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论述题

 1．试述汉乐府的成立及其采集民歌的情况。

“乐府”本是古代音乐机构的名称。“乐”是音乐，“府”是官府，“乐府”就是官设的音乐机构。汉代朝廷乐府机关，大规模搜集民间歌辞，是从西汉武帝时开始的。武帝时代，西汉建国已经有六十多年了，经过文、景两代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到汉武帝时则开始制礼作乐，建立一些文化设施，设立并扩大乐府的规模和职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班固《两都赋序》说：“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节，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汉书?礼乐志》也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这就是关于西汉乐府设立的具体情况。

关于采诗的目的，《汉书?艺文志》里说：“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这是说当时采风是为了考察民情。实际上这恐怕并非是它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丰富乐府的乐章，供宫廷各种典礼以至娱乐时使用。不管当时统治阶级采诗的目的如何，重要的是它起了搜集和保存民歌的作用，使当时四散于民间的、仅靠口耳相传的民间作品得以保存下来。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当时采诗的地域实际上远不限于赵、代、秦、楚，而是北起燕、代，南至淮南、南郡，东起齐、郑，西至陇西，也就是遍及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其采集地域之广，规模之大，可以说是继周代的《诗经》以后又一次收集民间诗歌的壮举。据记载，当时采集的各地的民歌总计有一百三十八篇。从当时乐府掌管的诗歌来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部分是专供朝廷祀祖宴享使用的郊庙歌辞；另一部分则是从全国各地采集来的所谓“俗乐”。当时，采其乐曲，兼及其歌辞，它们是一些流传在民间的无名氏的作品。

2．试述汉赋的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

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是“骚体赋”，作家主要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特别是武帝、宣帝时代，汉赋可以说是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主要是散体大赋，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并且利用赋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东都赋》和《西都赋》，合起来叫《两都赋》。

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抒情小赋，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3．试述汉赋的地位和影响。

赋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我国文坛上兴起的又一种新的文体。在汉末文人五言诗出现以前，它是西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因此它自是“一代文学”的代表。汉赋，特别是那些大赋，尽管存在种种缺点，但是它们在文学史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就以那些描写宫苑、田猎、都邑的大赋来说，确实有着时代色彩。汉帝国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统一强大的帝国，疆哉的开拓，经济的繁荣，物资的丰足和对外关系的发展，都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当时一部分封建文人感到振奋，而封建统治者为了宣扬所谓大汉的声势和出于巩固中央专制政权的需要，也正需要这种文学的出现。汉大赋还表现了作者对统治阶级过分奢侈的行为有所不满，有所讽谏。

其次，汉大赋虽然炫博耀奇，堆垛词藻，以至于好用生僻字，但它在丰富文学的词汇、锻炼语言辞句、增进描述山川景物、宫殿建筑以及某些都市生活、田猎、朝会场面技巧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成就。

第三，从文学发展上看，两汉辞赋的繁兴，对我国文学观念的形成也起到过促进作用。我国的韵文从《诗经》、《楚辞》开始，由于中间经过西汉以来辞赋的发展，到东汉开始初步把文学与一般学术区分开来。魏晋时则出现了“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等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探讨和认识，文学观念也日益走向明晰化。这说明作为一代鸿文的汉代大赋，虽有种种缺点，但它们在文学史上毕竟留下了影响；在某些方面为后代文学创作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4．如何理解汉赋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演变？

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汉赋发展的第一个时期是从高祖初年到武帝初年。当时的社会是“大汉初定，日不暇给”。封建统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锢不严，儒家思想尚未占据统治地位。从当时诸王纳士和著书的情况来看，西汉初年的文化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辞赋，主要“骚体赋”，表现出追随楚辞的传统，内容多是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之作，而在形式上与楚辞比较起来初有转变，但是不大。这时较有成就的作家是贾谊、淮南小山和枚乘等。贾谊有《吊屈原赋》和《鹏鸟赋》。淮南小山有《招隐士》，枚乘有《七发》。

汉赋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从西汉武帝初年到东汉中叶，约二百多年的时间。这个时期的作家作品最多，特别是武帝、宣帝时代，汉赋可以说是达到鼎盛。这个时期的赋作主要是散体大赋，内容大都描写汉帝国威振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的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等。这些作品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了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享乐的行为流露出某些不满，并且利用赋进行委婉的劝谏和讽刺。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看，从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即所谓西汉中叶，是汉帝国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北向出击匈奴，消除了历年的边患；他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汉帝国出现了一种空前繁荣的局面。这在一般文人的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加上汉武帝好大喜功和附庸风雅，招纳文学侍从，提倡写作辞赋，而且用利禄作为诱饵。正因如此，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产生了。他们既写了一些歌功颂德的作品，同时也写了一些感慨自己身世地位以及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主要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司马相如的代表作品是《子赋虚》、《上林赋》；扬雄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等。班固有《东都赋》和《西都赋》，合起来叫《两都赋》。

东汉中叶以后，是汉赋发展的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是抒情小赋，汉赋从思想内容、体制和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那就是歌颂国势声威、美化皇帝、专以铺采摛文的散体大赋开始衰微，而反映社会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这一转变，主要是因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张衡是这一转变开始的代表作家，其后有蔡邕、赵壹、祢衡等人。《归田赋》是张衡抒情小赋的代表作。赵壹《刺世疾邪赋》也很有名。

5．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继承了先秦以来所谓“天人相分”的唯物主义传统，他反对天道可以干预人事，认为社会现象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天是天，人是人，天是属于自然现象，与人事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司马迁所持的这种观点是与当时汉武帝所提倡的被视为儒学正宗的所谓“阴阳五行”、“天人感应”学说相对立。在当时的思想界，董仲舒讲“公羊”学，他把本来是讲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到社会人事方面来，制造出一套专用天象来占卜吉凶的迷信思想。他一方面说一切人事都是由天有目的有意识地做出安排的；另一方面又说天对人世间的活动也会做出反应，如果有谁违背了天道，不顺从天意行事，那么天就要降灾“谴告”，加以惩罚。这就是董仲舒所主张的“天人感应”说。董仲舒的这种神学思想，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成为风靡一时的统治思想。而司马迁的观点却相反，他把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加以区别。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全文引用了他父亲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认为那种把“阴阳四时”加以神秘化，说什么“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的观点其实是“未必然”的。认为人要研究阴阳五行，重视阴阳五行，目的和意义只在于能按照春夏秋冬运行和自然规律从事生产活动，这显然正是对当时假借“阴阳五行”来宣扬迷信思想的批判。正是由于司马迁有这种“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此他在写历史的时候，总是对人事、人谋作仔细的观察和记载，并从历史人物的客观活动中，分析其成败得失的原因，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这也正是《史记》一书比较能够保证历史科学性的一个原因。

在“通古今之变”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也表现出许多的观点和卓越的见解。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要说明历史的发展演变，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之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与董仲舒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是不同的，他认为历史是通过各种变革向前演进的。因此，他对历史上出现的政治改革，总是采取称赞的态度。比如说战国时期，吴起在楚国实行革新，他的变法就是要“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也就是说，要实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实现了富国兵强。司马迁就称赞吴起的政绩说：“诸侯患楚之彊”。司马迁写《史记》还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具体任务，就是“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意思是说，要透过一些历史现象，来观察一个时代或一项具体制度由盛而衰之理，也就是说，历史的盛衰都不是偶然的，无缘无故的，都是有迹可寻的；而且往往是在“盛”中已包含了“衰”的因素。

司马迁正是在他不同于时人的对“天人之际”、“古今之变”的独特理解上，成就了自己的“一有之言”――《史记》。

6．如何理解鲁迅评价《史记》为“无韵之离骚”？

所谓“无韵之离骚”，就是称赞《史记》的文学成就。具体表现在，其一，《史记》为开创我国的传记文学作出了杰出贡献。《史记》创立了以描摹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为我国传记文学奠定了基础。在《史记》之前，对于人物言行的记叙，由于体裁的限制而零碎分散，极不系统。以伍子胥为例，《国语》仅记录了他谏吴王夫差的言论，《战国策》记载了他逃出昭关，行乞吴市一事。《左传》记载较多，但把伍子胥的事迹同与他无关的事迹，夹杂在一起纪录，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头尾不相照应。至于《吕氏春秋》、贾谊《新序》、《淮南子》等书，取材虽多寡不同，只为阐明作者的论点服务，目的不在于传“人”。而司马迁重视人的作用，以人物为历史的主体，为历史人物作传。《史记?吴子胥列传》即以人物为中心，围绕伍子胥，集中有关题材，系统完整地描叙了伍子胥的一生。另外，司马迁摹写典型的历史人物，为我国的传记文学开辟了康庄大道。为历史人物作传，不象寓言、小说可以虚构创作，而必须受客观历史事实的制约。但又不能一切照搬生活现象。司马迁写传，旨在“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总结历史教训，揭露腐朽黑暗，针砭当世。因此，不论是所写的历史人物还是历史事件，都经过审慎的选择。这里既有历史家的科学精神，又有文学家的惨淡经营。其二，《史记》以丰富生动的形象，描绘了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杰作。太史公为屈原作传，而对这一“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的形象，他严肃地指出：“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这是在写历史，也是在写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其三，《史记》的语言精湛，风格鲜明。描绘人物的语言，准确、生动、形象地传写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心理状态和境遇神情。说理抒情，淋漓尽致，吸收民间语言，俚而不俗。用词造语，崇尚自然。以上这些，足以使《史记》成为一部“无韵之离骚”。

7．以《项羽本纪》为例，说明《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史记》塑造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物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量，这是《史记》传记的主要特点，也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所在。具体表现在：其一，选材写人――互见法。司马迁写人物并不是有事必录，而是有所选择。如在《留侯世家》中有这样的话：“语在项羽事中”、“语在淮阴事中”；其他各篇也常常有这样的话。这就是前人指出过的“互见法”。司马迁使用这种方法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注明，有的并没有注明，它不只是消极地避免叙述的重复，而且是积极地运用资料，为突出人物的特征服务。如《项羽本纪》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噁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作者对他的行为在传赞中虽有所贬责，但热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这样就体现了项羽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的完整性。作者在本纪中没有过多地去批评项羽这个人物的缺点和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而把它放在《淮阴侯列传》，借韩信之口说出。其二、运用多种方法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特征。1、抓住最具典型意义的主要事件和行动来突出人物性格，如起兵抗秦、钜鹿之战、鸿门宴、广武对峙、垓下之围等。2、善于通过琐事来显示人物性格的特征，如项羽少年逸事。3、通过场面描写展示人物性格，如钜鹿之战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诸侯作壁上观。为了表现人物，司马迁还通过许多紧张斗争的场面，把人物推到矛盾冲突的尖端，让人物在紧张的斗争中，在对比中展现人物各自的优点和弱点，表现他们的性格特征。如《项羽本纪》鸿门宴一节是很有代表性的。鸿门宴前，楚汉两军几至火并，而楚强汉弱。刘邦项羽此时相会斗争是相当激烈的。作者就通过这场面对面的斗争来表现人物性格。刘邦的懦怯而有机智，项羽的坦率而少谋略，以及其他人物，如范增、张良、樊哙、项伯等的性格，都由于在这场斗争中的不同态度而有很好的表现。故事化的手法和紧张场面的运用，使《史记》的人物传记成为历史与文学互相结合的典范著作。其三、调动各种语言技巧。《史记》在语言运用上也有极大的创造。从文学角度看，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如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从他们所表示的感慨中可以看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极为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个性；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又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

8．乐府民歌按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各类有哪些代表作品？

汉乐府民歌按其所反映的社会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四类。

其一、揭露官僚贵族的腐朽与残暴，反映人民的悲惨遭遇的诗篇。如《平陵东》是无辜受害者的悲愤的控诉，控诉了官吏的贪暴，对百姓的压榨甚至用刦持的手段对人民朝廷残害。《东门行》则叙述了一个城市贫民，在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无衣无食，不得不铤而走险，妻子也劝阻不了。《妇病行》叙述妻死儿幼、丈夫和孤儿饥寒交迫的悲惨情况，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中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汉时太守，照例要在春天循行属县，说是“观览民俗”，“劝人农桑”，实际上是“重为烦扰”。《陌上桑》揭露的正是当时太守行县的真象，所谓“重为烦扰”的一个丑恶斋，是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它并不是什么故事诗，更不是由故事演变而来的故事诗，而是一篇“感天哀乐，缘事而发”的活生生的现实作品。

其二，揭露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灾难和痛苦。如《战城南》是一首悼念阵亡士卒的歌。诗中充满了悲壮的气氛，表现出作者对死难者哀悼的心情。有人认为这是诅咒战争和劳役的诗。《十五从军行》描写一个老战士回乡后无家可归的悲惨情景，揭露了兵役制度给劳动人民造成的苦难。

其三，反映爱情和婚姻问题的诗篇。如《上邪》是一首情歌，是主人公的自誓之词：海枯石烂，爱情仍然坚贞不变。《有所思》也是一首情感真挚热烈的情歌，细腻、深刻地描写了女主公在爱情遭到波折前后的情绪。《上山采靡芜》通过弃妇和故夫的问答反映出封建社会妇女在婚姻问题方面的悲惨遭遇。也隐约揭示了故夫的被迫离异的心理。《白头吟》写被遗弃的女子向用情不专的男子表示决绝。作品中所表现的悱恻动人的哀怨，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广大妇女的不幸和苦痛。《饮马长城窟行》是写妇人思念远出不归的丈夫，诗中细致地描述了妇人苦楚的心情和迫切的期盼。

其四，反映劳动生活的作品。如《江南》是一首采莲歌，反映了采莲时的光景的采莲人欢乐的心情。

9．乐府民歌与《诗经》等作品相比，在艺术上有何发展？

首先，乐府民歌和《诗经》中的民歌一样，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作品。它们真实地反映着当时的现实生活，而且多是发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直接表达了广大人民的爱憎。乐府民歌却题材广泛，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跃动着时代的脉搏，是我国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珍品。

其次，从诗歌体裁上说，乐府民歌大部分是叙事诗。《诗经》中已有某些叙事的成份的作品，象《国风》当中的《氓》、《谷风》、《七月》，《大雅》中的《生民》、《緜》等作品。但是，那些诗还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有的只作了某些客观的铺写，有的仍是通过作品的主人公的主观的倾诉来表达，还是抒情形式，因此只能说它们是抒情诗而带有叙事的成份。而在乐府民歌当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的故事作品，出现人物对话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有的客观地写出一个生活片断，有的写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有比较完整和发展中的故事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等等，都是艺术性很高的叙事作品。因此，汉乐府民歌标志着我国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

第三，汉乐府民歌的形式是非常自由多样的，它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式，而以杂言为主，并且逐渐趋向五言。乐府中的杂言，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一篇之中，句式有时变化很大，由一两个字到八九个字，乃至十个字的句子都有。除了杂言以外，汉乐府民歌中还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如《陌上桑》、《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等。五言诗虽比四言诗仅仅多了一个字，但它却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既寓变化于整齐之中，又适应了当时社会语言的发展。五言诗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五言诗的产生和兴起是由乐府民歌开其先河的，然后又扩大到整个文坛。

10．试述《孔雀东南飞》一诗的思想意义及其在我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

《孔雀东南飞》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很明确的。诗中描写造成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家长制。封建社会中的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的爱情为基础，而是以家族利益、家长意志为决定条件的。它表现为男女的结合要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婚后仍然要受封建家长的支配，特别是在女子方面，仍然要遵从“三从”、“四德”，成为封建家长的奴仆。刘兰芝不容于婆母，被遣送回娘家后又不容于自己的兄长，完全是死在专横的封建家长压迫之下。《孔雀东南飞》这首诗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就在于它通过焦、刘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刘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叛逆精神，并且在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带有极其普遍性的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这是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思想意义。

《孔雀东南飞》最突出的艺术成就，是它通过诗的形式、诗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既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如诗中所写女主人公刘兰芝的性格是非常可爱、可敬。她勤劳、善良、坚强、美丽，然而，这样一位完美的女性，却受到封建社会种种蛮横无理的迫害，逼得她走投无路，最后以死以示反抗。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我国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焦仲卿是诗中的另一个正面人物形象。他对爱情忠诚专一，在刘兰芝和焦母的斗争过程中，他始终站在刘兰芝的一边。为了保护刘兰芝和保卫自己的爱情，他也跟自己专制的母亲作了抗争。可是最后，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清醒过来，从思想上冲破了封建孝道对他的束缚，同兰芝一起以死殉情，对封建恶势力表示了坚决的抗争。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死，是他们在当时具体情况下所能采取的反抗手段。他们的死实际上是给压迫者一个有力的打击和表示了最强烈的抗争。诗中描写的反面人物焦母和刘兄，他们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作者对这两个人物虽然着墨不多，但对焦母的专横，刘兄的势利无情，都作了深刻而形象的揭露。这些反面人物也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同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诗中正是通过对他们的揭露，抨击了吃人的封建宗法制度。

作者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性格，诗中的人物语言十分个性化（例见作品）。另外，作者在结构布局方面也很成功。全诗紧扣住刘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和封建家长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描写和尖锐的悲剧性的冲突。

总的说来，《孔雀东南飞》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和谐的统一，使它具有永恒的艺术生命力。《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叙事诗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1．关于《古诗十九首》的名称、作者和时代。

《古诗十九首》的名称，最早见于梁萧统的《文选》。所谓“古诗”的名称，本来是晋南北朝对古代诗歌的一个统称，萧统已经弄不清这些古诗的作者和时代，就把已经失去作者名的十九首五言诗编在一起，题作《古诗十九首》。从此以后，《古诗十九首》就成了一个专门名称。

关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和时代，意见纷歧。早在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词。”按照这个说法，这组《古诗》是西汉时枚乘作的，而其中《冉冉孤生竹》一篇，按刘勰的说法，是东汉初年傅毅的作品钟嵘《诗品》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篇”，“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这里所说的四十五首，包括《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作品在内。按照钟嵘的意见，《古诗十九首》中大部分作品应该属于曹植、王粲所作。当然这两种说法，都不是持很肯定的语气。

关于第一种说法，说《古诗》是出于西汉初年枚乘之手，我们认为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与《文心雕龙》差不多同时期的《昭明文选》，实际上就不承认是枚乘所作，它没有把它标出主名来。西汉一代，没有任何文人写过五言诗，正如《文心雕龙》所说的“辞人遗翰，莫见五言”，说西汉文人流传下来的作品，根本没有见到五言诗。而且我们从诗歌发展上来看，不但西汉的枚乘，就是与班固同时的傅毅，也不可能对五言诗取得这样的成就。那时候文人才刚开始试作五言诗，不可能有《古诗十九首》这样成熟的作品。如果说《古诗》是产生于曹植、王粲的时代，也有很多疑问。因为《古诗》里写到洛阳几首诗，都不曾反映洛阳的残破，显然是董卓焚烧洛阳以前的。现在一般文学研究者认为，这组古诗并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是因为它们的内容相近，编辑在一起。而其产生的时代，应当说这组诗的各篇先后也不会离得太远，大约不出东汉后期的桓、灵之世。无论从五言诗发展的情况或从某些篇章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看，这样的推测是比较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