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宋话本：宋代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其中代表作品有《简帖和尚》、《错斩崔宁》等。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的创作，既具有口头文学的清新活泼的特色，又发扬了志怪、传奇等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一定成就。宋代话本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37．平话：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诵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但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38．诸宫调：是一种说唱文学，主要流行于宋金时期。所谓“诸宫调”，是相对于限用一个宫调的说唱形式而言，其中唱的部分用多种宫调串接而成，其间插入一定的说白，与唱词配合，采用歌唱与说白相间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但它的唱词中有接近代言的成分，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作品有《两厢记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等。
39．董西厢：金代一位下层文人董解元根据唐人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利用当时流行的诸宫调形式而作的一本《西厢记诸宫调》，它极大地丰富了莺莺和张生的故事。董西厢在情节、结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较《莺莺传》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闹道场、月下吟诗、拷红等情节，对一些人物也做了极大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作者改变了故事的结局，使得才子佳人终成眷属，并由此而成为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蓝本。董西厢为王西厢的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它还是现存最完整的一部诸宫调作品，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40．院本：指民间散乐戏班所用的脚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院本的角色行当体制与宋杂剧相同，以净色为主，有末泥、引戏、副末和装孤．通常演时用五人，故又称“五花爨弄”。它以滑稽凋笑的科诨见长，可唱小曲，与以旦、末演故事的元杂剧有所不同。但其作品都已失传，仅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有院本名目七百余种。
41．说话四家：宋朝时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民间说话艺术开始分门别类，各有门庭，有“四家”之说。据宋代《都城纪胜》载，“四家”分别为：“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合声”，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由此可见，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为划分标准的。
42．国朝文派：金代大定、明昌年间，文学的发展进人了一个繁荣阶段。涌现出一批在金朝成长起来的作家，代表作家有蔡珪、党怀英和王庭筠等，他们的创作风格已与由宋入金的文人不同。从整体上看，他们的诗篇已初步形成了雄豪粗犷的北方文学的特质，属于真正的金代作家，元好问在《中州集》里将他们归为“国朝文派”。国朝文派出现后，标志着金代文学的真正开始。
三、问答题
1．试述宋诗对唐诗的因革。
答：首先，唐诗和宋诗是一脉相承的。从整个诗歌史来看，宋诗正是唐诗发展的必然结果，宋代诗人正是充分吸收了唐诗的营养才创造出一代诗风。例如诗歌在题材和语言上趋于通俗化。描写平凡、琐细的日常生活，并采用俗字俚语，这种趋势是从杜甫开始的，中唐韩愈、白居易、孟郊、贾岛及晚唐皮日休、罗隐等人又有所发展，而宋代诗人则沿其流而扬其波。又如在诗歌中发议论，也是从杜甫、韩愈开始，在晚唐杜牧、李商隐的诗中已屡见不鲜，入宋以后则发展成为诗坛的普遍风气。
其次，宋诗对唐诗又有创新，表现在：第一，题材向日常生活倾斜。唐诗表现社会生活几乎达到了巨细无遗的程度，宋人只能向深处挖掘。宋诗在题材方面较成功的开拓，便是向口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都成了宋人笔下的诗料。且宋诗的选材角度趋向世俗化，所展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多是普通人。这种特征使宋诗具有平易近人的优点，但缺乏唐诗那种源于浪漫精神的奇情壮采。第二，以平淡为美的美学追求。宋诗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其整体性的风格追求是以平淡为美。苏轼和黄庭坚一向被看作宋诗特征的典型代表，苏轼论诗最重陶渊明，黄庭坚则更推崇杜甫晚期诗的平淡境界。他们追求的“平淡”，实指一种超越了雕润绚烂的老成风格，一种炉火纯青的美学境界。唐诗的美学风范，是以丰华情韵为特征，而宋诗以平淡为美学追求，显然是对唐诗的深刻变革。第三，唐诗之外又一美学范式的创建。唐诗和宋诗，是诗歌史上双峰并峙的两大典范。宋以后的诗歌，虽然也有所发展，但大体上没能超出唐宋诗的风格范围。从美学风格来看，宋诗中的情感内蕴经过理性的节制，比较温和、内敛，不如唐诗那样热烈、外扬；宋诗的艺术外貌平淡瘦劲，不如唐诗那样色泽丰美；宋诗的长处，不在于情韵而在于思理，它是宋人对生活的深沉思考的文学表现。
唐宋诗在美学风格上，既各树一帜，又互相补充。它们是古典诗歌美学的两大范式，对后代诗歌具有深远的影响。宋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唐诗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有因有革，所以能创造出与唐诗双峰并峙的宋诗。 
2．简答宋词兴盛的原因。 
答：首先，宋王朝大量的财富被集中起来供皇室和官僚阶层享用，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求，这种生活方式又可以避免朝廷的疑忌，于是纵情享乐之风盛行一时。宋代的官员大多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士大夫，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这种土壤的词便会异常兴盛。
其次，宋代文人的人生态度也有利于词的兴盛。宋代文人大多实现了社会责任感和个性自由的整合。他们用诗文来表现有关政治、社会的严肃内容，用词来抒写纯属个人私生活的幽约情愫。这样诗文和词就有了明确的分工：诗文主要用来述志，词则用来娱情。这种分工在北宋尤为明显。诗词分工的观念对宋词的发展大有好处，由于词被看作是用于抒写个人情愫的文体，很少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约束，因而文人可以比较自由地抒写旖旎风情，词体也因此能够保持自身的特性，取得独立的地位。
此外，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更有一些词人直接为歌女写词，最有代表性的是柳永。北宋中后期的秦观、周邦彦，也都为歌妓写了不少词作。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 
3．论述欧阳修的文学理论。 
答：欧阳修是北宋前期的著名文学家和文论家。他的文学理论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道关系论。在文道关系上，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观点，重申道对文的重要性，认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反对片面追求文辞。他主张以道作为作家的基本修养，充道以为文，但他不霞道轻文。欧阳修还注重道的实践性，他认为道并不是要远离人，而是人弃百事不关于心，不能在实践中充道，他从生适实践方面谈论创作主体的修养，影响了后代的古文理论。总之，对文道关系的解释，欧阳修形成了自己以道充、事信、理达、辞易为中心的文学理论。
二、“诗穷而后工”说。“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韩愈等人的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
三、诗歌意境观点。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引梅尧臣的话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这其实代表了欧阳修自己的看法，这是上继唐人而提出的诗歌意境理论，结合具体作品，深入分析了意境的两大相互关联的审美要素：所描写的境象一定要真切生动，抒写的情志则要深微高远。这一观点引发了宋代诗话中关于诗歌意境问题的深入讨论，并对明清一些诗论家的意境论有所影响。
4．试述欧阳修散文的艺术成就。
答：首先，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
其次，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感情真切动人。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再次，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文气纡徐委婉，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
5．试比较柳宗元与欧阳修山水游记散文的不同。
答：柳宗元与欧阳修的散文以深邃的思想内容和文采风流的艺术形式，奠定了他们在唐宋八大家中的地位，他们的山水游记更以独特的个性风格，在山水文领域各领风骚，成绩斐然。柳宗元的山水记多写在被贬永州后，以“永州八记”最负盛名；欧阳修山水记多写于两次被贬后。他们的山水记虽然都是被贬后的愤懑之作，却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寄寓不同。柳宗元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倾注强烈的身世之感，他对景物的观察欣赏都带着浓厚的主观色彩。柳宗元看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深感自己被朝廷贬谪抛弃，如眼前的小丘，故赋予它深刻的意义。欧阳修的山水记同样赋予很强的现实意义，但与柳宗元不同，他不以抒写个人遭遇为目的，他在观赏自然景物时，联系历史阐发对现实的思考，如《丰乐亭记》意味深长地告诫人们安宁生活来之不易，须当珍惜。欧阳修以描绘美丽山水为手段，借景寓意为目的，在论古通今中抒写自己于国于民深重的忧患意识，表达其忠君爱国的赤诚之心。所以同样是寄寓，柳记重写身世之感，欧记重写国家民族之忧。
其次是观察描写景物的着眼点不同。柳宗元喜爱描绘不为人知、不被人识的奇异小巧之景，他对景点的选择和描写，折射出他当时的心态，这些景点寄寓了他的遭遇，寄托了他的理想与希望。欧阳修对景物的观察与描写，着眼点侧重于境界恢弘的大场面，《醉翁亭记》开篇“环滁皆山也”一句，就把滁州四面环山的景物特征作了精练概括的描写。欧阳修对景物描写没有柳宗元的具体细致，他不拘泥于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描写，善于发挥丰富的想象，突破时空的纵横局限，将景物早晚和四季的变化描绘出来。如用“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荫，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写出琅琊山四季之美景等等。
再次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同。柳宗元喜用幽、奇、怪、异、奥等字词表现景物，烘托出柳宗元悲凄苦寂的心境。欧阳修喜用虚词，虚词的大量运用，使文章显示出平和疏朗、情致深婉的美感。他骈偶句的运用也丰富多彩，《醉翁亭记》有单句对、双句对、三句对等等。 
6．试分析欧阳修词作题材的多样性。 
答：词自唐末五代以来逐渐被定格为“艳科”，惟独李煜亡国之后在词中倾吐了内心所有的悲苦，欧阳修是继李煜之后的另一位个性张扬的词人，他在词的创作领域，时常突破“艳科”的藩篱，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怀抱，为苏轼词“诗化”革新开辟了道路。
首先，欧阳修抒发了人生不得意的牢骚不平，其中有时光流逝的哀伤、仕途风波的忧患，更有对前景的达观和生命力的张扬，塑造了极富个性特征的自我形象。如《临江仙》写他的仕途坎坷，而《朝中措•平山堂》则充分体现了欧阳修的个人气质，词中所描述的是自己在扬州任上的豪纵形象，“文章太守”的“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之豪情，是一种极度自信的表现。
其次，欧阳修描写山川景物的小词，以赏心悦目的眼光看待外景，对四时山水景色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词人生活的乐观态度。著名的有《采桑子》10首。以美好乐观的心境对待自然，传统的“悲秋”意绪在词人手中也有了改变，如《渔家傲》便是对秋日景象的品赏。
再次，他比较早地将咏古咏史题材引入词中。咏古咏史时往往涉及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这样的题材内容显然由诗来承担比较合适，在词中十分罕见。欧阳修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的史识不仅仅见之于诗文，他的词也较早地接触到咏史的题材，如《浪淘沙》(五岭麦秋残)批判了唐明皇的纵欲误国。
其四，宋词是歌舞升平中的产物，都市的繁华有时就会作为歌舞的背景在词中出现，从而渲染了社会的太平。欧阳修也有描摹都市繁荣景象的作品，《御带花》就是写京城元夕的热闹。
在北宋前期，欧阳修词的题材最为丰富多彩。受词坛创作主流倾向影响，欧阳修的词主要表达的依然是“艳情”相思，但词人张扬的个性也处处留下痕迹，词人并不以某一类题材自我限制，当情感激涌而来时，就随意地在词中自由抒发。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强调欧阳修词“疏隽开子瞻”，首先是题材开拓方面的积极作为，才有了“疏隽”的气象。所以，在词的创作途径拓展方面，欧阳修启发了苏轼。
7．试分析比较韩愈和欧阳修的散文风格。
答：唐贞元年间，韩愈提出古文概念，发起古文运动。韩愈认为古文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有重大的影响。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文，如《原毁》、《师说》、《杂说》、《讳辨》等，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韩愈的不少序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等，笔力雄健、大气磅礴，表达对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慨。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如《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来记叙事件。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如《祭十_郎文》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韩愈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还善于活用词性，错综成文。他想象丰富，善于运用多种譬喻使对象突出生动。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浞说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这些话形象而极为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
欧阳修诗文革新的理论是与韩愈一脉相承的，在文和道的关系上，他和韩愈一样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其散文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他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如《与高司谏书》；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其次，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感情真切动人。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再次，欧阳修的散文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既简洁凝练又圆融轻快，毫无滞涩窘迫之感。深沉的感慨和精当的议论都出之以委婉含蓄的语气，娓娓而谈，纡徐有致，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
欧阳修的散文虽以学习韩愈相标榜，风格实各不相同。如果说，韩愈的文章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那么欧阳修的文章就恰像澄净潋滟的陂塘。韩文滔滔雄辩，欧文娓娓而谈；韩文沉着痛快，欧文委婉含蓄。欧阳修继承并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正确作法，而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
8．为什么张先的词被称为“古今一大转移”?
答：张先词的内容虽然没有超越传统的相思恨别的范围，但他从两个方面改变了词的发展方向：一是大量用词来赠别酬唱，扩大了词的实用功能。以前的文士日常交际中只用正统的诗歌来唱和赠答，词因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而只写给歌妓演唱。而张先打破了这种惯例，在文士的社交场合中，也常常用词来酬唱赠别，代表作有《定风波令•再次韵送子瞻》等，这类赠别唱和之作，艺术上未必都很精致，但扩大了词的日常交际功能，从而在观念上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二是率先用题序，将日常生活引人词中。他现存165首词，有七十多首用了题序。有的词序文字颇长，有一定的叙事性，如《木兰花》：“去春自湖归杭，忆南园花已开，有‘当时犹有蕊如梅’之句。今岁还乡，南园花正盛，复为此词以寄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使词的题材取向逐渐贴近作者的日常生活，改变了以往词作有调而无题的传统格局，也加强了词的纪实性和现实感，此后苏轼等人的词大量用题序表明创作的缘起、背景，即是直接受张先的启发。正因为如此，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称张先的词为“古今一大转移”。
9．为什么说北宋词的发展，至柳永出而为一大变?
答：北宋词至柳永出现了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制和推动慢词艺术的发展是柳永对词特殊的贡献。
唐五代以至宋初，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为长调慢曲作词，柳永属第一人，他是慢词体制的开创者。柳永的创体之功是基于他的创调，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在宋代所用八百八十多个词调中，有一百多调是他首创或首次使用。词至柳永，体制始备，令、引、近、慢、单调、双调、三叠、四叠等长调短令，日益丰富，形式体制的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内容上的开拓提供了前提条件。 
二、对题材的开拓。 
首先，他写了许多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以写都市风貌、都市生活风俗与反映尽享太平的市民思想为主，如《望海潮》歌咏杭州的山水风物，反映了宋代社会太平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及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这在词的题材方面是一大开拓。
其次，写与歌妓来往的歌妓词，这些词虽不乏秦楼楚馆的放荡和情欲的赤裸裸宣泄，但更多带有才子佳人恋爱的情调而要求灵与肉的统一。柳永的笔下充分表现对歌女们的温柔多情的理解并大胆表现她们的情感，这种写法开了市民文学的先声。
再次，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也表现了被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的爱情的渴望。 
三、以赋为词。 
词的体式和内容的变化，要求表现方法也要作相应的变革。柳永为适应慢词长调体式的需要和市民大众欣赏趣味的需求，创造性地运用了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柳永将“敷陈其事而直言之”的赋法移植于词，或直接层层刻画抒情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或铺陈描绘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和过程，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情感心态的变化。柳永把赋体笔法引进词里来，增加了词的叙事因素，将铺排式的叙事与白描式的写景结合起来，如《雨霖铃》创造了情景递进的铺叙模式，在铺叙中，将叙事、写景、抒情适当安排，传达作者复杂的内心情感。同时，他善于巧妙利用时空的转换来叙事、布景、言情，而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与铺叙相配合，柳永还大量使用白描手法，写景状物，不用假借替代；言情叙事，不需烘托渲染，而直抒胸臆。 
四、雅俗并存。 
柳永不仅从音乐体制上改变和发展了词的声腔体式，而且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柳词以接近市民文艺的俚俗色彩而著名，他能将有趣的白话加到词中，构成一种很平民化的表述风格。柳词的“俗”还表现在题材内容方面，他写了许多描写城市生活的词和歌妓词。“雅”的方面：一是以赋为词，在铺叙中，将叙事、写景、抒情适当安排，传达作者复杂的内心情感；二是羁旅行役词，以男性口吻写离愁，所写的辽阔的山河，多了一分自然雄浑的力量，扩大了词境的容量。
10．简述柳永词的俚俗色彩。
答：柳永词以接近市民文艺的俚俗色彩而著名，从创作方向上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审美趣味，即变“雅”为“俗”，着意运用通俗化的语言表现世俗化的市民生活情调。上灼在《碧鸡漫志》中说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揭示出柳词面向市民大众的特点。
柳词的俚俗色彩首先表现在语言的浅近易懂上，他不像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那样只是从书面的语汇中提炼高雅绮丽的语言，而是充分运用现实生活中的日常口语和俚语。诸如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自家”、“伊家”、“阿谁”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柳永词都反复使用。用富有表现力的口语入词，不仅生动活泼，而且像是直接与人对话、诉说，使读者和听众既感到亲切有味，又易于理解接受。当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柳词在当时成为最通俗的大众歌曲。
柳词的俚俗色彩还表现在题材内容方面：首先是表现了世俗女性大胆而泼辣的爱情意识。在其他文人词的同类题材作品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性一般只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而柳永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忌地坦陈心中对平等自由爱情的渴望。其次是表现了波遗弃的或失恋的平民女子的痛苦心声。在词史上，柳永也许是第一次将笔端伸向平民妇女的内心世界，为她们诉说心中的苦闷忧怨。再次是表现下层妓女的不幸和她们从良的愿望。另外，柳永词还多方面展现了北宋繁华富裕的都市生活和丰富多彩的市井风情。他写了许多描写都市繁华生活的词，如《望海潮》歌咏杭州的山水风物，反映了宋代社会太平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景象及中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这在词的题材方面是一大开拓。
11．试论述苏轼儒、道、释合一的思想。
答：苏轼生活在十一至十二世纪之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思想成熟定型的时期，由魏晋以来所展开的儒道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逐渐演变为互渗融合与共存，到唐宋时代，三者形成了共尊的局面。作为深受传统文化陶冶的封建文人，苏轼思想有着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最典型的结构形态。
儒学精神是苏轼复杂多层思想的主色调。苏轼出生于书香之家，其父是名冠一时的文学家，深厚的家学渊源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多样的才能，也铸成了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传统儒家的功名思想深深地溶进了他灵魂的深处，使他从小就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的视点投注于广阔纷纭的社会生活，面对北宋积弱积贫、岌岌可危的险恶局势，他希望加强和巩固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曾向朝廷献计献策。苏轼一生仕途偃蹇，命运多舛，屡受群小的猜疑忌恨和排挤，长期外放，流落他乡，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追求，失去对生活的火热情感，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每到贬谪新地，苏轼都能以乐观的情怀忘却心灵的伤痛，以贤者的姿势跟当地的民众打成一片，苏轼以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功惠当代的斐然政绩在人们的心中树立起了高大峻洁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