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课程讲稿
绪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及本质特征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欲融入世界文学之林的历史诉求。掌握五四新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意义。
讲授内容：概述中国现代文学各阶段的历史特征及发展进程
重点：中国现代文学三个十年的整体风貌
难点：各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背景
    晚清、民初的社会、文化与文学。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一）第一个十年（1917――1927）
生长期、尝试期、充满了生机。出现了鲁迅、郭沫若等一批举世闻名的作家
（二）第二个十年（1928――1937）
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是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鲜明特点。但文坛并非单调，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与其他多种倾向文学彼此竞争，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
长篇叙事文学取得突出成就。出现了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艾青等一批文学大家。
（三）第三个十年（1937――1949）
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文学与战争和救亡紧密联系。
一批老作家（巴金、老舍、茅盾等）继续贡献新作，同时钱钟书、沙汀、艾芜、张爱玲、赵树理等也成为颇富盛名的作家。
三、怎样学好《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
第一章　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思潮与运动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文学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义。理解五四新文学的文化立场。掌握“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理论目标。
讲授内容：
1、 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2、 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设。
3、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4、“五四”及二十年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重点：胡适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和周作人“人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主张。
难点：五四新文学观念的确立。
一、文学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1、文学革命的准备：
(1)晚清以来的思想及文化资源：
a、文学因时而变的信念
b、社会变革的使命感
c、向传统挑战的激进精神
d、“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运动
e、域外小说翻译
(2)晚清以来的文学态势：
a、“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
b、文学市场的形成与职业作家的出现
2、文学革命的发生
1915年9月，上海，《青年杂志》（《新青年》），宣传科学与民主思想，抨击专制主义文化，倡导自由精神，进行思想启蒙（推翻专制文化束缚，汲取西方文化精髓）。1917年1月，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从“八事”入手；同年2月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以《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提出“三大主义”。
3、文学革命的发展
a、“双簧信”事件
b、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4）；周作人《人的文学》(1918、12)提出的新文学发展的具体要求。
c、《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
d、周作人、钱玄同、沈雁冰、鲁迅等人，撰文旧文学。
e、与文化保守主义的论争：
迎击林纾（林琴南）（1919）
与“学衡派”的论辩(1922)
与“甲寅派”的论争(1925)
4、文学革命的重大成果及其历史意义：
二、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的理论建设
胡适、周作人的理论是新文学初期基本的理论架构
胡适的理论建树：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时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著作很多，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
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作为文学革命的宗旨
“整理国故”，重估中国文学传统，（传统文学现代化）
“易卜生主义”和社会问题剧
“诗体解放”说和《尝试集》
治学思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周作人的理论：
周作人（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魁寿。字星杓，后改名槐寿，奎缓，自号启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又取名作人，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1885年1月生于浙江绍兴，鲁迅二弟。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1888-1962)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绍兴县教育会会长、省立五中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1921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周作人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一个月之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抗日战争爆发后，投靠日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不得不成为汉奸文人。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乡》、《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译有《日本狂言逊》、《伊索寓言》、《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等。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冲击，于1967年5月7日病死。
“人的文学”：以人道主义为本，关注人的生活，揭示人类生活的非人境遇，展示理想人生，从而助成中国人的健全人性。认为新文学的本质是“重新发现人”。
“平民文学”：即主张文学要关注大众，文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反旧文学，认为旧文学是贵族的），新文学的精神是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状况。
主张“人生的艺术派”，强调尊重创作个性。
提倡“美文”，确立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
三、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心理分析派，意象派，文学的历史进化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俄国现实主义，易卜生主义等。
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晨钟社，湖畔诗社等。
四、第一个十年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理性精神；感伤情调；个性化追求；现实主义与其它思潮方法并存的多样化的创作格局。
补充材料：
朴学又称考据学，主张学问重史实依据，解经由文字入手，以音韵通训诂，以训诂通义理。
“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
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锋们贬抑文言文的说法，是说不应该写古文，应该写白话文，否则就是谬种、妖孽。
“选学妖孽”指的是清末民初的骈体文派。“选学”，本来指的是对于梁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选的《文选》进行注释研究之学，后来因为《文选》中多有唐代以前的骈体文，骈体文作家多以此书标榜，故亦称骈体文家为“选学家”。
清末民初骈体文家代表如易顺鼎、樊增祥等，用了浮艳的骈体文写出许多捧优伶，赞娼妓的肉麻文字，故钱玄同称之为“妖孽”。
桐城派散文：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
早期：针对明末故作艰深、虚矫的文风，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主张为文要道法辞兼备，精气神合一，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
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姚鼐，是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末流时期 ：桐城派的威望和影响虽不及乾、嘉时期，但流行区域广，人数多，其中多数为桐城派末流作家。鸦片战争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文章与世变相因”，而遵循封建道统、文统的桐城派，面临着“世变”的挑战。他们索之一字一句，抱残守缺，以为格律，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至于逐渐消沉衰亡。
思考练习题：
1、名词解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
2、简述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观点。
第二章　鲁迅
教学目标：让学生了解鲁迅创作的价值及文学史意义。理解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情感焦虑。掌握鲁迅开创的现代小说传统与“独语体”散文和“闲话风”散文。
讲授内容：
1、鲁迅创作的价值及文学史意义。
2、小说创作：《呐喊》、《彷徨》及《故事新编》。
3、 散文创作：《野草》、《朝花夕拾》。
4、社会众生相的艺术记录——浩瀚的杂文创作。
重点：作为文化先驱的鲁迅和作为文体家的鲁迅。
难点：鲁迅作品的文化品格。
一、鲁迅创作的价值及文学史意义。
1、从近些年来，对鲁迅的批评、对鲁迅的贬损说起。
余杰：对于英国人来说，在英国的文化中存在着一个永远也说不完的、也永远说不清的莎士比亚；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者对于现当代的中国来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永远也说不完、永远也说不清楚的鲁迅。很多所谓“专家”对鲁迅的研究、对鲁迅的讨论，与其说是在研究鲁迅本人及其思想，不如说是在通过“鲁迅”这一旗帜来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立场。每一次关于鲁迅的激烈争论，其实都是当下中国文化发展脉络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鲁迅的文章为当下的现实生活提供了许多刺激性的思路。
近些年来，对鲁迅的批评、对鲁迅的贬损大概有这样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
第一种：作家王蒙这样说，世人都成了王朔不好，但都成了鲁迅也不好，“那会引发一场地震”。在他的文章中还说：“我们的作家都像鲁迅一样就好吗？完全不见得，文坛上有一个鲁迅是非常伟大的事情，如果有五十个鲁迅，我的天！”    
 第二种是王朔的批评。王朔曾经这样说：“当时我很容易崇拜谁，《艳阳天》我觉得写的非常好，但是我从来没有觉得鲁迅的小说写的好，他的小说写的过于沉闷。鲁迅那种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轫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读起来总有些含混。”他认为：“鲁迅写小说有时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Q正传》中尤为明显。”他进而攻击鲁迅的人品：“鲁迅这个人，在太多人和事上看不开，自他去了上海，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常和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王朔还说：“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的，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    
 第三种是几名当代诗人的看法。比如，诗人韩东就说：“鲁迅是一块老石头。他的权威在思想文艺界是顶级的不证自明的。即便是耶和华，人们也能说三道四，但对鲁迅却不能够。因此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诗人于坚说：“我年轻时，读过他的书，在为人上受他的影响。但后来，我一想到这位导师说什么‘只读外国书，不读中国书’、‘五千年只看见吃人’，我就觉得他正是‘乌烟瘴气的鸟导师’，误人子弟啊！”
（鲁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是为了确立“历史地位”而写作，他的写作就是他生命。所谓的“历史地位”往往是无心插柳，那些一心一意要树立某种历史地位的人，最后通常是一无所有。相反，像鲁迅这样在写作中燃烧自己的人，其历史价值自然能够得到后人的认定。另外，一个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他选择的文体是杂文，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当代中国文学种存在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长篇迷信”、“长篇崇拜”。好像写长篇就是天才。结果，长篇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然而，现在每年出版的数千部长篇小说，加起来都没有鲁迅的一部短篇有分量。）
鲁迅的意义在哪里呢？鲁迅的思想有没有当代性？他是否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及精神资源？
这些问题，大部分文化人都无法回避。鲁迅来自传统中国最黑暗的深渊，故能从内部反戈一击，击中东方专制主义的要害。他以笔为枪，以笔为旗，像伟大的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耶稣为救人类走向十字架那样，“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他深爱自己的人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鲁迅把现实感和使命感灌注到写作之中，不像今天的某些“码字”的工匠，把文学“手艺化”了。鲁迅挺立于苍茫的漆黑似铁、腥秽如血的丑恶现实中，“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背着因袭的重负，肩起黑暗的闸门，放人们到光明和开阔的地方去。鲁迅是坚定的文化启蒙者，也是现实社会勇锐的批判者。鲁迅为我们树立了现代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典范。
鲁迅的好朋友郁达夫在鲁迅逝世之后说：“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别无途径。”这句评价在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鲁迅思想的当代性：
必须重新整理、重新面对鲁迅的思想遗产。只有把鲁迅的思想精华发掘出来进行吸收、消化，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创建真正意义上的新文明，才能实现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文艺复兴”，才可让我们的同胞真正过上民主的、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鲁迅思想中最可宝贵的地方就是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流氓精神的批判，第二个方面是对戏子文化的批判，第三个方面是对奴隶状态的批判。（学习杂文时讲。）  
作为精神界的战士，鲁迅的一生是启蒙的一生，救赎的一生。而他启蒙与救赎的旨归则在于“立人”。“立人”是鲁迅思想中一个相当重要的观念，这在他早期的论文《摩罗诗力说》中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鲁迅强调说，“立国必先立人”。 在《文化偏至论》中说：“首在立人，立人而后凡事举”。他强调“尊个性而张精神”。（即没有人权的主权是少数统治者的主权。一个国家要真正实现强大，每一个人都得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民主的、有公民责任感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个体。）只有先立人，这个国家才能立起来。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知道过做人的资格，中国人一直都挣扎在想做奴隶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两种生活不断地交替。同时中国人不是被外国的侵略者所蹂躏，就是被本国的奴隶者所奴役，不是被强盗抢夺就是被官兵杀戮。而鲁迅先生本人则从良知和理性那里领来了一份责任，他执意要揭穿专制的本质，鲁迅用他充满血泪的文字来表明：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民族，中国人要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必须进行深刻的、全民族的文化批判和心灵忏悔，以获得文化精神与国民性格的“凤凰涅槃”。
学者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一书的最后写过这么一段话：“可以肯定的是，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他的特殊的品质，使许多观念性的东西在他那里凝聚为极端的思想，有力的思想，击破严密的历史和秩序之幕而使真实敞开。于是，人们从中有了许多发现，而最大的发现，就是人类自身生存的境遇，以及改变这境遇的战士态度。在他那里，一切神圣之物都在可毁坏之列，惟独保持的，是人类的自由，平等，独立与尊严。……一部《鲁迅全集》，恰如现代中国的普罗米休斯之火。周围的世界，从来未曾因它的蔓延而发生燎原大火；它是属于灵魂的，光和热直接转化为个体的实践性而非群体的实践性。时间的迁流可以改变和抹杀世间的许多事物，但是，在人性深部点燃的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只是燃烧，燃烧，一次又一次地从覆盖中升腾起来，在黑暗和深寒中显示出初始的意义。”
2、鲁迅的生平与思想发展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一九一八年为《新青年》写稿时开始使用的笔名。
他生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时当鸦片战争后四十年，帝国主义者正以“坚甲利兵”进行不断的侵略，腐败堕落的清朝统治集团束手无策，节节退让，中国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社会的分化日趋激烈。
鲁迅年轻时受过诗书经传的教育，他对民间艺术尤其是绘画具有深切的爱好，稍长又喜欢杂览，读了许多野史笔记，这不仅培育了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同时也启发了他对历史形成比较全面的看法。在所涉猎的史籍中，他特别留心有关乡邦先贤的富于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文献。鲁迅的外祖母家住农村，他经常随母探省，因而熟悉农村社会，并和农民保持着亲密的联系。外国资本的侵入和封建统治的腐败加速了农村经济的萎缩，农民身受压迫，他们的贫穷和痛苦使鲁迅怀着深厚的同情。不久，周家遭到变故，鲁迅的祖父因科场案件进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注：《呐喊•自序》)。从十三岁到十七岁这几年，他经常出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蔑、受歧视的环境里，鲁迅感到社会的冷酷和势利，通过切身的经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八九八年，继洋务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进入高潮，鲁迅就在这一年离家到了南京。他抛弃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进了洋务派创办的江南水师学堂，随后又转入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课余爱读《时务报》和《译书汇编》(注：《时务报》由汪康年、梁启超主办，宣传变法维新；《译书汇编》由留日学生主办，多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哲学、经济、法律各方面的主张，以后改名《政法学报》)，经常留意当时翻译过来的科学和文艺的书籍，其中赫胥黎的《天演论》(注：严复译。原著名称为《进化与伦理》。)引起他很大的兴趣，从这部书里初步接触进化论思想，根据“物竞天择”的规律联想到祖国在竞争剧烈的世界上的命运。鲁迅不满于洋务派但求兵利甲坚的主张，在他看来，科学同时也是启蒙的工具，科学的倡导应该和政治的改革结合起来，在风气闭塞的情况下，科学的倡导甚至可以成为政治改革的先导。
鲁迅在矿路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于一九〇二年东渡日本，先在东京进了预备学校。东京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中心，留学生中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反清爱国运动，介绍西方文明的书刊盛极一时。鲁迅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和革命党人时有往来。刚满二十一岁的他便有以身许国的志向，在一首短诗里抒写了他的爱国主义的襟怀（1903剪辫子照片背面的题写）：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阍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十九世纪后期，轰动世界的达尔文学说在日本思想界十分流行，无政府主义和尼采哲学也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鲁迅关心一切具有反抗、特异精神的著作，通过日本学者的译著研究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由于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还在科学方面，除了译述爱国主义小说《斯巴达之魂》外，他先后介绍了居里夫人新发现的镭，研究了中国的地质和破产，翻译了灌输科学知识的小说，实践其科学救国的心愿。预备学校毕业后，按照他在国内时的认识，“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注：《呐喊•自序》)，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在仙台二年，有一次，教室里放映纪录日俄战争的幻灯画片，其中有一个中国人据说是为沙皇的军队当侦察员，被日军捉住杀头，周围站着看热闹的同样是一群中国人，面对惨剧，神情麻木。鲁迅深受刺激。他到海外后，从日本的维新想到自己民族的前途，一直在探索所谓“国民性”问题。这个画面使他更加深刻地感觉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注：《呐喊•自序》)从民族革命和人民解放的要求出发，鲁迅认为，医治精神的麻木更急于医治肉体的病弱，而文艺是改变精神的利器，便决定中止学医，改治文艺。