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面对和理解的“人造地理”或“想象地理”，实际上就是媒介所呈现出的“媒介地理”。大众媒介的出现和兴盛，不仅“改变了时间和空间上的‘近’与‘远’之间关联的性质，”[2] 而且大大改变了自然地理距离对人类事务的影响力，甚至也改变了大型的社会系统或制度之间以及人们直接的日常生活经验之间的区别。网络传播的诞生，就像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和广播、电视、电影等电子媒介的出现一样，再一次成了人类社会生命进化和时空观念更新的加速器，推动人类社会生命在沿着自然生命之河建造的高速公路上飞奔。同时，网络传播也进一步加快了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和传播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第一次建构了超越地域限制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全球传播网，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的人可以在共时状态和同一平台相互交流和沟通，结果不仅对人类处理和利用信息能力的极限提出了挑战，而且人类习以为常的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亦遭到质疑。随着网络传播的进一步发展，人类面临的将是地域媒介的消亡和全球媒介的崛起，传统的媒介地理学将被颠覆或改写。
传统的媒介空间已无法解释今天的网络传播所激发出来的媒介景观。当代媒介已经模糊了现实空间的边界，压缩并创造出了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因为今日的“全球空间是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边界的空间。在这个全球舞台上，经济和文化群落陷入相互直接的极度接触――与每一个‘他者’接触（这个‘他者’不仅仅‘在那边’了，而且还在内部。）”[3] 新型的“媒介地理”促使现实边界模糊化、空间压缩化和人际分离化，于是传统自然疆界走向崩溃，物理空间趋于透明，人际关系日益冷漠。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大众传播媒介使得国家、地区或文化群落的边界已不再具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传播领土的疆界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地理领土越来越没什么关系。大众传播在给人类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正在侵吞着人类自身的清静、隐私、尊严和自由。原本为主宰世界、万物师长的人，在传播科技的进攻面前有可能沦落为媒介消极、被动的作用对象和操纵对象。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种种不确定性，导致或建构起了错综复杂的隐秘的权力关系和新的制度化形式。因为，从本质上说，任何传播空间都是由象征交换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所建构的，传播的赌注是各种力量关系在调解中的权力与反权力。在这种新型的传播结构中，本来处于弱势的受众具有了某种地位、优势和能量，从而可以利用现成的大众媒介特别是网络媒介从事有目的的改变、征服、反击，甚至于严重偏离轨道的传播，或者设计、创造出难以进入和解读的路径和文本，以动态的游击战术来抵抗动态的集团战略，以虚拟世界的移动性挑战现实世界的呆板性。这会迫使权力系统改变原有的统治结构和控制方式，即有可能从由上而下的直线型管理向上下互动的网络型管理转变，由集中式的权力控制向分散式的权力控制转变。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使其走向以更加严密的方式来进行特殊的社会控制（例如,“911事件”之后，美国就采取了深入生活各角落的电子监控、电子记录、电话监听等措施），但是随着反恐形势的好转，这种做法正受到越来越多有识之士的批评和社会大众的强烈抗议。
媒介地理版图飞速变化的不确定性还将直接影响和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工作形态。当下，信息和知识正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核能，正成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工作和生活内容。媒介地理学意义上的数字化生存和网络化生存，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不局限于出生地域、成长环境、身体素质和知识水平，还表现在传播技术、传播能力和工作环境上。环境影响人，环境塑造人。置于特定地域的传播技术的差异或数字差异，必然导致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而信息差异和知识差异必然导致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生产差异和创造差异又必然导致收入差异和生存差异。可以预测，21世纪作为一个信息传播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传播技术的高低和传播能力的大小，肯定会与他的经济状况的好坏、社会地位高低基本成正比。
媒介所在地的地理形势、经济状况和人口统计数字，包括媒介的规模以及媒介与媒介之间的距离等，都影响着媒介的生存与发展。研究证明，媒介数量的多少不仅受其实际地理面积和区位的影响，也受其受众人数和经济状况的影响。就象美国日报产业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一样 [4]，中国的媒介产业也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自然地理版图形势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这种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说明，东部高速发展的经济、众多的优秀人才和众多的受众数量，客观上为媒介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从宏观调控和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西部，由于资源（信息资源、广告资源、受众资源、人才资源等）紧缺，媒介的数量应该严格控制，媒介的定位应该比较宽泛、广阔和模糊，使之有较多的资源取向和较广的发展时空。只有在中国东部，媒介的数量才能适当放宽，媒介定位才能比较窄小、清晰和明确，因为不同媒介可在各个特定的领域或层面拥有富裕的资源取向和足够的发展时空。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视野引导我们关注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有助于我们质疑科学和叙事等正统再现模式，打破其僵硬的权威与单一的论证方式，通过崭新的阅读与书写模型来校正不断地偏移和分歧的学术架构。媒介地理学告诉我们地理有其不可否认影响因素和能量释放；原本界线分明的边界那一端也并非都是具有敌意或不可交流的狭隘的族群；疆界、边陲不再只是荒凉、偏远和距离，无界弗远的交流和对话使其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信息社会中的媒介已被置于社会的核心，成了社会的神经和大脑，显示了社会如何在地理层面上建构起来。
但是，过分夸大媒介地理的作用，过分亲近狭小地理空间下层文化的做法（比如使用方言播报新闻，方言写作新闻，拒绝远方新闻，等等），并不是对媒介地理学本意的准确解读，也不是其应有之意。它虽然有可能表现了以地方为基础的下层社会和市民文化，但在收获芝麻的同时却可能丢掉了西瓜，与主流媒介的节拍日益脱节，面临着被广大受众抛弃的地步。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正确的理解。首先，中国学者和媒介必须将地理因素置于某种特殊位置，明确其在信息社会和媒介时代的特殊角色，使其成为媒介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其次，要在媒介地理学的层面上和中国视野的战略高度界定和论述本地社会和本地文化，确保在认同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中华文化，在坚持中国视野的同时也具有亚洲视野和全球视野。第三，中国媒介一定要明确社会责任，坚守社会道义，避免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避免地域歧视和族群歧视，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有活力的引导者和推进器。
论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与学科建构
摘要：媒介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形态的影响以及媒介对地理样本的建构。本文简要追溯了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作了勾勒，并对其分支学科影视地理学和网络地理学作了粗浅探讨。同时，通过引入“空间理论”的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和论述了媒介的“空间再现”和“地理想像”，以期建构起媒介地理学的学科理论。
关键词：媒介地理　媒介形态　影视地理　空间分析　
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着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和传播新科技的闪亮登场，正在颠覆传统的媒介版图，重新构建一个全球的媒介空间和图像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民族地理、社会生活地理的控制与约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国籍空间和文化空间，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目睹着后现代地理逐渐形成。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与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突显了其存在的必要。
一、孕育与诞生：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史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 [1]。它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但是，从其学科渊源来看，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那天开始，媒介地理学也就诞生了，并具备了独立的可能性。
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其标志是1925年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2] 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镜子，这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3] 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尔认为：“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4] 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思想：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70、8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森（Peter　Jackson）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寻求从自己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是如何成为一种核心力量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科斯科罗夫和杰克森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5] 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研究。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传入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但从古代到近代，关于媒介和地理的论述与著作颇多。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说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是专门的地理书籍；二是其他文史作品。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该书虽只有1200字，但全面记述了当时全国的地理特征。此外，大量的地理论述反映在史书、地方志以及游记当中。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大元统一地》等，游记则属《徐霞客游记》最为著名。如果说地理书籍是偏重于中国地理的“科学建构”的话，那么中国的文学作品则属于一种“人文建构”。从汉代扬雄的《方言》对各地言语风俗的记载到宋代柳永的《望海潮》中对“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江南的描绘，再到朱自清、郁达夫、周作人等现代文人的地理游记，文学作品对于我们形成的地理观念可谓影响深远。正如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克朗所指出的：“文学作品已不能简单地视为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这很好理解，因为人们对不同地方的了解通过各种媒介，因此，多数人的了解是在亲眼所见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文学和其他新的媒体一起深刻影响着人们对地理的理解。”[6] 刘禹锡的《送义舟师却还黔南并引》是记载“真实地理”与“观念地理”差异的一个例子：“黔之乡，在秦楚为争地。近世人多过言其幽荒以谈笑，闻者又从而张皇之，犹夫束蕴逐原燎，或近乎语妖。适有沙门义舟，道黔江而来，能画地为山川，及条其风俗，纤悉可信。且曰：贫道以一锡游他方众，至黔而不知其远，始遇前节使，而闻今节使益贤其文，故其佐多才士，麾围之下，曳裾秉笔，彬彬与兔园同风。”[7] 黔地因地处偏僻，其形象在传播中被外地人严重歪曲，此例即是“观念地理”与“自然地理”相背离的一个典型。但对于这种媒介地理现象，中国古代还缺乏明确而系统地研究与论述。
中国近代对文化地理的研究从梁启超开始，梁启超吸取孟德斯鸠的思想，积极鼓吹拉采尔的“环境决定论”思想。在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方面，梁启超把文学、艺术、学风、风俗、人才以及宗教等与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撰有《中国地理大势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文章。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认为，文学上千余年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环境之影响”很为明显。“同一经学，而南北学风，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响使然也。”并认为先秦诸子学说各异，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关，“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同一文章中，他还分析了我国书法、绘画、音乐、词章、宗教以及风俗等文化现象的南北差异及其地理影响。他认为：“书派之分，南北尤显，北以碑著，南以贴名。”北碑为方笔之祖，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南帖为圆笔之宗，秀逸摇曳，含蓄潇洒。“画学亦然，北派擅工笔，南派擅写意”。音乐上，北曲悲壮，南曲靡曼。词章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所有这些均与地理环境的南北差异有关。[8] 在另一篇论文《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中，他分析阐述了地理环境对欧、亚、美各洲文明兴起与发展的作用，并在其论著《亚洲地理大势论》和《欧洲地理大势论》中作了进一步阐释。梁启超十分注意联系中国国情，举凡中国的政治、民俗、宗教、文艺、学术诸方面，可为孟氏之说佐证者，他都组织入文，加以发挥。但是梁启超时代还没有什么大众媒介，他自然无法对东西大众传播媒介与地理的关系进行论述，但作为一个唯新派的报人，梁启超始站在“革新”的立场，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新地理，其对东西方形象的传播与建构都是着眼于其“新民”的启蒙立场。
自传播学引进中国以来，媒介研究方兴未艾。有关媒介与地理的论述实际上包含在诸如“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与城市”、“媒介与农村”、“地域媒介”、“区域新闻”等有关的课题研究当中。我们认为：媒介地理学是以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具有自主和独立条件的新兴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和重视特定地域产生的特定媒介形态，及其相同媒介形态中呈现出的不同地理样本，认同和理解生活在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不同传播特点，以及不同区域受众对媒介内容会有不同的地理“看”法。[9] 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也标志着媒介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开始进入传播学界的视野。
二、个性与特性：地理中的媒介形态
文化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研究核心，因为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此与人有关的一切文化景观诸如建筑、服饰、艺术、文学、媒介等，都是特定地理环境、地理空间下的产物。以文学为例，不同的人文地理环境会产生不同的文学风格，唐初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序》中说道：“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0] 近代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论到文学地理形态的不同：“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越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风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11] 近代学者刘师培则从我国南北两地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来解读文学的差异，他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一文中写道：“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实际，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2] 这种分析与概括可谓精到，实际上，不只文学，北方尚“刚”、南方尚“柔”的特点也体现在南北的戏曲，美术、音乐以及媒介风格上。
“一方水土一方媒介”。上海、北京的报业风格的差异就大相径庭。这是因为“海派文化”与“京派文化”的截然不同所致，“海派文化”作为上海特有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与传统色彩与政治色彩浓厚的“京派文化”相对照时,其所蕴涵的商业色彩，时髦、求变、创新等方面的特征,不可能不反映在其媒介风格上。同理，北京和广州的报纸风格也迥异其趣，有人这样描述南北报业差异：“一部中国近代史，南北报业形成两种面孔，这还需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南方是革命思想和革命党的发源地，这是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革命思想、商业思潮从海上来，吹拂着中华大地，催生了中国变革社会的新生力量，一大批革命者革命家在南中国的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成长起来。商业社会，公平竞争，创新与进取精神得到张扬，促使报业的发展。职业精神，研究市场，研究读者，这在南方报业中体现的更为强烈。而北方则不然，北京是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族与保皇实力占据优势，政治气息浓郁，表现在报业上，报业常常被统治者控制或打压，大体上思想趋于保守。在革新力量与保守力量的相互斗争而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南北报业都是他们为自己发出声音的载体，报业的兴衰也与二者力量斗争的起伏相伴随。”[13] 当然，除了从历史方面探析外，还要从人文地理方面找原因，这样的解读才更符合实际。北京和广州如此，杭州和西安当然也一样，不同的文化区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的媒介形态和媒介风格。中国的文化区域大体上可以划分为“燕赵文化”、“秦晋文化”、“关东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两淮文化”、“江西文化”、“湘楚文化”、“巴蜀文化”、“云贵文化”、“青藏文化”、“内蒙古草原文化”以及“新疆文化”等16个基本地域文化区。[14] 各个文化区都有不同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必然体现在当地的媒介风格和媒介形态上。实际上，从《燕赵都市报》、《楚天都市报》、《天府早报》、《钱江晚报》、《扬子晚报》等报纸名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地理因素对媒介的定位与形象的影响。
与报业风格相一致的是国内省级卫视的定位，也体现出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塑造与影响。湖南卫视定位在“娱乐”、广东卫视定位在“财富”、四川卫视定位在“故事”、江苏卫视定位在“情感”等都与地方的文化地理相关。以四川卫视为例，按照四川卫视台长陈华的说法，四川卫视定位在“中国故事”，一是基于“听传奇、说故事成为历代中国大众最主要的艺术消费方式”，二是基于“四川有中国故事文化衍生的丰厚土壤。四川民间说书艺术渊源既久，只说宋代的笑话大赛，在全国大约就算独树一帜。据史载，宋代的成都地方官每逢佳节，就要在西郊校场举办笑话大赛，各乡百姓组队参与，轮次上场。如能讲得全场大笑者，则在队伍前竖红旗一竿，旗多之队为胜。四川茶馆众多，故事传奇便在坊间说书艺人的“广播”与茶客间龙门阵的“窄播”下流传。另外，四川素有摆龙门阵、听评书即讲故事、听故事的文化传统，四川丰富的美景、美食、民族、历史资源、遍布全国的名人和8700万人口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故事资源 [15]。可见，媒介的定位离不开人文地理环境的考虑，实际上，媒介的定位与形态唯有联结了当地的文化地理，其特色与个性才能体现出来。
总之，媒介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塑造，东西自古皆然。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都要受到一定的地理环境的影响。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以及相传的秦以前的“古文”；约公元前3000年在古埃及出现另一种原始、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约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等，也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16] 这些形态与人文地理的内在关联正是媒介地理学要研究的重要领域。
三、叙述与命名：媒介中的地理样本
媒介地理学不仅关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形朔作用，要更关注“地理样本”在媒介中的呈现。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的地理观念更多地来自媒介的呈现，而非实地考察。但作为一个自然概念的地理和作为一个观念概念的地理是截然不同的。正如后殖民主义创始人Said所说的，西方人对东方的观念，充满了想象。赛义德说：“东方几乎就是一个欧洲人的发明，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浪漫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萦绕着人们的记忆和视野的，有着奇特经历的地方。”[17] 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误读。赛义德在西方对东方的长期歪曲与误读基础上发展了其“后殖民主义学说”。相同的误读也发生在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描述上。“美国学者看中国，好比站在庐山之外看庐山，不必背传统华裔学者的心理和文化负担，的确出现不少观察敏锐、分析透彻的佳作，旁观者清，而且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他们这个知识系统有独特的偏见和盲点：一般英美学术界和新闻界从来想当然耳，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和脑中的偏见，描绘出以偏概全、自以为是的图像。他们建构的当代中国，有太多东西随着国际冷战的大气候和美国国内的小气候流转，反复颠倒而多变，对中国的认知总是徘徊于浪漫情怀与怀疑抹煞之间，摇摇摆摆，觅不到持平点。”[18]
当然，这样的误解不仅发生在西方对东方，也发生在东方对西方，及东方对东方，西方对西方，甚至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只要我们借助媒介（特别是各种权力操纵下的新闻媒介）来认识地理时，这样的误读就不可避免。每个人都在试着开辟出一种特殊的理解景观的方法，文学写作与地理写作虽然在互相借鉴，并考虑到读者的期望，但它们都有自己常用的写作方法，属于基于虚构和追求真实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体现出了文学写作的世故性和地理写作的想像力。尽管文学作品有时被视为地理性的文本，能够从中梳理出有用的地理资料；历史叙述有时被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但是，文学家所塑造的地理与地理学家所描述的地理是有很大差异的。因此，在通过媒介再现地理或通过媒介认识地理的过程中，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