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点：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商业逻辑一旦支配媒体，就可能把人的情感包括人的本能当作商业资源来开发，这就必然破坏其自律性，形成严重的文化物化现象，从而遮蔽、挤兑媒介应有的公共性、公益性的本质规定，给社会带来危害。
2从受众以及社会文化走向来看
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在客观上释放人的欲望，起到“让生活美丽”的作用，体现了对于世俗人生和现实生活的关注，是对此前物质贫乏、精神扭曲时代的一种反拨，一种进步；同时也是当今开放的政治制度、安定的社会环境、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的表现，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它也或多或少烘托着一种奢靡的享乐主义氛围，在客观上消解着勤俭简朴、艰苦奋斗的民族传统。传媒消费主义倾向以个体以及欲望为内在基础，从日常消费的意义上来理解生活和人生，而将享乐和娱乐视为生命价值的实现。社会赋予媒介神圣的使命在于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则被一定程度上抛掷脑后。传媒消费主义倾向张扬着身体欲望话语，表明感性肉体正在取代理性逻辑。受众于不自觉的状态中既消费着媒介，同时也“消费”着自我，销蚀着人的精神与意义。
3从全球范围看
我国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是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直接间接影响的结果。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物为核心的消费的全球化。同时，经济、消费的全球化又是以广告和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播散的消费文化为其前导的。因此，我国新闻传媒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愈益浓重的消费主义倾向。我们应当以全球化的眼光正视我国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倾向。
消费主义思潮在二次大战后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绝非偶然。一是西方社会战后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迅速发展，使物质财富大量增加，从而使很多人相信地球资源的储量是无限的，物质产品的供应也是无限的。在这种认识支配之下，消费主义思潮便应运而生。二是20 世纪20——3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之中，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有效需求不足。解决经济危机应当鼓励消费和投资，于是鼓励消费的经济政策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广泛的重视与实施。消费主义也就成为支配人们消费行为的一种观念。
《新闻传媒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秦志希
【摘要】在社会、经济、文化全面转型和传媒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大众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产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传媒消费主义一方面体现为传媒对消费主义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传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文化变异，即传媒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以消费为目的，围绕自身产品(传播内容)的“可消费性”来组织生产。这种变异使传媒既是新闻信息的传播者，同时又成为自身文化产品的推销者，传播者的角色变更正使它的运作理念、制度安排、生产流程、叙述模式等发生着消费化的改变。商业逻辑正入主新闻传播并成为其内在驱动力，使得新闻传播这种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被物化。传媒消费主义文化包含复杂的意味，不可持简单否定的态度。

就特定意义而言，全球化的实质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全球性扩张，因为资本的全球化首先就依赖于消费主义文化为其鸣锣开道，可以说消费主义文化是全球化的动力，也是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传媒自身的消费主义化与传媒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相互关联， 由此实现着传媒与社会消费的合谋。
1990年以来，中国传媒消费主义文化的转向主要表现为: 媒介传播内容的重点逐渐由社会生产转向社会消费;媒介的主体人物形象从改革开放前在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中涌现的“生产英雄”过渡到以各种文娱体育明星为重点的“消费偶像”; 媒介的主要功能从以往的宣传教育始而转向消遣娱乐; 媒介符号正在发生从文字语言主导到视觉形象主导的转换等等。
传媒在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同时，消费主义文化又渗入到传媒的肌理之中，使其自身发生消费主义文化的变异，这些变异主要体现于传媒在运作理念、制度安排、生产流程、叙事模式等几个方面。
一、运作理念
新闻专业理念认为，受众是享有信息知情权的“公民”，传媒应为受众的民主参与提供信息支持和表达平台。而市场理念下的受众被定位为“消费者”， 强调传播内容对受众的吸引力和满足受众信息消费的欲望， 因此新闻运作尽量迎合普通受众的趣味。基于这种认知，“书生办报”正向“商人办报”转变，“经营媒体”逐步成为重要的媒体运作理念。
由于商业逻辑入主新闻传播，成为新闻传播活动的内在驱动力，使得新闻传播这种人类精神交往活动被物化。消费主义文化正促使传媒的社会角色发生根本性的变异: 新闻传媒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言， 应该是信息的传播者、环境的监测者， 但在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 它同时又在客观上成为了市场意义上的推销者：自己的新闻产品和市场商品。二次售卖和一次售卖，从而使传媒的内容生产服从于传媒的利润生产。
二、制度安排
主要体现在经营部门地位的上升和绩效评估体系的变化。
拿报纸来说，国际上通行的经营与采编人员比例大致为7∶3 ，而在报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前，我国报纸的经营与采编人员比例正好相反，甚至到了2∶8 。1996年《羊城晚报》率先进行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行社长领导下的总编辑和总经理负责制。社长总揽全局，总编辑负责采编，总经理负责经营，首次将经营和采编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这种三驾马车、两个轮子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报社通用的管理模式。尽管这一机制规定经营部门与编辑部门要严格分开，但编辑部门和经营部门之间的壁垒还是经常被打破。
传媒绩效评估体系的变化表现在，对栏目、节目等媒体内容的评估来说， 收视率、阅听率和发行量正成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这就迫使传播者不再仅仅以为受众提供信息服务、优化决策为目的，而是要尽可能的考虑它的可售卖性。在这种情况下，新闻传播者也就成了布尔迪厄所称的“新型文化媒介人”。准文化商人
三、生产流程
当受众被视为消费者， 受众也就成为传媒产品和市场商品的捕获对象。为了捕获受众， 传媒甚至更强调为受众服务， 但服务受众本身不再是传媒的根本目的， 而是传媒为达到自身赢利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受“可消费性”追求的指引，传媒内容的生产流程实现了逆推，即由过去的生产决定消费变成了消费决定生产。
在受众定位上，一方面媒体将城市居民作为自己的受众群，追逐“大数法则”；一方面，一些媒体又争取“小数法则”，认定最好的受众就是消费能力最强的受众，即所谓“社会精英”。
媒体选题的总原则是受众感兴趣、成本低、风险小、回报高。这里的信息并不是真正的服务，而是作为一个诱饵抛向受众的。成本、风险和回报的算计，决定了绝大部分传媒报道中城市题材的集中和舆论监督题材的稀少。（由于距离、交通、通讯上的便利和语言上的无障碍减少了成本也减轻了报道的难度；为了规避经营风险，媒体尽量选择那些与政府直接部门有所分开的社会性话题，即所谓的“民生新闻”。）
怎样生产：从“可消费性”着手处理收集到的报道材料；可能的话，尽可能让商业流程和传媒生产流程相结合，在传播信息的同时宣传和推销商品并服务。
并且不是从受众最需要知道的前提出发，传播者主要着力凸显题材所谓的卖点：刺激性的、情节曲折的、矛盾冲突的、奇异的、反常的甚至变异的内容和细节。正如有人所批评的， 对新闻事件的戏剧化、煽情化， 大肆渲染新闻事件的情感因素和细枝末节， 着力于对受众感官的强烈刺激， 是在政策、人才、技术和资金上没有采编硬新闻优势的媒体选择的难度低、花费小却市场效果好的软性内容和技巧， 它“实际上是新闻的一种商业经营”。     在传播内容与商品的合谋方面，许多节目、栏目从创意开始就把商品营销纳入了节目和栏目推广计划。最典型的是一些女性节目和少儿节目，如动画片所带动的一系列产业链。
四、叙述模式
叙事化倾向。一般说来，新闻就是故事。但是因事件本身的故事性而叙事和为了新闻的“可消费性”而叙事，是不完全一样的叙事态度、叙事方式和叙事风格。
首先，基于对可消费性的追求，叙事方式不仅仅被运用在本身就有很强故事性的信息上，而且还被运用了故事性不强甚至不具有故事性的信息上，挖掘、设置就成了能事。
其次，严肃的题材也会讲求故事性。如《焦点访谈》倡导的表现手段就是“主题事实化、事实故事化、故事人物化”甚至“人物性格化”。
还有，对故事“可消费性”的认识甚至使一些媒体的整体内容和风格定位发生变化。如某些电视台推出“故事频道”。
最后，对叙事的类型化和对冲突性叙事的偏爱。
五、总结
传媒的消费文化变异包含着复杂的文化意义，对其评价实际上涉及对传媒市场化复杂性的认识。
国内多持批评之声，认为它导致传媒粗俗化、庸俗化、文化矮化等。西方社会也不乏批评之声：曾参与揭露“水门事件”的卡尔•伯恩斯坦就曾批评当代新闻业的市场导向制造了一种“白痴文化”: “至少15 年以来， 我们已经从真正的新闻转变为制造一种龌龊的‘信息娱乐’文化。”“通过这种提供新闻刺激的新文化， 我们教导读者和观众， 鸡毛蒜皮具有重大意义， 耸人听闻和异想天开胜过真正的新闻。”
实际情形是， 西方社会一方面对传媒市场化不乏批判之声， 而另一方面又掀起了对传媒放松管制的浪潮， 欧洲一些原有的公共广播电视纷纷改走商业化的路子， 就有力说明传媒市场化自有它的合理性和优势。一般地说， 传媒市场化能使传媒自我修正、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给传媒带来持续的活力与生机， 给受众带来多样化和优质的信息服务等。
传媒市场化在中国的认识：
对传媒市场化及消费主义文化不应持简单肯定或否定的态度， 对中国的传媒市场化、消费主义文化更应作历史的具体分析。就基本的立场而言， 我们可以说， 中国传媒市场化及大众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是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运动的文化伴生物: 传媒市场化直接打破了泛政治化背景下的媒介单一化的局面， 使媒介资源得到相对合理的配置； 媒介及信息的多元化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新闻生产力， 推进了新闻民主化的进程， 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媒介自身的经济实力， 这正与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的现实相应合。传媒的世俗化与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具有去魅解神圣的功效， 它一改媒介此前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面貌， 始而贴近受众贴近生活， 释放人的欲望， 关切世俗人生， 使生活丰富起来。特别是新时期之初， 传媒的世俗化与消费主义文化在客观上无疑对此前极左的意识形态具有抵制、批判的进步性， 具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推动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
而问题在于，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在官方所让出的有限思想文化空间内建构自己的价值规范、趣味取向与操作方法， 它一方面在尽力取悦于市民大众， 而另一方面又在谨慎地回避官方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所设立的禁区， 把官民同乐作为自己的目标与策略。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在拓展公共空间与民主化方面的作用常常是在追求经济利润的过程中的附带而不是自己有意识的政治诉求”。
中国传媒走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道路， 传媒一直是在政府、市场和公众之间小心地寻找着平衡。表面上， 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传媒操持着绝对的主导权， 但实际上，传媒更多的却是极力俯就和迎合市场。当今中国传媒正处于一种两难境地: 一方面， 迫于传媒自身发展的需要及传播全球化的压力， 传媒不能不走市场化道路; 另一方面，传媒市场化、消费主义文化又不可避免地给传媒带来种种负面效应。
看来， 我们也许还是应当坚守“事业性质， 企业管理”。但问题是“事业性质”本身就规定传媒不可走完全市场化的路子， 而不充分的市场化肯定不利于传媒自身的充分发展。另一方面， 为了避免传媒市场化的负面效应，仅依靠传媒自律、公众监督的力量是很有限的， 政府的适度干预自有其合理性， 问题的关键是， 政府如何干预、干预到何种程度才既可防止传媒的“市场失败”而又有利于它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