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巴金
简答、论述题
简述巴金中长篇小说创作的两大题材。
在巴金的创作成就中，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占了主要的地位，其中又是以两大题材的系列创作最为显著。其一是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题材系列，包括《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其二是表现家庭生活、抨击旧式家庭的腐朽和罪恶的题材系列，主要有《激流三部曲》、《憩园》、《寒夜》等。
简析巴金小说《灭亡》的思想内容和主人公杜大心形象。
《灭亡》通过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的形象，真实地描述了自己从参加社会运动以来的心灵的历程。它真切地反映出某些青年知识分子在白色恐怖下的躁动、激愤与反抗的心理。杜大心是一个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者，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但他忍受着极大的生理痛苦，为反抗专制制度而拼命工作。肺病使他看不到个人的前途，过于强大的黑暗环境又使他看不到人类的前途。虽然他也被人爱过，但个人的爱情远远抵不住他面对人类苦难时产生的绝望，他终于自愿地走上灭亡的道路，以死来获取永恒的安宁。当一个工友被敌人杀头以后，他企图暗杀军阀来平息内心的痛苦，最后白白地牺牲了自己。
简析巴金早期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
巴金表现社会革命，探索青年革命道路的系列创作，在艺术风格上基本是《灭亡》的延续。这些作品中凝聚了作家青年时代的生活斗争经历以及社会运动失败以后的激愤情绪，表达了他面对社会现实，满腔怒火无处发泄，渴望战斗却找不到正确道路的悲愤心理。《新生》着重刻画了李冷的成长道路，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个人主义转向集体主义的心理变化过程。《爱情三部曲》着重描写了一群不满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恋爱与斗争生活。在这部系列小说中，作家有意模仿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创作方法，力图在人物的恋爱过程中把握他们的真实性格，暗示出他们对人生、革命以及信仰的态度。到抗战爆发，巴金又写作了《抗战三部曲》的《火》的前两部，写一群知识青年在抗日救亡中的活动，从创作风格上看，以前作品中寄托的悲愤、绝望的情绪已经渐渐地转为明朗，反映出作家思想风格的变化。
简析《激流三部曲》的思想内容。
《激流三部曲》是一个整体，以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地主家庭为背景，写了封建家长们如何用旧式家庭的教育与伦理观念，野蛮地统治着这个黑暗王国里的子民们，把一个个善良、懦弱的青年男女推上绝路。他们用荒淫无耻的寄生生活，挥霍祖上遗留下来的产业，最终也挖空了家庭的根基，使这个大家族在风雨飘摇中自行崩溃。
分析巴金小说创作风格的演变。
①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创作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始终处于缓慢的演变之中。没有固定的模式，没有明显的界纷，一切都在流动着、发展着，而《灭亡》和《寒夜》，正是他风格演变的两极标志。巴金在早期（1929－1941）的创作，数量众多，内容庞杂，风格多变，主观色彩浓厚。到了后期（1942－1949），巴金创作的数量减少，热情有所收敛，创作风格由多样趋向统一，创作感情由浮躁转向沉静，开始描写日常生活的琐事，并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表现与实现生活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中追求至善至美。
②这种创作风格演变的第一个标志，是“家庭”这个概念的涵义在巴金小说里发生了变化。在他早期作品中，“家庭”是黑暗的象征物，专制的具形化，与青年所走的革命道路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到了《还魂草》以后，家庭不再作为革命的对立物出现了；相反，它成了强权的对立物，成为作家所珍惜的伦理组织。《憩园》中的杨家小孩不再是高觉慧式的家庭叛逆，而是家庭伦理关系的热心拥护者。
③与题材的变化相适应的是，作家塑造英雄形象的热情逐渐向塑造平凡的小人物转化，其转折点是《还魂草》。“英雄”是巴金早期浪漫小说中代表作者理想的艺术形象。他们热情、勇敢、富有反抗精神与献身精神，他们身上散发出理想的色彩，为青年人所崇拜，所效法。可以说，杜大心是这类英雄中的主要代表。但巴金笔下的小人物正与之相反，他们平庸、懦弱，身上毫无引人注目的灵光，他们的性格是复杂的，他们心灵中也有美好的成分，这主要表现在忍辱负重，顾全大局，多为别人着想，默默地消耗自己的生命。抗战后期，巴金笔下的人物性格越来越复杂，具有生活化和立体感的特点。
④巴金创作风格演变的第三个标志，是作家创作情绪的变化，人道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显示出它的本色。抗战后期，巴金依然与他早期的博爱思想保持着继承性和一贯性；但是爱的表现方法不同了：不再求助于幻想与暴烈行为，而是表现为对人物深刻的理解与同情。在他的作品里，人物再也不是以绝对意义的爱与憎的概念形式出现了，纵使对于旧式人物，作家也抱有一定的温情。《寒夜》更是一部充满着人情与人道精神的作品。
6．分析评价《家》的思想成就。
   《家》以二十年代初成都平原为背景，通过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溃烂、腐朽、没落以及年青人与封建家长制的矛盾和冲突，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揭示了封建社会必将消亡，新生民主力量必将崛起的时代主题。
分析《家》中梅、鸣凤、瑞珏等悲剧形象的思想艺术力量。
在作者的笔下，高家是一个罪恶的深渊和黑暗的王国，它仿佛是一个硕大无比、浸透着毒汁的蜘蛛网，使那些天真无邪、怯弱善良的少男少女陷落在网中作徒然的挣扎，直到耗尽体力，走到生命的终点。作者用三条人命案——鸣凤、梅和瑞珏的死，勾勒出这么一幅冷酷得令人发怵的可怕图景。在高家，鸣凤是贫贱丫环，梅是贵族小姐，可是她们面临着一个同样的命运：没有人尊重他们作为一个人的自由意志。鸣凤的死，是因为孔教会会长冯乐山要娶她为妾，对高家的主人们来说，谁都没有把这件事着作是一件坏事，可就是在这种谁都认为正常的“雅事”中，一个女奴的生命被剥夺了。其二是梅的死。从表面上看，梅死于肺病和不幸的婚姻，而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是她没有能与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觉新成为眷属。家长们的一时高兴或意气用事，戕害了梅的一生幸福。中国的封建制度以及封建礼教的最大特征就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平等与爱，当这种特征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处，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时，才表现出真正的残忍来。这在瑞珏的悲剧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她出身名门，贤淑温柔，在这个大家庭中既是长房长媳，又是承重孙的母亲。可是在封建制度下，不管她的地位多巩固，作为一个女人来说，她应有的权利仍然得不到保障。她的悲剧再次证明了封建家庭制度的专制与腐朽。
分析《家》对年轻一代民主主义的觉醒及其反封建斗争的赞颂。
巴金在小说中以更多的篇幅来刻画这个家庭中的年轻人，即高家觉字辈的人物，以他们的行动、追求和遭遇，来展示新旧两种文化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冲击和碰撞的。觉慧幼稚、大胆，充满青春活力，他最早参加社会活动，并接受了当时作家所能理解的社会主义思想，因此他不是个人至上主义者，而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他第一个冲出家庭牢笼，代表着青年人追求真理的道路。觉民则是个个性主义者，他的思想和行为都留下了“五四”初期青年人从觉醒到反抗的发展趋向，他以个性主义为行为准则，敢于从封建家长手中争夺自己的幸福，在死气沉沉的家庭里，代表着一种生机勃勃的青春力量。
简析高老太爷形象。
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他既以卫道者自居，对子孙“教孝戒淫”，反对一切新事物；又偏以风雅自命，不但年轻时荒唐，而且在衰朽之年还玩小旦，娶姨太太。可以说，这个艺术形象最完备地体现了高家专制者的全部德性与特征。高老太爷本人并不残忍，他一生经历了宦海沉浮，终于广置田产，修建房屋，造就成这份大家业，并且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圆满的家庭形式——四世同堂。高老太爷与这个家庭的儿孙辈之间，不需要也不必具备残忍这个性格因素，他只是这个大家庭的创始人，一个恪守旧道德的家长。然而问题也正在这儿。当他依借着封建制度和旧道德来统治这个家庭的时候，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的残忍性就不能不借助于他的人格体现出来。小说中一桩桩血泪故事，追根溯源，都直接或间接牵连到他的身上，他成为罪恶与惨剧之间的因果纽带。不管他个人品质如何，甚至不管他活着还是死了，人们都可以借助他的名义来体现传统制度的一切残忍本质。他嫁丫环，想抱重孙，甚至死后受到亲属的迷信保护，都不算残忍，可是当这一切发生在缺乏人性的传统制度下，就酿成了一桩桩人命惨剧。同时，他既然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当他统治这个黑暗王国的时候，就不能不依赖于封建制度最主要的统治手段：专制。他靠专制建立起自己在这个王国中的绝对权威，人们也乐意利用这个专制的偶像来为制度本身的腐朽与罪恶打掩护。正因为高老太爷是封建制度的人格化，所以他的盛荣与衰败都取决于制度本身的盛衰。当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时，高老太爷的专制、权威。招牌便不足以挽救这个制度内部的腐烂与日趋衰败的前途了。他能在表面上打儿子、斥媳妇，靠发脾气来震慑家奴，但他无法驱除徘徊在心灵上的一种末世感。导致他死亡的有两大原因：纨绔子弟的荒淫无耻从内部蛀空了封建大家庭，新一代叛逆者又从外面动摇了这个制度的根基。一叶落而知秋近，他的死，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分析觉新形象。
觉新是巴金为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形象。所谓“觉新性格”已经超出了人物本身的意义，成为人类某种普遍性的悲剧。觉新首先是一个懦夫，同时又是一个清新地认识到自己悲剧性命运的懦夫。他决不是愚昧麻木，“五四”新空气使他和他的弟妹们一样，清楚地认识到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但他与他的弟妹们的根本区别在于，他本身又是这一行将崩溃的家庭制度的产物，他无法甩掉这个包袱，轻装前进。他整个人是属于这个制度的，他无法想象自己离开了这种家庭的生活方式将会变得怎样。所以他只好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他并非不知道其他牺牲者的冤枉，可是为保一己的片刻安宁，只好把同情咽进肚子里。他无法像觉慧那样，幼稚而大胆地反抗这个封建家庭，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长房子孙”，担负着中兴这个家庭的历史责任，他受到的封建教育和个人的道义责任，都不允许他像弟妹那样冲破家庭牢笼，走向新生。他处处维持着这个溃烂了的家庭，甚至为缓和它的内部冲突和崩溃命运而不得不去做它的帮凶。他一次次向恶势力妥协，每一次退让都是以牺牲别人（包括他所爱的人）来换取一己的暂时安宁——为此，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觉新的悲剧，是封建末世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以清醒的头脑眼睁睁地看着把别人（最后也包括自己）送进坟场而无以摆脱的悲剧。他并不怀疑自己的悲剧性命运，但总抱有一丝幻想，祈求这最后命运晚一点到来。这似乎也带有一点悲凉的味道，由此也产生了绝望、悲观、深度自卑以至精神崩溃等种种心态。这一形象对于现代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来说，是具有很大概括力的。
分析《寒夜》思想。
巴金创作《寒夜》是为了“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也是为了“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小说是通过三个小人物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凄凉命运来展示这一主题的。汪文宣和他的妻子曾树生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他们大学毕业，追求爱情与理想的统一，对生活充满着信心与勇气。可是，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却被现实所击碎。由于战争，由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与疾病的折磨，特别是在长期仰人鼻息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汪文宣成了一个可怜的小公务员，懦弱、多病、善良而无能；曾树生则凭着姿色当了资本家银行的“花瓶”，必须不断应付着感情与经济两方面的压力。汪母的到来，又使原有潜在的感情矛盾进一步复杂化，终于陷入无以自拔的悲剧。最后，汪文宣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锣鼓声中默默地死去，身后留下一片凄凉。这种个人的悲凉命运感与社会上浮面的喜庆场面的鲜明对照，这种在艺术氛围上弥散着绝望的冷气，都表明了作家对国家对社会的清醒认识。
简析汪文宣性格。
汪文宣是巴金后期代表作《寒夜》的主人公，他是位心地善良、忠厚老实、懦弱无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是个什么气都能忍受，什么苦都能吃的“老好人”。他为了挣一碗饭吃，变得胆小怕事，在公司里规规矩矩，不敢偷懒。他忍受同事们的冷眼和主任、科长的斥责。他为了饭碗拼命卖力，却受尽欺负。他虽然对国民党的贪官污吏欺压人民的黑暗统治有认识，但他不敢反抗。他为了家人的温饱，有病也不休息，甚至咯血发烧也坚持上班，祈求一家和睦相处。可是婆媳之间的矛盾，无休止的争吵，使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心灵上受了极大折磨，终于在贫病交加和妻子离异的病苦中死去。汪文宣这一悲剧形象是对国民党统治下黑暗社会制度的揭露和控诉。
分析评价曾树生性格及其意义。
曾树生的形象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她是个个人主义者，她健康、漂亮、追求幸福和自由，她无法容忍丈夫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无法容忍守旧婆母的恶语中伤，甚至也无法容忍早熟儿子的沉默寡言，整个家庭都笼罩着一股死亡的气息，她感到了压抑，并本能地企图摆脱这种压抑，于是她面临着道德的抉择和感情的折磨。作家相当细腻地写出了这一复杂的心理过程，写她在汪文宣和陈经理之间的抉择以及对汪文宣的深厚感情，但最终，她还是因受不住生活希望的诱惑而离弃了丈夫和家庭。这种行径完全是一种个人意义上的追求幸福，至于她所走的那条路是否正确，是否一定会给她带来幸福，就不在小说所要表现的范围之内了。从小说的文本看，作家强调的是她选择了敢于改变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没有恪守中国传统道德所要求妇女的那样，让她陪同这个毫无希望的家庭去牺牲。汪文宣的家庭并不是封建式的家庭，因而曾树生也谈不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更不同于娜拉的出走；她只是一个困境中企图拯救自己的妇女，她靠自己的选择来确定自己的生活价值与意义，哪怕这种选择本身饱含着无穷的辛酸与痛苦。因此，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出一种反道德、重自我的新型现代女性的道德特征。
  沈从文
简答、论述题
简析沈从文的创作思想。
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是带着个人的直觉进行创作的。他既未系统地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又未系统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的教育，故而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自由自在地发挥与发展，具有独特性。
首先，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在其起步阶段，他并不懂得小说的“虚构”，在小说中他真实地写自己，自由地写自己所经历的题材与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心灵的真切感受，其作品几乎可以看成他的“自叙传”。《一个退伍兵的自述》、《入伍后》，是他行伍生活的真实反映。《第二个狒狒》、《棉鞋》是作者在慈幼院时期生命意识的自由伸张。
其次，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做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贯穿于他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的始终。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地主、绅士，还是农民、士兵、小业主等，都着力表现他们真、善、美的人性。沈从文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社会，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定势。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弃绝传统的“载道”观念，弃绝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以此坚守自由、独立的文化立场，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
分析“边城世界”的特点和意义。
“边城世界”的特点：《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经纬、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这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如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因家境富实而盛气凌人，反而能常常体恤穷苦人，送给老船夫鸭、棕子等。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浸染，商人亦好义远利。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弯弯的山路，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边城中表现的爱情悲剧也是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一群平常的、善良的人。作者表现的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有意识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顺顺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予深刻的批判。
“边城世界”的意义：沈从文在所创造的“边城”世界里，寄托着个人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以人性美、人情美的笔墨把“边城”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不仅仅是留恋故土的山水、人情、风俗，作者把一对少男少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即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辩与批判。创作《边城》时沈从文虽然宣称是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
分析《边城》中翠翠形象。
翠翠是沈从文在《边城》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倾注了作者“爱”与“美”的理想。这是经过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翠翠的出身具有传奇性，是她的母亲和茶峒的一位军人热恋的结晶，她来到人间，便是天使与爱的精灵。“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对傩送的爱情大体经过了萌生、觉悟与追求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在朦胧中萌芽、生发。第二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的端午节  翠翠又随爷爷进城看龙船，再遇傩送，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第三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执着追求的阶段。在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后她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准备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归来，是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是对爱情的忠贞。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翠翠身上重复着与母亲相似的悲剧，但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翠翠远比她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显然，翠翠形象的塑造倾注了作者同情与讴歌的激情，流露着理想化的色彩。
分析《边城》中老船夫形象。
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
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溪边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因而颇受众乡亲的尊重。
老船夫的“善”，主要是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让翠翠的婚事由她自己作主，谁能够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她的夫婿。他奔波劳碌，翠翠的爱情却连遭波折，他最后郁闷忧愁而猝然离世。总之，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并非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以展示性格的复杂性，而从之于他人、从之于孙女的人伦关系中，围绕着关于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简析《边城》艺术风格。
首先，沈从文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默察、敏感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娴静、温柔的个性维妙维肖地突现出来。其次，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于翠翠作为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有节  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  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第三，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关于端午节  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简述《边城》的抒情诗特色与牧歌风格。
《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沈从文执意要把《边城》写成“纯粹的诗”，主要是出于“怀旧”的主观诗情并要把它凝结成“诗”。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作者这股内衷隐秘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为此，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昧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  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  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从《边城》表现的内容本质及超现实的创作方法看，它具有牧歌的风格。它的故事基本上建构在梦幻的基础上。《边城》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20、30年代的湘西现实社会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除外），既无阶级的对立，又无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无人际关系的矛盾，有的是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因此“边城”因人性的魔力，升华到了一个非对立因素的自然和谐、返璞归真的理想境界。作品的结尾也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结局，作者不忍心让翠翠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也给读者留下希望、期待与遐想，使结尾更有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简析沈从文《长河》思想特色。
《长河》以沅水上游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长河》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写出民族的“伟大处”，也揭示了我们民族的“堕落处”，以冷静的眼光评判“常”的历史与“变”的现实，显示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作品思想上的突出之点，是敢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揭露与批判。对此，小说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予以表现。首先，作者嘲讽批评蒋介石提供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因为“中央军”的调动，将给湘西带来战争与灾难，吕家坪为即将发生的战乱的阴影所笼罩，人们处在极度的恐惧与惶怵之中。其次，小说通过吕家坪保安队宗队长与萝卜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罪恶。这是作品的主体事件与主要线索。宗队长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国民党基层邪恶势力的化身与代表。同时，作者还写到苗民对国民党地方罪恶势力的反抗。
简析《长河》中夭夭的性格。
夭夭是《长河》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性格与翠翠有相似的一面，天真、乖巧、活泼，她是姑娘中的“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具有湘西少女纯情的天性。但夭夭又与翠翠有着明显的不同，她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作者着重刻画她性格中的另一种气质，即适应“变”的社会环境的自由、开朗、敏捷、机警的个性特征，并赋予她明辨美丑、嫉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她生命中已经生长起来与父兄一样的、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显而易见，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在察颜观色中机警与之周旋，已经具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