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寄希望于网络媒体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中国的网络媒体无论从宏观的体制上看，还是从微观的操作层面看，都与传统媒体没有本质的区别”。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尖锐地指出，网络的匿名性的特点，可能导致人们言论和决策的草率和粗疏，网络上的讨论完全可能是非理性的情感宣泄；而网络世界并不如一般想象，完全是自由而拘束的匿名环境，通过技术手段，许多原先被认为匿名的个人资料，其实是很容易暴露出来的；更为严重的是，网络“选择性愈大，同构型也就愈大，不同意见与立场上的冲突也就愈来愈少，与其受到怀疑与批评，网友宁可选择与自己态度、立场相符的场域表达意见，在认同感中肯定自己的价值。此外，有学者还批判了部分乐观派学者所持有的技术主义的立场。他们指出，传媒不能决定公共领域发展的进程。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媒体的发展作为条件，而且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具备了媒介条件之后，还需要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的条件。同时，真正决定社会发展进程的不是媒体本身，而是控制媒体的人们。所以，网络媒体不是公共领域的“救世主”。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学者则谨慎得多，他们在承认构建传媒公共领域可能性的前提下小心翼翼地分析了其现状与特点。彭兰通过个案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强国论坛”也许拥有了成为公共领域的一些基本条件;但在实践上会出现很多干扰性的因素，也缺乏将理想变成现实的成熟气候。因此，“强国论坛”可以称作是一种公共话语空间，而不是一种理想的公共领域。
3.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路径选择的探讨
另外一些学者则采取了更加务实的做法，他们围绕如何构建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中，时事性杂志具有最重要地位，它提供给读者的是可咀嚼回味的东西，可激发其想象力和反思能力的东西，可引导他们追求理想的东西。杂志也不像报纸那样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而以一国的国民为其“向导”的对象。展江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鉴于中国内地的时事性杂志尚处在很低的发展水平上，不但种类少，而且很少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他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人口大国，非常需要涌现一批充当公共论坛、可对社会问题作出深刻分析解释的时事性杂志。
有的学者则把目光投向了公共电视以及电视新闻改革。公共电视是以独立于国家和利益集团之外、为公众服务的电视媒体。他们指出，在我国当前的电视新闻改革中，需要准确把握“公共性”在中国电视新闻媒介公共领域构建中的含义，增强“公共性”对中国电视新闻媒介的要求。同时电视新闻媒体要树立“服务性媒体”观，进一步开放并发挥“公共话语空间”的作用，增强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和力度。
除了传统媒体，新媒体也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对象。如前所述，有学者把网络BBS看成公共领域建构的途径。在此之外，有的学者还分析了近年来日益兴盛的博客现象。
二、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偏差
1.西方中心主义
在已有的研究中，由于部分学者潜意识中认为中国的近代化就是弱势文化吸纳强势文化并最终被其置换的过程，在前提预设中埋下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即把源自西方的市民社会发展观的实然视为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应然。其极端化的结果无非是，要么歪曲中国历史，要么歪曲西式概念。在传播学的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机械地照搬哈贝马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公共领域的模式， 他们往往迷失于哈贝马斯对于自由主义公共领域所作的具体描述，而忘记了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条件。
2.技术主义
技术主义的倾向使得部分学者为新技术的诞生大声喝彩，让他们在希望的曙光中陷入到虚幻的技术乌托邦和对未来前景的盲目乐观之中。
3.媒介中心主义
相较之下，媒介中心主义的论调则带有夸大传媒在公共领域中作用的嫌疑。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的大众传媒体现出权力综合体的性质———处于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张力之中，包含着与公共权力机关、与商业资本、与社会公众的权力关系。正因为如此，传媒自身还呈现为话语空间和交流平台以及中介者的角色，通过传播过程把自己的受众建构为真正的公众，也把自身建构成为公共领域。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显然不是。当前商业逻辑影响下，传媒很难有这样的“高觉悟”。另一方面，现代社会中传媒成为人们了解外部世界的中介者这点不假，但是具有批判意识和批判要求的公众真的能通过传媒建构起来吗?须知传媒的编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大众如何解码。
媒介中心论表现出强烈的理想色彩，在肯定传媒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的同时又把这种作用放大了。
4.简单化和狭隘化
以上理解上的偏差最终导致了研究中的简单化和狭隘化倾向。“公共领域”本来是内涵丰富的概念，但是汉语学界的传播学者们在运用时常常简化其内涵，将其定义为公共讨论或者提供信息的平台，往往忽视了其历史语境和政治动机，特别是蕴涵于其中的丰富的政治批判意识和批判内涵，对中国现实问题视而不见，缺少有力的批判。
而失去了批判意识和批判内涵的公共领域，既不是学者们心目中的理想的公共领域，更不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所需要的那种公共领域。
《论新闻传播中的公共利益原则》罗以澄
“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是现代西方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对新闻媒体而言，它既可以成为进行揭露性报道的旗帜性口号，也可以成为被卷入肖像权和名誉权等新闻官司时的抗辩事由；对政府而言，它则是对新闻传播业进行管理规制的正当性之源。
一、公共利益的神话
虽然讨论广泛而热烈，但对公共利益到底是指什么却始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一方面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内容难以确定，受不断变迁的权利主体和社会情境的影响，对利益的认定永远处于变动之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的范围过于宽泛，高度抽象的“公共利益”一词远远不能对应具体的千变万化的人类利益需求。
公共利益就是这样一个横亘人类社会数千年历史的神话。它既是抽象的，也是具体的。它可被抽象成激动人心的口号，引领人们朝着彼岸的和谐社会前行；也与此岸上芸芸众生们具体的切身利益相关，成为每一个人随时都有可能面对的利益天平上的另一端。它既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它一方面为社会里的全体或部分成员所共享，成为人们公认的具有重大价值的利益；另一方面，它也不能脱离社会个体成员的私人利益而孤立存在。
二、新闻传播活动中公共利益原则的运作现实
一般而言，公共利益对新闻媒体活动的要求主要有内外两方面：对媒介内部活动，要求媒介在媒体所有权的多元化、信息来源和观点的多样化、注重所传达的信息和文化的品质；对媒介外部活动，要求媒介拥有限度内的自由，同时支持民主、尊重个人、尊重司法等其他社会体系。
但是，新闻媒体实际上并不天然代表着公共利益，它还有自身利益。同时，代表公共利益并非新闻媒体的法定义务，而只是社会赋予它的道德属性或政治性要求。
三、对新闻传播活动中公共利益原则的思考
我们认为，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政府，实际上都无权对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的公共利益进行定义，即使有权定义，也源于社会公众的授权。公共利益的真正形成，还有赖于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公众”的形成，“公共利益，可以被认为是当人们耳聪目明、深思熟虑并无私慷慨地行动时所作的选择。”%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公众”，任何对“公共利益”的解读都有沦为“私利的遮羞布”的危险。
何谓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呢？具体讲公众特征有：其一，公众的形成有明显的目的性。公众围绕社会中的某一议题而形成，他们能意识到社会生活中的最关键问题之所在，并对其加以讨论；其二，公众是理性的。他们承认关于某一议题彼此间差异，并相互尊重和容忍，求同存异；其三，公众之间存在积极的互动。他们相互交换意见，其结果即产生了公共舆论。
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涉及的公共利益的决定只能由公众作出。只有通过有理性的公众积极而有效的讨论，才能得出最具正当性的结论。公众对公共利益的讨论必须得到合法而有效的公共论坛的支持，同时，公众在讨论涉及公共利益的议题时的知情权、参与权、听证权等基本权利也须得到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传播活动既是公共利益讨论的内容，也是公共利益讨论的形式保障。
新闻传播活动中涉及公共利益的决定的执行过程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政府和新闻媒体虽不是公共利益的所有者和定义者，但却在经过公众授权之后，可以成为公众利益的执行者。当新闻媒体以公众利益为由损害公众的隐私权、或政府以公共利益为由限制公众的知情权时，便需要形成严格的监督机制。若新闻媒体或政府所谓的公共利益理由不成立，则应追究其责任，这不仅包括道德意义上的责任，还可诉诸法律责任。
《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概观》石义彬、单波
【提要】本文回顾并反思了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历史，认为从理论表述的“场域性”来看，它有着自由主义话语、社会进步与实用主义话语和文化批判话语的背景。同时，它在总体上又是顺着新闻自由的逻辑而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和斯文.温德尔出版《大众传播模式论》，建构传播研究的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上。
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出版，模式研究思想已经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线，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和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将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一、20世纪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知识来源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人以这样的思考方式开始新闻学研究的制度化进程：新闻和社会的平稳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成功有着密切的相关性，电气化、摄影术、电影、电话等新的传播技术的戏剧性的变革着媒介领域，也给人们提供者生活基础，以至于传播的变化能戏剧性的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人们所处的时代还是垄断资本的时代，追求高额利润的过程中，作为公众舆论必不可少的滋养品的新闻，已经被耸人听闻和浅薄无聊所污染，并且威胁着民主政治；更为可怕的是，新闻从业人员无所适从，新闻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因此新闻研究和教育是必须的。显然，这种思考方式是西方新闻学接受社会学影响的内在动因。
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大众传播是社会变迁的工具”到社会学家库利的“镜中我”理论，到社会学家米德将两人学说结合，再到社会学芝加哥学派领袖帕克“新闻如何影响民意”，让传播成为社会学领域的一个中心问题。西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表述不再仅仅是新闻传播的编史工作和经验化研究，而是延伸到了广阔的社会领域。
存在的问题：将“权力”的研究等同于“影响力”的研究，以媒介效果研究取代传播过程研究，把媒介的影响力仅仅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说服能力，至于这种影响力如何运作，则没有受到重视。
二、战后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多样化发展
二战以后：对新闻自由的反思，产生了社会责任理论。而新技术的发展日渐形成了一个高度互动的系统，已经不可能划分“来源”和“受众”。1952年施拉姆最早提出“传播即分享信息的观念”，认为传播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分享的活动，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的行为。从而在总体上扬弃了传统的媒介效果理论。
60年代，麦克卢汉以“媒介的功能在于延伸人体的感应能力”、“媒介即讯息”等新奇的观点震动学界。试图形式化地揭示当今时代愈演愈烈的媒介技术统治的现象，形式化地呈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但并不对此进行反思，而是顺着技术决定论的思路，呈现出现代人置身于新交流方式中的舒适感，以媒介对人的支配的合法性对消费时代下定义。而英国伯明翰大学的霍尔等学者则对媒体支配人的现象是警觉的、反思的，他们从语言和内容方面描述传播媒介巨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力，主要是从“议题设置功能”来分析的。认为文化的高雅与低俗、议题设置、文本意义、传播效果都是社会权力以各种面目渗透的结果。将法兰克福批判学派限于哲学思辨和推论的文化工业批判发展成为媒介体制内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