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权力关系的形成不遵循必然性也不遵循目的论,“它只顺应斗争的偶然性。” 这种力量斗争中所产生的偶然性关系就是福柯指涉的事件,真实的历史就是由这些一系列不断流变的偶然性事件组成。可见谱系学的历史不具有必然性,总是处于偶然的流变之中。如此,谱系学就摧毁了线性历史观的同一性在谱系学的历史中,力量的斗争与较量才是历史的实质,而非在理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
力量来源于何处?“身体是来源之所”,力量来源于身体,身体是力量的载体,这种力是流动的,外侵的,有种冲破一切的趋势,其最大的特征是不确定性,与理性的最大特征确定性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这种身体的力与力的斗争不一定是身体之间的直接接触,也可能是采用其他方法的间接斗争。而且,在这种力与力的斗争中,身体总会被打上印记,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所以,一方面身体是历史运动的原因,一方面身体又是记录历史的平面。总之,在谱系学中,身体是根基之所在。既然历史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反复上演的戏剧,没有必然的规律可循,那么监狱替代酷刑制度,就不是历史的进步、人性的胜利,而是不同的统治者所采用的对付可能威胁其统治的身体力量的不同策略而已。“从冲突到冲突,直到以规则代替战争的普遍互惠,人性并没有获得任何缓慢的进步;它把暴力一一安置到规则体系中,由此,它从一种统治过渡到另外一种统治。”
权力问题始终是福柯讨论的主题之一，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他充分论述了权力的构成与施行，不仅提出了把知识与权力统一起来的新权力观，而且对权力通过纪律、监视及监狱等手段、技术和设施而行使的方式和展开的过程也做出了独辟蹊径的概括。
（1）《规训与惩罚》
福柯对惩罚方式的历史嬗变进行了权力系谱学的研究，仔细分析了对于驯服人体的规训权力的技术运作与策略。
《规训与惩罚》描述从1757年达米安受刑起到1840年前后监狱的诞生,欧洲的惩罚制度是怎样演变的。
在此之后，福柯又不动声色地向读者们展示了18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巴黎少年犯监管所的一份规章，这份规章非常精确地规定了少年犯们在每一个具体的时间点应当从事的义务的时间表（起床、劳动、进餐、学习、工作、祷告等等），这份时间表精确到分钟。少年犯们在监管所中的每一天就象一个精心设计、毫无瑕疵的惩罚流水线，在这个流水线中再也看不到血腥、刑具和热闹的观众。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观点，这种菜单式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比公开处决更为人道的刑罚观，体现了刑罚的进步，是一种“人性的胜利”。
福柯首先把历史上的惩罚方式划分为三种：
A、中世纪末期和旧制度时期的酷刑；
B、18世纪反对酷刑的改革者的刑法；
C、现代纪律约束、监视技术和监狱设施等。
通过对这三种惩罚的历史形式的研究，福柯一方面揭示了权力的实现形式——惩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方式和运行特点，另一方面也在历史记载的各种经验事实中显示了权力及其表现形式，都是受某种知识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的。
《监视与惩罚》分四部分：酷刑；惩罚；罚诫；监视。福柯运用系谱学方法具体讨论了用来改造人的离奇手段和监禁计划源自何处?近代刑罚法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这种改造方式是一项新技术:从16至19世纪，制定了一整套程序，以便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分区控制、监督、评判、训练， 使其变得既有用又温顺。这一切都是征服肉体、限制人的暴力的手段。
A、关于酷刑的理解
福柯不同意仅仅从野蛮和恐怖角度去理解酷刑，而是把它理解为一套按照明确原则建立起来的技术。支持酷刑建立和实施的基本原则有三条：
首先，酷刑是一套受控制的、有差别地制造痛苦的技术。它不仅明确地把酷刑引起的人体的痛苦直接同罪行联合起来，而且还要区别等级；如杖刑、棍刑与千刀万剐极刑。
其次，酷刑是一种惩罚仪式，通过它来展示罪行真相以及罪行轻重应当遭到惩罚的程度，具有训诫与警示的作用；
最后，酷刑要大张旗鼓的进行，目的不仅在于炫耀统治者的权威，而且表现统治者扬善除恶的价值观念。
达米安受刑的断头台
《规训与惩罚》是以一部血腥的惨不忍睹的酷刑场景揭开序幕的。福柯详尽地描述了1757年3月2日达米安公开受刑的场面。 “用烧红的铁钳撕开他的胸膛和四肢上的肉，用硫磺烧焦他持着弑君凶器的右手，再将熔化的铅汁，沸滚的松香、蜡和硫磺浇入撕裂的伤口。然后四马分尸，最后焚尸扬灰”。
B、18世纪改革：惩罚形式的“表象化”
18世纪的改革者反对酷刑的原因是改革者是司法官员，他们要提出用独立于王权的司法权或按照法律的普遍原则来惩治罪犯，因为此时的犯罪方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犯罪不是简单的群众暴动，而是更隐蔽的攫取和诈骗财物，犯罪矛头指向的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反映了此时君权此时受到的限制。
18世纪改革的结果是惩罚形式的“表象化”，即惩罚的目的不仅仅要惩罚其肉体还要惩罚其精神。
C、现代纪律约束、监视技术和监狱设施
19世纪开始的、使用现代规训技术的监狱和普遍化的监视。
工厂、学校、军营等都体现了建是技术的应用。
福柯试图从关于肉体的政治史出发建立近代道德系谱学；他运用系谱学方法精辟地分析了欧洲社会(主要是法国)惩罚形式的变化过程；考察了近代监禁与监视的产生；反思了当代暴动现象；揭示了权力的本质及权力-知识在惩罚社会中的崭新关系。从而建立了新的政治观、法律观、权力观和知识观。
（2）性欲-性的世系
福柯认为，性或性欲问题不是简单的个体化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化问题。性为各种关系左右，受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历史、文学、医学等外力影响，又反作用于这些外力。性有着复杂的世系关系，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3）知识与社会权力的控制
A、对纯粹客观真理的揭露
福柯的考古学揭示了真理、知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发明、构造出来的，他的考古学分析的目的就在于探讨知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即探讨支配人们思想和话语实践的推论性理性的“组装规则”。
在福柯看来，“西方的历史无法同‘真理’创造及发生效应的方式分割开来”。而其所生活的社会也是生产和流通以真理为功能的话语，并以此来维持自身运转获得特定权力的社会。他研究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穿知识纯粹客观的假象，展露知识和社会权力、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
福柯对知识问题的探讨来自尼采提出的一个问题，即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理”是如何被赋予价值的？我们何以会听从真理的命令，生活在真理的控制之下？受尼采权力意志思想的影响，福柯的“知识”概念强调的是人们在话语实践中所体现的求真意志或真理意志。西方从尼采以来，对真理及其功能的理解就发生了改变。人们不再寻找和追问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而是探究真理成为真理所经历的艰难历程。
在尼采那里，真理如果和控制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应该把它抛弃，一切都需要重新估值。对真理的追求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如果说以前人们在知识中面临的问题是真理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获得真理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则是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
福柯所理解的真理、知识是权力制造出来的产物。权力制造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真理，而是为了施行控制，所以福柯反对共识，认为共识就是控制。因为真理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与人无关的话语，而是一种控制人的权力，知识是一种权力结构。通过把知识视为话语，揭示它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福柯批判了那种与人无关的、自为存在的客观真理。
B、对理性的批判与颠覆
福柯追随尼采的脚步，拒斥那种认为历史一直进步的启蒙神话，认为现代理性是一种压迫性力量。理性力图通过知识和话语的系统建构，来归类和控制一切经验形式，人类的各种各样的经验包括疯癫和性都成了仔细分析和深入研究的对象，它们在理性主义科学家的参照框架下，在现代知识的话语中，被推论性地建构，从而变得易于管理和控制。因此，福柯认为应该用知识形式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去超越总体性、总括性和强制性。
理性的对立面是疯狂，而二者的分化是如何产生的呢？福柯在他的考古学第一部著作《疯狂与文明》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在该书中，他指出：“疯狂”并不纯粹是生理学或生物学现象中的一个概念，而还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实践的产物。他把知识和理性两个概念等而视之，认为现代社会中对“疯子”的控制是随着关于疯狂的知识的增加而越来越理性化的。
福柯对疯狂和理性二者历史的考察目的在于揭示：理性和疯狂之间的区别是被人为划分的。通过对现代理性文明建立起来的自身边界进行质询来达到消解现代文明未经反省的理性至上的信念。
第九章 布希亚
第一节  布希亚其人及其主要著作
布希亚（1929—2007），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布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一）布希亚的生平简介
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登斯省兰斯地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在索邦大学学习德语之后,成为中学德语教师,并开始了文学评论家生涯。他的处女作是译自布莱希特的《流亡者的对话》。
20世纪60年代初,他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作品,以及德国作家彼得•魏斯的许多著作。同时,他重新开始在高校中学习哲学，1968年,他在亨利•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物体系》，这标志着布希亚进入了社会学研究领域。
《物体系》表现了他的新的关注对象和独特的笔调，一种有时是诅咒的、常常是不落俗套的笔调。
布希亚是消费社会以及工业化国家的“日常生活”的严厉的观察者。他认为,意识形态和习俗风尚都化为一些符号体系,而任何符号都只是一些拟像。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拟像无限制地循环,直到完全停止流通。我们被指责失去了现实的最终本质。
道格拉斯•凯尔纳的观点：布希亚的新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基于一个关键的假设：媒介、模拟以及被他叫做“赛博闪电战”的东西构成了一个新的经验领域、新的历史阶段和新的社会类型。他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
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模拟和拟像、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和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二）著作
《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 、《生产之镜》（1975） 、《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忘掉福柯》（1977）、《仿象与拟真》（1981）、《美国》（1982）、《宿命的策略》(1983)、《冷酷的回忆》（1990）、《海湾战争未曾发生》(1991)、《完美的罪行》（1995）等。
（三）布希亚的思想发展
布希亚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影响之下，并结合符号学与精神分析理论展开对消费社会的批判分析；
第二阶段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后马克思思潮，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展开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此时的布希亚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第三阶段是同一切现有思潮决裂，最后同现实本身决裂，走向了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
第二节  商品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
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希亚开始出版一系列最终使他享有世界性声誉的著作。在列菲伏尔、巴尔特、乔治•巴塔耶和法国情境主义者的影响下,布希亚在60年代决定撰写社会理论、符号学和心理分析学领域内的重要作品。1968年,布希亚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物体系》,然后是1970年的《消费社会》和1972年的《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
在批判性的社会学框架内,这些早期作品试图把列菲伏尔、德博尔和情境主义者发起的日常生活研究与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活的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其关注的中心是消费社会中的物体系(他的前两部著作的焦点)以及政治经济学和符号学的交界处(他的第三部著作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