，“亚信”从1993年3月起开始活动。
2．“亚信”的宗旨和工作机制
“亚信”的宗旨是增进亚洲国家间相互理解和信任，开展对话与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稳定的新亚洲。“亚信”国家间的合作基于自愿、协商一致原则，同时遵守联合国宪章。
“亚信”建立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外长会议、高官委员会会议、特别工作组会议和部门领导人会议等机制。其常设执行机构为秘书处，设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目前，“亚信”共有26个成员国和12个观察员(国家或国际组织)。
3．“亚信”的中国元素
“亚信”峰会每四年举行一次。在本届“亚信”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深入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获得热烈反响与共鸣。“亚洲新安全观”被写入本届峰会发表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海宣言》，从而为“亚信”注入中国元素。
 八、地区局势与热点问题
(一)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流的原因
在当今局势下，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
维持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与稳定是完全可能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世界大战特别是核大战的主要根源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已发生了实质转变；其次，虽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仍存在严重的矛盾与竞争，但经济的全球化使其在经济上的联系和依赖日益加深，它们之间存在协调与合作；最后，冷战后大国关系加紧调整，形成一种“一超多强”的局面，各大国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取得了力量的相对平衡，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二)世界热点问题和热点地区不断出现
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世界上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世界主要力量对全球地缘战略要点和能源的争夺，加之民族、宗教和领土等因素，使世界热点问题和热点地区不时出现，新的危机不断凸显，局部冲突和战争接连不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又有新的发展，违背国际关系准则，以某种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例层出不穷。之前潜在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凸显激化。中东、里海、中东欧、中亚、朝鲜半岛、北极、中美洲等地区是近些年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中东是世界的动荡地区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经历了长期和频繁的战争与冲突
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共爆发大规模战争不少于10次，大规模内战数场，小规模冲突及恐怖事件层出不穷。1980年9月爆发的两伊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1990年8月2日至1991年2月爆发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更是牵动全球；2003年3月20日，美、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并迅速占领了伊拉克；2010年12月突尼斯青年自焚事件成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反政府风潮的导火线，中东整个地区陷入混乱、动荡之中。
2.中东地区局势长期动荡不稳的主要原因
任何一个地区的混乱和动荡都有一定的缘由，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动荡混乱之中，有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具体有以下几方面：(1)外部原因：大国势力及地区强国势力之间的相互争斗。(2)内部原因：中东地区国家间及国家内部民族、宗教和教派矛盾错综复杂。(3)重要因素：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4)核心问题：中东问题主要是指阿以矛盾，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
3.中东地区的集体动荡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吉德一名26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齐兹在街头摆摊卖果蔬营生，遭警察驱逐自焚而死，引发了全国性抗议活动，最终迫使本•阿里总统下台。这一事件引发了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反政府风潮。随后，埃及、阿尔及利亚、也门、约旦、利比亚、巴林、阿曼、沙特、科威特、叙利亚、苏丹、伊拉克和伊朗等国都不同程度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活动。布阿齐兹之死在中东导致突尼斯和埃及两个政权被推翻，引发了利比亚战争，动摇了叙利亚、也门和巴林三个政府，整个地区陷入集体性动荡之中。
埃及作为阿拉伯世界的“龙头老大”，自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后政局一直动荡不稳。2012年6月， 来自“穆兄会”的穆尔西总统就职，一年后又在动荡中下台。2014年6月，前军方领导人塞西经选举就任总统。2014年12月23日塞西总统访华，中国表示愿同埃方共同努力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
叙利亚自从2011年3月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教派纷争不断，危机不断深化，暴力冲突持续扩大，并呈现地区外溢危险动向。2012年11月，在美国、卡塔尔、沙特等国支持下，叙反对派组织在多哈举行会议，成立“全国联盟”。 2013年3月，“全国联盟”在伊斯坦布尔成立 “临时政府”。冲突双方在战场上难分胜负，僵局难破，造成7万多人死亡，数百万难民流离失所。2014年3月，阿萨德在选举中成功连任。增加了与反对派谈判的筹码。然而，危机的解决尚待时日。
中东变局呈现以下特点：(1)突发性。变局突如其来，全球情报机构、国家政府以及民众都无法预测和估计其突发事态。(2)传染性。事件突发，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短期内蔓延至整个地区。(3)迅猛性。强度很大，势头猛烈。(4)持续性。这种动荡局势将长期化。(5)草根性。中东变局不是由一个政党或组织领导的革命，而是一场草根革命，是由普通底层民众自发联合发起的运动。(6)革命性。要求变更政权，变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以及改变僵化的体制。
(四)乌克兰危机及其影响
乌克兰问题由来已久，原因复杂。引发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原因是2013年底乌克兰亲俄派总统亚努科维奇最后时刻拒绝签署《欧盟—乌克兰联系协议》，并靠拢俄罗斯，以换取后者150亿美元财政援助和1/3折扣价天然气(相当于每年为乌克兰节省20亿美元)。 危机爆发导致亚努科维奇出走，反对派上台。随后，克里米亚成为危机的焦点，并引发连锁反应，使乌克兰面临东西部分裂危机。2014年5月，新总统波罗申科上台。2015年初，乌克兰政府军不断攻击东部分裂武装，局势轮番升级，俄罗斯屯兵乌俄边境。
对北约来说，争夺乌克兰是其东扩的一个重要环节。除了推行西方价值观，更重要的是依托乌克兰的地缘位置，西方可以获得与俄罗斯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而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是俄对抗西方的一堵天然屏障，加上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军事生产能力，乌克兰亦是俄罗斯实现国家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提供者。美国声称俄罗斯的举动是对国际秩序的粗暴践踏，问题的实质其实是俄罗斯的举动直接挑战到美国在全球事务上的领导权和影响力。
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发展体现出当今政治格局的特点。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苏对抗的格局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超多强”局面，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格局发展。在乌克兰危机中，美、欧、俄三方都拥有很强的实力，但同时各方都不存在直接打败对手的实力，冷战格局已经消失，多方势力都有了巨大发展，但美国仍然在国际事务中有巨大影响力。在这样的格局下，对峙各方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方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
尽管多极化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但当今仍存在着一些因素影响世界和平，如地区冲突，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乌克兰危机正是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经由“颜色革命”的动荡，演化为地区性武装冲突，给该地区及周边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而在美、欧、俄三方中，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乌人民，不断拉拢乌高层领导，为了满足自身的利益最大化，甚至直接干涉乌国内事务，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依然存在。
乌克兰危机招致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孤立，作为其非常时期突破危机的一个重要出口，俄急需加大与中国的合作，希望得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因此，“海上协作-2014”俄中联合演习得以在比较敏感的中国东海海域进行，这是两国海军首次在钓鱼岛西北海域进行联合协同演习。同时，俄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金融经贸合作，并加大了对中国的能源出口，僵持多年的中俄天然气谈判借乌克兰危机实现破冰。乌克兰危机客观上推动了中俄关系的发展，为中俄广泛深入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中国同样重视中乌关系。2015年4月17日，中国驻乌大使张喜云在乌发表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中乌关系。他指出，中国政府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尊重乌克兰人民的自主选择。我们希望乌克兰武装冲突能够尽快结束，希望乌克兰能够走上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道路。中方愿意为此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九、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
西方干涉主义是指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需求，经常凭借其经济、军事优势，以各种名义对别国发动战争。仅20世纪末以来，就连续发生了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这几场战争充分暴露了西方大国对外奉行干涉主义的本质。而西方国家近期对西亚、北非国家的干预行动突出地表明：西方干涉主义在理论上逐渐系统化，在行动上日渐模式化。作为一种处理国际问题的模式，西方干涉主义日益显示出对国际关系的危害，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
西方干涉主义公开宣扬“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可以高举人道旗帜介入主权国家事务，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强制推行符合西方利益的西方模式，以西方价值观挑战和否定发展中国家的主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以“人类普遍的价值观”为由，为西方武力干涉披上正义性、合法性外衣，以引导社会舆论，争取民心，使得实施干涉行动时，整个西方世界没有反对的声音。西方国家动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通信工具和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媒体，按一己需要进行压倒性宣传。一方面，论证其对外政策的合法性，赋予西方武力干涉以神圣的文化光环；另一方面，对其他国家的国内舆情实施强力影响，影响其他国家国内政治的决策。
(二)以西方同盟甚至联合国名义为武力干涉手段
西方干涉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早期实施干涉往往依靠临时拼凑的力量，到20世纪末，则发展为以北约和西方七国作为实施干涉的有力手段。近期，西方国家则开始利用联合国的名义武力干涉他国内政。美、法、英等国决意发动战争时，为了减少国际舆论压力，为其干预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便积极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有关决议，此后，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再超越超联合国的授权范围，把保护平民的行动演变成以空中打击为手段、彻底打垮被干涉国政权的战争，并试图将这种干涉手段模式化、制度化。
(三)以霸权主义和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