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均田的办法，和前代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①受田的对象跟前代有些不同，即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一般奴婢和牛都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可以受田。②关于官吏受田的规定比前代各朝更完备，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都可普遍受田，官越大，受田越多。③土地买卖的限制益形松驰。④优待府兵官兵。所有上述这些变化，大都开始于隋而完成于唐。特别是官吏受田办法的完备化，土地买卖限制的放松，显示出大土地私有制日益占优势。
隋唐的均田法在各地区的执行中差异很大，唐均田令规定“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峡乡。峡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对峡乡的授田份额源源不足，但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被农民军镇压的官僚地主的土地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虽然人民未必能够达到法定的授田数，但还是可以得到相当数量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现象。更为重要的是在剥削方式上，唐朝实行租庸调制，“输庸代役”的出现使农民有了更多的劳动时间进行生产，具有重大意义。在生产关系上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是门阀士族地主势力的衰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地主所役使的生产者主要是“注家籍”的世袭佃客和部曲以及少量奴隶，而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解放，《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奴婢和部曲这种强固的隶书关系松弛了，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与此同时，庶族地主却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契约佃农和“注家籍”的世袭佃客和部曲相比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
但唐朝推行均田制和前代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也仅限于无主荒地，唐代对官僚贵族进行授田的规定更加完备，授田的份额更高，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这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至唐朝中后期,大土地所有制发展急剧膨胀,均田制遭到破坏,与之相应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也难以为继。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早在唐玄宗时期，府兵制就为募兵制所代替。
11.简述唐代文化繁荣的原因及其表现。
原因：第一，国家强盛，经济繁荣。隋朝的统一，使全国的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交流；唐朝从太宗的“贞观之治”到玄宗的“开元盛世”，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政治相对稳定的时间也较长，这就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隋唐政府，尤其是唐朝统治者，倡导科举考试，大力兴办学校，突破了选拔人才对门第出身的种种限制，并且不断增加考试科目，拓展考核范围。在思想文化上，不管是外来的佛教文化还是中国的道教文化，统治者大都能兼收并蓄。这种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既培养了大批文化人才，又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氛围。
第三，文化交流频繁。隋朝运河的开通和唐朝交通的畅达，使唐朝同边疆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促进了双方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西域等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原文化的内容，使中华文化具有浓烈的多民族色彩。由于封建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唐朝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对外交通发达，使唐和亚、欧、非之间的往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在中外文化互相吸收、互相促进的过程中，隋唐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第四，继承传统文化。秦汉以来我国的封建文化就在不断地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和江南的开发，又为科学技术及文学艺术的更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隋唐文化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
表现：第一，全面繁荣：隋唐文化在科技、宗教和哲学、史学、教育、文学、艺术方面全面繁荣。第二，兼收并蓄：统治阶级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创造了有利于文化的发展氛围。内外交通发达、国内各族交往密切，在文化上互相交流、融合，为中华文化增强了刚劲、豪爽、热烈、活泼的多民族色彩。中国与亚洲、欧洲以至非洲都有频繁往来。文化上得以吸收外来优秀成分，比较突出表现在宗教和艺术方面。第三，世界领先：隋唐时期已有了雕版印刷和火药，僧一行开始用科学方法实测地球子午线长度。《唐本草》、赵州桥等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唐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文化的高峰，也是当时世界文化的高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明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12.列举唐代官修史书之主要成就。
答案要点：唐以前的正史，多半是私家著述，经政府审定认可。唐则开设史馆，命臣修撰，从此官修正史和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太宗还下诏修前代史，编成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六部。高宗时又变成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里的志。唐代开了官修史书的先例，对于历史文献的保存和整理有重要意义。

第七章 宋、元
一、名词解释 
1.澶渊之盟
“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的失败，使北宋统治者失去了收复幽云诸州的信心，从此对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辽兵则不断南侵。1004年九月，辽圣宗、萧太后率20万军队大举南下，遭到沿途北宋军民的抵抗，只攻下少数城池。但因为北宋政府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各城孤军作战，于是契丹乘虚深人，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在河南濮阳西南）附近。消息传到开封，朝廷惊慌失措，宰相寇准坚决主张抵抗，并力劝宋真宗亲征。当宋真宗和寇准一行同往澶州途中时，契丹大将萧挞览在前线被宋军埋伏的床子驽射死，契丹士气大挫，加上孤军深人，开始有议和之意。
宋真宗抵达擅州后，虽鼓舞了宋朝军队的士气，但他急于议和，于是与辽朝签订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和约规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两国以白沟河为界，宋岁输辽银10万两、绢20万匹，称为“岁币”。澶渊之盟以后，辽、宋之间进人了一个很长的相对稳定时期，促进了两国经济和政治上的和平往来。
2.海上之盟
金朝占领东京州县后，同辽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和谈。此时，北宋君臣也欲借助金朝军力灭辽，收回燕云失地。于是自政和七年（1117）始，多次遣使。重和元年（1118）八月，宋使马政自登州渡海使金，以买马为名，初议夹攻，金亦遣使至宋。宣和二年（1120），和议成，史称“海上之盟”。北宋错误地把敌人的敌人当作自己的朋友，金灭辽之后，旋即灭掉北宋。南宋的统治者重蹈覆辙，与蒙古订立海上之盟，蒙古在灭金后，攻灭南宋。
3.绍兴和议
建炎四年（1130）后，金军集中主力向陕西南部进攻。吴玠、吴璘兄弟率领宋军坚持抗战，取得了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之东）和仙人关（大散关西南）大捷。
1134年，岳飞率军收复了襄阳等地。韩世忠在扬州西北的大仪镇打败金兵，驻军淮南。1136年春，刘光世、张俊进军淮上；岳飞则进驻襄阳（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多次发动反攻。
1140年，金朝发生政变，兀术掌权，对南宋发动进攻。但金军遭到各路宋军的抗击，如刘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取得大捷。六月下旬，岳飞大举北伐，逼近开封。在郾城（今河南郾城）会战中，岳飞给金军以重大打击。与此同时，北方义军纷纷响应。但宋高宗统治集团惧怕大将久握重兵，危及自己的地位，遂命令各军撤退。
宋高宗、秦桧等人为了议和，解除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同年十一月，南宋与金签订“绍兴和议”。其主要内容是：其一，宋向金称臣；其二，宋金疆界，东以淮河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其三，宋岁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和议签定不久，宋高宗、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和岳云、张宪，制造了宋代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4.隆兴和议
1162年，宋高宗传位宋孝宗。宋孝宗起用抗战派，主持北伐。但北伐很快失利，主和派又得势。1164年，宋金双方签订“隆兴和议”。 和约规定：南宋对金不再称臣，改为侄叔关系；宋、金之间仍维持绍兴和议后的旧疆；宋每年给金的“岁贡”改为“岁币”，银绢由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各二十万两、匹；宋割商(今陕西商县)、秦(今甘肃天水)两州给金；金国逃到南宋的人员不再追回。史称这一和约为“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是宋、金对峙新形势的产物，使宋、金间旧的不平等关系虽有所改变，但对南宋仍是一个屈辱的和议。
5.辽饷
明末借口向辽用兵，按亩加派“辽饷”，每亩派银增至9厘 。国家一年征银总数达520万两，相当于总赋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由于加派的辽饷负担过重，农民不堪压迫，加上明末灾荒、政府腐败严重，终于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6.更戌法
更戍法，由京城轮流出戍外地，隶属部署司者，称“驻泊”，隶属各州者，称“屯驻”，因某地粮草价贱，即暂往该地驻扎，称“就粮”。实行更戍法，主要是为防范军队与地方，武将与军士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威胁皇权。后又陆续在各地设置就粮禁军，作为地方军，不回驻京城，但也实行更戍法。北宋初还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以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由于就粮禁军的不断增设，到宋仁宗时，开封禁军仅为南北方各地就粮禁军之半，即使如此，开封兵力仍比任何一路多得多，也足以内外相制。
7.庆历新政
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与日俱增，国家越来越陷于积贫积弱之中，不能自拔。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①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④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⑤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⑥“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范仲淹等人的各项改革措施，在当年和次年上半年陆续颁行，由于这些法令侵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在实施过程中，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庆历五年初，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相继被罢官出朝，他们的新政只推行了一年零几个月，便宣告夭折。新政失败了，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
8.差遣制度
在宋代有官职者未必有权,必须由皇帝别敕「差遣」才能治其职掌范围内之事。这就是差遣制度。使职差遣制度在中晚唐时期就已出现。一开始，使职差遣只是皇帝的一种权宜之计，为了完成某项临时性的任务，令某人赴某地行使某种职能。使职“因事而设，事已则罢”。出任使职的官员都带有自己的官职，但不再经管原职任内的事务。使职担任的官职只反映他的地位待遇，任务完成后一般又回到原任职内。以后，使职差遣渐渐成为制度，目的不单是为了完成某项任务，而主要是为了削弱臣下的权力，成为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使职差遣制度的建立，使得尚书六部尤其是吏部的权力渐渐丧失。
到了宋代，赵匡胤推行官、职、差遣制度，将“他官判铨司”成为一种制度。任何官员只有经过他的授权才能行使权力，没有他的授权，都只是虚位一个。这样，任何人都无法滥用职权，任何人都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皇权构成威胁。在这种制度下，不但吏部由他官权判，其他机构也由他官权判。“台省寺监官，无定员，无专职，悉皆出入分莅实庶务。故三省六曹二十四司类以他官主判，虽有正官，非别敕不治本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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