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小花
 
野花，
星星，点点，
像遗失的纽扣，
撒在路边。
……
我的诗，
像无名的小花，
随着季节的风雨，
悄悄地开放在
寂寞的人间……
 
    4、杨炼（1955－）：生于瑞士，在北京长大，七十年代后期开始写诗。1978年成为著名文学杂志《今天》主要作者之一。1983年，其代表作长诗《诺日朗》轰动大陆诗坛。其后，作品被介绍到海外，并受邀到欧洲各国朗诵。1987年，他被中国读者推选为"十大诗人"之一。1988年，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杨炼前往澳洲访问，并于次年开始世界性漂流。迄今十余年，足迹遍及欧、美、澳洲各个角落，"以生存方式的简约，换取精神宇宙的不断丰富"。杨炼的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其诗集九种、散文集二种与众多文章已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在各国出版。他不停地参加世界文学、艺术及学术活动，被誉为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声音之一。1999年，杨炼获得意大利最重要的FLAIANO国际诗歌奖；他的诗集《大海停止之处》，获英国诗歌书记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杨炼曾应邀任德国魏玛国际论文竞赛、"德国之声"国际广播文学竞赛评审；"柏林国际文学节"、"台北国际诗歌节"顾问；并获得德国DAAD艺术交流计划、美国AMHERST学院等各国基金会奖，担任一系列驻会、驻校、驻市作家。1999年出版的《杨炼作品1982——1997》和2002年出版的《杨炼新作品1998——2002》获得了好评。杨炼现居伦敦，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诺日朗
一、日潮
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
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
 
强盗的帆向手臂张开，岩石向胸脯，苍鹰向心……
牧羊人的孤独被无边起伏的灌木所吞噬
经幡飞扬，那凄厉的信仰，悠悠凌驾于蔚蓝之上
你们此刻为那一片白云的消逝而默哀呢
在岁月脚下匍匐，忍受黄昏的驱使
成千上万座墓碑像犁一样抛锚在荒野尽头
互相遗弃，永远遗弃：把青铜还给土，让鲜血生锈
你们仍然朝每一阵雷霆倾泻着泪水吗
西风一年一度从沙砾深处唤醒淘金者的命运
栈道崩塌了，峭壁无路可走，石孔的日晷是黑的
而古代女巫的天空再次裸露七朵莲花之谜
哦，光，神圣的红釉，火的崇拜火的舞蹈
洗涤呻吟的温柔，赋予苍穹一个破碎陶罐的宁静
你们终于被如此巨大的一瞬震撼了么
——太阳等着，为陨落的劫难，欢喜若狂
 
二、黄金树
我是瀑布的神，我是雪山的神
高大、雄健、主宰新月
成为所有江河的唯一首领
雀鸟在我胸前安家
浓郁的丛林遮盖着
那通往秘密池塘的小径
我的奔放像大群刚刚成年的牡鹿
欲望像三月
聚集起骚动中的力量
 
我是金黄色的树
收获黄金的树
热情的挑逗来自深渊
毫不理睬周围怯懦者的箴言
直到我的波涛把它充满
 
流浪的女性，水面闪烁的女性
谁是那迫使我啜饮的唯一的女性呢
 
我的目光克制住夜
十二支长号克制住番石榴花的风
我来到的每个地方，没有阴影
触摸过的每颗草莓化作辉煌的星辰
在世界中央升起
占有你们，我，真正的男人
 
三、血祭
用殷红的图案簇拥白色颅骨，供奉太阳和战争
用杀婴的血，行割礼的血，滋养我绵绵不绝的生命
一把黑曜岩的刀剖开大地的胸膛，心被高高举起
无数旗帜像角斗士的鼓声，在晚霞间激荡
我活着，我微笑，骄傲地率领你们征服死亡
——用自己的血，给历史签名，装饰废墟和仪式
 
那么，擦出你的悲哀！让悬崖封闭群山的气魄
兀鹰一次又一次俯冲，像一阵阵风暴，把眼眶啄空
苦难祭台上奔跑或扑倒的躯体同时怒放
久久迷失的希望乘坐尖锐的饥饿归来，撒下呼啸与赞颂
你们听从什么发现了弧形地平线上孑然一身的壮丽
于是让血流尽：赴死的光荣，比死更强大
朝我奉献吧！四十名处女将歌唱你们的幸运
晒黑的皮肤像清脆的铜铃，在斋戒和守望里游行
那高贵的卑怯的、无辜的罪恶的、纯净的肮脏的潮汐
辽阔记忆，我的奥秘般随着抽搐的狂欢源源诞生
宝塔巍峨耸立，为山巅的暮色指引一条向天之路
你们解脱了——从血泊中，亲近神圣
 
四、偈子
 
为期待而绝望
为绝望而期待
 
绝望是最完美的期待
期待是最漫长的绝望
 
期待不一定开始
绝望也未必结束
 
或许召唤只有一声——
最嘹亮的，恰恰是寂静
 
五、午夜的庆典
 
开歌路
领：午夜降临了，斑灿的黑暗展开它的虎皮，金
灿灿地闪耀着绿色。遥远。青草的方向使我
们感动，露水打湿天空，我们是被谁集合起
来的呢？
 
合：哦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领：星座倾斜了，不知不觉的睡眠被松涛充满。
风吹过陌生的手臂，我们仅仅挤在一起，梦
见篝火，又大又亮。
孩子们也睡了。
 
合：哦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领：灵魂颤栗着，灵魂渴望着，在漆黑的树叶间，
寻找一块空地。在晕眩的沉默后面，有一个
声音，徐徐松弛成月色，那就是我们一直追
求的光明吧？
 
合：哦这么多人，这么多人！
 
穿花
诺日朗的宣谕：
唯一的道路是一条透明的路
唯一的道路是一条柔软的路
我说，跟随那股赞歌的泉水吧
夕阳沉淀了，血流消融了
瀑布和雪山的向导
笑容荡漾袒露诱惑的女性
从四面八方，跳舞而来，沐浴而来
超越虚幻，分享我的纯真
 
煞鼓
此刻，高原如猛虎，被透明的手指无垠的爱抚
此刻，狼藉的森林蔓延被蹂躏的美，灿烂而严峻的美
向山洪、像村庄碎石累累的毁灭公布宇宙的和谐
树根粗大的脚踝倔强地走着，孩子在流离中笑着
尊严和性格从死亡里站起，铃兰花吹奏我的神圣
我的光，即使陨落着你们时也照亮着你们
那个金黄的召唤，把苦涩交给海，海永不平静
在黑夜之上，在遗忘之上，在梦呓的呢喃和微微呼喊之上
此刻，在世界中央。我说：活下去——人们
天地开创了。鸟儿啼叫着。一切，仅仅是启示
五、新生代诗歌
1986年，《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以“现代主义诗歌大展”方式推出的100余名诗人分别组成的60余家自称的诗派，制造了中国诗坛上“美丽的混乱”。企图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重建一种诗歌精神，这种精神不是英雄悲剧的崇高、理性自我的庄严、人道主义的感伤，而是一种建立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世俗人生中的个体的感性生命体验。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成为后新诗潮的总体特征。反意象、反修辞和口语化是后新诗潮在语言实验方面的重要特征。
韩东的诗歌：
于坚的诗歌：1954年8月8日出生于昆明，第三代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以世俗化、平民化的风格为自己的诗歌追求，其诗平易却蕴深意，是少数能表达出自己对世界哲学认知的作家。著有长诗《零档案》，及杂文集《棕皮手记》等。曾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他们》，影响很大。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于坚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我们一起穿过太阳烤红的山地
来到大怒江边
这道乌黑的光在高山下吼
她背着我那夜在茅草堆上带给她的种子
一个黑屁股的男孩
怒江的涛声使人想犯罪
想爱 想哭 想树一样地勃起
男人渴望表现 女人需要依偎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她让我干男人在这怒江边所想干的一切
她让我大声吼 对着岩石鼓起肌肉
她让我紧紧抱 让我的胸膛把她烧成一条母蛇
她躺在岸上古铜色的大腿
丰满如树但很柔软
她闭了眼睛 不看我赤身裸体
她闭了眼睛比上帝的女人还美啊
那两只眼睛就像两片树叶
春天山里的桉树叶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从她的肉体我永远看不出她的心
她望着我 永远也不离开
永远也不走近
她有着狼那种灰色的表情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她像炊烟忠实于天空
一辈子忠实着一个男人
她总是在黎明或黄昏升起
敞开又关上我和她的家门
让我大碗喝酒 大块嚼肉
任我打 任我骂 她低着头
有时我爬在地上像一条狗舔她的围裙
她在夜里孤伶伶地守在黑暗中
听着我和乡村的荡妇们调情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从前我统治着一大群黑牛
上高山下深谷我是山大王
那一天我走下山岗
她望了我一眼 说
天黑了
我跟着她走了
从此我一千次一万次地逃跑
然后又悄悄地回来 失魂丧魄地回来
乌黑的怒江之光在高山上流去
我的女人是沉默的女人
 
第八章  80年代戏剧
一、 80年代戏剧概述
1977－1979是现实主义戏剧的恢复期；1980－1985是借鉴西方现代派戏剧，是探索戏剧期；1986－1989年是对探索戏剧的总结，小剧场运动时期。
《枫叶红了的时候》和《曙光》的问世，标志着话剧创作的新生。
1978年《于无声处》（宗福先），对四五运动平反的呐喊。此后，形成了揭批四人帮作品的主流。到1980年时候，掀起了现实主义戏剧的潮流。
80年代，戏剧较多的受到西方现代戏剧观念的影响，探索戏剧占据主流。在艺术观念上，摆脱了政治工具的束缚，在创作中，作家不再是生活被动的反映者，突破了写实戏剧的陈规，运用各种现代的艺术手段到戏剧表现中。
崇尚心灵表现、追求哲理象征、注重叙事模式，是探索戏剧的共同的审美特征。
二、 代表性剧作家作品
1、沙叶新（1939－）：男，生于南京。沙叶新少年时代，父母亲开了一个炒货店，每月都要买进一批旧书做为包装纸，沙叶新在旧书中发现了不少文艺书籍，这就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启蒙教育。1950年，他于南京火瓦巷小学毕业，1957年又于南京第五中学毕业。在上高中期间，沙叶新就在〈江苏文艺〉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妙计》，这就决定了他今后一生的文学道路。高中期间还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过两首小诗。1957年，沙叶新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大学期间发表了小说《美国剧院的悲剧》、《老鹰蓝球队》和戏剧论文《艺术史上的喜剧》。1961年夏大学毕业，被保送到上海戏剧学院戏曲创作研究班攻读研究生课程。1963年因发表了《审美的鼻子如何伸向德彪西——与姚文远同志商榷》而遭受批判。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担任编剧。1965年协同王炼同志创作大型话剧《焦裕禄》，得以公演。但沙叶新在该剧院正式上演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剧作是1965年底创作的独幕喜剧《一分钱》，该剧颇获好评。之后又陆续发表与上演了《边疆新苗》（大型话剧）、《一蓝菠菜秧》（独幕喜剧）、《一只废铁轮子》（儿童剧）等。1976年"四人帮"倒台，沙叶新的创作也到了高涨时期。他的电影剧本《陈毅市长》被搬上银幕，全国无数颗心灵被震撼和感染了。该剧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中国戏剧家协会颁发的1980——1981年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与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委员会颁发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沙叶新认为，文学要勇敢，一要敢于讴歌光明，也要敢于针砭时弊。他曾说过："我要写，就要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写。"这就是他的创作主张。因此，沙叶新的许多作品，如《假如我是真的》、《大幕已经拉开》、《马克思秘史》、《寻找男子汉》等剧作，每每引起争议。他的小说《无标题对话》、《有奖阅读小说》、《假如那天没下雨》等，也不同程度地引起轰动。除了创作剧本、小说，沙叶新还创作了大量的杂文、评论，如《讽刺艺术谈》、《喜剧与崇高》、《（陈毅市长）不是模式》、《月是故乡明》、《答意大利 （人与书）杂志问》、《写（马克思‘秘史”）所想到的》、《细节的魁力》、《笑的秘密》等等，均发表于《文汇报》、《艺术世界》、《解放日报》、《周末》和《上海戏剧》等报刊上。有的被各地报刊转载。沙叶新的多部作品获得全国及刊物奖。此外，《假如我是真的》、《马克思秘史》、《无标题对话》、《寻找男子汉》等作品被译成英文、日文介绍到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等国家及地区。1985年6月，沙叶新被任命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话剧艺术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工业大学顾问教授。
《假如我是真的》：讽刺了执政党内的某些腐败现象，表现了封建特权思想在生活中存在的现实。
《陈毅市长》：采用了“冰糖葫芦式”的结构。
《寻找男子汉》：透视了阳刚之气缺乏的社会病态文化心理。
2、高行健（1940-）：原籍江苏泰州，出生于江西赣州。目前为法籍华人。1962年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1971——1974到干校劳动，后来在皖南山区农村中学任教。1975年回北京，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法文组组长。1977年调中国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1978年开始文学创作。1979年发表散文《巴金在巴黎》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1981年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任编剧。创作《绝对信号》（于刘会远合作）、《车站》、《野人》等剧作，引起很大反响，并因其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想内涵而发生争议。他大量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手法，突破了话剧传统的时间结构，拓宽了戏剧表现空间，探索新的戏剧观念包括舞台观念。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提出了新的文学观，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等，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争论。论文《谈小说观和小说技巧》在1983年遭到批判。另外还出版过小说集《有只鸽子叫红唇儿》理论著作《现代戏剧手段初探》、《对一种现代戏剧的追求》和戏剧作品集《高行健戏剧集》等，90年代定居法国，继续从事创作和绘画，出版小说《灵山》等。
2000年10月12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后报导中称他为剧作家、画家、小说家、翻译家、导演和评论家。高行健发誓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高行健却不惮一再改变已证明成功的模式。这种不倦的自我《擦抹》几乎成了一种自虐。
《绝对信号》：以小剧场的新颖方式和独特的剧作结构、舞台形象别具匠心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剧作在形式上打破了现实生活的逻辑，黑子、蜜蜂、小号的回忆、现实与想象有机交织与穿插，现实时空和心理时空交错叠加，在现代化的声光设施的帮助下，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时空具像化于舞台上。
《野人》：表现了人类的迷惘和痛苦，是对人的全面反思和自然与人的关系的思考。
《彼岸》：表现“人与人的牵制关系”主题。戏剧提供一系列游戏的方式展示了作者的思考。
 
文学的理由——高行健瑞典奖坛演讲全文
我不知道是不是命运把我推上这讲坛，由种种机缘造成的这偶然，不妨称之为命运。上帝之有无且不去说，面对这不可知，我总心怀敬畏，虽然我一直自认是无神论者。 
一个人不可能成为神，更别说替代上帝，由超人来主宰这个世界，只能把这世界搅得更乱，更加糟糕。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纪录。形形色色的超人，号称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民族的统帅，不惜动用一切暴力手段造成的罪行，绝非是一个极端自恋的哲学家那一番疯话可以比拟的。我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和历史，仅仅藉这个机会发出一个作家纯然个人的声音。 
作家也同样是一个普通人，可能还更为敏感，而过于敏感的人也往往更为脆弱。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那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 
这里，我想要说的是，文学也不能是个人的声音，而且，从来如此。文学一旦弄成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或阶级与集团的代言，尽管可以动用传播手段，声势浩大，铺天盖地而来，可这样的文学也就丧失本性，不成其为文学，而变成权力和利益的代用品。 
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文学恰恰面临这种不幸，而且较之以往的任何时代，留下的政治与权力的烙印更深，作家经受的迫害也更甚。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这并不是说文学就一定脱离政治，或是文学就一定干预政治，有关文学的所谓倾向性或作家的政治倾向，诸如此类的论战也是上一个世纪折腾文学的一大病痛。与此相关的传统与革新，弄成了保守与革命，把文学的问题统统变成进步与反动之争，都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而意识形态一旦同权力结合在一起，变成现实的势力，那么文学与个人便一起遭殃。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而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导致公然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和罚以苦役的，这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都无法与之相比，弄得中文的文学写作无比艰难，而创作自由更难谈及。 
作家倘若想要赢得思想的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而诉诸言语的作家，如果长时间无言，也如同自杀。逃避自杀与封杀，还要发出自己个人的声音的作家不能不逃亡。回顾文学史，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从屈原到但丁，到乔伊斯，到托马斯·曼，到索忍尼辛，到一九八九年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这也是诗人和作家还要保持自己的声音而不可避免的命运。 
在毛泽东实施全面专政的那些年代里，却连逃亡也不可能。曾经蔽护过封建时代文人的山林寺庙悉尽扫荡，私下偷偷写作得冒生命危险。一个人如果还想保持独立思考，只能自言自语，而且得十分隐秘。我应该说，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认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 
自言自语可以说是文学的起点，藉语言而交流则在其次。人把感受与思考注入到语言中，通过书写而诉诸文字，成为文学。当其时，没有任何功利的考虑，甚至想不到有朝一日能得以发表，却还要写，也因为从这书写中就已经得到快感，获得补偿，有所慰藉。我的长篇小说《灵山》正是在我的那些已严守自我审查的作品却还遭到查禁之时著手的，纯然为了排遣内心的寂寞，为自己而写，并不指望有可能发表。 
回顾我的写作经历，可以说，文学就其根本乃是人对自身价值的确认，书写其时便已得到肯定。文学首先诞生于作者自我满足的需要，有无社会效应则是作品完成之后的事，再说，这效应如何也不取决于作者的意愿。 
文学史上不少传世不朽的大作，作家生前都未曾得以发表，如果不在写作之时从中就已得到对自己的确认，又如何写得下去？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这四大才子的生平如今同莎士比亚一样尚难查考，只留下了施耐庵的一篇自述，要不是如他所说，聊以自慰，又如何能将毕生的精力投入生前无偿的那宏篇钜制？现代小说的发端者卡夫卡和二十世纪最深沉的诗人费尔南多．毕索瓦不也如此？他们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而且深知个人无能为力却还言说，这便是语言拥有的魅力。 
语言乃是人类文明最上乘的结晶，它如此精微，如此难以把握，如此透彻，又如此无孔不入，穿透人的感知，把人这感知的主体同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通过书写留下的文字又如此奇妙，令一个个孤立的个人，即使是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的人，也能得以沟通。文学书写和阅读的现时性同它拥有的永恒的精神价值也就这样联系在一起。 
我以为，现今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中国的文化传统自然在我身上，而文化又总同语言密切相关，从而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但作家的创造性恰恰在这种语言说过了的地方方才开始，在这种语言尚未充分表述之处加以诉说。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 
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再说，一个当今的作家，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文学之超越意识形态，超越国界，也超越民族意识，如同个人的存在原本超越这样或那样的主义，人的生存状态总也大于对生存的论说与思辨。文学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普遍关照，没有禁忌。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然而，文学既非权力的点缀，也非社会时尚的某种风雅，自有其价值判断，也即审美。同人的情感息息相关的审美是文学作品唯一不可免除的判断。诚然，这种判断也因人而异，也因为人的情感总出自不同的个人。然而，这种主观的审美判断又确有普遍可以认同的标准，人们通过文学薰陶而形成的鉴赏力，从阅读中重新体会到作者注入的诗意与美，崇高与可笑，悲悯与怪诞，与幽默与嘲讽，凡此种种。 
而诗意并非只来自抒情。作家无节制的自恋是一种幼稚病，诚然，初学写作时，人人难免。再说，抒情也有许许多多的层次，更高的境界不如冷眼静观。诗意便隐藏在这有距离的观注中。而这观注的目光如果也审视作家本人，同样凌驾于书中的人物和作者之上，成为作家的第三只眼，一个尽可能中性的目光，那么灾难与人世的垃圾便也经得起端详，在勾起痛苦、厌恶与恶心的同时，也唤醒悲悯、对生命的爱惜与眷恋之情。 
植根于人的情感的审美恐怕是不会过时的，虽然文学如同艺术，时髦年年在变。然而，文学的价值判断同时尚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唯新是好，这也是市场的普遍运作的机制，书市也不例外。而作家的审美判断倘若也追随市场的行情，则无异于文学的自杀。尤其是现今这个号称消费的社会，我以为恰恰得诉诸一种冷的文学。 
十年前，我结束费时七年写成的《灵山》之后，写了一篇短文，就主张这样一种文学： 
“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
“所谓作家，无非是一个人自己在说话，在写作，他人可听可不听，可读可不读，作家既不是为民请命的英雄，也不值得作为偶像来崇拜，更不是罪人或民众的敌人，之所以有时竟跟著作品受难，只因为是他人的需要。当权势需要制造几个敌人来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时候，作家便成为一种牺牲品。而更为不幸的是，弄晕了的作家竟也以为当祭品是一大光荣。”
“其实，作家同读者的关系无非是精神上的一种交流，彼此不必见面，不必交往，只通过作品得以沟通。文学作为人类活动尚免除不了的一种行为，读与写双方都自觉自愿。因此，文学对于大众不负有什么义务。” 
“这种恢复了本性的文学，不妨称之为冷的文学。它所以存在仅仅是人类在追求物欲满足之外的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这种文学自然并非始于今日，只不过以往主要得抵制政治势力和社会习俗的压迫，现今还要对抗这消费社会商品价值观的浸淫，求其生存，首先得自甘寂寞。” 
  “作家倘从事这种写作，显然难以为生，不得不在写作之外另谋生计，因此，这种文学的写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一种纯然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冷的文学能有幸出版而流传在世，只靠作者和他们的朋友的努力。曹雪芹和卡夫卡都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作品生前甚至都未能出版，更别说造成甚么文学运动，或成为社会的明星。这类作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和夹缝里，埋头从事这种当时并不指望报偿的精神活动，不求社会的认可，只自得其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