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徐宝璜还对新闻研究进行了多学科的反思。
中国新闻学的创立者常常用集体主义的理念消解个体的新闻传播权，用公共兴趣取代个人的参与和互动，使得新闻学难以透视现代人的新闻需要。从整个研究状况来看，科学精神的缺失又是一个重大的弱点。大多数论者不是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进行理论研究，而是习惯于收缩到自我的经验领域，作纯经验化的表述。
新闻的真实既不可能存在于人们生活之外的世界里，也不可能仅仅和客观事实相关而与人的主体认识无关，它只能是以人的实践方式所建立的人和客观事实的统一性。
新闻学的问题不能一概简化成事实决定论。否则，新闻理论思维就会退缩到意识形态的领地，难以呈现理性和超越的心智。学者们在不知不觉中将理论简化到意识形态的水平，制造着理论的神话，将现实生活交给理论去评判、操纵和想象。
补充：新闻和宣传的不同（单波）
但新闻与宣传毕竟不同，新闻是针对人的普遍的信息需要的，而宣传是针对某种社会共同体的;新闻要报道事实、站在公众立场说话，宣传要用事实印证某种主义、主题，促成某种共同信念、共同行为的产生;新闻传播是互动的、开放的，是在大众的意见自由市场中存在的，而宣传是单向的、对象相对固定的，是为共同体的信念而存在的。它们有着各自的社会价值，并且合则两伤、分则两利。
《制度变迁视野中的美国新闻娱乐化现象初探》秦志希
美国新闻业娱乐化是在消费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主流的情境下产生的，其产生的主要动因，一方面在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媒介市场的管制，媒介市场长期以来形成的约束制度被跨媒介并购的浪潮淹没，媒介所有权的高度集中化导致了获利性，相比客观全面的信息来说，成为新闻产品的第一要素；另一方面，在媒介内部，市场模式全面入侵新闻制作领域，整合营销的市场理念进入新闻的编辑制作过程，打破了传统的编辑经营分离的制度，这无疑是新闻业娱乐化的直接动因。因此，美国新闻业的制度变迁应该成为研究新闻娱乐化问题的重要内容。
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闻业的变迁:无孔不入的娱乐化
20世纪80年代，新闻娱乐化在美国出现并逐渐成为美国新闻业的主流倾向。美国著名的新闻学理论刊物《哥伦比亚新闻评论》以9大特点描述了这个它称为“美国历史上从未如此被贬低的新闻业”:(1)媒介竞争越来越激烈;(2)传统的新闻媒介包括纸质新闻媒介和电视的受众逐渐流失;(3)公众对于新闻机构和新闻从业者的信心不断下降;(4)为了使各自的受众群达到最大化，主流媒体，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电视的新闻纷纷以大量的“生活”故事、琐事、丑闻、名人闲话、耸人听闻的罪行、有关性的新闻取代过去硬新闻的主导地位;(5)新闻编辑更主动地与广告商、各种专家以及市场销售员勾结，从而失去了一部分神圣的新闻编辑信任;(6)为了不损害广告利润，新闻的触角不再伸向主要的广告商;(7)新闻业的监督批评增幅不大;(8)媒介的主管为了满足媒介公司老板每年获得更大利润的要求大幅度地削减预算;(9)媒介高层主管不再重新投资在员工培训、调查性报道、设备器材等方面。
概括说来，在这场无孔不入的“新闻娱乐化”运动中，媒介内容的娱乐化无疑最易为人注意，同时传播过程中的其它两大要素——传者、受众——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完全市场驱动的媒介:利润至上
由“有限市场驱动”转向“完全市场驱动”。所谓“有限市场驱动”是指80年代以前的美国新闻业虽然在发行、广告运作上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但是新闻的采写、制作、编辑过程却是相对独立的，以“客观公正”为原则，不受经济利益影响和干涉。然而，伴随着媒介产业化的浪潮，“有限市场驱动”的新闻业在80年代逐渐为“完全市场驱动”的新闻业所取代，商业利润成为媒介的第一目标。
2.受众的矛盾心理:伴随信度下降的高收视率
电视的直观、生动乃至现场直播的刺激和实效性造就了高收视率的神话，也使得电视成了美国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然而，伴随着高收视率的却是美国公众对于媒介不断下降的信任度。
二、制度变迁理论的解读:消费神话中的新闻业完全市场化与娱乐化
按照新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由国家推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种是受利益的驱使的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80年代以后美国新闻业的制度变迁从整体上看来是产业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个新闻媒体看来是打破编辑权、经营权分离的制度，确立新闻整合营销观念的过程。两大过程都表现为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正如同诱致性制度变迁自下而上、从局部到整体渐进性推进的特点，美国新闻业的制度变迁是从改革成本最低的“边际”——个别媒体以及媒体内部的经营部门，逐步推进到改革成本最高的核心——大部分媒体以及媒体的编辑部门。在具体的制度变革上，改革的路径是依循边际调整的原则，就是从某一制度安排的“边际”，即不均衡最严重、获利可能性最大、最易于推行和展开、成本和阻力最小的那一点开始。因此，在边际调整的原则下，美国新闻业的制度改革是从改革成本较低的提高媒体经营者地位开始，逐步采取提倡新闻整合营销，组建媒介集团，一直到改革成本最高的将市场理念内化于新闻制作，从而导致新闻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和泛滥
《隐匿权.新闻真实.审判公正》陈力丹
消息来源是指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提供者,一般有公开和匿名之分。某些消息来源倘若被公开身份,他们会面临各种社会压力甚至生命危险。隐匿权主要是指媒体及其工作人员为消息来源保密的权利，即未经消息来源同意，有责任替消息来源保密，不能将消息来源透漏给第三人。
新闻业界主张拥有该项权利的理由是：1公民享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因为新闻报道既是新闻机构的表现行为，也是信息提供者间接的表现行为。而在表现自由之中，包含匿名的言论自由，所以对消息来源的保护，是一种对表现自由的保护。2 媒体需要依靠社会各个方面提供信息源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若媒体不能为消息来源保密,公众因惧怕被媒体出卖而远离媒体,公众知情权也会大打折扣,新闻这个行业的存在都会成问题。
因此，世界上多数国家的新闻界都将隐匿权利列为新闻职业道德内容，有的则列为新闻法的内容。当然，里面有一个前提，即为报道收集的信息除了用于报道之外不能作为他用。
反对新闻业界拥有该项特权的理由也不少,主要集中在隐匿权与新闻真实、隐匿权与公正审判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两个问题上。
一、隐匿权和新闻真实的冲突
新闻真实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追求真实是一项重要的新闻职业规范。美国编辑人协会制定的《报业信条》规定：“报纸为争取读者信任，在任何条件下，都要力求正确。凡为报纸力所能及，而未能做出完全与正确之报道者，这种报纸，却是不可饶恕。”
而要确保新闻的真实性，信息来源的透明化无疑是重要保障之一。霍夫兰在20世纪50年代对信源和可信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信源和可信性呈正相关，即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一篇报道如果充满了“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这类的匿名消息源,受众有可能怀疑该篇报道所陈述的事实。
但是,在任何时候都做到消息来源的完全透明,这是不可能的。西方媒体对匿名信息源使用较为普遍，他们担心倘若不为消息源匿名将失去重大新闻，这将损害公众的知情权。曾在20世纪70年代担任《纽约时报》总编的罗森索说:“我们深知,如我们禁止对新闻来源予以保密,必然会使读者失去很多重大的新闻,但是隐名也非最好的方法,这样会使读者怀疑新闻的可信性。”粗段话清晰地表达了匿名消息源使媒体面临着新闻真实与知情权的两难境地。
匿名消息源在使用上给媒体带来了“双刃剑”效应。一方面,它能够帮助媒体揭露真实真相,满足公众知情需要,同时还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比如《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就体现了匿名消息源的正效应。另一方面，匿名消息源有可能造成新闻失实，不仅使单个媒体的公信力受损，而且使整个新闻行业的信誉蒙羞。
2003年5月《纽约时报》的“布莱尔造假事件”。《纽约时报》自己刊出长文，揭露了该报27岁的黑人记者杰森.布莱尔在36篇文章中存在“剽窃和造假”的现象，其中，使用匿名消息源是其造假的主要手段之一。
解决匿名消息源带来的两难问题,西方媒体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共识是.尽量减少关于匿名消息源的无奈选择。他们的做法主要是：1 在一定范围内对消息来源进行适当描述，比如他属于什么阶层，什么职业，身体特征等。《华盛顿邮报》记者在水门事件中就用“嗓音低沉的男人”来形容“深喉”。2 记者必须多方调查以求证匿名消息源提供的信息。3 匿名消息源不得使用“直接引述”的方式，即不得对匿名消息源的言论使用直接引号。4 警惕“双重隐匿”。即匿名消息源以匿名证人或不可求证的实物来提供信息甚至控告某人。5 最好不要依赖单一的匿名消息源。
二、隐匿权和公正审判的冲突
这里，美国宪法第六条修正案（保证公正审判）和第一修正案（新闻自由）之间就产生了一定的矛盾。由于记者有隐匿权，可以拒绝到法庭作证，这样的话，法院就有可能无法知晓所有证据，从而无法做出公正审判。
美国宪法保障被告有知晓所有证据的权利，并赋予法庭可以传讯任何对某一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有直接联系的人到法庭作证，享有免于证言义务的人主要是医生、律师、宗教职务人员、代理人等。
现在，美国半数以上的州的法律或者案例，一些巡回法庭的案例，承认记者的隐匿权，但是美国最高法院尚未认可记者的这种权利。
现在世界上部分国家的法律（包括新闻法）承认记者对消息来源的隐匿权，如瑞典、丹麦、瑞士、奥地利、挪威、芬兰、菲律宾、罗马尼亚和德国等国。德国法律承认报刊拒绝法庭作证的权利。德国报刊活动和一般市民的表现活动不同，受到宪法的特殊保障，即给予报刊“制度性的地位”。德国的刑事和民事诉讼法承认记者拒绝作证的权利。
还有一些国家，基于审判公正的考虑，不承认记者拥有隐匿消息来源的特权，记者无权拒绝到法庭作证。例如英国、拉美国家以及美国联邦一级的法院。
从总体上说,隐匿权存在争议,新闻界获得隐匿权在具体实施上也存在争议,比如权利主体—新闻记者应该如何界定;该权利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运用等等。
三、为消息来源保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职业规范
尽管隐匿权和新闻真实、公正审判存在分歧，但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消息来源属于新闻记者的职业秘密，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为消息来源保密，这是新闻机构的生命，是维护新闻自由不可缺少的职业规范。
在隐匿权没有得到法律承认的情况下,记者的这项职业要求无疑与公正审判的法律原则相冲突。在法庭要求记者公开其消息来源的时候,记者的一般做法是情愿承担藐视法庭罪也要为消息来源保密。他们认为这是记者在全面报道公众所需要知道的信息时,必须承受的风险。
1978年，《纽约时报》记者法尔波报道了10年前一起13名病人离奇死亡的案件，他在报道中暗示代号为“Dr.X”的医生和其中5个病人的死亡有关。当地法院重审此案要求法尔波交出所有采访笔记和录音带等材料，法尔波决绝，并因此被判蔑视法庭罪，坐牢40天，《纽约时报》因此付出了28.6万美元的罚金。法尔波说：“如果我放弃了采访笔记和录音带等资料，我将毁损了我的职业人格，并丧失新闻同业的声誉。更重要的是，我这种说法，无疑是公开宣布，时报这份最后声誉的报纸也不再是任何人可资信赖的对象。”
在我国，隐匿权主要集中在娱乐新闻方面，重大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还不多。但是在娱乐方面，一些娱记主要是靠捏造匿名新闻源或者在新闻来源方面以保密为由故弄玄虚。这种情形和西方国家的隐匿权问题，性质和背景很都不一样。
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在何种情况下不能使用，在行业内部明确行为准则，是当务之急。
娱乐新闻的负面影响（来源未知）
在资本主义逻辑中运行的西方媒体既适应又加强了社会的“娱乐道德”——一种充满自娱的绝对命令，即深入开发能使自我兴奋、享受和满意的一切可能性。娱乐成了新闻媒介的第一功能，新闻媒介因为提供娱乐而大大减弱了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