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在北宋文学变革中的领袖地位，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这一场文学变革作为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一部分，既与当时政治方面的改革相互关联，又是自上而下、依靠政权的力量推进的。早在天圣年间，范仲淹就提出过“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希望朝廷“敦谕词臣，兴复古道”（《奏上时务书》），而朝廷也确实几次下诏，从政治意义上提出改变文风的问题，如仁宗天圣年间曾诏斥文人“竞为浮夸靡蔓之文”，要求学者“务明先圣之道”，并指令从朝廷文件入手“矫文章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108）。领导这种性质的变革，当然需要相当高的政治地位，而欧阳修具备这一基本条件。
其次，欧阳修在当时的文人群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的人格修养既为重视道德节操的士大夫所尊重，同时他又喜扬人之美，并利用其知贡举的权力地位举荐人才，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的文学家都曾得到欧阳修的帮助，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从而更便于扩大影响，推行他们的主张。如梅尧臣、苏舜钦二人名位不显，欧阳修却以诗坛宗主相视，使他们声誉大张；曾巩落第，欧阳修为他写序饯行，令人刮目相待，后又在知贡举时把他录为进士；对王安石，欧阳修不仅两次加以推荐，而且在赠诗中给予极高的称评；三苏中，苏洵以一默默无闻的布衣身份，经欧阳修的推荐和鼓吹而名动海内，苏轼、苏辙则是欧阳修知贡举时选拔于前列的，苏轼尤其受到他的推重。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和政治家，欧阳修的眼光、涵养，确实是不同一般的。
还有一个直接和非常重要的因素是：欧阳修不仅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在诗歌、散文、词的创作方面有特出成就，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还有着比较合理，富有调和性、包容性的文学主张。北宋立国以来，由于约制个性的儒家伦理观念的强化，在文学方面以道统文、以道代文的理论盛张到空前的地步，它虽然触及北宋初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学风气的某些弊病，但对文学生机，却在另一个方向上形成更强的扼制。而欧阳修的态度，一方面对这种占主流地位的文学思想在原则上表示赞同，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对石介、尹洙等人表示相当的尊重，另一方面也反对过分偏激的主张。他虽说过“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但也看到有事功、道德的人未必一定能文，“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薛简肃公文集序》）；认为文采还是有其必要的，“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后世”（《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文章（当然是指符合于道的）有着不朽的价值，“英雄白骨化黄土，富贵何止浮云轻。唯有文章烂日星，气凌山岳常峥嵘”（《感二子》）。虽说这些表述较之宋以前文学理论已经达到成就而言，并没有什么发展，但在当时的环境中，仍有它重要的意义。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的态度要更合理些。譬如对西昆体，他有不少好评，甚至称赞扬亿“真一代之文豪也”（《归田录》），而批评石介对西昆诗人的极端态度是“好异以取高”，“以惊世人”（《与石推官第一书》）。再如对骈体文，欧阳修的持论也较公允。他说过，“时文虽曰浮巧，其为功亦不易也”（《与荆南乐秀才书》），“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并赞扬苏氏父子的骈文“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苏氏四六》），他认为骈文的缺点是在形式的严格限制下造成说理和叙述的不清晰，不畅通。所以，欧阳修所领导的文学变革虽有反对西昆体和骈文的一面，但它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怎样使文学在建立完善的社会秩序方面起到更积极更实际的作用。在这个基本前提下，他们维护了文学的存在权利，同时也维护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的价值。
同时，欧阳修他们也抵制了尊崇和效仿韩愈、走向僻怪险涩的文学风气。尊韩本来是欧阳修提出的主张，据其《记旧本韩文后》，韩文的流行同他校定《昌黎集》直接有关。但这恐怕主要着眼于提倡“古文”和发扬韩愈的文学主张，韩文那种个性发露、奇崛雄肆甚至是险怪僻涩的风格，未必为欧阳修所喜好；尤其是，它和宋代的文化风气，和宋人儒雅敛束的个性很难投合。所以欧阳修他们倡导的“古文”，需要走一条不同于唐人的道路。当时有所谓“太学体”（国子学中流行的文体），其代表人物为刘幾，据说其文使“学者歙然效之”（《梦溪笔谈》）。它的面貌现在已无法看到，据《梦溪笔谈》所引片断，有“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之句。倘以韩愈及其周围文人的怪诞之语相比，这实在不算怎么奇特。但欧阳修为了提倡一种朴素流畅的文风，嘉祐二年主持科举时，将刘幾的文章用红笔从头到尾，一下抹倒，“判大纰缪字榜之”，并将“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同上）。这激起举子哗变，群聚嘲骂，甚至在大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阳修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科举文章与士人一生前途相关，它对社会上文章风格的影响自然不言而喻。
通过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集团的努力，北宋中叶的这一场文学变革终于获得成功，并由此主要在诗、文两方面确立了宋代文学的基本风格。这当然很难加以简单的概括，从大的方面来说，以文而言，是虽以散体为主，实融合骈体，可以说结束了骈体与散体的截然对立，文字以浅易流畅为多，节奏徐缓宛转，较少激烈跳荡的表现（尤其是非政治性的抒情散文）；以诗而言，情感的力度减弱，所反映的心理状态比较平衡，相应地色彩和意象都比较疏淡，而对事物观察和体验比前人更细腻，总体上带有重理智的特点，特别在古体诗中，散文化的叙述和说理成分往往占很大比率。
对于这一场文学变革的评价是复杂的事情。概要而言，一方面需要看到它是士大夫集团所倡导的思想文化变革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它对文学自由发展是有约束作用的；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它有效地抵制了更为极端的道学家的主张，在时代的限定条件下，孕育了中国文学的一些新的特色，丰富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面貌。而且，同历史上的各种文学运动一样，作家的实际创作并不是完全被他们的理论的阴影所笼罩的。
欧阳修本人的诗文创作，在当时也具有典范意义。他的诗中，如《答朱案捕蝗诗》、《食糟民》、《答杨子静两长句》等，都是涉及具体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并且就此陈述己见，或表示内心的道德自责。他的政治诗的数量并不多，这大约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政治家，不同于一般文人急于用诗歌来表现自己。
欧阳修诗中一些古体长篇，好发议论，好铺排叙事，散文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如《洛阳牡丹图》像一篇《洛阳牡丹记》，《吴学士石屏歌》“吾嗟人愚，不见天地造化之初难………”像一篇别扭的古文，《鬼车》以“嘉祐六年秋九月二十有八日”开头，中间又有“不见其形，但闻其声，其初切切凄凄，或高或低……”，实在不能算作“诗”了。另外，《扪虱新话》指出他的《菱溪大石》等篇系模仿韩愈，这也是和时代风气一致的地方。不过，他很少用生僻字眼、险怪意象。
那些极度散文化的古体长篇，以其新异的面貌起到了打破诗歌常规体制的作用，但从艺术性来说，确实找不到多少诗趣。不过欧阳修的一些以近体为主的短篇之作，常以浅近自然的语言写景抒情，但琢磨很细，意脉完足，有一种亲切流畅的风格。如著名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首二句是欧阳修很得意的。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后人也说它“起得超妙”。这两句一果一因，语气连贯；次序上先以“疑”领起，引出对于“疑”的解释，因此显得有波折而不平板；另外，它还寓含着诗人在受贬谪时期待和失望的心情。所以，虽说是有如口语的句子，其实写得很讲究。全诗的关系，也是一联紧接一联，意脉含蓄而绵细。唐人律诗多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力图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节奏，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再如《别滁》：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
从眼前景色引出事件、人物，再引出人物的心情，也是流动而连贯的笔法。唐人写别离诗有“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张渭《送卢举使河源》），“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武元衡《酬裴起居西亭留题》），都是以景物为衬托、把情绪托向高潮的写法，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宋诗含意深婉、脉络细密的特点。
欧阳修散文的成就比诗歌更显著。当时人吴充《欧阳公行状》中说他“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指出了他的散文创作的一些主要特点，即第一，文体多样，有各种类型的议论文、叙事及抒情散文；第二，兼采“古文”与骈文之长，根据内容需要熔铸剪裁，形成新的散文风格；第三，变化多端，开阖自如，气脉流动，富于内在节奏感与韵律感。
欧阳修的政论性的文章如《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论》是传统“古文”中的名篇，对结构和文采都颇有讲究，但并不是文学性的作品，故不予多论。最能体现他的文学技巧与艺术成就的，是记事兼抒情的散文。在这一类文章中，他尤其不持狭隘的“古文”观念，在注意散体文意脉结构、句法上的特点的同时，又汲取骈体文在音律、辞采方面的长处，并且重视文中情绪变化与文章节奏变化的协调，时而舒展，时而收敛，呈现一种纡徐流转、抒情性和音乐感都很强的风格特点。例如《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泷岗阡表》等都是如此。而最著名的《醉翁亭记》，从“环滁皆山”的扫视开始，将读者的视线逐渐引向西南诸峰，推近到琅琊山，入山中溪泉旁，随峰回路转，又引人抬头看见泉上小亭，再从作亭者为谁、命名为谁的设问，推出主人公——号“醉翁”的太守，和“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于心而寓之于酒也”的感慨议论，趁势导向山中四时之景，收转来写“醉翁”的酒宴和醉态，酒宴散后的情景，“醉翁”与人不同的心境，最后点明太守为“庐陵欧阳修”即作者本人。全文既萦回曲折，又连绵不绝，无一句跳脱。文中每一个意义完足的句子都用叹词“也”结束，共出现二十一次，构成咏叹的声调；又把骈文中对偶相映的句法变化使用，时散时偶，句子的字数时齐时不齐，这样，既有明晰的节奏感，又流动摇曳，作者内心淡淡的孤独、怅惘之情在这种咏叹的节奏中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传统上用骈体写作的抒情小赋，在欧阳修笔下虽仍较一般散文为整齐，保持着骈文外在形式上注重声律辞采而浏亮鲜明的特点，却又多掺杂散体句法，并注意气脉的连贯流动。如《鸣蝉赋》、《秋声赋》都是这样。后一篇的首节如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把无形的秋声作了形象的描绘。他用排比对偶句法构成三次短促的节奏，写得秋声有惊天动地之感，而因此，末几句的写景越发显得萧瑟平静，丝毫不为秋声所动。在两相映衬而合成的整体意境中，突出了作者内心对秋天衰飒气氛的敏感和悲哀。
若从缺陷一面来说，这一类作品“做”文章的痕迹都较重。像《醉翁亭记》二十一个“也”字的用法，多少让人感到不自然；《秋声赋》上面这一节中的问答，也是有些做作感的。还有，十分绵细的意脉，这实际上是情感受理智控制、表现得平缓有分寸的状态，它对读者情感的激活力量也相应地比较薄弱。
当时受欧阳修延誉推举而走上仕途或获得文名的一批文学家，也同时活跃在文坛上，除王安石、苏轼将在后面作专门介绍，其他一些人在此附带提及：苏洵（1009—1066），字明允，眉山（今属四川）人，苏轼、苏辙之父，人称“老苏”。擅长于史论、政论，文章风格略带纵横家气，文笔老练而简洁，有《嘉祐集》，《六国论》为其名篇。苏辙（1039—1112），字子由。他将自己的文章与兄苏轼相比，称“子瞻之文奇，余文但稳耳”（《栾城遗言》）。有《栾城集》，《黄州快哉亭记》为其名篇。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川（今属江西）人，有《元丰类稿》。他的思想比较正统，文章以政论为主，风格淳正厚重，文学色彩很淡薄。但后世重视文章的伦理价值的人对他特别推重。

第四节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临川（今属江西）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在仁宗、英宗两朝，他在许多地方担任过地方官，也曾在中央部门任职，对于民间情况、政治的弊病和国家所面临的危机有相当的了解，逐渐形成自己的一套政治、经济主张，并曾在给仁宗皇帝的上书中提出变法的建议。神宗即位后，面对外族压迫、国力虚弱、财用匮乏等一系列严重问题，急欲找到出路，遂于熙宁二年（1069）起用时任三司度支判官的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但他的一套激烈变革的政策措施，既触犯了士大夫集团以及富商豪绅的利益，又与封建官僚制度不相适应，造成很多流弊，招致强有力的反对，几起几落。后期退居江宁。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有《临川集》。
王安石青年时代就有高度的政治热情，以太平宰相自许，后又以顽强的态度投入政治斗争，其理想决不是要做一个“文人”。在他三十多岁会见欧阳修时，欧阳修在赠诗中比之为李白、韩愈这样的文学家，他在酬答诗中却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苕溪渔隐丛话》引《漫叟诗话》）在他看来，韩愈还是文人气太重。他对文学的看法，也是特别强调其实用功能：
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上人书》）
这种观点同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潮相一致。不过，王安石说的“适用”，偏重在具体实际的社会作用方面，而不像道学家偏重在道德说教，这是政治家的本色。
由于这种“务为有补于世”的文学观念的支配和对现实的强烈关注，王安石的诗文都与社会、政治或人生的实际问题贴得很紧。散文尤其突出。像《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等名文，本是与变法有关的政论而非文学作品，且不像欧阳修同类文章那样讲究文采，暂且不论，即使像《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这样的小品文，都包涵有很实际的用意，而不是为了表现人生情趣、文学才思。
如《读孟尝君传》谈的是怎样才算真正“得士”的问题，《伤仲永》谈的是天赋不可依恃，学习尤其重要。甚至像《游褒禅山记》这种历来重视辞采和情趣的游记类散文，也用了近半的篇幅，引伸讨论一个哲理性的问题：无论做什么事情，要达到超乎庸常的境界，都需要具有非凡的意志、付出超常的努力。
在王安石诗歌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一部分作品是直接反映现实社会问题的，如《感事》、《兼并》、《省兵》、《收盐》、《河北民》等，大多作于他任地方官时，表达了他对时政的批评和他的政治理想。另一部分作品，则借古喻今，或借题发挥，表明作者的政治观念或人生观念，如《商鞅》，以“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强调了建立有效的国家机器的重要；《孟子》“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表现了他在政治上固执己见的态度。此外如《贾生》、《汉武帝》、《桃源行》、《明妃曲》等，大体类似。不过，同散文的情况不一样的是，除了这一类观念性比较强的作品以外，王安石（特别是在他脱离政治舞台的时期）还写有许多偏重于抒情的作品。
与梅尧臣、苏舜钦、欧阳修等人推崇和效仿韩愈不同，王安石诗受韩愈的影响很少，而是非常敬重杜甫，并广泛吸收了中晚唐诗的特长。他曾编过《老杜诗后集》，并在《杜甫画像》中写道：“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杜甫在宋代逐渐受到高度重视，宋诗逐渐向杜甫的方向靠拢，可以说是以王安石为起点的。另外，他也编过《唐百家诗选》，收的多是不为人重视的中小诗人的作品，显然他有广采博收的意识。在此基础上，他的诗形成了以语言精炼而圆熟、意境清丽而含蓄为主要特点的风格。
王安石的诗对语言的锤炼十分讲究，并善于不留痕迹地化用前人的词汇和意象。传说《泊船瓜洲》中“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中的“绿”字，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其实，把形容词“绿”用为动词的写法，不但李白早已有“东风已绿瀛洲草”之句（《侍从宜春苑……》），其他人也反复使用过多次，但王安石这句最为亲切自然而形象鲜明，能表现出江南风光的喜人之处，所以为人们所熟知。又如《暮春》诗中“雨花红半堕，烟树碧相依”，是受杜甫“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一联的启发，但并不觉得是套用前人的。还有《书湖阴先生壁》“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后人认为是用史书中的材料为对仗，极表赞赏，但他确实用得很巧，不显得吃力。另一方面，王安石虽然经常凭藉广博的书本知识方便地化用前人语汇，但他并不总是在搬弄学问，他也常常通过细腻的观察，捕捉生动的意象，以平易的语言表现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像“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北山》），后二句对得很工整，读起来却很自然，“细数”、“缓寻”既烘托了萧散旷逸、从容不迫的神态，又暗涵了一种百般无聊的闲愁。一般来说，王安石不把经过仔细揣摩、推敲的个别典故、语词用得很显眼，而是把这种精巧的语言同全诗意脉的自然流动融合成一体，正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看上去“见舒闲容与之态”，但“字字细考之，若经櫽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
王安石诗常有谢灵运及中晚唐诗那种清丽的风致，黄庭坚谓之“雅丽精绝，脱去流俗”（《苕溪渔隐丛话》引）。像《岁晚》：
月映林塘澹，风涵笑语凉。俯窥怜绿净，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菂，扶衰坐野航。延缘久未已，岁晚惜流光。
诗中的景物显得清幽雅洁，呈现超脱于世俗之外的美，而诗人的心便流连于此。读这样诗，我们会想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但王安石没有他那样的贵族式的孤傲；想到大历十才子或贾岛一派的写景诗，但王安石没有他们那种寒苦。实际上，王安石这一类诗是带有某种孤独和清高意味的，只是他对此不愿作强化的表现，保持着心态的平衡，因而在语言上，这一类诗也写得比较谐调。
这里已经涉及王安石诗的另一特点，即表现的含蓄。为了更好地说明它，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杖藜缘堑复穿桥，谁与高秋共寂寥？伫立东岗一搔首，冷云衰草暮迢迢。（《寄蔡天启》）
杜甫晚年的诗，常把自我的形象孤零零地置于肃杀的秋色中（如《登高》），以表现心境的悲凉，王安石这首诗与之有些相像，包括声律的顿挫也有些相似。但王安石作了些淡化的处理，譬如诗中用“谁”来代替自己，避免以广阔的背景造成情绪的扩张，同时也回避说明或暗示情绪的具体内涵，因而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既萧索又苍凉、不可实指的怅惆情怀。造成这种诗境原因很多。一方面，王安石个性倔强，一生历经风波，在受到挫折时，内心的不平总是要流露出来；但另一方面，不仅他的人生体验很复杂，不易说清楚，而且，在宋代重理智的文化氛围中，作为有过重要政治地位的大人物，诗中个人情感表现得过于强烈，会被认为是一种幼稚的夸张，所以他还是用了比较抑制的、含蓄蕴藉的方式来表现。另外像《南浦》：“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也是一种不知因何而起的惘然若失的情怀。但不管怎么说，在宋代诗人中，王安石的诗歌情感，已经是比较浓厚而不偏向于平淡的了。透过清丽而含蓄的意境，诗人的内心隐痛还是可以感受到的。
王安石以其广博的学识、圆熟的语言技巧、自然含蓄而又精巧凝炼的风格，建立了宋诗的一体，后来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受他的影响不小。他们以才学为诗的偏向，也与王安石有些关系。 　　

第五节　北宋中期的词

词从表面上看，同北宋中期的文学变革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在当时文人看来，词是“小道”，不是载道的工具、治国平天下的手段。但是，在北宋诗歌走上“雅正”道路而较少表现纯粹的个人生活情感特别是男女恋情的情况下，词正是以其娱乐艺术的性质、不够堂皇正大却也较少拘谨的地位，而补充了诗的不足，获得意外的兴旺。北宋庆历以后，词的创作在内容、技巧、体制各方面都出现了飞跃的发展，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卓有成就的作者，其中晏殊、晏几道、张先、欧阳修、柳永尤为出色。苏轼的词以其雄大的才力开创了新的境界与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人词的面目，我们将放在下一节中，与他的诗、文一起介绍。
在这批词人中，晏殊的创作较早，可以说是承接北宋词前期与中期的关键人物。
晏殊（991—1055）字同叔，临川（今属江西）人，少年时即以神童应召，赐同进士出身，后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宰相。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突出成就，对文学却格外关心。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惟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而且每宴饮都有“歌乐相佐”。晏殊有一首《木兰花》，“春葱指甲轻拢拈，五彩条垂双袖卷”，就是写一个歌女在宴席上弹琵琶唱小曲的情景。而参与宴饮的文人，也常常作词让歌女演唱。因此，他那里其实就是一个与填词有关的文艺沙龙。有《珠玉词》。
晏殊词的题材比较狭窄，基本上没有超出唐以来文人词的范围。写伤春感时、在寂寞中流连光景之情怀的作品最能反映他的特色，如下面二首《浣溪沙》：
青杏园林煮酒香，佳人初试薄罗裳。柳丝无力燕飞忙。乍雨乍晴花自落，闲愁闲闷日偏长。为谁消瘦减容光。
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晏殊的人生境遇，在封建士人中可算志得意满，他的词中，诸如“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清平乐》），“红绦约束琼肌稳，拍碎香檀催急衮”（《木兰花》）之类，常常渗透着他那种满足的心态及雍容闲雅的气质。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晏殊还曾嘲笑别人写的“富贵曲”实为“乞儿相”，认为他自己的“楼台侧旁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等，才是真正的“富贵气象”。然而这种既无追求亦无痛苦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其实也是很平淡很无聊的。上面二首词都包涵着在这种平淡无聊的生活中眼见时光流去、好景无常的愁闷。而这种愁闷又常和他的自我满足心理及富贵闲雅气质交织在一起，有时显得不大和谐。
晏殊的词意蕴单薄、感情柔弱，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他的语言技巧却很高，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境界。刘攽《中山诗话》说晏殊“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辞，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他虽然也喜欢用些华丽的辞汇，但并不是错金镂玉式的堆砌，而是常常同清淡自然的语言结合起来，有时更以白描为主，加以精巧的铸炼，因此总体面貌显得清丽疏淡。在抒情表现方面，他很善捕捉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放置在视觉、情绪的流动过程中，表现出细腻的心理感受。如前录《浣溪沙》的第二首，是晏氏的名作，它的语言浅近却很精致；
旧亭台、夕阳、花落、燕归这些景物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但是结合在具体、细腻的情绪波动中，就显得很新颖，而语意也因此变得流贯了。再如《踏莎行》：
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春风不解禁杨花，濛濛乱扑行人面。翠叶藏莺，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也是写得很精致的一首。上阕“春风”二句，用拟人的手法，连贯的句式，构思巧妙而有情趣。下阕写出时光在静谧中不知不觉地流逝，特别是结末二句，以愁梦醒来斜阳满院的情景，表现主人公在一刹那间对时光流去的惊觉和无奈，呈露了深深的愁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