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9年成立以来，APEC逐步建立起一套较完善的合作机制，合作范围逐渐扩大，以其“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独特合作方式，对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行了有益探索，成为当今亚太地区“级别最大、影响最大、机制最完善的经济合作框架”。APEC主要讨论与全球及区域经济有关的议题，如促进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实施亚太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推动金融稳定和改革，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等。近年来，APEC也开始介入一些与经济相关的其他议题，如人类安全(包括反恐、卫生和能源)、反腐败、备灾和文化合作等，这一系列议题的深入探讨及其组织活动的积极进行，有力地推动了区域贸易的自由化。
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举行，主题是“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中国自2001年后再次成为APEC的东道主。习近平指出，中国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面向未来，谋求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亚太经合组织发挥更大引领作用，勾画亚太长远发展愿景。
 五、综合国力竞争
(一)综合国力竞争
1．综合国力的含义
正确估量各种力量，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实力，是把握世界格局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方法。研究国际问题、世界格局必须善于正确估量多种力量的发展变化并把握各种力量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对那些对格局变化起重要作用的力量的实力变化应特别关注。
综合国力，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存、发展以及对外部施加影响的各种力量和条件的总和。它是国家主权生存和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它包括经济、政治、科技、军事、外交、文化、精神等实力，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等基础实力。
现在评估一个国家的实力不再只是强调其中一种或两种因素，而是强调其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既包括自然因素，又包括社会因素，既包括物质因素，又包括精神因素，是各种因素、各个领域的总和，也是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统一。只有把各种因素综合考虑，作全面的分析，才能对一国的综合国力作出客观、科学的分析估量，以及对它对世界格局所产生的影响作出符合实际、真实可靠的预测，并采取正确的对策。
2．综合国力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一国的综合国力是随着一定的条件而发生变化的，且同一时期的综合国力表现也不相同，这具体表现在：第一，随着历史条件、内外环境的变化，综合国力，包括单项实力和综合实力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第二，综合国力由潜在形式向现实形式转化的情况不同，因而在一定时期综合国力的表现也就不同；第三，综合国力的作用范围也经常变动，因而其构成和状态也有所不同。
3．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综合国力竞争的方式、规模、程度有不同的特点
国家利益与许多因素相关，并不局限于本国之内，而是与许多外部因素相关，处于国际大环境之中，这具体包括经济的联系、政治的联系、科技的联系、文化的联系、军事的联系等。在这种相互联系当中，国家体现和实现着自己的利益。这种“联系利益”，既包含有共同的利益，也包含有冲突的利益。共同利益构成合作的基础，冲突利益构成矛盾的基础。无论追求何种利益，为了谋取更大的份额，相互之间必然要展开激烈的竞争，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这一竞争日益激烈，表现在科技竞争、人才竞争等许多方面。
(二)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内容
面对愈演愈烈的竞争，我们必须明确其竞争内容，更好地提升综合国力，展开全方位多层次的竞争，为了正确而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不断努力。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综合国力竞争的中心内容是经济竞争。冷战结束之后，经济竞争成为国际竞争最主要的内容。由于国内资源和市场不足以扩大经济规模，大国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争取获得更多的投资、技术、出口市场、贸易顺差。许多国家都调整了外交工作的重心，确立了外交为经济服务的战略。政治家们出访往往带上企业家同行，争取大笔的订货、工程、服务贸易以及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往往是外事活动直接的目标。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贸易争端甚至贸易战也屡见不鲜。
第二，综合国力竞争的主要目标是国际政治地位和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美国霸权主义有增无减，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力图发挥所谓“领导者”的作用。其他大国不愿生活在单极世界之下，大力推动多极化进程，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相互之间构成了有合作、有竞争，有争夺、有交易的复杂关系。有的国家把谋取联合国入常当做政治上的重要目标，有的国家谋求地区性政治影响。
第三，科技创新及率先突破是综合国力竞争的制高点。科技重大突破可以强力推动一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因此，科技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在国际竞争力的计算中包含较多科技方面的内容，如科技人员的数量及比例、申报专利数量、发表论文数量等。多国都瞄准科技前沿，如基因工程、纳米技术、数字电视等，大力投入，组织攻关，并加速向现实的生产力转化。不仅比水平，而且比速度、比商业化。
第四，军事力量是综合国力竞争中具有威慑性的手段。军事力量是国力竞争的重点和直接表现。冷战结束后，军事斗争曾一度缓和。但近年来，军事斗争又突出了出来，表现为：军费开支明显增长；核武器竞赛抬头；高技术武器竞赛成为新热点；军火交易日益扩大；谋求军事优势；军事手段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
第五，文化竞争是综合国力竞争中日益突出的一个方面。“文化力”概念的普遍使用，意味着文化已成为一种力量。一定的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国民的精神状态、素质及能力，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国家之间围绕着文化的扩张与抵制展开着复杂的较量。美国借助于经济力量和先进的传播手段，大力进行以核心价值观为主的文化扩张。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农作物、工业产品，而是电影和电脑软件等。面对美国强势文化的大举扩张，小国弱国，无能为力。而有一定实力的国家，则起而捍卫。如以法国为首的法语地区，举起了捍卫法语文化的旗帜。文化之间的融合与竞争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第六，综合国力竞争的基础内容是人才和人的素质的竞争。当代世界，除少数战略性资源，一般的物质资源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下降，而人才资源的地位上升。加之人才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所以，人才的竞争在当今世界越来越突出。许多国家都把教育作为国家发展和振兴的基础。有实力的国家则用工作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大量吸引高级人才。发展中国家的人才流向发达国家，特别是流向美国。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正在日益激烈地进行，我们应冷静面对，认真研究，积极进取，掌握主动。
(三)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特点
只有把握好综合国力竞争的特点，才能在竞争中争取有利地位，赢得更好更快的发展，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六点：
(1)21世纪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在科技上占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
(2)网络功能质的变化和迅速发展普及，使人类迎来了崭新的以网络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时代，这将导致信息替代资本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最终成为核心资源。
(3)联合争强、集团取胜的“航母式”模式，将是未来竞争的主要手段。对此，欧盟先行一步，以联合力量与美国争高低，东亚地区也正在加紧行动。21世纪的竞争主要在美、亚、欧三大板块间展开。
(4)新世纪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表现为一场世界范围的“创新战”。
(5)进入新世纪，综合国力的竞争在具体形态上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而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竞争的关键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
(6)在当今的激烈竞争中，还存在着少数发达国家为了本国和本集团的利益，以“新干涉主义”为借口对其他国家进行制裁甚至是武装干预的危险，这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相悖，需要我们保持警惕。
 六、大国关系
(一)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入调整
大国关系是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冷战结束以来，大国纷纷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战略，大国关系经历了不断磨合、碰撞、摸索和调整的过程。虽然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但是大国关系的调整仍然围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而展开。推动大国关系调整的具体表现有：
(1)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调整，主要是两极格局崩溃的结果。世界政治格局主角间关系的调整和改变，势必引发其他大国间关系的调整。
(2)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调整，主要是各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为寻求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和谋求在新的世界格局和秩序中的有利地位而进行的。西方国家纷纷调整对华关系，把中国纳入大国伙伴关系中。除此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也纷纷调整关系，加强合作交流。
(3)科索沃战争、“9•11”事件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等重大国际事件推动了大国关系的进一步调整。
(4)新世纪初，印度在信息技术上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软件研发和出口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在军事上公开成为有核国家。
(二)大国关系调整的特点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国关系深入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
(1)实用主义主导了大国关系的调整。冷战后，各大国关系调整的依据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国家利益。
(2)大国之间基本上避免公开对抗，不互为战争对手或者不明确将对方视为敌人。
(3)大国间相互制约、相互协调，也彼此发生摩擦。
(4)美国是大国关系调整的中心，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深受美国影响。
(5)不存在其他大国联合起来反对美国的情景。
(6)在大国关系的调整中，世界次等大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三)中国与大国的关系
冷战结束前后，中国大国关系面临考验。从1989年6月开始，美国、欧盟、日本等几乎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参与对华制裁，企图在政治上、外交上孤立中国，通过延缓贷款、撤走技术人员、恶化贸易等方式加重中国的经济困难，中止高技术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在军事上威胁中国，从而达到以压促变的政治目的。面对种种困难，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中国强调从战略利益出发处理国家间关系，提出“坚持原则、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多做工作、打破制裁、避免孤立”的对策。首先，巩固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积极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的关系。其次，利用西方国家的矛盾，从日本和欧洲突破开始。具体的代表性事件，例如，1990年7月日本恢复对华贷款，10月欧共体外长会议决定取消对华限制措施，恢复同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正常关系，11月，钱其琛正式应邀访美，美国中止高层互访的制裁被打破。1993年11月，中美领导人在西雅图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晤，标志着西方大国制裁政策彻底破产。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进入全面崛起的新时期，这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标志。2001年，中国崛起效应开始全面展现，在大国关系调整中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中国加入WTO，彰显坚持对外开放的决心；与欧盟建立全面伙伴关系，促进中欧关系进入蜜月期；抓住“9•11”事件，促使中美关系走上成熟之道。在此背景下，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的总体外交战略布局。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国际环境的有利支持，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外部条件中的重要一环，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强调“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大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同时，中国积极加强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战略合作关系，进而与各地区主要大国进一步加强合作。
在“大国是关键”的外交布局上，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提出要“稳中求进”，首次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中国当代领导人从新的全球化时代背景出发，顺势而为、与时俱进的开创性战略思想。“新型大国关系”是对历史上反复出现的霸权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零和竞争、相互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所谓“定律”的根本否定。“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充实完善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对外战略，也展现了中国在大国交往中和而不同、互相包容的诚意。
中国大国关系体现出积极、建设性、全面性的特征，中国积极推进同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
1．中美关系
20世纪90年代总体而言，美国仍处于对中国崛起不适应的时期。1993年上台的克林顿政府对中国提出接触与遏制并行的主张，但在1995年6月李登辉访美的冲击下，中美关系跌至谷底，克林顿重新思考对华政策，开始体现出全面接触的态势。1997年江泽民访美、1998年克林顿回访，双方宣布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对抗关系得以扭转。中美战略关系由联合抗苏逐渐转变和确定为在亚太地区发挥稳定作用。
2001年“9•11”事件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对华政策的转机。2001年以来，中美高层互动常规化，协商平台制度化，军事交流全面恢复，体现出互补性、合作性、建设性、竞争性、创新性的特征，一种复合的、相互依赖的双边关系正在形成。
以布什总统2002年、2005年两次访华和2006年胡锦涛主席访美为契机，中美关系迅速改善，美国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对中国国际定位作了重大调整。2006年9月，中美两国着眼于未来的战略安排，启动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共同协商解决双边经济关系中需要长期关注的问题。2007年9月，胡锦涛在第十五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中美既是利益攸关方又是建设性合作者的新定位，得到布什的赞同和支持。2009年7月，在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的推动下，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合并，并升格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揭开了双方合作与协调的新篇章。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是具有两面性的，其认为中国崛起已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国际挑战，在安全战略上对华防范心理明显，在对华交往中积极施加影响，力促中国社会制度及内外战略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演变。
伴随着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的困境，美国朝野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展开攻击，施加种种政治压力；从2009年年底到2010年年初的美国对台军售导致中美军事交流再次中断，到3月朝韩“天安号”危机爆发，美国航母陈兵黄海；谷歌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会见达赖喇嘛事件等，中美关系因为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急速下降。为控制冲突升级、避免危机发生，中国政府做出了积极努力。胡锦涛主席于2010年4月访美出席核安全峰会；后又与奥巴马总统多次会晤；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各领域交流合作继续推进；中美还就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问题、全球经济治理、气候变化等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保持沟通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气氛，为双方关系的改善营造了良好氛围。
继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访华后，2011年1月18日至21日胡锦涛主席的访美活动推动了中美关系向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美国副总统拜登亲自前往机场迎接，奥巴马总统打破惯例在白宫为胡锦涛主席举行私人晚宴。2011年1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华盛顿发表题为《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演讲，重申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在下一个十年，继续推进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2011年5月10日，为期2天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美国华盛顿落幕，双方签署了《中美关于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全面框架》，成为中美经济合作新的里程碑。
2013年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是机遇和挑战同在的一年。习近平当选中国新领导人和奥巴马竞选连任美国总统后,世界对中美两国能否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十分关注。习近平2012年访美时曾提出:要把中美关系塑造成21世纪新型大国关系。但美方并未放弃甚至仍在坚持冷战思维和霸权战略。美国借口“亚太军事再平衡”，战略重心东移，使中国的周边环境更加复杂化。首先，增大了中国周边的军事安全压力。其次，增多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变数。美国充分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普遍存在的矛盾心态，利用钓鱼岛事件强化美日同盟，利用中越、中菲南海争议介入南海问题。再次，增大了对中国的地缘经贸压力。奥巴马政府把加强同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确立美国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作为“东移”的优先战略目标。一是大力提升同亚太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剧同中国的市场竞争。二是美国通过TPP扩大，遏制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发展势头，主导亚太经济秩序，架空“10+X”体制尤其是“10+1”和“10+3”，并对中国形成巨大规则压力。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实质上不是要“平衡”，而是要霸权。各种举措明显带有针对中国的色彩。但中美关系不同于当年的美苏冷战关系。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广泛深入，较之军事冲突经贸分歧易于化解；中美不论在全球问题还是地区问题上都拥有很多共同利益，美国在诸多地区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中美之间已经存在60多个对话机制，中美分歧依然处于可控范围。
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6月7—8日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同奥巴马总统会晤时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双方都应该深入审视两国关系。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美关系？中美应该进行什么样的合作来实现共赢？中美应该怎样携手合作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习主席用三句话概括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他还就落实“新型大国关系”精神提出了四点建议:一要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二要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美方应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三要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双方应在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保持密切协调和配合,加强在各领域的合作;四要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积极构建新型军事关系。
2014年11月11日晚，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美建交35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和世界。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坚持的战略共识。现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目标是清楚的，我们不能让它停留在概念上，也不能满足于早期收获，还要继续向前走。我们要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以积水成渊、积土成山的精神，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奥巴马表示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
2015年2月11日，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两国领导人互致新春祝福。奥巴马邀请习近平于2015年9月结合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接受了邀请，双方同意为访问取得成功进行全面准备。
2015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当继往开来。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责任的构架内，正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实现长期和平发展、民族复兴的目标。中美两国探索和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大势所趋。“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相向而行。在平稳、健康的双边关系前提下塑造，才会使之框架、路径更加明确，内容逐渐丰富。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的福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2．中欧关系
1989年之后，德国、法国和英国追随美国制裁中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跌入困境，它们在人权、售台武器、香港回归和西藏等问题上挑起诸多纷争。1994年，中欧签署政治对话协议，双边关系开始有所改善。1998年3月25日，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同中国建立全面的伙伴关系》的公报，中欧关系有一定进展。同年，中欧建立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确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稳定建设性伙伴关系。1995—2003年，欧盟相继发表了5份对华政策文件，在发展中欧关系上采取了主动。2003—2006年，中欧关系呈现出积极态势，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2007年以来，中欧在政治、经济、地缘、文化、生态等各层面出现了矛盾冲突，中欧关系进入敏感期。中欧矛盾凸显的国际背景在于美国有意识地修复欧美关系，欧洲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开始降低，其深层原因却是结构性的，即中国迅速发展给欧盟带来经济上、战略上的冲击，欧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前景开始不适应。也正因为如此，造成了欧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敏感，造成一系列矛盾冲突。
2010年是中欧建交35周年，也是中欧关系大发展之年，这一年中欧关系呈现出新的亮点：一是高层互访频繁；二是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三是人文交流活动丰富多彩。在世界局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国际关系变幻莫测的情况下，中欧之间的互利合作与频繁交往，加深了双方的交流，增进了双方互信，为中欧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促进了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健康发展。
2012年2月，在中欧贸易稳步增长，各项文化交流合作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中欧领导人举行了第十四次会晤，就深化投资、贸易、环保、人文等领域合作达成了重要共识。但由于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严峻，经济衰退，为摆脱危机欧盟一再乞灵于贸易保护主义，包括针对中国的太阳能产品等滥用“反倾销”制裁。此时李克强总理访欧。其间，中国与瑞士达成了自贸协定；李克强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并签署了17个双边合作文件。
李克强专程参观了波茨坦会议旧址西席林霍夫宫。1945年7月26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这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并确认了日本必须将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给中国的《开罗宣言》。李克强指出，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决不允许否认这一战后的胜利果实。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欧，先后会晤美法德英及欧盟领导人，取得一系列双多边成果。首访联合国专门机构、欧盟总部等，成为习主席此次访欧的突出亮点。
2014年12月14日李克强总理亚欧之行与16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并共商合作大计。此次会晤主题是“新动力、新平台、新引擎”，即：“16+1合作”为巩固中国同16国的传统友谊注入新动力，为拓展中国同16国的互利合作搭建新平台，为深化互利共赢的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打造新引擎。
李克强这次中东欧之行的突出意义就在于吹响了“一带一路”外交全面推进的号角。“一带一路”将亚太和欧洲两大经济板块、两大市场连接起来，为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提供了共同发展的长期合作平台。事实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为提升与中东欧合作的水平提供了实体框架，也是深化与整个欧洲大陆合作水平的重要媒介。
2015年1月20日至22日，李克强总理赴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前景不明、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备受瞩目的大背景下，此访向世界传递了中国信心，展示了改革成绩，分享了中国机遇。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国家领导人首次在国际舞台上介绍中国经济形势，具有重要意义。对瑞士进行工作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与瑞士联邦主席索马鲁加举行工作会谈。此次访问为中瑞建交65周年拉开了序幕，这也是李克强任上第六次对欧洲国家进行访问，为“深耕欧洲”的外交布局再添一笔。
3．中日关系
冷战后，日本外交战略出现转型，国内政治走向右倾化。1992年，日本最早提出了“中国威胁论”。从1993年开始，中日关系进入摩擦期，出现“政冷经热”的态势。日本与美国为伍，联合牵制中国，在历史问题上一再翻案，提升日台关系，在对华经济援助中加重政治色彩，通过“经援牌”向中国施压，甚至在1995年对中国核试验进行制裁，导致两国政治关系在1995年进入冰冷阶段。为了抑制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两国政府首脑在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际进行了互访，1998年年底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日，双方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次互访使得中日关系出现暂时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