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既然谈到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趋势，您可以谈一下您对本土化的争论的看法？
邵：关于本土化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国化”的研究上。对于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反对，基本上不是“学理上的争论”，而是没有诉诸文字的某种“感情的宣泄”，传播学界只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噪音”而不予理睬。实际上，在两岸三地的传播学界，本土化研究始终得到了大多数传播学者的理解与支持。我认为，传播学与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不同，传播学有国界。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中国的尊“长”贵“和”、崇“礼”尚“忍”等观念也是“本土化”的。中国的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因此，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根本无法阻止“中国化”的全面渗透和强行框定；否则，那只能是对西方传播学的“照抄照搬”。
记：在您看来，我们过去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有哪些特色？
邵：从研究过程看，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特色有：学科由窄到宽；会距由长到短；论题由浅入深；范围由小到大；沟通由难到易；方法由单一走向多元；两岸三地之间的学术交流有封闭转为开放，由单向变为双向，由非正式变为正式，由交流进展为合作；研究人数由少到多，队伍由小到大，学者素质提升，并趋向年轻化。从研究内容看，其特色主要有：一是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的研究已经或将要取得显著成果。除了赖江临《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吴东权《中国传播媒介发源史》（1988）、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92）、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1996）等著作之外，大陆学者正在抓紧撰写出版一套中国传播断代史和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二是横向的中国传播学理论和传播问题研究已经或即将获得长足发展。关绍箕的《中国传播理论》（1993）和《沟通１００：中国古代传播故事》（1989）、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1997）、王洪钧主编的《新闻理论的中国历史观》（1998）等许多著作已经面世，预计在一两年内还将有更多本专题论著和一大批论文出版和发表。三是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所进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其成果也很乐观。当然，这方面成果虽多，但在“中国特色”的认定上和具体著作的归类上，人们的看法还不一致，还需要历史河流的进一步的冲刷。
记：那您又是如何看待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所遇到的一些困惑和问题呢？
邵：一是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研究本土化”意蕴的理解与解释并不一致，这使得研究目标有点儿模糊混乱。台、港多数学者认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人类传播的原理，所用资料“以古为主”；大陆多数学者认为是指从中国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上来探讨人类传播理论，所用材料“以今为主”；而新近的一些观点认为，“上下联通，古今并用”。这一折衷观点，有利于消弥分歧、求同存异、整合力量，估计会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二是两岸三地传播学者在语言沟通与资料交流方面存在一些困难。三是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在与本土化传播研究竞争中，处于明显有利位置，挤占了后者生存、发展的空间。本土化研究成了一项“有名无利”、“投入多产出少”和颇为悲壮的事业。四是从事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人士基本上局限在大学和研究机构，而且以新闻与传播学者为主，人数虽逐年增加，但总量仍嫌稀少。这一研究，也盼望文学、历史、哲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各门学科的学者参加进来，也盼望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努力。五是从事传播学研究人由于功利价值观念或者是阅读古籍能力薄弱，在研究上付出的艰苦努力还不够。
我认为本土化的研究是建立在熟悉西方传播学的基础上的研究，但我不主张象有人说的，要把西方传播学的书都看过之后再来搞本土化研究。这实际上是设置了一个很大的难题让你无法解决，让你放弃它。全部吃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每年光我们国内的传播学著作就有很多本面世，外国的著作就更多了，何况还有语言的障碍。所以建立在对国外的传播比较熟悉的基础上就可以了。不要设置障碍，提一些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所以，应该边引进，边吸收，边创新。
记：许多学者对您的新著《传播学导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您 对于今后的研究还有哪些新的打算呢？
邵：的确有很多专家学者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评价，孙旭培先生甚至认为《传播学导论》是国内传播学研究的极至，不敢全部接受，而只能当作鼓励，当作奋斗的目标，争取做得更好些。我下一步的研究将把主要精力放在媒介经营管理了。我现在已搞出了《媒介经营管理学》，接下来我将进行一个一个小专题的研究，比如报业的经营管理，广播电视的经营管理，出版业的经营管理，我想一个一个地搞深一些，我们国家缺乏这方面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操作性的研究成果。
记：您与刘强写的《媒介经营管理学》被学界看作是适应当前媒介市场竞争需要、既有理论性又有实用性的媒介管理书籍，您 可以介绍一下该书的一些情况吗？
邵：我们写的《媒介经营管理学》是把它既当作专著又把它当作教材来写的，总共有43万字。书的构架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宏观上从学科的方面把媒介当作第四产业来看，中观的时候就具体研究媒介的经营管理问题，既然要经营管理就应该有经营管理者，领导就有领导行为，领导者和领导行为研究，而后就是人的资源的管理，产品的管理，产品销售的管理，媒介财务管理，媒介的法律，总之，在这本书里媒介是完全被按照公司来论述的。
媒介经济和媒介经营学不是一回事，我所做的工作不是组合，而是整合，即把知识揉和在一起而后进行提炼、升华、创新。因此，我们在书中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比如创造性地提出了媒介经营管理的“四M要素”（即人、财、物、讯）；在媒介经营导向上提出 了双元、双效、双赢的经营导向，既有别于以传播者为中心的生产导向，又不同于以受众为中心的消费导向，同时又解决了中国媒介经营中的两难困境；提出了媒介经营管理必须遵循两大规律：受众市场规律和媒介传播规律；遵循八项原则：导向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互动性原则、民主性原则、法制性原则、循序性原则、专业性原则和发展性原则等等。所以，我们的那本书在体系上比较系统、严密、架构也比较合理。比较多地吸收了西方媒介的很多的知识，我不仅从媒介经营管理的实践中搜寻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从美国大学图书馆、国际互联网和到港、台出访的机会搜集到大量的专门资料，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在国内披露或使用。目前该书的反响和销路都不错。
记：您在进行媒介经营研究的时候，一直关注着国内在这方面的进展，那么您能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给予整体的评价？
邵：我认为首先是有一部分媒介从业人员，从具体的工作实际出发对媒介经营进行研究，当然从业人员的研究中也不乏佳例，象广州报业集团有一些经营是不错的，北京青年报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是有一些深度的，上海也有的做得不错，但从总体上讲，这种研究大多数是就事论事，缺乏理论性和学术性，也缺乏思想高度，就更不要说有国际视野了。其次高校里面的研究，这是研究的主力军，也是目前国内媒介经营研究走在最前面的。虽然有些学究气和书生气，但他们很容易站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来看待研究对象。但在这些研究里也是参差不齐，有的人对媒介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理论也是隔靴搔痒；而有的人熟悉媒介，所以研究成果就能既有理论高度，又能深入到实际，提出的观点和意见很有指导性。目前在高校中报业经营研究比较深的，比如人民大学的宋建武；写过《报业经营管理》的华中理工大学的屠忠俊，但不足的是由于写得早，市场经济意识不浓。在广播电视方面的管理研究，北京广播学院的黄升民和丁俊杰的《媒介经营与产业化研究》很有特色，进行了案例分析，在定量研究上挖得比较深，有说服力但缺憾是把下一步怎么进行经营管理给忽略掉了，我相信他们可能是有解决方案和对策的，而且也是有用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给略掉了。第三类就是在专门的研究机构，比如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地方的一些研究机构，也有人在研究媒介经营管理，除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理论性比较强，跟高校的差不多，地方的研究跟第一类差不多。例如，社科院唐绪军写的《报业经济与报业经营》，是写得不错的，比较深刻，观点也比较有见地的，具有指导意义，但其中也有空泛的东西。
我认为，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总体不足是借鉴国外的知识和成果不够。如果关起门来自己搞，免不了会出现简单嫁接和拼凑的情况，把管理学的东西和传播学的东西加以简单的组合，结果媒介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同国外的同类著作相比差距很大。我们一定要把国外精品书找来看，认真琢磨，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研究。记：您的研究获得这么大的成就，在研究方法上有什么可以介绍给大家吗？
邵：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招收新闻学各传播学专业研究生，其中传播学设立的方向有传播理论、广播电视学、广告学和媒介管理，我是带传播理论和媒介管理方向的研究生。我常跟我的研究生讲：学术研究是一副沉重的思维十字架，是一场智力活动的马拉松。一旦你进入这一领域，并准备以此谋生，那么你就必须准备面对寂寞和辛苦，有时甚至准备面对贫穷。传播学研究的目的是求真、求新。真正的学者应该是独立而自由的。他不应该为了某种利益而放弃真理，或者把学术研究的现实性庸俗化为单纯的证明工具，把自己变为“宣讲员”。当然，也不应该把传播学研究局限在幽静的书斋之中，远离火热的生活，闭门造车，孤芳自赏。不要重复前人的劳动成果，炒冷饭不好；不要“言必称希腊”，过分迷信西方的学术成果；也不要“新瓶装陈酒”，把旧的东西贴上新的标签高价出售；更不要狂妄自大、自我膨胀，要学会欣赏别人，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同时，传播学研究也不要为恶势力服务，要勇于同各种反动学术、反动传播和一切消极、落后的传播活动作斗争。这些是研究方法的核心内容，其它具体方法都应服从这些内容。
专题一 ：媒介地理学
媒介地理学:行走和耕耘在媒介与地理之间
［摘要］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面对复杂的媒介地理现象和问题，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和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同时要重视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分别为媒介地理学、媒介学、地理学，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传播生态学，传播人种学，地方媒介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的诞生都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必然；既是最新知识的强力切入，也是传统学科的分化整合。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又译传媒地理学）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它既秉承了媒介学、地理学这两门学科的优良传统和遗传基因，又吸收许多相关学科的活性因子和知识营养。
著名哲学家康德写道：“如果想要把一种知识建立成为科学，那就必须首先能够准确地规定出没有任何一种别的科学与之有共同之处的、它所特有的不同之点；否则各种科学之间的界线就分不清楚，各种科学的任何一种就不能彻底地按其性质来对待了。”[1] 的确，就像一个国家只有在确定了一定的地域之后才开始存在那样，媒介地理学也只有在明确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之后，才可以从本质上将自己同其它科学区分开来，并进而建设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
一、媒介学与地理学互动、融合的结晶
虽然“媒介地理学”的概念在在国外直到1985年才在一本明显、直接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论文集出现(Burgess and Gold, 1985) [2]，1992年我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讲到“媒介地理学”[3]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最新辞书中还查找不到这一条目，相关的专门研究非常稀少 [4],但是实际上，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学术联系和媒介地理现象。
首先，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约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现另一种原始、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约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
其次，相同的媒介形态却能反映出不同的地理样本。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也是环境的折射。中国的《尚书•禹贡》、《管子•地员》、《山海经》等著作，裴秀《禹贡地域图》、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罗洪先《广舆图》、徐霞客的游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著作，都是平面媒介对不同地理形势的描述和反映。地理学家则在电视发明的初期便利用它记载人群形象与地理外貌。他们认为各个民族的文化和性格、各个区域的地理形势能够真实地反映在电影之中，正是电影地理学(Geography of Film)提供了意义的地图,才让我们得以在当代世界里顺利航行。在现代大众传播的社会里，传播者依然认为媒介地理形势以及它的认同格外重要，并试图让每一个文本透过这些因素而生产某种类型的受众。
第三，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人类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此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形态包括传播和文化等活动，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长期生活在热带的人群，具有暗黑色的皮肤，能保护皮肤免受日光的灼伤；卷曲的头发，能防止头部被晒得过热；宽鼻、厚唇、大嘴巴，便于散热；他们用来描述炎热状态的词汇特别丰富。长期生活在寒带的人群，身材魁梧，具有高窄的鼻子，使冷空气较慢地进入气管和肺部；肤色浅白，以防冻伤；据说爱斯基摩人用来描写雪花形变的词汇有近二十种。同样，传播作为人类的活动，也是人性和生活的建筑材料。其实当我们说“字如其人”、“文如其人”、“传如其人”时，也等于在说“传如其地”。音乐地理学告诉我们，渔歌、牧歌、秧歌、山歌等，就既是唱歌人面貌和人格的本质反映，也是其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的真实写照。
第四，不同区域的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地理“看”法。最近，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对２５名欧洲裔学生和２７名华裔学生的眼睛活动进行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些学生在看指定图片时，目光会停留在不同区域，并且停留的时间也不同。研究显示，西方人注重主体，是个人主义；东方人注意背景，更多的关注别人。比如丛林中有只美洲豹，欧洲裔学生的目光会长时间停留在豹子身上；华裔学生则更习惯于花时间观察图片背景和整体，并且会在背景和主体之间来回移动目光。研究小组组长理查•尼斯比特就此得出结论：“他们‘看’世界的方法确实不同。”这项研究甚至显示一个真理：某些地域的人更善于做某些事，另外一些地方的人则善于做其他事。[5] 这也是传播人种学(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提供给媒介地理学的一个有力证据。
二、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分析框架
如果说媒介地理学是媒介学与地理学互动、融合的结晶，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和分析框架也应该在对“人、媒介、地理”这个互动、融合地带的扫描、分析中确立。
人是媒介学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与主体。事实上，各种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最后目标都是人，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人罢了。体质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的身体特征去研究人；文化人类学家是从人类生活方式去研究人；心理学家是从人类的思想(即头脑)去研究人；社会学家是从人类的群居生活中去研究人；经济学家是从人类的交换行为中去研究人；政治学家是从人类的权力关系中去研究人；历史学家是从人类的“记忆”中去研究人；法律学家是从人类社会中的强制性的规范上去研究人。[6] 同样，媒介地理学就是从人类、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中去研究人，研究人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中发明媒介、使用媒介和活化媒介，如何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媒介呈现地理、审视地理或突破地理。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以人类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或实践活动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媒介学与地理学都是研究人与媒介运作和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就是以人类与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它既研究人与自然和媒介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人之间和媒介之间的空间关系。它同一般的媒介学相比，它侧重把媒介现象尤其是传播活动现象放到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并探索其本质和规律。同一般的地理学相比，它将地理形貌和地理信息的媒介再现、转换以及它对媒介工作者和受众的影响、制约等作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对地球表面自然现象的研究不是它的任务。因此，不论是在媒介学者还是在地理学者的眼里，媒介地理学都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和分支学科。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可以从它的学科定义上得到解释，还可以进一步从它的分析框架得到说明。我认为，媒介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首先，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媒介地理学面对的现象和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的知识和方法日益丰富，通常它需要动用和吸纳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视野对媒介地理学研究中遇到的现象和问题进行微观和宏观地分析研究。
其次，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梯度的、有层次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就是：媒介地理理论、媒介地理历史、媒介地理应用。媒介地理理论着重研究各类媒介地理现象在统一性的基础上所遵循的总体规律，通过判断和推理的逻辑程序建立与客观对象相一致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空间结构论、人地关系论和区位论等。媒介地理历史研究在人类史上媒介的发明、创造、演变和发展的进程和地理因素、地理作用及其互动的本质和规律。媒介地理应用研究如何通过媒介地理学的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实际的社会、经济、文化、传播和媒介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建立专门的学科，如报刊地理学、影视地理学、网络地理学、出版地理学、音乐地理学等。实际上，地理学的不少分支学科就是为了应用而发展起来的。
第三，媒介地理学需要建立一个有理论性和实用性的分析框架。一般来讲，当前中国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理论性和实用性的论题主要有：（1）媒介产业的地理形势研究。经济全球化、传播全球化、媒介产业全球化已是无可争论的经济地理现实，那么中国媒介如何正确认识全球媒介地理形势，并结合中国媒介地理环境的实际，采取科学对策，急需理论和实践做出回答。[7] （2）大众传媒的生态环境研究。媒介生态也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生态系统包括信息生产生态、信息传播生态、媒介分布生态、信息接受生态等。[8] 当前媒介运作中出现的信息爆炸、信息污染、媒介暴力、媒介色情、文化沙漠等，都是需要认真加以解决的现实问题。（3）大众媒介的传播环境研究。环境是人类进行传播活动的“场所”和“容器”，它决定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也对传播活动起着维护和保证的作用。可以进入我们研究视野的有硬环境和软环境、地理环境和物理环境、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等 [9]。（4）媒介传播的“地形图”研究。借助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传播优势，充斥着西方的风俗和价值的文本、图像和声音正在全球飞速扩张，不断加深的文化差异和信息鸿沟正把人类带入一个充满冲突、不平等和分裂的时期，一些地区的极端分子甚至试图打造出具有很强攻击性的文化模式。文化侵略、信息屏障、媒介歧视、信息盆地等现实问题，正在使“媒介地形图”变得支离破碎。（5）媒介源地的本土性和地方性研究。的确，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媒介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过度坚持，有时也会成为先进文化的反对派和落后文化的保卫者。（6）各类媒介与地理环境的互动研究。报纸、杂志、图书等平面媒介和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不仅是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产物，也是同地理环境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均有其各不相同的互动形态、特点和规律值得探讨。
三、媒介地理学的研究意义
媒介地理学属于典型的事后追认型的学科，它的产生与发展同大众媒介的兴起以及信息社会的来临基本同步，现已成为一个符合自主、独立条件的学科：（１）它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体系，能够对它所遇到的相关现象和问题做出详尽、明确和清晰的解释；（２）它的研究范畴极其广阔，研究内容十分丰富，可以容纳大量的研究人才，满足专业化的要求；（３）它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能够创造出具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成果，并能吸引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知识等资源。（４）它的理论性、实用性和综合性、跨学科的特点，可以释放出巨大能量，产生出巨大影响，吸引万众瞩目。因此，对媒介地理学进行系统、全面地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研究媒介地理学有利于丰富和充实媒介学和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作为介于媒介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媒介地理学既可以通过对地理因素及其影响力的研究和探讨为媒介学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可以通过对媒介因素及其功能和作用的分析和研究为地理学研究注入新鲜的养料。
其次，有利于建立、发展与完善媒介地理学自身的理论体系。媒介地理学毕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因而，对于有志于从事媒介地理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来说，引进媒介地理学，只是一种手段，一种策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由引进到借鉴、由借鉴到超越的质的飞跃，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地理学。
第三，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中媒介地理因素引起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决策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决策的依据。没有正确的科学的理论，不仅无法分析和解决大众传播中因媒介或地理因素产生的各种问题，也无法使实践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清晰的道路前进，甚至有可能导致盲目的错误的媒介实践，对社会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媒介地理学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解释性的学问，而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的实践性、管理性和对策性的科学。当下，全球媒介地理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技术、人力优势着力构筑“传播高地”，而好多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信息盆地”之中；同时，知识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正日益扩大。因此，研究媒介地理学无疑有助于全面、客观地认识和了解全球媒介发展的地理格局和生态状况，有助于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当下媒介生存的地理成因以及媒介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基本趋势,有助于利用地理因素保持和增强本国媒介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有助于通过挖掘媒介潜力促进全体媒介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循环，从而为建设和打造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作为最新研究视野的媒介地理学
我们对地理乃至对民族国家的判断和认识，从来都是依赖媒介（文学的、新闻的、图像的等等）的描述。我们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是媒介帮助我们建构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大众媒介作为这种“想象”的中介，它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成同为一族的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想象的地理”。 “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1] 随着网络传播的兴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又将面临着全新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