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封建国家教育体制的完善
(一)隋唐时期教育体系的完备
1、学校教育发展的特点
(1)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教育行政体制。中央和地方实行分级管理,中央官学由国子监祭酒负责,负责统一管理教育事业地方官学由专职官员长史管理;专科学校如医学、天文学等划归到各个对口的部门,由各专职部门进行对口管理,实施统一管理和对口管理并举,以统一管理为主。
(2)形成了完备的教育管理制度。如对于开学典礼、考、处罚及假期等制度,都有非常明确的规定。
(3)增添教学内容,扩大知识范围。从学习内容来看无论是学习儒家经典,还是学习专科性的知识,其范围和程度都远远超过了前代。如根据分量的大小,把儒经分为小经、中经、大经等。
(4)学校类型和设置形式多样化唐代把各种专门实用教育纳入国家学校教育系统,设立的专门学校有律、书学、算学、医学天文学、音乐学、兽医学等。唐代教育设置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弘文馆、崇文馆,不仅进教学,还从事学术研究。
(5)教育等级性加强。唐代教育对各级官僚子弟所能进入的学校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国子学是三品以上的宫僚子孙准入,太学是五品以上的官僚子孙准入,四门学是七品以上的官僚子孙准入。
(6)教育、研究、行政机构三者合为一体。唐代许多教育机构或行政机构担负多种职能,如太医署兼有行政机构、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的性质。行政机构中派生出教育和研究的功能,是唐朝教育的一大特色。
(二)科举制度的建立
1、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1)相互促进。学校教育制度是培养人才的制度,成为国家社会人才的重要来源,学校不断输送入才供科举考试选拔,是科举赖以发展的基础。科举考试制度是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制为学校培养的人才开辟了政治出路,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相辅相成,关系相当密切。
(2)相互制约。学校教育的兴衰直接影响科举取士的质量和数量;科举取士的标准和方法指导着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学校是科举制度的基础,科举制是学校教育发展的指挥棒。
(3)统治者常偏重科举,使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一切受科举考试的直接支配。
2、科举制度的影响
(1)积极影响。第一,科举制将选士大权从地方官吏手中收归到中央政府,适应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断强化中央集权制的大趋势。第二,科举制把选士和育士紧密结合,成为实施儒家“学而优则仕”原则的途径。第三,科学制比以前任何一种选士制度都更为客观公正,对以后考试制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消极影响。第一,国家只重料举取士,而忽略学校教育。学校成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构,一切教学活动都围绕着科举考试进行,学校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第二,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学校教学安排围绕科举进行,导数学校教育中重文少实学、重记诵而不求义理,形成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学习风气。这种风气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在料举制的影响下,人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知求真,而是为了获取功名利禄,催生了具有强烈功利色彩的读书观、学习观。
(三)颜之推的教育思想
1、论士大夫教育
(1)士大夫必须重视教育。首先,他从人性论的角度论述了教育作用,“上智不教而成,下患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其次,他强调了士大夫受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士大夫子弟要保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只有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才能实现。再次,他从“利”的角度,从知识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论述了知识教育的重要性。
(2)培养治国人才是教育的目标。颜之推从士族地主的利益出发,主张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于国家有实际效用的各方面的统治人才。他认为,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要依靠各种专才的教育,使人专精一职才能实现。这一观点冲破了儒家培养较抽象的君子、圣人的培养目标,不再局限于道德修养和化民成俗的方面,更重要的在于对各种人才的培养。
(3)德与艺是教育的主要内容。颜之推主张,士大夫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德、艺两个方面。在德育方面,他认为,树立仁义的信念是德育的重要任务,而实践仁义则是德育的最终目的。关于“艺”的教育,他主张以广博知识为教育内容,以读书为主要教育途径,主张“五经”是必读之典籍。此外,还要研习百家群书。除了学习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外,他还认为,士大夫应学习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壶等技艺。
2、论家庭教育
《颜家训》以讨论家庭教育为主,提出了儿童家庭教育应当注意的基原则,主要包括:第一,尽量早教;第二,慈与严相结合;第三、对所有子给予相同的爱与教育标准,不要偏宠;第四,重视通用语言,不应强调方言;第五,注重德教育,以“孝悌”与“立志”为主要内容,第六,主张可以体罚孩子,严格的教育才能使孩子成器。
(四)韩愈的教育思想
1、重振儒学的卫道者
2、性三品说与教育的作用
3、关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思想
韩愈认为要治国兴邦,统治者就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为巩固封建统治,培养合格的官吏,教育天下英才。教育的任务就是要为治国兴邦培养人才。为了培养人才,满足封建国家的需要,他要求整顿国学,改革招生制度,扩大招生范围。为此,他在做国子监祭酒后,严格选拔学官,整顿教师队伍,整顿教学,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
韩愈不但重视人才的培养,还很注重人才的选拔。他要求统治者爱惜人才,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他以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来比喻人才的难得。韩愈这种选才、用才思想与封建社会选人唯贵、用人唯亲的腐朽思想是对立的,在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
4、论师道
《师说》是韩愈专门论述教师问题的作品,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论述师道的专论。
(1)“学者必有师”“学无常师”。韩愈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了“学者必有师”。从“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出发,强调了“学无常师”。
(2)教师的基本任务。韩愈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传道,即儒家的仁义之道;二是授业,了点讲授儒学的“六艺”经传与古文三是解惑,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问。传道是首要任务,授业和解感是过程与手段。
(3)论师生关系。韩愈明确指出,师生之间也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大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把师生的关系不再看成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这种具有辩证法因素的民主性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教育理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