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一，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名单及参考书目。。。。。。。。。。3
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历年试题。。。。。。。。。。。。。。。。。。4-----15
二，浙江大学导师论文集
 
前言 访谈部分 。。。。。。。。。。。。。。。。。。。。。16
专题一 媒介地理学。。。。。。。。。。。。。。。。。。22
专题二 媒介批评。。。。。。。。。。。。。。。。。。。。38
专题三 媒介经营管理。。。。。。。。。。。。。。。。43
专题四 媒介生态。。。。。。。。。。。。。。。。。。。。62
专题五 方言节目专题。。。。。。。。。。。。。。。。84
 
三 相关部分课件和笔记
 
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综述 。。。。。。。。。。。。。 86
新闻学概论 。。。。。。。。。。。。。。。。。。。。。。。88
新闻学概论提纲。。。。。。。。。。。112
传播与社会教学大纲。。。。。。。。。135
 
新闻基础知识  邵志择。。。。。。。135

浙江大学导师论文集
代前言 访谈部分
放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邵培仁教授
记：据我所知，继您主编的一套“当代传播学丛书”之后，您现在又在主编第二套丛书“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请您谈一谈这两套丛书先后贯穿的创作设想，可以吗？
邵：可以。首先，传播学的发展有一种分支化的趋势，而且分支越来越细，在向细密方向发展，我主编的这批书就是适应这一趋势的。以往我们研究传播学，主要是从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这些角度观照的；后来我们拓宽了传播研究的视野，出了“当代传播学丛书”，从新闻传播、艺术传播、教育传播、政治传播和经济传播的角度来研究。在国外虽然有政治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但当时没有经济传播学和艺术传播学，有新闻传播学但不是从我们那种研究角度来谈的。后来我又觉得光换一个视野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审视和分析传播学，把其它学科的营养带到传播学中来，来研究大众传播活动中的现象和问题。比如大众传播中的社会问题、法律问题，大众传播中的伦理问题、审美问题等等。所以，我在设计“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时就设计了大众传播社会学、大众传播心理学、大众传播经济学、大众传播审美学、大众传播法学、大众传播伦理学、媒介经营管理学、大众传播生态学、大众传播文化学等十几本书。
其次，我们搞东西呢不喜欢搞第二本，我喜欢搞第一本，如果要重复就要有很大的突破，我们才搞。“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只有两本书是国内已经有的，一本是我主编的《传播社会学》，另一本是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写的《大众传播心理学》，我计划中也有这两本书，但这两本书一定要有大的突破，否则宁可不出。你知道的，刘京林搞新闻心理学和传播心理学已有多年，影响很大，那本书学术性、理论性很强，有很高水准，不易超越。所以，至今没人敢接这一本书。这套书以浙江大学的研究力量为主，个别的，我们认为校外的专家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比较深的，就请外面的人来写，比如大众传播法学，我们请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所长魏永征和上海广电总局总编室的沈莉博士来合写。
其三，大众传播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现象和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和解决。比如大众传播法学中关于大众传播侵权，包括著作权、隐私权、肖像权的事情是很多的，这些实际上是与大众传播有关的法律问题，需要我们集中起来加以讨论。当然我们不是简单地去谈论法律，也不是去制定法律，而是讨论问题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告诉媒介从业人员如何合理合法地操作而不犯法。实际上，我们是从传播的角度去考虑，最终也是从人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我们研究大众传播伦理学也同样如此，当然首先是大众传播里也有很多伦理问题，如暴力、色情、虚假信息、反科学信息等，都涉及伦理；但最主要的，研究是一种人文关怀，是完善人性和人格，是为人考虑的；同时，也是完善社会，造福人类。比如去年江西发大水，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被困在水中的树上，援救人员把她抱下来，下身赤身裸体。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来看问题，镜头可不可以抬一抬，可不可以虚晃一下，这种暴露在显示救人的动人场面的同时好象也对孩子构成了某种伤害，实际上就违反了一种伦理。象这种涉及到伦理的问题在大众传播中有很多。
记：通过您近些年的研究成果，您认为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上有何特色？
邵：特色不敢当，但特点是有的。第一，正如我前面所说的那样，我们的研究视野相对而言要开阔些。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群体，大伙有拼劲，有创新精神，有的很有才气。
第二，课程设置可能比较先进。我们目前的本科生课程设置借鉴美国、台湾和香港等地大学的课程设置，比如，在本科生的课程中除了传播学概论之外，还开设了传播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社会、大众传播与文化、传播与科技、网络传播等课程。而后我们又把这些课程中较前卫的课程或主干课程引入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的课程中，很有吸引力。我认为传播研究和教学是不能划等号的，不是说我们写出的书一定要拿到课堂上去讲，但学生可以去看，而有些课程象大众传播伦理学、大众传播法学是需要开设的。在现实的新闻传播教育中，过分的理论化，媒介不需要；但过分的实用化，大学又会认为学术性不强，不屑办这种专业。所以，要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三，重视传播学分支研究和本土研究。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结合中国的国情、联系中国的实际；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吸取营养；注意尊重中国读者的思维惯性和阅读心理；注意从现实的传播活动中寻找鲜活的数据和例证。再就是关注传播学的前沿课题、新兴课题和交叉课题，注意推动传播学向其他领域扩张，或与其他学科联姻以孕育新的学术生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记：我曾见过两篇论文，认为您的“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颇有特色。童兵教授、李良荣教授、张允若教授也都给予了肯定。请您具体地谈一谈整体互动论可以吗？
邵：首先我要感谢几位老师对我的鼓励和肯定。但是，这不应看作是“我”的，是“大家”的，我只是归纳、概括出来。其实，对于传播研究中出现的种种传播模式，如果用优秀传播模式的五条标准去衡量，那么在惊叹模式提出者的新思维、新观点的同时，也会发现西方的传播模式都试图通过透视三五种传播元素来回答、解释所有的传播问题和传播现象，因而常常顾此失彼，出现片面性。因为传播学研究所面对的不只是支撑信息传播过程的几种要素和一些单纯的信息传播现象，而是从一定的角度和层面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即它应向自己要解决的那个任务的所有现象开放。整体互动模式就是在充分考虑本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复杂联系的同时，重视传播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以及人类传播的全部现象。就是说，它的基本任务始终是再现整体，始终把各种要素有意识地归并到整体之中，在各种要素的互动过程中努力找出传播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再进一步“认识”它，“适应”它，“支配”它。
具体来讲，整体互动模式包括了三个系统，即人际传播系统、大众传播系统和网络传播系统。这三个系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它们协同并存、互动互进。
整体互动模式还包括了构成传播活动的四大圈层因素，即核心要素、次级要素、边际因素和干扰因素。
首先，核心要素。这是整体互动模式中最基本的要素，即拉斯韦尔在《传播的社会的职能与结构》（1948）一书中提出的“五W模式”：谁（传播者）；说什么（信息）；通过什么渠道（媒介）；对谁（受传者）；取得社会效果（效果）。据此引申出传播研究的五项内容，即控制分析、内容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效果分析。
其二是次级要素。这是模式中仅次于核心要素的一系列要素。它包括传播的或反馈的信息从哪里来（现实或事件）；以什么形式传播（编码或符号）；怎样传播（谋略与技巧）；谁还参与了信息互动（参与者、决策者、咨询者、守门人、中介者等）；受者接受讯息（译码或读解）；谁回话（反馈）？据此引出的掺插在五项内容之间的七项内容为：来源分析、符号分析、谋略分析、技巧分析、参与分析、接受分析、反馈分析。其三是边际因素。它包括每个传播活动的参加者所追求的各是什么（价值）；传播活动在哪儿完成（环境）；有没有一系列传播和接受的规则（规范）；传受两者之间有没有大体相同的经验（经验指符号编译、思想意识、经验体察等）。这四种因素也都可以成为相应的研究内容。
最后是干扰因素。任何阻塞有用信息通过的障碍和不属于信息来源原意的附加物，都是信息传播中的干扰因素，或者说是噪音，干扰因素主要有：人为干扰、机械干扰、自然干扰和内容干扰等。
因此，整体互动模式要求传播学者在研究中要自觉地和正确地将整体与局部、要素与因子、内在结构与外在关系等有机结合起来，不要忽视问题的任何一个方面。从而，在单纯的传播要素中看到全部因素，从研究局部的传播行为进而研究全部的传播活动；或者在整体的全部关系中突出部分的要素，从研究整体活动的结构中分离、演绎出某一单纯传播行为的可能结果。
总之，整体互动模式的特点是强调传播过程和传播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强辩证性和互动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多向性和复杂性。
记：传播学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众多的相关学科对它的影响和催动是分不开的。从您个人的研究特色来看，您研究传播学的视野是极其广阔的，那么请您谈一谈您对传播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独到见解，好吗？
邵：好的。以往，传播学得到其他学科的馈赠的确大大超出它的回报。相信它的大规模回报将在已来临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开始。
首先，传播学和社会学的关系。在西方，人们曾将传播学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我们知道：社会学是以社会组织、社会行为、社会问题等为研究对象，范围较广泛；而传播学着重研究传播过程、传播行为、传播意识和传播关系等现象，对象较集中。社会学诞生于前，而传播学产生在后。传播学在形成中吸取、借用了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方法(如调查方法、统计方法)，但也从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中吸取养料。如今，社会学和其他学科也开始用传播学的成果来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这种研究范围的部分重迭、交叉和研究成果的相互借鉴是完全正常的，也是应该的，但它们终究是具有各自特性的、相互独立的学科。
其二，传播学和心理学的关系。在传播学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学曾经助一臂之力。作为研究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是通过挖掘传播现象发生的内在动力和情感因素来充实和丰富传播学研究的内容的，从而使偏重于宏观研究和过程研究的传播学能够从微观研究和心理研究方面得到取长补短，显得更具活力。传播作为一种最富有人性和人情的社会活动，也为心理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研究内容和话语空间，而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守门人、中介者和受众的心理现象及其活动规律，也是人们想了解的，这也使得心理学研究更具有现实感和实用性。这两者的相通之处就在于传播心理。
其三，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关系。传播学与人类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目的都在于描述和解释人类这一特殊的横跨整个地球和贯穿整个历史的自然和社会现象。但是，人类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躯体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传播学的主题是研究人类的传播行为和文化世代流传的基本媒介。以往，人们过多地注视这两门学科的不同，而很少注意两者的互动互补。传播是人类的特权和标志，是文化载体和“社会水泥”，又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人类学中的语言学派、文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理论可以给传播学者许多启示，而传播学中的符号理论、接受理论、功能理论也可以让人类学家大开眼界。总之，我们既要了解传播学与人类学的区别，又要设法找到两者的契合点，这样才能科学解释和揭示人类传播的现象和规律。
其四，传播学与宣传学的关系。传播学与宣传学之间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因为，早期的传播研究有很大一部分是宣传研究。但是，这两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可以混同。传播学是把人类社会中一切信息传播现象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中自然也包括宣传现象；而宣传学只把劝服性、观念性的传播现象看作是自己的研究对象。传播学能够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视野来揭示一般信息传播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可以更正确地指导包括宣传活动在内的一切传播活动；而宣传学只能从它自身的角度和层面来分析宣传现象、揭示宣传规律，进而指导自己的传播活动，并且只能从某些方面深化和丰富传播学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用来指导一般的传播活动。后来居上的传播学已成了各门分支传播学科的“统帅”，而宣传学说到底只是传播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其五，是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威尔伯•施拉姆教授在1982年访华期间曾说过“传播学就是大众传播学，而大众传播学就是广义新闻学。”这一观点曾产生过广泛影响。这两者在其演进过程中的确有密切的“血缘”关系，而新闻学对传播学的诞生也确实超过催产的作用，但它们之间的既非“母子关系”，也非“父子关系”，新闻学至多只是个“助产士”的角色。一般认为：新闻学是报刊新闻时代的产物，偏重于业务研究或“术”的研究；传播学是电子新闻时代的产物，侧重于理论研究或“学”的研究。新闻学以古老的“报学”研究为基础，偏重于微观研究、局部研究和单向研究；传播学以新兴学科的知识为基础，侧重于宏观研究、整体研究和双向研究。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信息的现象；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传播活动的现象。新闻学是具体科学的研究，对传播学研究有提供材料、充实内容的作用；传播学是一般科学的研究，对新闻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有规范、指导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新闻学是一种专业研究，传播学是一种社会研究。总之，两者各有特点。
其六，传播学与历史学的关系。作为研究和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历史学，它可以帮助传播学来研究已经过去的传播活动，探寻传播现象发生的先后次序和历史因素，揭示传播媒介变革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从而使传播学能够“论从史出”，使传播者能够“以史为鉴”，获得历史知识、历史智慧和历史经验，进而提高传播效果。作为以追求和提升人类传播智慧为旨归的传播学，它也可以让历史学者看到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社会水泥”和“人际润滑”的作用，和在政治、宗教、教育、文学、艺术等历史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进而在“以论观史”中会发现：传播既是人性的建筑材料，也是历史的建筑材料；人类一切与精神活动或精神文化有关的历史，其实都是传播的历史。历史学是一种静态的内向的研究，通过关注和分析已逝历史事实为现实服务；传播学是一种动态的外向的研究，通过关注和分析正在发生的传播活动现象为现实服务。
此外，传播学还常运用符号学、语义语、信息学、接受学等各种相关学科的知识或近似主题研究的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体系。
可见，在传播学的四周，有众多的学科尤其是新兴学科在支持它、丰富它，源源不断地向它输送着新鲜的养料。这给传播学创造了兼收并蓄、融汇综合的条件，也给传播学提供了确定对象、构筑体系、明确坐标的重要参照系。
记：您是较早开始传播学研究而且卓然有成的专家，能谈一谈中国当代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吗？
邵：首先，我认为论述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理应包括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不仅因其具有同文、同种、同国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传播学研究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倾向和一些必须共同重视的问题。
“古老的传播论，年轻的传播学。”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悠久的传播现象研究和新兴的传播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作为对人类传播现象的论述，中国的传播论大约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对一门学科的研究，从拉斯韦尔等人在《宣传、传播和舆论》（1946）一书中首次提出“大众传播学”（The Science of 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算起，美国传播学的历史只有50年，而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更短。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传播学，若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的首次汉译算起，距今只有20年的历史。此间经历了引进——研究——创新三个历程。
从五十年代开始，郑北谓、张隆栋、王中等教授就有运用传播学有关知识的先例，但直到1978年7月郑北渭教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所发表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才算真正开始了传播学的研究。此后在大陆相继发行了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如《传播学简介》（1983）、《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传播学概论》（1984）、《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等。这些著作的发行很快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由引进与介绍阶段推向了评介与研究的阶梯。
在评介与研究阶段，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依据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研究原则，围绕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全国的或地方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和民意调查、受众调查，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如陈崇山和弥秀玲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赵水福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地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等；另一方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弄清来龙去脉，辨明是非得失，而后写成著作出版。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我和戴元光、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范东生和张雅宾的《传播学原理》（1990）、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张咏华的《大众传播学》（1992）、张隆栋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3），等等。台湾的传播学进入评介与研究阶段明显早于祖国大陆，且实力雄厚，成果丰硕；香港引进和研究传播学可能早于大陆而晚于台湾，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在整体上（个别学者除外）不及祖国大陆和台湾，其间余也鲁教授最令人瞩目，他可以说是中国传播学的辛勤的播种者。
值得指出的是，传播学在大陆的发展一波三折，充满艰辛。不论在40年前还是16年前，传播学都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介绍。好在一切都已过去，现在的情况正象陈韵昭教授1988年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文的序言中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开设传播学的大学日见增多，还有传播学专业、传播学研究所亦相继建立。”许多读者拿着书单四处寻购传播学书籍。
如果审视中国传播学界在探索和创新及建立新体系阶段的学术成果，我们感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仍在进行，学术探索步履蹒跚，而自主创新也犹如夸你追日，跟不上迅猛发展的传播实践。中国传播学研究缺乏那种争先恐后、万马奔腾的竞争态势，更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执著的探索精神。当然，期间也不乏出现一批有影响有深度的著作。象大陆的《当代传播学丛书》、《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台湾的《新闻与传播学丛书》、《大众传播学丛书》等都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起了很大推进作用；象沙莲香的《传播学》、戴元光的《现代宣传学概论》、张学洪的《舆论传播学》，明安香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童兵的《新闻传播学原理》、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孙旭培的《华夏传播论》，还有《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知识经济与大众传媒》等，这些著作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也不是“言必称希腊”，处处在西方学术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展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记：您对中国的传播学发展走向持什么样的观点？
邵：纵观中国的传播研究历程、现状与动态，我认为它可能有下列发展走向和趋势：
首先，科学化趋势。传播学要想确立其与一些传统学科相等的地位，就要大力加强传播学的科学化建设。其科学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探讨传播规律的态势。我们知道，规律所在，科学所托。传播学若没有自己的明确对象和范围，并从研究对象和范围内貌似紊乱的无序的偶然的现象中探寻出它的井然有序的必然规律，那么它是不能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的。所以，积极探索传播规律应是传播学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二是积极构建理论体系的态势。传播学不是零星、杂乱知识的拼凑和剪贴，而是由一系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原理构成的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知识体系。西方传播学界关于传播模式的种种理论和观点，其关注焦点仍是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预计关于传播学体系的探讨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走向开放，走向多元，走向普及，应是传播学研究走向繁荣和科学的基础。
其次，融合化趋势。传播学大师威尔伯施拉姆1982年在北京讲学期间就作过大胆的预测：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分门别类的社会科学都会成为综合之后的一门科学。在这门科学里面，传播学的研究会被各门学科的学者格外重视，会一跃成为所有这些科学里面的基础。在这种情势下，传播学研究将继续发挥自己融汇、综合的优势。它不仅要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而且要综合运用多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以不断增强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融合化趋势，既反映了传播学者要对传播学研究中已有的知识和成果予以进一步系统地融化、整合的态势，又表明了传播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强烈渗透和合理移植所采取的一种宽容、开放的姿态。
其三，动态化趋势。未来的传播学要十分重视对活生生的实践活动的分析，即要特别注意观照和考察信息传播的动态过程和注意着力解决传播活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传播学研究不能抱着那些陈旧的资料不放，流于观点的引用和资料的堆砌，而应关注和研究生生不息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的传播活动。活动是永恒的。现实的传播活动，既是传播理论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理论的实验场。离开了一定的活生生的传播活动，传播理论就会枯竭，就会窒息，就会成为空中楼阁而失去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关注动态的现实，这也符合传播学研究的客观性要求。
其四，操作化趋势。由于传播理论是对传播实践及经验的鸟瞰与把握，是一种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概括与总结。因而，它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活动，使某项传播在它的指导下直奔某个预定的目标。未来的传播学研究将从两个方面提出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传播建议或观点：一是依据传播规律提出传播对策。传播规律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特点。它贯穿于传播活动的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传播活动的成败。传播者要求人们按照传播规律、联系具体实际，合理、科学地运用传播媒介、符号、谋略和技巧，使传播方法符合规律。二是通过分析传播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在传播活动中，传播者肯定会遇到 这样那样的传播问题，而受传者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接受问题，而传播学研究正是始于问题的提出，终于问题的解决。
其五，分支化趋势。现代科学的发展趋势是既高度综合又高度分化，传播学也不例外。个别反对搞分支研究的人认为：传播学的分支研究会肢解基础研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和没有道理的。传播学的基础研究和分支犹如心脏与血管、树干与树枝，它们相辅相成，互生互动，缺一不可。基础研究可以推动、促进分支研究，而分支研究也可以丰富、充实基础研究。
最后，本土化趋势。传播学是舶来品，如果不同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吻合，不在一定的民族土壤上生长出来，不与所在国家传播实践相结合并为其服务，而只是简单地贩卖和照搬，那必然人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本土化趋势，既不是一概排斥西方的传播学，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传播学，它实际上是“迎而又拒，拒中有迎”。对于中国传播学来说，本土化建设既可以增强其学科个性和民族特点，也可以推进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中国大众所接受，成为他们的精神食粮。因此，中国传播学只有针对中国国情，联系传播实际，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吸取营养，适应中国的社会特征、文化积淀和受众的心理态势、意识取向等条件，才能真正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才能真正融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成为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否则，就可能是短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