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播生物钟规律
春夏秋冬的循环，白昼黑夜的轮回，动物季节性迁徙和回游，植物周期性播种与收获，太阳的升落，月亮的圆缺，自然界的这些节律性的循环往复的变化，就叫生物钟(Biological clock)。在大众传播领域，类似这种生物钟的规律也是普遍存在的。日报、期刊文本的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拍摄、编导、放送，遵循的就是周而复始的生物钟规律。就一位记者、编辑或主持人来说，其事业的发展也有一个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衰退阶段的生命周期。就一个媒介公司的发展来看，它也有一个创办期、发展期、鼎盛期、衰退期的必然过程。新闻的采写和媒体的内容，它们会随着季节和节日的更替、循环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聪明的媒体人会自觉地适应它，并提前做好准备、抢得先机。广告的经营和报纸的发行，它们也有其周而复始的节律性变动轨迹可以遵循。
大众传媒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的运作或传播规律一般既受传媒外部（社会）生态因子的影响，又受传媒内部生态因子的制约。每当政治昌明，媒体运作就显得轻松自如；每当经济繁荣，广告经营就是一派莺歌燕舞的气象；一旦政治不稳、社会动荡，媒体立即就会躁动不安。因此，如果撇开传媒的外部环境因素，单纯地孤立地观察各个具体媒介，那么观察再细致，也无法理解当今社会大众传播系统的整体及其运作规律。[3]
同样，在遵循传播生物钟规律时，还要关注和研究媒介内部的生态因子状态及其运作，比如时间安排要与传播者（记者、编辑）的生理节律相吻合，节目编排要同受众作息时间相协同，生产计划要与媒介产品（日报、周报、月刊等）的生产周期相吻合，培训发展要与媒介人才的生命周期相适应，等等。
四、传播最小量规律
科学家在研究了各种化学物质对植物的影响后发现，当—种植物所需要的某种营养物质，降低到该种植物最小需要量以下的时候，这种营养物质就会限制该种植物的生长，这被人们称为最小量(Minimum)定律。同样，在媒介管理和大众传播中，媒介员工和社会大众往往也不太受他们基本拥有的大量营养元素或一般信息的限制或影响，反而容易受到那些只是微量营养元素或特殊信息的限制或影响。这就像一只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决定木桶装多少水的是最短的那块木板的高度。所以，只要在其中加入或提供他们所缺的微量营养元素或特殊
信息，即找出那块最短的木板并加长，媒介管理的业绩与大众传播的效果就会立即提高。在媒介管理中，我们常见到一些记者、编辑或主持人，在某个媒体内虽已是应有尽有，但工作还是没有积极性和主动性，甚至最终“跳槽”而去，究其原因，往往是他们的更高层次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缺乏特定的微量营养元素。比如没有一个适合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或者与周围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张，等等。有的媒介经济效益好，技术设备先进，但素质不高的员工使媒介整体传播水平总是上不去。这说明，尽管一般的营养元素基本满足了人或媒介的需要，但一些特殊的微量元素仍会成为提高媒介员工工作积极性或媒介上水平的限制因子。在大众传播中，当代媒介的一般信息、表象信息、共同信息已经可以满足受众的一般需要，因此媒介往往不能有效地通过它来大幅度提高受众的信息接受积极性。但受众迫切需要的真相信息、重要信息和对受众有价值的知识信息、思想信息，因其资源比较匮乏、生产成本比较高，而往往成为影响传播效果、提高收视率的微量营养元素[4]。我们经常见到，由于某部电影电视片是由某位世界著名的影星主演，或情节异常奇特、故事特别生动，或其中有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镜头，有的镜头甚至有悖于现存的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其市场就会火爆，票房收入和收视率就会大幅提升。
中国即将加入WTO，媒介竞争日趋激烈，广告商变得日益精明，受众也越来越难以伺候。因此，大众传播媒介的领导者、决策者如何在满足媒介员工和社会大众一般营养元素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出其接近最小量的特殊元素，并给予适当满足或调剂，已成为迎接媒介大战、夺取最终胜利的一个“杀手锏”。
五、传播适度性规律
太阳能带来温暖，但焦灼会使幼苗遭灾；雨水能引发生机，但瀑泻会使绿色的生命溺毖。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大众传播媒介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与外部环境的诸种因素保持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适度互动关系。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因素的性质或含量“过”或“不及”，超出大众媒介的生态耐力的界限之外，违反了适度性规律，就会对它的生存与发展构成致命的损害。显然，在信息的传播与接受中，媒介信息的纯净与污染、骤增与匮乏、侵略与赤字，一旦超过一定的耐度和极限，就会引发媒介的生存危机和受众的精神危机。因此，在传播生态学看来，媒介与环境的生态关系不要强调硬性的主—客之分和主要—次要之分，而要强调两者之间均衡适度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注重两者之间网状的非线性关系和良性循环运动。
传播生态学的任务就是找到保持生态平衡、传播适度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因素，测量出传者或媒介对诸种因素的耐度和适应度。通常，内控因素总是与传者或媒介的自我调节有关，外控因素大多与社会或市场的激烈竞争有关，媒介自身的耐度和适应度又总是与“过”与“不及”的灾害性或破坏性的因素有关。保守封闭的大众媒介犹如温室里的花草，它的自我调节功能往往不强，对外界环境的一些生态因子常常只有很窄的忍耐范围，一经风雨即可能危及生命；而革新开放、久经风雨考验的大众媒介，由于它有很强的自我调节功能和市场竞争力，对各种生态因子的忍耐范围较大，其生命力就强、“分布”就广。在当前，我国媒介要增强其生态耐度和抗灾抗病能力，迎接加入WTO之后的市场竞争，其基本策略就应是一方面强身健体、狠练硬功，另一方面要减少外在干预和特殊保护，迫使媒介尽早适度地经受市场经济或特殊环境的考验，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不可在其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将其置于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
新闻与传播研究应确立五种生态观念-中国传媒报告•卷首语
学术研究是一副沉重的思维十字架，是一场漫长的智力马拉松，是一位真正学者的终生伴侣和生命的另一半。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深知不论是作为学术还是学人均十分不易，故特从科学生态的角度，向新闻与传播学界同仁倡导在学术研究中树立如下观念：
1、多元多样观念。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知识多元化、学科多样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则是现代科学研究体系的关键标志，也是科学进步、知识发展的基本形态和必然趋势。
、地位平等观念。确立科学研究中的平等思想，反对等级观念和制度，各种学科不分高低贵贱，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两者之间地位是平等的，两大学科群内部各种不同的学科之间，不论其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学科，也都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践之分。
3、共存共生观念。当不同科学或知识体系为了生存与发展进行竞争时，承认并尊重其他学科的科学价值和生存、发展的权利，在基金设立、课题立项、资金分配、价值评判等问题上不采取歧视性政策或标准，树立共存共生的观念，“生活并让他人生活”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更重要、更人道的科学生态原则。
4、分工互助观念。互动互助，分工协作，是当今发展和繁荣包括新闻与传播学科在内的各门科学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科学研究中强调交叉研究、边缘研究、整合研究的重要原因。分工互助可以使人、财、物、讯（息）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得到交换和共享，形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因此应该大力提倡。
5、互惠互利观念。传统的竞争观念是将竞争当战争，把市场当战场，视对手如敌手，不考虑共生互利，主张置对手于死地。在当今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的社会里，我们主张在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各个领域之间要强调互惠互利、共存共赢意识，寻求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
人类的知识体系从来就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生态系统。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不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它们的生存和发展，不但要依赖全部科学生态系统的平衡互动与整体联系，而且要依赖诸种科学生态资源流动的良性循环，否则科学生态系统就会失衡、退化，甚至瓦解。科学生态系统只有保持其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稳定而有规则的资源流动与循环，才能维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特定的结构和功能。因此，如果片面地认为某些科学重要某些科学不重要，重视培养某些学科的人才而不重视培养另一些学科的人才，重用某些学科的专家而不重用另一些学科的专家，或者人为地割断学科与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复杂关系，片面发展某些学科而让某些学科自生自灭，都会直接导致科学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甚至会产生严重的科学生态危机。所以，我们必须将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对系统中的各种要素和资源加以科学协调、合理配置，使其发挥出最大效能，获得最佳效益。
我们相信，只要在学术研究中遵循上述生态观念，就可以使新闻与传播研究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
观念是思想的结晶，行动的向导。媒介生态观念是当代媒介生态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建立人—媒介—社会系统的和谐关系和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而作出的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迎接市场经济的考验，与西方媒介巨人展开全方位的竞争，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一、媒介生态整体观
媒介生态整体观是人类面对媒介残酷竞争、信息生态恶化挑战的最佳对策和生存智慧。在信息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媒介与社会的互动更加频繁，对此媒介生态整体观不仅主张充分考虑媒介系统与外部世界复杂的有机联系，而且强调重视媒介经营管理中由各种要素和资源共同构成的整体关系。就是说，不论是从传播的角度还是从管理的角度，媒介生态学所要研究的都不只是支撑传播活动的几种要素（如信息、媒介、受众）和某些重要资源（如人力资源、财力资源），而是要研究一个有机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整体生态系统。
这种任何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整体观，要求研究者和管理者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何种矛盾，都要从媒介与环境的整体特点和全局关系出发考虑问题或提出对策，而不只是局限于传播或管理中的单个问题或矛盾本身。对于信息传播和媒介管理中的许多问题和矛盾来说，若割断它与其他要素、资源和社会环境的复杂联系而孤立地加以分析和处理，通常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为被割断联系的游离整体的孤立的要素或问题是无法认识、无法把握、无法支配的。
不仅处理传播和管理中的具体问题要有整体观，制定媒介发展战略也要有整体观。科学协调多元管理要素，合理配置各种媒介资源，制定卓越的媒介发展战略，以创造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是许多媒介领导者都试图达到的目标。在以往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常常见到：有的媒介忙于向外拓展，而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有的媒介急于多角发展，而误了新闻传播的主业；有的主管部门随意组合媒介集团，结果貌合神离、形不成一个拳头；有的媒介缺乏主见、见异思迁，结果顾此失彼，收效甚微。这些都是缺乏媒介生态整体观念的表现。正确的做法是在制定媒介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时，将媒介、资源与环境看作是一个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而后对各种要素和资源加以科学协调、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机融合的媒介整体战略“金三角”。
二、媒介生态互动观
美国人际传播学家戈夫曼（E.Goffman）在《公众的关系》（1971）的前言中，曾有远见地建议人们：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 ethology）来指称描写行为在微观传播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的研究。[1]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我特点和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要素和资源之间，它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社会系统之间均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彼此磁吸的互动关系。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
长期以来，人们信守的是“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竞争观念。但是，纵观人类传播史上五次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历程，我们发现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似乎不遵循优胜劣汰、物竞天择的法则，好像更符合互动互助、共进共演的原理。因为，书写传播并未淘汰语言传播，电讯传播并不排斥印刷传播，而互动传播也未对抗电讯传播”，它们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协调、共进共荣的共生关系。[2]在当今世界，媒介市场也不是早期人们所想象的那种你死我活的争斗场，而是由各种相互联系的共生要素组合在一起的生态系统。各个媒介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运用不同工具和载体，针对不同受众和资源，尽其所能，各司其职，共存共进。
在这种态势和趋势下，我们认为，媒介宜采用基于生态互动理念的新的生存与发展策略：（1）共存共生策略。当两种或多种媒介为了生存与发展进行竞争时，“生活并让他人生活”是比“要么你活，要么我活”更重要、更人道的生态学原则。[3]（2）分工互助策略。互动互助，分工协作，是当今媒介经营管理活动中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也是当前媒介兼并、媒介联合、组建媒介集团的重要原因。它可以使人、财、物、讯（息）等资源在更大范围得到交换和共享，形成优化组合、合理配置，从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3）互惠互利策略。传统的媒介经营将市场当战场，视对手如敌手，不考虑共生互利，主张置对手于死地，而当下媒介生态互动观主张互惠互利、共存共赢，寻求建立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新型“竞合关系”。
三、媒介生态平衡观
媒介生态学的诞生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产物，媒介生态平衡观的提出则是媒介生态系统渐趋成熟的标志。奥尔利欧•佩奇指出：“自然界以其惊人的智慧发展了自我控制、自我调整系统，在生命有机体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调节装置。这种自动调节的特性给各种生态系统带来了显著的能力，使之能够排斥外来的污染物或异常物体。”[4]在文明社会和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和媒介运作均已进入了有条不紊的自动调节、合理控制的轨道，各种媒介的数量比例、运行模式、功能结构、资源配置和能量交换等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媒介发展潜能与环境阻力恰到好处地被置于动态的平衡之中，任何媒介的违规操作或不法行为，都会引起众怒或促使国家启动制裁机器。只有充分发挥媒介生态系统的自控、自净能力和社会自动调节装置的监督作用，才能有效保持媒介生态的平衡和稳定。
媒介是“社会公器”和“国家喉舌”。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极其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从生态整体观、平衡观出发，遵循生态规律和生态原则，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5]
为了确保人类社会性干预活动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必须做到四点：（1）坚持平等。反对媒介等级观念和制度，确立媒介不论大小均是媒介大家庭中平等成员的思想，都有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权利。（2）鼓励创新。物种的繁衍靠复制，媒介的传承靠创新。如果一个媒介公司（如报社、电台、电视台）今天仍旧叫卖昨天的产品，那么它明天就会关门。（3）倡导绿色。“绿色”是优良生态的标志。只有尊重绿色、倡导绿色、发展绿色，才能建成绿色精神家园。（4）提倡多元。物种多样是生态系统健全、完善的重要特征。同样，信息多元化、经营多角化、资源多样化则是现代媒介企业的关键标志。
四、媒介生态循环观
任何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中的一个点，没有万物之间的联系，有机体不能生存。[6]因此，各种媒介要生存和发展，不但要依赖媒介生态的平衡互动与整体联系，而且要依赖诸种媒介生态资源流动的良性循环，否则媒介生态系统就会失衡、退化，甚至瓦解。媒介生态系统只有保持其内部以及内部与外部之间稳定而有规则的资源流动与循环，才能维持媒介特定的结构和功能。
我们提出确立媒介生态循环观，是因为媒介生态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质。首先，它具有连锁性。其信息生产发布的连锁过程为：信息的采集与创造→信息的处理与加工→信息的发布与传播→受众的接受与反馈→信息的采集与创造→；其经营管理的资源连锁过程为：人才资源→信息资源→受众资源→财力（发行与广告收入）资源→人才资源→。这里前项要素制约后项要素，后项要素吁求前项要素，前后互动互助、相辅相成。其次，它具有流动性。其信息流动总是由媒体流向社会、由城市流向农村；其能量总是高位流向低位、由集中归于分散。第三，它具有衰减性。讯息资源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呈现逐级减少的态势。通常，数据多于信息，信息多于知识，知识多于理论，理论多于思想。当讯息经由记者→编辑→主任→主编→报纸→发行→读者→记者这一过程进行传递时，其信息的质和量就是逐步衰退和减少的。媒介的人力资源总是科员多于科长，科长多于处长，处长多于司（局）长。媒体资源的整体结构也是依县级、地（市）级、省级、中央级的顺序由多到少递减的；在品质上，一般的媒介总是多数，而优秀的媒介总是少数。媒介生态学认为，这种衰减是必须的和合理的，因为只有第一资源级超过第二资源级，第二资源级超过第三资源级，逐级递减，才能形成科学的“生态金字塔”。如果人为地减少了低位资源级的个体数量，使低位资源级接近或等于高位资源级，那么高位资源级的产量和品质就会受到影响，生态循环就会难以维持。
在大众传播领域，循环是普遍存在的。日报、期刊文本的采写、编辑、印刷、发行，广播、电视节目的策划、拍摄、编导、放送，遵循的都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规律。就一个媒介公司的发展来看，它有创办期→发展期→鼎盛期→衰退期→再生期→的循环过程。新闻的采写和媒体的内容，它们会随着季节和节日的更替、循环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聪明的媒体人会自觉地适应它，并提前做好准备、抢得先机。广告的经营和报纸的发行，它们也有其循环往复的节律性变动轨迹可以遵循。正是媒介生态资源永无休止的不断循环，推动着媒介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演化和发展。
五、媒介生态资源观
为什么要提倡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因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 and Ball—Rokeach）指出：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他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7]那么，媒介系统控制的社会系统所必须依赖的资源是什么呢？这就是与社会系统所控制的物质资源相对应的精神资源，亦即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因其对社会有益、为人类所需，被人们视为当代社会的第一战略资源。媒介系统是大规模生产和创造信息、处理和加工信息、传播和销售信息的专门组织或职业机构，也被人们看作未来社会发展中战略性的支柱产业。这决定了媒介系统必然要在现代社会所有个人、群体或系统的组织中和社会生活中居于中心地位，并发挥着关键作用；而信息资源也必然成为人们在日益复杂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认识环境、理解社会、规划人生、采取行动所不可或缺的极其珍贵的精神产品。因此，无论是从全球竞争、可持续发展考虑，从继承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考虑，还是从引导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考虑，我们都应充分认识媒介生态资源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性，既要珍惜、保护好媒介生态资源，又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媒介生态资源，使其更好地为国家、人民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服务。就是说，这种开发和利用不应该是粗暴的、掠夺性和破坏性的，而应该是文明的、有远见、有计划的，既不会造成信息雪崩、信息超载、信息污染，也不会造成信息枯竭、信息危机、信息霸权。传播生态学（Communication Ecology）要求人们确立媒介与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价值观和资源观，构建正确地信息传播与消费模式，建立科学地媒介经营与管理机制，确保媒介生态的总体平衡和良性循环。
专题五 方言节目
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的社会成本分析
 [摘要]在媒介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方言言说”成为当下相当一部分新闻媒体的表达方式，然而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其应负的社会责任。本文引入经济学“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概念，从社会学、传播学、语言学等多维角度解读“方言言说”这一现象，区分 “公利”与“私利”，对“方言言说”泛滥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作了深入阐析。
[关键词]新闻媒体；方言；言说；社会成本；分析
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媒体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新闻媒体尤其是地方媒体为了提高收视（收听）率，开始使出浑身解数，从“小众化”到“本土化”，从内容到形式，积极寻求自救与营利之道，探寻做大做强的“传播策略”。“方言言说”（Dialect discourse）就是这种背景下祭出的一大法宝。2004年年初，方言版《猫和老鼠》风行于市，四川话、陕西话、东北话、上海话……各种版本大行其道。“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真猫。”只要有收视率，一切似乎顺理成章。杭州电视台的《阿六头说新闻》、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越策（长沙话：调侃）越开心》，上海电台的《谈天说地阿富根》等方言节目相继亮相，节节攀升的收视率又使得全国其他地方电视台纷纷效仿。一夜之间，各地的电台，电视台都在大搞“方言工程”，据统计，成都用方言播出的节目就有六七十个，占总节目量的四十分之一。[1] 低投入，高产出。“方言”这一表达方式似乎成了占领本土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的绝佳武器。
尽管有不少声音为媒体这一另辟蹊径的“创新”举措叫好，更有论者把这一现象解读为媒体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探索新闻本土化，“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的有益探索”[2] ，然而蜕去“多元化”、“本土化”、“平民化”、“原生态”的虚美外衣，我们看到的却是媒体追求经济利益，舍弃社会责任的“良苦用心”。
运用经济学的“社会成本（Social cost）”及“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理论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使我们看得更清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学者R.H.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把“社会成本”定义为“一切涉及社会个别成员和集团的负担、损失、痛苦、牺牲或辛苦的现象”。[3] “边际成本”则指产量增加一单位，所引起的成本变动量。如增加一吨货物的成本是10元，而由此增加的运输成本100元就是边际成本。可见，不考虑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去分析一个“赢利模式”是不全面的。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的一部分可以用货币来度量，但也有一部分涉及到心理的感受或无形的损失，如“负担”、“辛苦”等则无法用货币来度量。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媒体通过“方言包装”这一“绝佳创意”赢得了市场与利润，自身付出的是很低的成本，可谓赢利，然而其付出的社会成本及边际成本却很高。
“方言言说”挑战普通话的权威地位，置全局于不顾，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增加了社会的政治成本、经济成本、法律成本、文化成本及教育成本等等。 “卓越的决策者，在传播谋略的运筹和决断中考虑有用原则时总是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而狭隘的或自私的决策者则不是只顾本部门就是只顾他自己。”[4] 可见“方言言说”的本质即是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却背离了应负的社会责任，转嫁了社会成本。自家得利，社会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