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厚：
一物两体：北宋张载用语。《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认为万物皆为气之变化，气包含阴阳双方。阴阳有对立变化运动，此所谓化，又有对立统一，所以有不测之妙用，此则所谓神。又说：“物无孤立之理，非同异屈伸终始以发明之，则虽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异有无相感，则不见其成。”（《正蒙•动物》）

参两：张载《正蒙•参两》：“一物两体，气也。……参则是指事物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内在关系。
神化：张载《正蒙•神化篇》：“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事物奇妙和内容丰富的变化称为“神”或“化”，张载继承《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的思想，认为事物的变化运动渊源于其内在的根据：“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正蒙•参两篇》）

太和：太通大，至高至极，和为和谐。《易•乾彖》：“保合太和，乃利贞。”张载用以形容气的絪缊未分状态。《正蒙•太和》：“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不如野马絪缊，不足谓之太和。”朱熹认为太和是阴阳二气会和的状态，“太和，阴阳会和冲合之气也。”王夫之释为：“太和之中，有气有神。神者非他，二气清通之理也。不可象者，即在象中。阴与阳和，气与神和，是谓太和。”“太和，和之至也”，“未有形器之先，本元不和，既有形器之后，其和不失，故曰太和。”

太虚即气：张载《正蒙•太和》：“知太虚即气，则无无。”太虚一词初见于《庄子•知北游》：“不游乎太虚”及《黄帝内经》：“太虚寥廓”，指广大空间。张载认为虚即气，虚与气是同一物质实体的不同状态，虚与气是统一的，“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
德性之知：指天赋道德观念，见闻之知的对称。张载《正蒙•大心》：“德行所知，不萌于见闻。”认为德性之知是主观自生的，不依赖于感官，“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德性之知不是凭一般智力而是靠内心修养达到的，“乃德盛仁熟所致，非智力能强也。”（《正蒙•神化》）

见闻之知：指人们通过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知识，……故见闻之知只是“小知”，不如“德性之知”。

心统性情：张载《正蒙•太和》：“心统性情者也。”认为“合性与知觉，有心之名。”知觉为心之特质，能综合内外万殊，性之发为情，情亦在心中。朱熹对此作出阐释：“横渠心统性情之说甚善，性是静，情是动，心则兼动静而言，或指体，或指用，随人所看。”（《朱子语类》卷六十二）又说：“性是未动，情是已动，心包得已动未动。盖心之未动则为性，已动则为情，所谓心统性情也”（《朱子语类》卷五）。

民胞物与：张载《西铭》：“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主张“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反映了张载心忧天下的儒家情怀。

王荆公：
荆公新学：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学派。新学，一般指由王安石主持编订的《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官义》），以及王安石为释经而作的《字说》。《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按其观点，经术造士乃是盛王之事，诠释经义，教育士子，乃为符合盛王之做法；在衰世中，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之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了人心，也淹没了经义中之大道，遂使异端横行不已；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明白义理，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导化民俗。雏形于仁宗嘉佑后期，形成影响在神宗熙宁、元丰之际。
性本情用、性情一也：“性情一也。……喜、怒、哀、乐、好、恶、欲，未发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发于外而见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
人本来有情感欲望，未发作时，存于心内即是性，表现于行动就是情。就人的自然本性来说，无所谓善恶，人的善恶是从情来的，是后天习染而成。情发当于理就是仁和义，不当于理，就是不仁不义。上智只是习于善，下愚只是习于恶，中人是说“一习于善，一习于恶”。上智与下愚只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不同，上智与下愚，是就人的认识能力来说的。
二程：
义理之性：亦称天地之性、天命之性、本然之性，与气质之性相对。程颐《遗书》：“自性而行皆善也，圣人因其善也，则为仁义礼智信以名之。”认为人的本性纯善。朱子说：“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朱子语类》卷五）认为仁义礼智先验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是至善的，所以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并指出义理之性寓于气质之性中，人的气质禀赋决定人的善恶。


形上形下：二程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这句话没有分清道与器的区别，阴阳亦是气，不能被称作道。二程同时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非空间与时间之区分，而是逻辑区分：“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
“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即道为支配阴阳之气运行的内在根据。

天理自然：天理为永恒存在，为最高实体。
（2013）忠恕之道——
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以往儒者以孝悌、恻隐之心、博爱、博施济众等视为仁，二程认为此为仁之用，非仁之体。二程看来，仁就是理，仁就是道。从宇宙论上来说，生生之理为天道，其落实于人则为人道，故“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其落实于人者则为人道。”人从自身推到天地万物，但推除了人的自觉认识之外，还包括由内及外、推己及人、推己及物之过程，此过程即忠恕之道：“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贯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形乎中也。忠者体，恕者用，大本达道也。”故“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无分别。”“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缊，生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气善之长也，斯所谓仁也。”

礼乐之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此固是礼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置两只椅子，才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作为天地之序的礼和天地之和的乐，就是天理的体现，与理为一，与天理之间的关系，也是理一分殊的关系。“上下之分，尊卑之义，理之当也，礼之本也，常履之道也……下顺乎上，阴承乎阳，天下之正理也。”

性即理也：程颐提出性即理也，“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天之付与之谓命，禀之在我之谓性，见于事业之谓理。”“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程颐认为天命之谓性的性就是理，也就是五常，所谓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自理言之谓之天，自禀受言之谓之性，自存诸人言之谓之心。”“性之本谓之命，性之自然者谓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谓之心，自性之有动者谓之情，凡此数者皆一也。”

识仁：二程认为“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理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程颢突出强调了诚敬，诚就是真实不妄，敬就是专心于一。“诚者合内外之道，不诚无物。”“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同时，诚又是修养工夫之所出：“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有可居之处则可以修业也。”具体方法为敬：“诚者，天之道；敬者，人之本。敬则诚。”诚敬结合，便可识仁，“学要在敬也、诚也，中间便有一个仁。”但“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

定性：即定心，指不分物我，内外两忘的境界。程颢……主张不分物我，“内外之两忘”。

显微无间：显，明显，显著；微，幽隐、微妙。意谓显著的事物和幽隐的事物之间联系不可分。程颐
（2013）格物——
二程之格物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知至便意诚，若有知而不诚者，皆知未至尔。”大程所说的“知”，更多意义上是指人心中固有的良知、天德，非一般知觉之知和知识之知，“人心莫不有知，惟蔽于人欲，则亡天德也。”因此需要格物，格物为致知的工夫。在小程看来，格物致知乃人的修养工夫之基础，是为学之本。“人之学莫大于知本末终始。致知在格物，则所谓本也，始也。”格物为穷理，“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理而已也。”程颐区分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认为“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晓此，合内外之道也。”大程强调理在人心，只要反身而诚，则理自明；小程认为理在人心，也在事物，格物对两者都应该格，才能穷理，不过其也更重视德性之知。
德行————
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程颐分别了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他说：“闻见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则知之，非内也，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见闻。”见闻之知相当于感性认识，德性之知的意义不交复杂，既指关于伦理道德的认识，又指关于事物根本原理的认识，这两者都通于天理。见闻之知是外来的，德性之知不用凭借见闻，是内在的。
陆象山：【陆九渊】
发明本心：陆九渊指彻底反省人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心。他提出“心即理也”，认为一切道德准则均根源于本心，强调“只自立心”，“明得此理（即本心）即是主宰”（《与曾宅之》）。还提出“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象山先生语录》）。明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

易简工夫：陆九渊指以人本心直觉的认识方法。
仿效禅宗“顿悟”的方法，主张“发明人之本心”，在“安坐瞑目”中“忽觉此心已复澄莹中去。”
叶水心：
以己形物：叶适用来对思孟学派的批评用语。认为思孟学派“专以己为是，以人为非，而克与未克、归与未归皆不可知，但以己形物而已。”指出此类主观臆断乃“以浅心狭志自为窥测，学者之患也。”强调以己形物的实质就是否定知识来自外物，而只“欲求之于心”，这种“专以心性为宗”的认识，是“虚意多，实力少，测知广，凝聚狭，而尧舜以来内外交相成之道废矣”（《习学记言》）。

以无适无：是叶适对于老子以无为本思想的概括和批评，针对老子“三十輻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观点，指出“不知为有而欲用之以无，是以无适无也。”
以道观物：刘因认为庄子所谓齐物的错误在于“一举而纳事物于幻，而谓窈冥恍惚中，自有所谓道者存焉。”有了儒家的道作主，才能在“大行”和“穷居”时都保持无适而不可的境界。
——明 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