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分析沈从文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的思想特色。
14．简析沈从文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的艺术风格。
【参考答案】
一、填空题
1．《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2．《红与黑》《人间》《大公报》文艺副刊“京派”、“海派”文坛“差不多”现象
3．《边城》《长河》《湘行散记》4．《第二个狒狒》《棉鞋》5．人性6．《边城》
7．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与矛盾8．“爱”与“美”“善”
9．傩送、天保钟情于翠翠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10．牧歌11．《长河》12．夭夭
13．《柏子》14．《八骏图》15．“阉寺性”16．“乡下人”17．湘西人性世界都市文明世界
18．《湘行散记》《湘西》19．《边城》《长河》20．本土性本族性人性
二、多项选择题
1．ABD2．ACD3．ABC4．ABD5．ABC6．ABD
三、简答、论述题
1．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是带着个人的直觉进行创作的。他既未系统地学习过中国传统文化，又未系统地接受西方美学、文艺学的教育，故而不受任何传统与理论的束缚，创作思想一任其性，自由自在地发挥与发展，具有独特性。
首先，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在其起步阶段，他并不懂得小说的“虚构”，在小说中他真实地写自己，自由地写自己所经历的题材与所经历的磨难，以及心灵的真切感受，其作品几乎可以看成他的“自叙传”。《一个退伍兵的自述》、《入伍后》，是他行伍生活的真实反映。《第二个狒狒》、《棉鞋》是作者在慈幼院时期生命意识的自由伸张。
其次，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沈从文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审美理想。沈从文把表现人性看成是美的至极，把它当做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贯穿于他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的始终。他笔下的人物，无论地主、绅士，还是农民、士兵、小业主等，都着力表现他们真、善、美的人性。沈从文以美好的人性反观“常”与“变”的湘西社会，构成了他特殊的文化思辨定势。沈从文的文艺思想弃绝传统的“载道”观念，弃绝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并以此坚守自由、独立的文化立场，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
2．“边城世界”的特点：《边城》用人性描绘了一个瑰丽而温馨的“边城”世界，一个充满“爱”与“美”的天国。这里人性皆真，人性皆善，人性皆美，由每个人身上所焕发出来的人性美、人情美，经纬、营造了这个世界，这里人人勤劳，为他人作奉献。这里虽有贫贱之分，富人却乐善好施，如掌水码头船总顺顺不因家境富实而盛气凌人，反而能常常体恤穷苦人，送给老船夫鸭、棕子等。这里未经商业文化的浸染，商人亦好义远利。加上美丽的自然环境，青山绿水，往来的船只，弯弯的山路，吊脚楼支撑的茶峒小镇，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
边城中表现的爱情悲剧也是建立在人性思想的基础之上的。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一群平常的、善良的人。作者表现的是一个“谁也没有错”的悲剧，有意识在人性层面上叙述故事，无意发掘悲剧产生的人为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苗、汉两个民族婚俗的对立矛盾，是悲剧产生的一个根本原因。苗族的婚俗，是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成婚。傩送以“马路”求婚，是苗族的习俗。所谓“车路”，是汉族的婚俗观念，这种观念在作品中通过天保及其父顺顺得以表现。两种婚俗观念冲突的结果，使热恋中的翠翠与傩送生生分离。作者借此对汉族婚姻观念表示深恶痛绝，并给予深刻的批判。
“边城世界”的意义：沈从文在所创造的“边城”世界里，寄托着个人美好的社会理想。他以人性美、人情美的笔墨把“边城”描绘成一个理想化的世界，不仅仅是留恋故土的山水、人情、风俗，作者把一对少男少女自由恋爱的故事处理成悲剧，以此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即对“边城”历史与现状进行独特的思辩与批判。创作《边城》时沈从文虽然宣称是创造“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实际上却正是针对湘西的“现在”，与非人性、非人道的现实生活“粘附”起来，为满目疮痍的现实所感发，呼唤着自由的、美好的、“牧歌”式社会的回归。并以此对当时湘西封建宗法社会进行批判。
3．翠翠是沈从文在《边城》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这个形象倾注了作者“爱”与“美”的理想。这是经过作者乡恋情感与怀旧思想孕育起来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翠翠的出身具有传奇性，是她的母亲和茶峒的一位军人热恋的结晶，她来到人间，便是天使与爱的精灵。“边城”的风日、山水，使她出落成一个眉清目秀、聪慧温柔，且带几分矜持、几分娇气的少女。她既是人的至性——爱情的女儿，又是大自然孕育与教化的女儿。在她身上“天人合一”，她是美的精灵与化身。
翠翠身上的“美”，是通过她的爱情故事逐步表现出来的。她的“爱”，单纯、自然、真挚，一切符合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天性。她对傩送的爱情大体经过了萌生、觉悟与追求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萌生阶段。她在小镇看龙船初遇傩送，爱情的种子在朦胧中萌芽、生发。第二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的觉悟阶段。两年后的端午节 翠翠又随爷爷进城看龙船，再遇傩送，表现出对爱情的自觉、自矜与自尊。第三个阶段是翠翠对爱情执着追求的阶段。在傩送远走他乡、爷爷溘然长逝后她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准备接受种种磨难而等待傩送归来，是勇敢接受不幸命运的挑战，是对爱情的忠贞。在爱情挫折中翠翠的性格因此展现着柔中有刚的美。翠翠身上重复着与母亲相似的悲剧，但翠翠与傩送没有像母亲与军人那样双双殉情而死，翠翠远比她绝望的母亲更勇敢更坚强，她怀着希望与自己坎坷的命运作持久的抗争。显然，翠翠形象的塑造倾注了作者同情与讴歌的激情，流露着理想化的色彩。
4．老船夫，是“善”的化身，作者是把他放在“爱”与“美”的人性天国里进行刻画的。
他是“边城”世界里的公仆，五十年如一日，在溪边摆渡，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天职，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他质朴憨厚、侠义心肠，因而颇受众乡亲的尊重。
老船夫的“善”，主要是通过对孙女翠翠的呵护、关爱充分地表现出来。他是一位慈祥、仁爱，为孙女可以付出一切的爷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为此他遵循苗族婚恋习俗，让翠翠的婚事由她自己作主，谁能够为她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使翠翠动心，就当她的夫婿。他奔波劳碌，翠翠的爱情却连遭波折，他最后郁闷忧愁而猝然离世。总之，作者对老船夫的刻画并非置于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以展示性格的复杂性，而从之于他人、从之于孙女的人伦关系中，围绕着关于翠翠的婚事种种，特意“放大”了去表现一位平凡老人充满人情美、伦理美的宽广浩瀚的胸襟，即一个纯真、至善、完美的人性的生命个体。
5．首先，沈从文擅长将人物的语言、行动描写与心理描写结合起来，以揭示人物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尤其对翠翠的描写，作者静观默察、敏感揣摩少女在青春发育期性心理所表现的各种情态，通过粗线条的外部刻画与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从而把羞涩、娴静、温柔的个性维妙维肖地突现出来。其次，小说结构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人钟情于翠翠作为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有节 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暗结合，将情节 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地结合起来。第三，作者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陪嫁、丧葬、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构成一道鲜亮的风景线，使《边城》具有独异的乡土文学色彩。关于端午节 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
6．《边城》的艺术风格，是一首抒情的诗，一曲浪漫主义的牧歌。沈从文执意要把《边城》写成“纯粹的诗”，主要是出于“怀旧”的主观诗情并要把它凝结成“诗”。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故事成为作者这股内衷隐秘诗情的载体，抒情才是小说的“本事”与目的。为此，作者还在艺术上追求诗意化的表现。人物描写方面，以关于动作、对话的白描与韵昧发掘翠翠内心丰富的“潜台词”；情节 结构方面，以经纬交织、明暗结合的手法，衍生多变的波澜，切合、烘托内在的情绪节 奏；在乡土风俗描写方面，将人物的活动置于一幅幅风俗风情画面上，形成了诗情画意的意境；加上几分童心话语的调色、叙述语言的抒情化等，构成了《边城》诗一般清新俊逸的风格。
从《边城》表现的内容本质及超现实的创作方法看，它具有牧歌的风格。它的故事基本上建构在梦幻的基础上。《边城》运用的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一半是“梦”；一半是理想的“现实”，并非对当时20、30年代的湘西现实社会写真。人物与故事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超脱与超越。作者在“边城”世界里有意识地消解了种种对立因素（两种婚俗观念的对立除外），既无阶级的对立，又无经济利益的冲突，更无人际关系的矛盾，有的是慈爱孝顺、恬静祥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因此“边城”因人性的魔力，升华到了一个非对立因素的自然和谐、返璞归真的理想境界。作品的结尾也采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结局，作者不忍心让翠翠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也给读者留下希望、期待与遐想，使结尾更有余味袅袅的牧歌的情韵。
7．《长河》以沅水上游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长河》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不仅写出民族的“伟大处”，也揭示了我们民族的“堕落处”，以冷静的眼光评判“常”的历史与“变”的现实，显示出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品格。作品思想上的突出之点，是敢于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揭露与批判。对此，小说主要通过两个方面予以表现。首先，作者嘲讽批评蒋介石提供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因为“中央军”的调动，将给湘西带来战争与灾难，吕家坪为即将发生的战乱的阴影所笼罩，人们处在极度的恐惧与惶怵之中。其次，小说通过吕家坪保安队宗队长与萝卜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揭露与批判了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罪恶。这是作品的主体事件与主要线索。宗队长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国民党基层邪恶势力的化身与代表。同时，作者还写到苗民对国民党地方罪恶势力的反抗。
8．夭夭是《长河》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性格与翠翠有相似的一面，天真、乖巧、活泼，她是姑娘中的“黑中俏”，“精灵灵的，九头鸟，穿山甲”，具有湘西少女纯情的天性。但夭夭又与翠翠有着明显的不同，她的形象有着鲜明的时代感。作者着重刻画她性格中的另一种气质，即适应“变”的社会环境的自由、开朗、敏捷、机警的个性特征，并赋予她明辨美丑、嫉恶如仇的反抗精神。她生命中已经生长起来与父兄一样的、一种抵抗战乱与灾难的力量。显而易见，夭夭刚中有柔、镇定自若，在察颜观色中机警与之周旋，已经具有主宰自己命运的自觉意识与反抗性。
9．①沈从文的很多短篇倾注了对湘西劳动人民穷苦命运的关注、同情并予以追问。作为一位革命民主主义的作家，沈从文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写湘西父老乡亲的血与泪、悲与欢、情与欲，表现他们屈辱的人格、卑下的地位、不幸的遭遇，以及与自己命运抗争的痛苦和不甘屈服的精神。在《丈夫》、《牛》、《菜园》等以下层劳动者为描写对象的短篇中，作者与他笔下的人物脉息相通、感同身受，充溢着善良的同情心和发自内衷的人道主义精神。
②沈从文对现代都市文明的嘲讽与批判，是其短篇思想上的一个显著特色。《绅士的太太》、《八骏图》、《王谢子弟》等作品为都市社会的达官与新贵、绅士与太太、教授与大学生、宦途钻营的职员等“上等人”制造一面“哈哈镜”，以照出他们丑恶的嘴脸与灵魂。在《八骏图》这类小说中，沈从文批判中国文化的“阉寺性”等问题。对传统文化及现代文明的“阉寺性”的嘲讽与批判，是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光彩的一笔。
③关于湘西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的小说里有两个并存的世界：湘西人性世界与都市文明世界，他用湘西人性世界反观并批判都市文明世界，而统一于完美人性的思考与表现中。这类作品主要有《萧萧》、《柏子》、《月下小景》等，这些作品集中、反复地表现作家在《边城》里所表现的那种“优美、自然”的人性思想。为表现完美人性的理想，作者以表现青年男女的性爱作为切入视角与中心话题。《神巫之爱》、《龙朱》等作品近似民间传说或宗教故事，有的甚至是受其影响改造、制作而成，作者的用意仍然是基于重建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复归原始人之本性的思考，使其笔下对性爱的描写与表现，达到“神性”的境界与永恒的美。
10．被称为“文体”小说家的沈从文创造了三种基本文体形态。一是描述湘西与都市下层人物日常生活与命运的写实故事，如《丈夫》、《牛》、《菜园》等，这类小说所采用的是温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表现纯粹的人性，有时融会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显示出含蓄沉静的风格。二是根据民间、宗教故事创作的浪漫传奇，如《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以及根据佛经故事进行改造制作的《月下小景》等。这类小说采用浪漫主义的奇想与荒诞，创造神化与主观理想化的故事及其氛围，表现出奇幻优美的风格。三是嘲讽、抨击现代都市“上等人”所谓“文明”的讽刺小说。讽刺小说是用批判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抓住被揭露的对象的精神病态以及由精神病态而生成的悖理行径，辛辣地进行冷嘲热讽。三种形态是三种创作方法、三种风格的美。
11．沈从文短篇小说的主要艺术特色，集中在他对文体的创造上。他的小说有三种基本文体形态（详见上题）。
其次，在文体创造上沈从文追求文体结构的千变万化，每一篇是每一篇的个性形态，互不雷同。他的全部短篇中几乎找不到两篇结构相同的作品来，堪称难能可贵。他所持的是逆向型思维方式，不拘常格，求异思变。文体的自觉使作家获得了文体结构与文体解放的极大自由。有的基本以人物对话铺就成篇，是断面叙述结构（《雨后》），有的是在共时共空背景下，以一个中心人物作为叙述人，同时描述八个人的生活片断，是橘瓣绽开式结构……他所追求的是水的不拘常形与水的一任其性的流动，表现在结构上是自然、流畅和千姿百态；表现在文体上则使他的小说打破各种文体间的界限，产生了明显的边缘性。
12．老舍与沈从文同是京派讽刺作家，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两者却有明显的区别。作为“根”是北京“城里人”的老舍，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在肯定小市民身上传统美德的前提下对其身上所存在的弱点进行批判；作为“根”在湘西的“乡下人”的沈从文，则是站在原始蛮荒的湘西人性世界的立场上，对现代都市文明及传统文化予以基本否定，进而对现代文明的“上层人”进行毫无保留的嘲讽与抨击。老舍多用夸张变形的描写，以在幽默中批判，是一种夸张幽默的风格；沈从文善于抓住人物自身思想与行为、奉行的哲学与自身人性的矛盾及心理变态进行如实叙写或白描，在讽刺中鞭挞，是一种客观讽刺的作风。
13．《湘行散记》与《湘西》与沈从文的小说一样，一如既往地表现人性与人情的美，绘制湘西世界独特的风景风情画，关心体恤苗瑶少数民族受压迫、被迫害的悲惨命运和血泪生活，但在沈从文的这些散文中，同时又表现出与小说不同的思想风貌。
首先，《湘行散记》与《湘西》表现着作者炽热的本土性。沈从文与一般作家的本土性有相似的一面，更有其特殊性。作为永远只承认是“乡下人”的作者；不是在忆想梦呓中，却是游子两次回乡、切切实实站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灾难深重的故土上抚今追昔，面对湘西命运多舛的未来而“歌哭于斯”。他在22篇散文中集中、反复抒写着他的一颗“湘西”之心，他书写湘西的历史与现实，因她是作者心中永存的一方热土而“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
其次，这两本散文集表现着作者鲜明的本族性。湘西民族问题，一直是作为苗族作家沈从文的内衷隐痛，因此他很自觉地在散文中流露出其民族倾向，反复贯穿着这样的思想：为苗族人民仗义执言，洗雪强加在他们头上“苗蛮土匪”的罪名和耻辱。沈从文在这些抒写个人隐痛的散文中，把自己当作本民族义不容辞的代言人，同时怀着切肤之痛与深刻的悲悯，描写他们血迹斑斑的历史与艰辛的现状。
另外，在这两本散文集中，作者继续造他的“希腊神庙”。作者从这些鲜活的生命与爱的疯狂追求中间，进行着爱欲即为生命、生命契合自然的人性的哲理思考，这种悖逆传统道德与伦理的思考，表现了沈从文独特的、原始主义的人性思想。总之，本土性、本族性以及人性的哲理思考，这些是沈从文散文表现“自我”的主要方面。
14．《湘行散记》与《湘西》在艺术上有着显著的特色。第一，作者以“我”的见闻与行动为叙写线索，一方面叙述现实的人与事，一方面将湘西历史、地理等地域文化的背景加以穿插与糅合，浑然而为一体，避免了架空的议论与借景抒情的套路。第二，沈从文的散文是小说家的散文，习惯在具体作品中融进小说的人物对话与细节 、情节 的描写，往往形成小说的情节 性与情境氛围。如《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的描写。第三，作者的抒情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姿态。描绘山川风景、民风民俗时，多采用融情入景的手法形成诗一般的意境，如《鸭窠围的夜》；叙述、评述湘西的历史与现实时，往往是议论与抒情的结合，如《凤凰》。
第九章曹禺
学习本章的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曹禺的生平和戏剧创作概况，了解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及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重点掌握《雷雨》、《日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对周朴园、蘩漪、陈白露等人物形象要准确把握。《北京人》的主题思想与艺术特色也是本章的重点。
第一节 概况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出生于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
1922年，曹禺考人南开中学，参加《国民公敌》、《娜拉》、《悭吝人》等戏剧的演出。1928年，进人南开大学，1929年转学清华，专攻西洋文学，大量接触新文学及西方戏剧家作品。
《雷雨》、《日出》：1933年曹禺完成处女作《雷雨》，1934年7月经过巴金的推荐发表于《文学季刊》。《雷雨》是“五四”以后出现的第一部多幕话剧，也是曹禺的成名作，初步显示了作者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剧作感人的艺术魁力。1936年，曹禺又创作了以30年代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日出》。《雷雨》和《日出》在戏剧主题的挖掘、情节 安排、人物塑造、技巧运用和语言表达等方面都具有开拓的意义。这两部戏的发表标志着中国话剧创作的成熟。
《原野》：创作于1937年的三幕剧，是曹禺创作中唯—一部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通过仇虎复仇的悲剧反映了受尽地主焦阎王压迫的农民的挣扎和反抗。剧中的主要人物有仇虎、焦母、金子等，作品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现代主义手法的运用使作品的神秘色彩加浓。
抗战时期的剧作：《黑字二十八》、《蜕变》、《正在想》、《北京人》、《家》、《桥》，翻译高尔斯化绥的《镀金》和莎士比亚的《柔密欧与幽丽叶》。《正在想》是根据尼格里的《TheRedVellefCoat》的大意改编的独幕剧。《蜕变》描写了一所医院在抗战时期的种种腐败现象，塑造了专员梁公仰和医生丁大夫这两个爱国志士形象。《北京人》描写了旧中国一个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如何从“盛极一时”到逐步走向衰落和崩溃的结局，突出地揭示了这个家庭中祖孙三代的矛盾冲突以及不同的命运。《北京人》是曹禺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高峰。根据巴金同名小说改编的《家》以觉新、瑞珏、梅小姐三个人物的关系作为剧本的主要线索，集中揭示人物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为改编戏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曹禺戏剧的艺术特色：①曹禺剧作结构严谨，戏剧冲突尖锐，人物性格鲜明，语言个性化，且具有动作性、抒情性等特点。②在人物形象方面，曹禺在《雷雨》、《日出》、《北京人》等剧作中塑造了蘩漪、周朴园、陈白露、李石清和曾文清、愫方等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③曹禺的戏剧语言，不仅符合剧中人物的年龄、身份、文化教养、情趣爱好和性格特征，而且符合剧情规定的场景和人物心态，内涵丰富。
曹禺的剧作或着眼于对封建旧家庭、制度的揭露，或侧重于对旧伦理、旧道德的批判，或企图对封建文化进行清算，或歌颂光明、向往新的生活，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视角。他的艺术经验是多方面的，他以自己丰硕的成果，为“五四”以来戏剧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雷雨》《日出》
《雷雨》是中国话剧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一部杰作。它通过家庭纠葛和劳资冲突揭露了以周朴园为代表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及其必然崩溃的悲剧命运。剧中矛盾错综复杂，情节 安排巧妙，人物性格塑造得真实鲜明。
周朴园形象：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性的资本家形象。作品中揭露了他专横暴戾、周愎自用、冷酷无情、虚假伪善的精神面貌。在家庭中他是专制暴君，在社会上他是心狠手辣的剥削者。他是“雷雨”悲剧的罪魁祸首。
蘩漪形象及其悲剧意义：蘩漪聪明美丽，有自己的憧憬和对幸福、爱情生活的追求。但跟周朴园结婚后人性受到了压抑，渐渐变成了一个乖戾、悒郁、甚至阴鸷的人。她的性格是很复杂而独特的，她是《雷雨》中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不管蘩漪个人的追求带有多少利己主义的动机，都不能掩盖封建社会的罪恶。蘩漪形象的典型性就在于它通过尖锐的戏剧矛盾冲突揭露了带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激起人们对不幸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于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权利的深沉的思考。
侍萍形象：纯朴善良、饱经风霜而又有着顽强的生活意志。作者非常细腻地描绘了历尽艰辛、备受折磨的侍萍见到周朴园后的复杂的心理变化。她的反抗虽然软弱，但她当着周朴园的面撕毁支票的举动，表现了她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是对伪善者最有力的抗议和揭露。
《日出》的内容：《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有余者”和“不足者”形成强烈的对比，被损害被压迫者与金钱化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冲突，构成了剧作的基本矛盾，而作者也正是从这里切入，审视金钱社会的人生世相。
《日出》的结构特点：横断面的描写，“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通过陈白露将剧中人物一个接一个引进来，把大大小小的悲剧的社会根源串在一起。
陈白露性格及形象意义：陈白露的性格十分复杂，她曾经有过少女青春、美丽、活泼、纯真的“竹均”时代。在剧中，作者着力写了她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一面，陈白露虽然堕落放荡，但也还有“人心未尽”的一面。陈白露悲剧的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金钱统治的社会如何把一个年轻的女人逼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激起了人们对黑暗社会的憎恶。
“北京人”形象：作者在剧中以“北京人”的勇敢有力反衬出在封建精神束缚下的北京人的空虚、怯懦和腐朽，用人类祖先“北京人”作对照，批判现实中的北京人。
【重点内容提要】
1．曹禺剧作的艺术特色。
2．周朴园形象分析。
3．蘩漪形象分析。
4．分析陈白露性格及其典型意义。
5．简析《日出》的结构特点。
6．简析愫方形象及其美学价值。
7．简析《北京人》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