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这样说：从那时起，北美传播学以研究行为主义的科学方法（市场逻辑和经济逻辑，以预测和控制为目标）见长，而欧洲传播学开始流行批判方法和诠释学方法（文化教育逻辑，讲求言论自由、美的品质、公众利益等）。
三、世纪末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的新动向
当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公共领域”，即针对公共事务，在法律制度的保护下，公民得以自主而理性的互动以及辩论，而大众传播的商业化的舆论技术的出现，限制甚至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特征，让其从理性——批判论证的场所逐渐蜕变为一个文化消费领域，公共性原则也被逐渐转化为管理化的统一原则。结果是公众变成一种被管理的资源，他们被公共讨论和决策过程中被排除出去了，而一些利益集团的政治主张被合法化了。
80年代，欧洲公共广播电视系统瓦解。出现大量商业传媒。文化批判研究往往转化为文化效果研究，提出的理论突出的是“媒介帝国主义”。
美国在80年代引入文化研究和批判研究，欧洲学者创造的媒介帝国主义话语和文化研究话语在美国扩散，并有了新的发展。詹姆斯.凯利突破了拉斯韦尔的研究模式，他认为，研究人的传播活动的原因并不在于他有巨大的影响或者潜在的影响，而在于人们的符号表达本身活动就是文化。但是并未走出“媒介中心论”的影响。
综述：西方新闻和大众传播理论表述在总体上是按照新闻自由的逻辑发展的，这种逻辑又进一步分为政治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或经济的逻辑、文化教育的逻辑。这些逻辑相互对立又互相激荡，在不断拓展学术空间的同时，又指向新闻和大众传播理论的终极问题：传播何以不自由？传播如何自由？
《诊断中国传媒娱乐化》李良荣
媒体以“后现代”的名义，打着大众需要的幌子，以市场之矛，攻责任之盾。
本文将在分析中国传媒娱乐化现象的基础上， 运用乔治•格伯纳的“培养理论”， 结合媒体的社会责任， 对中国传媒当前正在蔓延的娱乐化现象进行理性反思。
一、娱乐化: 娱乐的泛化、异化与弱智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大众传媒娱乐功能的发挥，让中国传媒走出了过去唯宣传、唯教育的误区，使其社会功能健全，满足了受众多方面的需求，这是媒介功能的一种回归。但是， 正可谓“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正是这种“娱乐”意识的过度泛滥， 导致媒体走向了将娱乐“泛化”到其他领域、“异化”娱乐以及娱乐“弱智化”的误区。
第一，现在娱乐的泛化表现在：1 娱乐节目泛滥和同质化（节目克隆）。2 娱乐新闻的私密化、炒作化。3 电视剧的雷同化。4 文化节目的低俗化和浅薄化。5 新闻节目的娱乐化。信息已经不是目的，而是通俗和娱乐，新闻和信息成了娱乐的载体和素材，失去了其本身的社会价值。6 四大类媒体共享“娱乐”的议题，人为制造娱乐浪潮。7 各种炒作、恶搞等消解了原则、道德和品格。
第二，娱乐的异化表现为：1 被娱乐者的痛苦。成功的媒体娱乐， 应该充分体现娱乐的本质， 充分体现出人情味以及对人格的尊重。2 一定程度上操纵了受众。如2007年“杨丽娟事件”。3社会文化的伤痛。娱乐进入严肃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文学艺术等领域。
第三，关于弱智化。娱乐的目的在于消除文化的紧张和约束， 但并不意味着毫无智商含量的“傻乐”。然而今天， 部分媒体却体现出了童稚化、弱智化， 甚至无智化的倾向。如电视剧的矫揉造作，娱乐节目中充斥着游戏、调侃，传达的内容则毫无文化含量与社会责任感。
二、传媒娱乐化的杀伤力
第一，对媒体而言， 导致公信力下降。媒体的其他功能（监测环境， 协调社会， 传承文化）被削弱。
第二， 对社会而言， 导致文化低俗化娱乐化对受众知情权的损害， 对被报道对象隐私的暴露， 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肢解与变异， 导致了社会文化的低俗化， 浅薄化， 导致了人们对重大事件的冷漠与无知， 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削弱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下降。
三、媒体娱乐: 具有“培养功能”的文本
美国传播学家拖尼•施瓦茨把电视比喻为“第2个上帝”，以形容电视在人们的政治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以至社会价值观方面发挥的强大作用。
乔治.伯格纳的“培养理论”，指的是电视的功能：娱乐内容最可能发生培养效果。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 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 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们的现实观与社会观。
四、大众传媒: 公众利益的代表者
媒介在拥有信息采集权和信息发布权的同时， 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公众的需要是大众传媒存在的根基。
一些人为此辩护，如：媒体娱乐化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
驳斥：第一， 受众的需求究竟是什么? 难道仅仅是娱乐， 而且对娱乐的渴求程度已经到了要求把一切都用来娱乐化的程度? 包括经典名著、民族文化、精神偶像以及人的尊严?
第二， 退一步说， 即使受众需要的只是娱乐， 那么他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娱乐? 难道就是今天娱乐化的媒体所提供的故作风雅、插科打诨、肆意恶搞， 肢解经典? 媒体常常用娱乐节目收视率高来为自己辩护， 证明那就是公众的需求。但是， 在不是“超女”就是“快男”， 不是“快男”就是“好男儿”的情况下， 观众别无选择。在此情况下， 该类节目创造高收视率完全不足为奇， 观众的这种需求只能叫做“虚假需求”。
第三， 再退一步说， 就算当前的娱乐化就是公众所需要的， 媒体是不是就一定要提供呢? 媒体要考虑的应当是受众的真实需要与长远利益， 而非近期的、短视的利益。
约翰.H.麦克玛纳斯说，新闻业的市场驱动，最终使消费者得到了他们企望得到的，但是没有得到他们应当需要的信息。
五、媒体娱乐泛化、异化与弱智化的症结何在?
对今天媒体的娱乐化， 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业务水平的低下， 创造力的匮乏以及相关体制的不健全恐怕是最主要的原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收视率的诱惑与商业利益的驱使。第二， （娱乐节目）制作成本的低廉与业务水平的低下。第三， 相关体制的不健全（基本上还停留在道义与“自律”的层面）。
六、中国媒体的健康发展之路
(1) 明确媒体的社会职责， 在公众利益与商业利益的权衡中找准自己的定位。
(2) 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
(3) 增强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与综合素质， 增强从业人员的创新能力， 提高娱乐产品的含金量。
(4) 注重受众媒介素养的培养。
(5) 厘清“大众化”与“娱乐化”之间的界限。大众化是公众的真实需求; 而娱乐化则是媒体商业性的外化， 是媒体为提高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而导致的对娱乐的泛化与媒体功能的异化。
(6) 加强相关制度建设。把社会责任感、公共利益的维护用相关的法律、制度规定下来， 对媒体和传媒从业者进行硬性的约束， 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确保公共利益。
《“舆论绑架”与媒体逼视——论公共媒体对私人领域的僭越》陈力丹
面对这样一件私人性的求助事件，媒体将被求助的6位富豪公开“点名”并对他们的反应“持续追踪”的做法，是典型的媒体逼视。
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的报道行为，这种行为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媒体如此明显地偕越私人领域，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媒体的“慈善之举”，这也说明“媒体逼视”这一广泛存在的新闻伦理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警惕和重视。
一、媒体逼视对个体的压力
媒体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会给处在媒体“逼视”下的被报道的个体带来莫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是他们在正常的私人情境中本不应承受的。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社会是一个由多重剧幕组成的大舞台，而人们在社会舞台上的角色行为与他们“表演”的区域——社会情境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在一个朋友聚会上的聊天可以轻松随意甚至可以有点肆无忌惮，而在大学校园里做演讲则被期望是严谨和有价值的。当社会情境改变的时候人们的角色扮演也会随之改变，否则就可能因为角色行为不适合新情境的社会期待而产生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个人或者被迫改变原有角色行为以适应新的期待，或者因无法完成转变而感到窘迫和不安。
本来，富豪们是否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应该完全出于他们个人的意愿。首先，富豪们并没有道德义务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提供帮助。其次，即使富人们在道义上愿意帮助处在困境中的个人，客观上他们也无法对每一个求助者都伸出援手。可见，在一个正常的私人求助情境中，被求助的富人无论捐助与否都是无可指责的，他们本人也不应感到有什么道义上的压力。
但是，当媒体把这一情境公开化后，原本普通的私人求助事件却演变成了对被求助富豪的一场道德“拷问”。媒体连篇累犊的报道和大量细节的渲染，使得媒体新场景的“舞台化”效应更加突出，给一件新闻价值有限的普通个案注入了其本身难以承载的内涵。被点名的富豪成了“富人集团”的代表，“穷”与“富”的二元对立又正好暗合了当下的许多社会情绪，事件本身的色彩在重大象征意义的笼罩下反而变得模糊不清。
可见，媒体对私人领域一次普通求助的大肆渲染使之变成了象征性事件，而媒体“公开点名”和“持续追踪”的报道方式更是把富豪们从私人情境直接推向了媒体新情境。在高度象征化、公开化的媒体新情境下，富翁们原来的角色行为如果与新的角色期待不一致，就会形成一种精神压力，进而还可能迫使他们进行角色调整已达到角色适应的目的。
二、媒体逼视与传媒功能失调
媒体逼视是新闻媒体对私人领域的过度公开，这种行为不仅给被报道对象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会造成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媒体的新闻传播活动是现代社会环境监测和社会协调职能的重要承担者。然而，媒体逼视却因为转移公众对社会重要问题的视线和破坏社会关系的协调，妨碍了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的履行。
私人事件不是不能公开，但是媒体逼视却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地关注，这必然导致公共问题的报道量减少，因为媒体的容量毕竟有限，受众在一段时间内接受“议题”的容量也有限。如马加爵案件中铺天盖地的报道。
三、媒体逼视的原因与规避
1原因：
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过度追求；自身角色的定位混乱。是一种新闻娱乐化的表现。
2媒体在操作时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权衡：
其一，对于那些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纯粹私人事件，除非被报道者本人同意或对被报道者没有负面影响，否则不应报道。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出于各种动机乐于公开们的私事这时媒体也必须权衡这个公开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或是否可能降低社会舆论的品味，而迫不及待地与当事人“合谋”，向会兜售庸俗的新闻商品。
其二，对那些与公共利益有一定关联的私人事件，媒体应选好报道的角度，关注私人事件背后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沉溺于对私人事件本身的细节渲染。
其三，在把私人情境公开为媒体情境的过程中，媒体应充分考虑到可能对被报道个体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将伤害降到最低。要避免公开点名、面部清晰的照片、特写镜头等报道手段。
《论我国新闻学想像力的缺失及其成因》单波
所谓抽象，只不过是对狭小经验范围内的事情做出貌似科学的定义，所谓僵化则是把学术话语简化为意识形态话语。
梁启超、王韬等强调报纸要服务于政治的使用功利目的，维护中国政治文化的道统，难以让新闻学真正通达于现代政治学的想象空间，反而为消解新闻学的想象空间埋下了思想祸根。
到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将报纸和新闻置于世界交往体系中加以考察，虽也关注新闻和政治的关系，但是更多强调新闻超越阶级和党派、服务民众的职业使命。如徐宝璜所谓报纸要“代表舆论之职”，邵飘萍所谓办报宗旨是“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之民意”，任白涛所谓新闻事业是“社会之公共机关”等，让新闻学超出了政治宣传之术，立足于公共政治空间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