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汉代漆器
汉代是中国古代漆器制造业的强盛时期：其一，器类多：从埋葬用的棺椁，起居用的睡床、奁、盒，到饮食用的杯桊碗盘，应有尽有，而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案、盘、奁和耳杯。其二，数量大：深入到富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多数贵族墓均又有随葬。其三，质量精美：汉代漆器有木胎和夹苎胎两种。后者的做法是先用木头或泥土制成实心器具来做内模，然后用麻布或缯帛多层反复地附于内模上，去掉内模后做成胎体。“脱胎”之后再反复髹漆而成器。乃漆器中的精品。同时还在漆器上绘画各种云气或神兽花纹，有的在器口或器耳镶扣上金属，最后抛光成器，费功甚大，所以《盐铁论》有云：“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
汉代漆器业多为官营，如当时的河南郡（治所今洛阳）、广汉郡（成都）都是主要的官营漆器产地。番禺（今广州）的漆器水平也基本上与中原北地相当，但仍以木胎为主，而有些却与交易于海外有关。到了东汉中期，豪强地主私营漆器业发展起来，官营的衰落。
03、汉丝织品
汉代的中国，从北方到南方，均种桑养蚕，缧丝织帛。在内蒙古的和林格尔东汉墓的壁画上，见到蚕桑的图象。在山东、江苏、四川等的出土汉代画像石上所见的纺车、缫车、调丝、并丝、织机、染具等实物图形。在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内蒙古扎赉诺尔墓和新疆民乐尼雅墓、广州南越王墓中均有精美的丝织品出土。出土的丝织品按织物组织分有：
平纹组织，纤细、稀疏方孔、轻盈的平纹丝织物：纱、绢（纱之更轻薄者）、缣（细绢也）、縠（有皱纹的纱），南越王墓出土了颇具特色的黑油绢、砑光绢，细绢之冠的“冰纨”（经纬密度320×80根/平方厘米）。
绞经组织，质地轻薄透亮，经纱互相绞缠后呈椒孔的丝织物：罗。罗有素罗和花罗。花罗是在绞经罗纹地上显花纹效果者。马王堆、满城、尼雅汉墓均有出土。
斜纹组织，显花的绮、锦和绒圈锦。绮有经畦纹显花、阶梯纹显花和变形斜纹组织显花三种。尼雅、马王堆汉墓均有出土。锦是以彩色丝线织出斜纹重轻的高级提花织物。其基本组织均系4枚纹变化组织，运用一上三下、二上二下、三上一下等基本规律和不同色线提经起花，又分两色锦、色色锦和多色锦等。上述诸墓均有出土。代表了汉代丝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04、汉画像墓
自西汉晚期至东汉，在中国的河南南阳、鄂北；山东、苏北、皖北；四川；陕北、晋西北4个地区流行画像墓。
有三种形式。一是壁画墓，即在小砖墓室的内壁画上壁画（有的先抹上一层白灰，在上面作画，有的直接作画在砖皮上）。二是画像石墓，即在石质墓室的内壁雕刻各种图画。三是画像砖墓，即在小砖墓室的内壁再嵌上模印有各种图画的小砖。
雕刻技法有6种：阴线刻，图像全部用阴刻线条来表现；凹面刻，把图像轮廓内剔成凹入的平面，再用阴线刻划细部；减地平面阴刻，在石面上将图像轮廓外减地，使图像呈平面凸起，西部再用阴线刻出或用朱线墨线勾绘；浅浮雕，将图像轮廓外减地，使图像略呈弧状凸起；高浮雕，减地后图像弧面凸起较高，西部起伏明显，有较强的立体感；透雕，把图像的某些部分刻透镂空，使之类似利率体的圆雕。
画像的题材内容有8：生产活动类；墓主的仕宦经历和身份类；墓主生活类；历史故事类；神话故事类；祥瑞类；天象类；图案花纹类。
05、“天人感应”
“天人感应”学说由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在他的《天人三策》中阐明：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大意是：如果人君善治，天降祥瑞以告之。如果无道，天即降灾异来遣告和威慑。如果人君在灾异之前不知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疆勉行道”。这种把天、君、民联系起来的学说，基本上是借用阴阳家的思想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在当时，有利于封建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汉代人迷信思想的普遍浓烈。
06、车骑出行图
在汉代，不同地位的官吏，其官寺的规模及其下属官吏兵属的多少，以及出行时车骑随从的规格，都有一定的约束。因此在墓室墙壁上雕、绘车骑出行图恰可表现墓主人的身份和他一生中的显赫功绩。西汉晚期至东汉流行的画像墓中多见车骑出行图。特别是，河北省安平县逯家庄东汉墓的车骑出行图，环绕墓室前室四壁上部，分为上下四列，各为一组绘出行列壮丽的车骑出行画面，仅第四列就包括马车21乘、骑吏46骑和步行伍伯等22人，总括在一起，所绘马车超过80乘。
第五章第三节
01、番禺城
1.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学术圈的意见比较一致：
东界：今农讲所旧址——新大新公司扩建工地、儿童公园、广州市文化局等处发现有70×70的地砖走道、万岁瓦当；后来更在这一范围内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南越王宫苑遗址。
西界：解放路一带：广州迎宾馆内有任嚣墓、象岗山有南越文王墓，城墙只能在此以东。
南界：中山路稍南——最近在西湖路一带发现有南越国时期的水门。
北界：可能在东风路一带：城周十里。
2.番禺城的起源和建设：有不同意见
——《广州历史地理》（曾昭璇）：引《广州记》、《通历》等，认为周夷王八年（B.C.862）楚伐越，服之，建“楚庭”；约B.C.473年，吴越相争，越人公师隅（号南武），在“楚庭”的基础上建“南武城”；秦南海尉任嚣扩展之，号为“任嚣城”；南越王赵佗于汉高祖三年（B.C.204）再扩展之，这就是“赵佗城”；汉武帝元鼎六年（B.C.111）平南越，“赵佗城”毁于一炬。
其后的郡治“于郡南六十里”（顾祖禹）：“汉咸宁废址是也。”（地望在今顺德乐从简岸村。陈代光同此）。至东汉建安二十二年（A.D.217）交州刺史步骘再将郡治迁返“赵佗城”。三国吴黄武五年（A.D.226）分交州为交、广两州；广州始得名。广州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
——《广州城始建考》（麦英豪，广州文博，86/3）、《试论广州城市之形成》（陈代光，暨南学报，90/3）：岭南之城市始于“任嚣城”元鼎年间并不南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